胡孝锴 张帅

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是一条红色弄堂，亦是中共早期党员开展革命运动的前沿阵地。杨明斋作为中共一大召开时的全国50多名党员之一，在这里积极从事理论宣传与革命教育，协助参与老渔阳里2号酝酿建党、新渔阳里6号孕育建团的伟大实践，为党团组织的筹措呕心沥血，在中共创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初入渔阳里：受命归国，牵线“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为捍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苏俄政府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确保苏维埃政府经济恢复正常运转的同时，共产国际进一步聚合组织力量，计划“将中国共产党置于其从属的伙伴的地位”。

共产国际通过海参崴的电报获悉中国工人运动已初显成效，派使团前来一探究竟。列宁对使团来华作出重要部署：一是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二是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三是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为加快中国革命进程，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委派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妻子）、翻译杨明斋等人随行。实际上，杨明斋被指派陪同来华具有历史必然性。从政治身份上看，杨明斋作为俄共（布）党员，曾积极从事动员华工、支援前线、保卫后方等工作，因此深受俄共中央信任。从革命私谊上看，杨明斋与维经斯基在海参崴有过并肩作战的革命经历，彼此熟识。从沟通方式上看，杨明斋是旅俄华侨，精通中俄双语，且熟悉俄共（布）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便于开展工作。从理论素养上看，杨明斋曾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具备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及运用理论指导革命实践的能力。

使团抵华后，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先后接触，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与苏俄革命的成功经验。经过俄共党员、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介绍，维经斯基、杨明斋等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会晤李大钊，“讨论了在中国组织共产党的问题”。时值苏俄政府的第一次对华宣言传人中国之际，中国青年对苏俄极表“欢迎”。在李大钊的召集下，北京各界进步青年踊跃参与维经斯基、杨明斋主持的座谈会。多次商谈后，维经斯基初步知悉了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政治局势，并对“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在上海的革命活动饶有兴致。杨明斋当即提议南下会晤陈独秀，获维经斯基采纳。

1920年4月下旬，维经斯基使团离京抵沪，通过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询问到陈独秀的住址——老漁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在寓所热情接待了手持李大钊亲笔信前来的使团，并引荐了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陈望道、俞秀松等上海先进知识分子出席座谈会。共产国际的外在支持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衍生出创建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客观要求。1920年8月，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陈寓所成立，发起人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和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早期党员的杨明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通过多种路径助推各地党组织的建立。1920年秋，杨明斋回故乡山东平度县，途径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进步青年开展交流，积极传播十月革命的消息，加速了济南早期党组织的创建步伐。中共一大胜利闭幕后，杨明斋由中共早期党员顺利转为中共党员。

以维经斯基使团与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取得联系为肇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有机结合的现实路径，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苏俄渠道”。杨明斋作为维经斯基的向导、翻译，运用中俄双语架起共产国际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桥梁，构建起“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纽带，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北京、上海、济南等地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基础。

二、入住渔阳里：投身革命事业，“替党做翻译、教育工作’’

为便于与陈独秀等人建立深层关系、开展思想交流，杨明斋租下上海法租界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与陈寓所相隔100米，以此为据点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动。

一是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酝酿建党的历史产物，以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初衷，逐渐演变成聚合革命志士的中心枢纽。1920年5月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这是个神秘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研究会的负责人是陈独秀，成员有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杨明斋等。1920年12月，陈独秀受陈炯明邀请赴粤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研究会的决策权随之转移，“要紧的事，由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三四个人讨论（不是全体参加），组织仿苏联共产党”。从工作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要负责“翻译和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做一些联络同志的事”。从组织性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党的内部机关单位，“组织系统和工作程序都是由上海党部拟订分到各地区的，组织系统都是一样。成立了党的支部（是绝对秘密）由支部负责同志发动组织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

二是创办中俄通讯社。1920年6月，中俄通讯社在新渔阳里6号挂牌成立，杨明斋担任社长。其职能在于：一方面，译介苏俄著作和共产国际文献刊载于《新青年》《民国日报》等报刊，供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阅览。另一方面，用俄文记录北京、上海的革命情况，电报传输至莫斯科，为苏俄报刊供稿。在军阀政府恶意封锁十月革命消息之际，境外报刊也对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大肆诋毁，中俄通讯社独树一帜，在《新青年》《民国日报》等报刊相继发表《新俄国组织汇记》《布尔什维克沿革史》《列宁小史》等文章，为还原十月革命的真实境况和苏俄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宣传。社长、主要译者杨明斋“发正义之声，旗帜鲜明地、真实地报道苏俄各方面情况”，推动苏俄革命消息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

三是筹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是党的事业机构，伴随着党组织的建立而产生，旨在培育党的助手和后备军。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正式成立，俞秀松担任书记，杨明斋负责指导协助。党、团组织成立后十分注重理论学习，常开展读书会推进理论学习。茅盾回忆说：老渔阳里2号支部一周开展一次学习会，一次由李达和杨明斋担任讲解员，“他们临时编的讲义有三种：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杨明斋还结合自身的革命实践进行主题讲解，使团员们更好理解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发挥了团组织阵地作用，有力推动了各地团组织的筹建及进步团员的发展。1920年秋至1921年春，北京、长沙、广州等地相继建立早期团组织，团中央机关仍设立在新渔阳里6号。

四是担任外国语学社总务兼俄语教师。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的第一所革命干部培训学校，被誉为“输送中共第一代留俄生的摇篮”。杨明斋是外国语学社的负责人，授业传道、播火传薪，极力推动建构马列主义、外语教育与中国革命实践三者协同联动教学模式，并积极帮助革命青年赴俄留学。1920年冬至1921年夏，外国语学社共输送了三批学员，锻炼和造就了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汪寿华、彭述之等职业革命家，他们由此走向莫斯科东方大学，探索苏俄社会主义道路。肖劲光曾回忆：“我们在上海学了八个月的俄文和一些马列书籍……通过杨明斋（杨明斋与第三国际和苏联在海参崴的党组织都有联系），介绍到俄国去。”1920年底，外国语学社增设教育委员会，杨明斋任副主任。

五是筹措上海机器工会。外国语学社成立后，杨明斋在教务工作之余，注重加强与工人阶级的联系。上海机器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组织，是维护工人权益的事业机构。1920年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正式发起。杨明斋与陈独秀、李汉俊、王平、吴容沧等6人受邀出席。会上，杨明斋发表演讲，以朴实易懂的话语向产业工人阐释劳动价值论。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后积极联络北京、天津等地的机械工人，出版了工会刊物《机器工人》。该刊与上海印刷工会出版的《友世画报》“都是工人底出版物”，被誉为“劳动界底一线曙光”。

六是《共产党》月刊的筹办人之一。《共产党》月刊是中共第一份无产阶级党刊，为建党做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杨明斋依托月刊传播俄共成功执政的宝贵经验与列宁的生平事迹，先后发表《俄罗斯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他阐明共产党能发挥思想指导作用，较为系统地概述了列宁在二月革命后的革命经历，诠释了列宁从进步青年到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历史必然。杨明斋对苏俄消息、列宁的领袖事迹传入中国做出了积极贡献，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苏俄政权及其缔造者。并指引青年在中俄政治道路的比较分析中，确定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走俄国人的路。”

七是又新印刷所的倡议人之一。1920年4月，陈望道在义乌分水塘完成《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后委托俞秀松将译稿交由陈独秀、李汉俊校阅。郑佩刚回忆：一次讨论会上，“Slromisky（维经斯基——引者注）、杨明斋、陈独秀、李汉俊、尉克水、袁振英、俞秀松、金某（朝鲜人）、一个印度人和我”共同商议“建立一个有力的战斗的印刷所”。为秘密印制《共产党宣言》，陈独秀租下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今复兴中路221弄），即又新印刷所。1920年8月、9月，又新印刷所先后承印陈译本《共产党宣言》共2000册。

楊明斋入住新渔阳里6号后，与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建立了深厚情谊，协同推进革命进程。杨明斋提供寓所作为孕育建团的场所，成为团员交流与互动的阵地。他积极宣传苏俄十月革命，在传播真理、肃清荼毒、开启民智、唤醒青年、联合劳工等方面尽心尽职，为推动建党、团贡献力量。

三、离开渔阳里：中俄往返奔波，留下“忠厚长者”的美名

中共一大召开前，杨明斋收到共产国际来信，受邀回俄赴会。此后，杨明斋往返奔波于中俄两国，在国际交流、纠偏思想、培育青年等方面积极贡献力量。

一是开展国际交流，与张太雷代表中共首次亮相国际舞台。1921年4月，杨明斋与张太雷赴伊尔库兹克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汇报中共早期组织的革命情况，起草并提交了《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支部的报告》至共产国际三大讨论。1921年6月，他与张太雷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三大，提出了《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该提纲继承发展了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发表的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战略部署，指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应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而非盲目遵循共产国际制定的统一行动纲领。7月12日，共产国际三大第23次专题讨论东方问题会议如期召开，张太雷与杨明斋踊跃发言，表达了中国无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誓死斗争的决心，并号召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帝国霸权的渗透与操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远东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国际理应对中共提供更多帮助。否则，“对于苏维埃俄国”乃至“世界革命”将面临“经常的威胁”。此次会议，张太雷和杨明斋作为首次出席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共代表，“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声”，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主动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先河。

二是进行思想交锋，辩证剖析中西文化观。1924年6月与1929年2月，杨明斋先后发表《评中西文化观》《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两篇著作，运用唯物史观鉴别中西文化，论析中西方存在经济、政治、民族等差异，并对梁漱溟、梁启超、章行严等东方文化派鼓吹“发扬国故”“儒学救国”等复古思想予以驳斥。一方面，杨明斋肯定中华传统文化蕴含深刻的思想内涵。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必有一种比较有价值的文化存在”，尤其是“关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进化发展的理论和记载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杨明斋主张取西方文化之精华、去东方文化之糟粕。他认为，政治层面尊孔桎梏思想变革，“儒学治国有教无治……二千年的政治经济大抵苟安偷惰，这四个字为儒教执政的法门，就是实现他的无治主义”。

三是心系干部培养，兼顾学校教育与学员生活。1925年10月，杨明斋护送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朱务善、俞秀松、董亦湘等赴俄留学生沿水路经海参崴，再乘火车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乘船途中，杨明斋以文艺为载体开展思想教育，与学员们高唱《国际歌》共贺十月革命8周年纪念日。至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杨明斋担任总务一职，主要负责翻译与后勤保障工作，对学员关照有加。莫斯科冬寒夏湿，杨明斋亲自联系裁缝为学员“量体裁衣”，发放西装、大衣、皮鞋，以抵御寒冬。并提前备好大量雨具，保障学员们夏季户外出行无忧。由于饮食习俗差异，致使诸多学员吃不惯“黄油蘸咧巴”，杨明斋就派专人到远东采购海参、香蘑等营养价值较高的食品。在卫生上，学校每周组织学员去公共浴室洗澡，其换洗衣物都由杨明斋带领管理人员“蹲在储藏室里一一理清”后进行清洗。杨明斋无微不至的关怀令学员们铭记在心，以致1982年邓小平途径山东时仍会寻找杨明斋故居。1928年，杨明斋遵照党的指示，前往车轴山中学任教。他始终保持高涨的革命热情，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青年群体间传播。他还十分注重在实地调研中培育青年学生的革命意识，曾“带领他们深入农村做社会调查”，“车轴山中学附近一二十里地远的农民闹运动他都去参加，还是步行。”

杨明斋的革命思想是早期共产党人精神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作用不言而喻。周恩来赞誉道：“杨明斋是我党的一位忠厚长者。”罗章龙评价道：“他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老战士，有抱负，有主见，不盲从，不随波逐流，自甘韬晦，埋首革命。”从初入渔阳里、入住渔阳里至离开渔阳里，杨明斋不断发挥翻译优势，投身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为党培养出了大量的青年人才。他身兼“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联络者、马列主义理论的宣传者、苏俄消息的传播者、青年团的推动者、革命干部的培育者等数职，与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共同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对党、团的创建具有卓越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