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红

王朴，1921年出生，原名王兰骏，今重庆市渝北区人，“红岩烈士”之一，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江北县特支委员、中共重庆北区工作委员会宣传委员等职，牺牲时年仅28岁。在他短暂的生命中，除了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外，劝说母亲多次变卖家产为重庆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的感人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

放弃复旦学业：出资兴办作为革命据点的学校

王朴出身于家境富裕家庭，拥有大量田产和房产，富甲一方。由于早年丧父，在知书达理宽厚仁慈的母亲金永华的精心抚育下，王朴从小养成了喜欢读书、思考的好习惯和坚韧、独立的性格。他长大后阅读《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接触到了新思想，受其影响，“三观”逐渐发生变化。1944年，王朴考入抗战时迁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同学们不但没有从这位“公子哥”身上看到娇贵横霸之气，反而看到的是一个平时生活俭朴、待人谦逊、出手大方、乐于助人的进步青年。在学校，他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渐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积极进行革命活动，成为复旦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

1945年，中共中央在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南方局和大后方的党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发动和训练一批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去。”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王朴取消了原本要去解放区参军的计划，利用自己富商家庭的出身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回到家乡兴办学校，建立地下党开展农村工作的秘密据点，集聚和培养革命力量。此时，他还只是一名进步青年。在工作实践中，王朴体会到农村工作的重大意义，感慨道：“不到解放区，我们也要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干革命。建立党的农村工作据点，办学校是最理想的办法。”

王朴与母亲金永华商量之后，决定以王朴父亲“为故乡兴办义学”的遗愿为由，出资在江北县复兴乡（今重庆市北碚区复兴街道）李家祠堂开办私立莲华小学，王朴自任校长，金永华为董事长。学校周围交通便利，便于地下党的通信联络。学校建成后，地下党组织派了十多名秘密党员和进步青年来校任教。

王朴和母亲坚持招收贫苦家庭的孩子来莲华小学就读，一切开支都由校方负担，不收学费，甚至免了伙食费。而王朴和家人吃住在简陋的学校里，一心扑在教学上和党的地下工作上，生活十分清苦。

1946年夏，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安排更多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参加革命工作，王朴出资收购了附近的逊敏书院，改莲华小学为莲华中学，后来又接办了江北县静观（今北碚区静观镇）的志达中学，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学校遵照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培养学生，以《新华日报》（抗战时期和解放戰争时期，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党报）等进步报刊作为政治教材，还结合农村实际需要，教学生写信、打算盘、记账等技能。王朴还红红火火办起了夜校，以帮助附近农民学习。求学的青年农民纷至沓来，有的甚至不惜打着火把从几里外赶来听课。

经过党组织的培养和考验，1946年冬，王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借办学之便，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积极传播革命火种。他常说：“如果不是抗战爆发，找到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可能读完大学就出去留洋镀金，不会来管国家大事了，这要归功于党的教导。”

耐心说服母亲：变卖田产捐出黄金2000两

1947年2月，中共江北县特支成立，王朴被任命为特支委员。9月，中共重庆北区工委成立，王朴负责宣传工作。莲华中学成为重庆北区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中心。到重庆解放时，学校不仅培养了大批贫苦的青年学生，还作为党的地下据点，在知识青年、工人、农民中发展了约700名党员，大大充实了党组织队伍。

1947年秋，为配合解放区，中共川东临时工委筹划在川东农村地区发动武装游击斗争，需要筹集大量经费。王朴决定说服母亲，变卖家产解决地下党经费问题。他知道，近年来他的革命行为已经在潜移默化影响着有正义感、颇明事理的母亲，对此，他很有信心能够取得母亲的同情、理解和强有力的支持。于是，他主动向母亲表明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并讲解当前的革命形势和资助革命的重大意义。

1947年9月的一天晚上，王朴和同为共产党员的妻子褚群悄悄回到家中，准备同母亲商量筹集革命经费的事。吃过饭后，母亲金永华一手拉着儿子王朴的手，一手拉着儿媳的手，看着年纪轻轻的二人却一脸疲惫，不禁心疼起来，轻声问道：“你们这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大事？”

王朴和妻子相互看了一眼，终于鼓足勇气向母亲说：“妈妈，我们这次回来是代表组织向您借钱的。”

金永华看着儿子王朴，一脸不解地问：“代表组织向我借钱？”

王朴如实说：“对，现在川东农民武装起义，急需一大笔经费。党组织委托我来向您——”看着母亲把头低了下去，他也不好再说下去了。但母亲却接过了话茬，“儿子，妈听了你的话，把田地的租金压到了最低，这两年咱家的进项并不好。前年，听你的话为党组织买静观的志达中学又花了一大笔钱，妈实在拿不出多少钱来了……”母亲觉得不能帮儿子、不能帮革命事业感到十分惭愧，便断断续续地又说，“妈理解你们，所以，组织需要钱，妈总是愿意拿出来。可现在家里能用的钱不多了，但你们放心，就算是妈吃糠咽菜，也会尽量多拿些钱出来。”

褚群听到这里，不禁转过头去。王朴扶着母亲。他明白母亲虽然看起来和普通家庭妇女没什么两样，可她的内心足够坚强，思想足够开明，曾多次为革命事业毅然掩护自己，保护同志。这些年，母亲独自支撑着整个家庭，如果要求母亲变卖家产来支持革命，无异于要毁了整个家……但现在的革命形势需要这笔经费，要解放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更多人。因此，想到这里，王朴背对母亲，一字一字地说出自己的内心话：“变卖家产！”

金永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紧紧盯着儿子和儿媳：“变卖家产？！”

王朴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经说破，干脆把要说的全部说完好了：“对！变卖家产！把家里所有的田地、房产和值钱的东西全部变卖，筹集经费，支援革命。”

金永华听完情绪十分激动，不由自主转过身去，留给孩子们一人抽搐的背影。思前想后半天，硬说：“不行！这里有王家的祖产，王家几十年的基业，还有我一辈子省吃俭用给你们积攒下的家业，不能变卖！”

王朴扶着母亲，任凭泪水滚落，但还是横下一条心劝说：“妈，我理解您的想法，但自从参加革命之日起，我就抱定了一辈子为革命之心。我这条命都是属于革命的，更何况是祖产呢。妈，您是知道的，天底下还有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给人民一个平等的社会，过富裕的生活，牺牲我们的祖产为人民谋利益，应该是值得的！”

金永华听着儿子句句在理的劝导，经过思想斗争，她慢慢转过身来，看着两个孩子：“儿啊，这些妈都明白，但你还有弟弟妹妹，他们生活、上学、工作总需要钱Ⅱ巴。”

王朴胸有成竹、斩钉截铁地说：“妈，您放心，革命就是为了所有人过上好日子，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他们的一切了。”

金永华擦去眼角的眼泪，表态说：“那我就没有任何顾虑了，好！我同意！”

王朴夫妻听到母亲如此深明大义的话语，得到了母亲的理解和支持，情不自禁扑过去紧紧抱住母亲，内心深处涌动着对开通、明理母亲的万分感激，千言万语感谢的话也不如这结实真挚的拥抱了。

然而，金永华却有话没说完，轻轻推开二人，缓缓地说：“还有一条，你们必须答应我！”“你们是我的孩子，好孩子，你们参加革命，资助革命我都支持，但你们必须好好活着，妈可以没有家产，但不能没有你们。”母亲说完，三人紧紧相拥，泪水盈眶。

在征得母亲同意后，王朴安排中共川东临委负责人与金永华见面商谈，达成3条协议：一是把王家位于江北县和巴县的田产变卖后，所得款项供给党支配使用，待重庆解放后归还;二是莲华中学完全交给党来办;三是王朴弟弟妹妹们的教育和工作，今后都由党组织负责。

此后，王朴和金永华配合党组织陆续变卖了价值1480石的田产和市区的部分沿街房产，所得款项折合约2000两黄金，一部分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一部分存入银行备用。

有了充足的资金帮助和支持，川东地下党组织购买枪支弹药，先后发动了3次川东农民武装起义，极大地推动了西南解放形势。

同时，王朴在重庆市里的民国路宏泰大楼二楼租了一层楼房，根据党的需要开办了一个南华贸易公司，由王朴任经理，以消除大量变卖家产引起的猜疑，并将此处作为党的经济据点和交通联络站。

由他家巨资赞助的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王朴也因此成为了国民党缉拿的重要对象。

拒收党偿巨款：王朴母亲84岁高龄入党

南华贸易公司成立不久后的1948年4月初，因叛徒出卖，重庆市委的机关报《挺进报》被敌特破获，特支书记陈然被捕，《挺进报》被迫停刊。其时，解放战争捷报频传，民主运动风起云涌，而重庆和川东地下党组织却因《挺进报》事件遭到严重破坏。

随即，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紧急联系王朴提供经费，王朴给他开了一张南华贸易公司的支票，并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

然而，刘国定没有赴约，这引起了王朴的警觉。王朴回到江北与工委其他负责人分析情况，决定立即撤离。他主动留守学校维持秩序，掩护其他同志撤退。他深知其中危险，对母亲交代：“万一我被捕，学校也一定要办下去，这是命根子。剩下的田产继续变卖，弟妹们要靠组织，不能离开学校。”

果然，不出王朴所料，刘国定被捕后立即叛变了。特务从刘国定身上搜出了那张支票，以此作为“罪证”，以“资匪”的罪名，于1948年4月27日，抓捕了王朴。被捕后，王朴一口咬定是遭人诬陷。特务除给他冠上“以物资助匪”的罪名外，没有更多可靠切实的证据，一时也不能拿他怎么样。敌人不得不“劝导”王朴：“像你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要跟共产党呢？”

然而，狡猾的特务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位，哪有轻易放过的道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特务，心生一计，将刘国定找来与王朴当面对质，刘国定毫不犹豫地指认了王朴。

面对这个昔日的戰友、眼前的可耻叛徒，王朴义愤填膺，冲上去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

特务眼见效果凸显，仍然不死心，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对王朴耍起了诡计——先来个“软”的，继续劝降道：“像你这样的家庭背景，为什么要替共产党做事呢？只要你交出组织，就能获得自由。”特务还用高官厚禄来诱惑他，也同样被王朴断然拒绝了，王朴大义凛然地说：“呵呵……你们居然使出金钱这样拙劣的伎俩，我天生不爱钱，我爱的是被你们蹂躏剥削的人民！你们不必浪费功夫，还是想想自己的出路吧。”

无论敌人怎样利诱威逼，王朴仍不为所动，铿锵有力地回答：“党的组织是党的机密，我只有权保守，无权泄露。至于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决不做狗的工作！”

之后，王朴被列为有重大案情的政治犯，转囚于白公馆监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种种威逼利诱和酷刑折磨，王朴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组织的机密。

面对王朴的大义凛然，特务无计可施。1949年10月28日，王朴在重庆西郊大坪慷慨就义，年仅28岁。这年他的儿子王继志才2岁。

王朴在囚禁期间，曾经托人给母亲金永华带去口信说：“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校。”王朴在口信中说的“学校”，指的是党组织。可见，王朴在临近生命的最后时刻，将自己未竞的事业寄托于党和母亲等人。

儿子王朴的英勇流血牺牲和他的狱中嘱托，让母亲金永华进一步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伟大，更进一步坚定了跟党走、为党做事的决心。后来，她又把自己随身保存、积攒多年的首饰、碎金皮包（折合黄金47两）转交党组织。

1950年春，重庆各界妇女召开庆祝解放大会，在邓小平的亲自指示下，组织上郑重地将一张中国人民银行的巨额支票交到金永华手上。金永华激动不已，但她一颗红心向着党，坚决拒收近2000两黄金折合成的巨款。她哽咽着说道：“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求享受特殊待遇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最后，金永华将这笔巨款捐作了重庆市发展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的基金，继续着这对革命母子毕生追求的崇高事业。革命母亲金永华一直践行着“三应该三不应该”誓言。1984年5月，84岁高龄的金永华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世用16个字这样赞赏、敬仰这对母子的事迹：“富家子弟，革命母子，毁家纾难，资助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