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月亮 张丽丽

茅盾先生曾这样评价《百合花》：“一如静夜的箫声，初读似觉平凡，再读则从平凡处显不平凡了，三读以后则觉得深刻。”[1]《百合花》没有宏大的画面场景，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缘何深刻？笔者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作者通过对人物内心波澜的描写，塑造了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示了纯洁美好的人性。

一、“我”的心结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我”是整个故事的串联者。面对通讯员，“我”的内心几经起伏：“生气”——“发生了兴趣”——“着恼”——“越加亲热起来”——“这都怪我了”——“从心底爱上”。

“我”生气，一方面是因为“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通讯员却“撒开大步”“把我撂下几丈远”，“我”既有怕他“笑我胆小害怕”的顾虑，又有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的担忧；另一方面也有“迁怒”的意味在里面，在分配任务时，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团长抓了半天后脑勺才叫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我”的反应是“包扎所就包扎所吧！”从这勉强的语气中能够感受到那时的“我”已经有些许不悦了。

通讯员总是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一细节蕴含着作者颇多的心思，看似写“我”因好奇而产生的心理转变，实则把这个刚刚出场还没让我们看清模样的通讯员写得鲜活生动。送“我”去前沿包扎所，对他而言是一个不愿意却又不能不完成的任务。他“撒开大步”就是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后文也写到“我”让他回团部时“他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向我敬了礼就跑了”。他一路送“我”到前沿，心却一直在团部，而且是“主攻团”的团部。文中还提到他是大军北撤时“自己跟来的”。一个年轻、稚嫩却渴望战斗的形象渐渐浮现在我们眼前。“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足见他时刻关心着“我”的一举一动。作者对通讯员的描写并不是凭空想象的，在《˂百合花˃的写作经过》一文中，作家提到了自己跟一个通讯员去前沿的切身经历，“一上了路，他却不愿意我傍着他走，要我拉开距离，拉开距离的意思我懂，是为了减少伤亡，这是军人的常识”[2]。对此，作者在前文也做了暗示——“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因此，通讯员的行为是特定环境下关心、保护“我”的一种特定表现。

写“我”“着恼”实为欲扬先抑。面对通讯员“冷漠”的表现，“我”带着反抗的情绪坐到他对面，而他的局促不安、张皇失措却一下子消除了“我”内心的不满。“我”从反抗到接纳，内心从封闭到打开，这种瞬间的强烈的情绪反差，意在凸显通讯员的讷讷寡言、羞涩腼腆、忸怩可爱，同时也为下面“我”与他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插叙“我”对故乡生活的想象，看似多余，实则还是为了刻画通讯员这一形象：“垫”“扛”“拖”“刮打”等一系列的动作让“我”从“熟悉的故乡生活”中看到一个勤劳、朴实的小伙儿，“我”不免对他“越加亲热起来”。

“我”内心的变化还表现在交谈的内容上。从“哪里人”到“在家时干什么”到“多大了”到“怎么参加革命的”到“家里还有什么人”到“你还没娶媳妇吧”，“我”问的内容越来越“私密”，说明“我”对他越来越亲近。通讯员永远只是被动地回答，尤其是“我”问他“你还没娶媳妇吧”时，他更是“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头，憨憨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这一系列细腻传神的描写，让通讯员的形象越加清晰、丰满、立体起来。面对被“我”问得满头大汗的通讯员，“我”自责起来——“这都怪我了”，此时“我”已经彻底接受这个年轻人了。

“借被子”的过程中，当他听了“我”的玩笑话而为是否送回被子矛盾时表现出的“认真”“为难”“好笑”“可爱”，更是让“我”“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乎乎的小同乡”。

作者描写“我”的心理变化实有“醉翁之意”，背后站立着一个真实而生动的形象，他忸怩、可爱、单纯、善良、朴实，不善言辞却关心别人。随着“我”的心结一点点打开，这个形象逐渐向我们走来，慢慢变得清晰。正如茅盾先生评价这篇小说时所说：“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人物的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3]

二、新媳妇的心结

新媳妇是作者着力刻画的另一个形象，她有过借被子与不借被子的矛盾，擦身子与不擦身子的犹豫。

通讯员向她借被子却空手而归，当“我”硬着头皮再去借时，她的表现也是“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看看我，看看通讯员”。这种不舍与犹豫不仅不会矮化新媳妇这一形象，反而使得人物形象愈发真实。这是“一条里外全新的花被子”，新媳妇有些不舍是人之常情。更重要的是，这是她唯一的嫁妆，“也许她为了这条被子，在做姑娘时，不知起早熬夜，多干了多少零活儿，才积起了做被子的钱，或许她曾为了这条花被，睡不着觉呢”，这虽然是“我”和通讯员开玩笑时说的话，但应该是现实情况的真实写照。这条被子凝聚着新媳妇深深的情感，她会犹豫是必然的。从身份而言，她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要将自己唯一的嫁妆盖到陌生的男人身上，不舍之中应该还有一些害羞。想必她还有“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并说过类似的话，通讯员才有了“老百姓死封建”的抱怨。

当“我”要她帮忙拭洗伤员身上的污泥血迹时，她表现得更加犹豫。尽管“我”再三劝说，最后她也“只答应做我的下手”。对于一个没有战争经历的女性来说，面对伤口、血迹必然会害怕；作为一个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要去擦拭陌生男人的身体，一定会感到害羞。

这一系列的描写刻画出了一个最本真的农村女性形象，同时也是在为她崇高人性的绽放蓄势。

借被子时，她听“我”说完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后，“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犹豫过后，“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真实的内心斗争之后的选择彰显出的是她识大体、顾大局的品格。

通讯员的牺牲成了彻底打开她内心的钥匙。面对这个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别人的年轻人，她心底最美的人性完全被激活了。在“我”还在打发其他同志走的时候，她“解开他的衣服”，“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在她看来，这是一种仪式，一种向英雄致敬的仪式。当所有人都已经明白通讯员的生命无法挽回时，她却“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这一针一线缝补的是借被子时她让他受气的愧疚，是他走时没给他缝上肩头的破洞的懊悔，是对这位少年英雄的无比崇敬和痛惜。

茹志鹃并没有把小说的高潮设置在通讯员舍己救人的情节上，而是设置在新媳妇献出自己被子的那一瞬间。看到有人要揭掉通讯员身上的被子，一向爱笑的她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悲伤和恼怒，“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特别是她气汹汹地嚷出那半句“是我的——”更是她内心复杂情感的最为悲痛的宣泄。当新媳妇把自己唯一的嫁妆盖在通讯员身上的那一刻，这两个纯洁、质朴、水一般清澈的形象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种光辉的人性便牢牢地交织在一起，两个高洁的灵魂如同百合花一样一同绽放。

三、作者的心结

程翔老师曾说：“大凡优秀的小说，其核心任务是塑造人物，塑造人物的核心目的是表现人性，至于表现什么样的人性，则与作家的创作意图密切相关。”[4]

《百合花》是茹志鹃“在匝匝忧虑之中，缅怀追念时得来的产物”。[5]写本文时，她心中也有郁积的心结：“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6]当她面对当时社会的一些弊病、自己丈夫堪忧的境遇、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关系却无能为力时，便“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7]，因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能使人有深交。有时仅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一个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8]。

于是，作者将“我”、通讯员、新媳妇三个素不相识的人放在一起，通过细微之处彰显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以小见大地呈现人性的真善美。《百合花》是作者情感的一种寄托，更是她在人生困境中打开的一扇探寻美好的心窗。作者想要通过这首“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表达对高洁美好的人性的讴歌和颂扬，对真诚的人际关系的渴望和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