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可园 徐敏

[摘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当前的重要实践，也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党建国家的发展历程、解决当前紧迫的社会治理问题，以及政党的再社会化诉求，决定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基层党建主要通过组织嵌入、资源整合、行动倡导、价值引领和体制协调等5个方面引领社会治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也还存在着党建引领与社会治理的耦合性不够、“党政包办”有余而引领共治不足、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认同度还不高，以及制度供给过剩而有效约束不够等问题。已有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存在不少不足之处，应从拓展研究内容和研究议题、平衡政党与社会的双重研究视角和更新和丰富研究方法等3个层面，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关键词]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政党与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22）02-0074-09

基层社会治理是广义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有效治理基层是有效治理整个国家的前提和基础，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有学者认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而且它的实现程度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程度。”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中出现了“党建引领”的重心转向，这一研究转向既是基于对事实的观察，即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确实加强了“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治理结构;也是一种价值期许，即认为只有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一核多元”的共治模式，才能提高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这些是目前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中的主流观点、实践中的主要趋势。就既有研究来看，学界主要回答了3个方面的问题，即基层社会治理中为何要加强党建引领、党建如何引领基層社会治理以及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还面临哪些困难、出路何在。当然，也有学者对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较为深刻的辩驳与反思，值得认真对待。

一、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逻辑缘由

近年来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越来越突出和强调党建引领的作用。总体来看，已有研究着重从中国现代国家的发展历程、解决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紧迫问题，以及促进政党再社会化等3个角度回答了党建为何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是从国家、政党和社会这三重逻辑阐明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党建国家的发展历程奠定了党治社会的历史前提。就基层社会治理来说，不少学者都认识到，之所以要尤其关注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和作用，不仅是实践的需要，更有深刻的历史缘由。一些学者提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弱组织性”决定了社会自身不可能实现组织起来的目标，而中国现代国家的未及建立，也决定了国家不可能承担起组织社会的责任。由一个高度组织化和强调纪律性的列宁主义政党来组织社会，领导社会大众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国家、组织新社会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必然路径。以党建国是这类国家发展的基本历程，党治国家则是这类国家建立以后的突出特点。由政党来组织社会是这类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实施赶超战略的必然要求。因此，有学者强调：“要充分考虑到党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这一观点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它提醒我们，不能孤立地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来分析当下的中国政治现实，而必须考虑政党的因素。”也就是在这些意义上，党治基层、党治社会有了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二）党建引领是解决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紧迫问题的要求。一方面，“去组织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社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去组织化’现象”。尤其是在城市，由于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基层社会的“去组织化”特征更为突出。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去组织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利益表达的个体化方式盛行，个人的利益诉求只有通过“把事情闹大”才能得到解决，而这显然不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谐。另一方面，学者们强调再组织化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程盈琪提出，越是“去组织化”的社会，“社会也就越是不具有可治理性……需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在政治过程中加入更多的机制以使社会‘再组织化’”。最后，人们强调，执政党是促进社会“再组织化”、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力量。有学者提出，必须要考虑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的“政党在场”，因为“党建引领并非是一厢情愿，政党在场有社会治理的理论支撑，也有现实的政治需要”。现实“需要一种主导性力量来激发和整合社区资源，走出社区治理困境”，对中国来说，这个主导性力量只能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党建引领成为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

（三）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政党再社会化的根本途径。中国共产党向来是一个具有深厚社会基础的政党，社会化是其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后，执政党有意识地从一些领域退出，推动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不断出现，以释放社会的活力，促进社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兴经济领域和新兴社会空间不断生长，学界甚至认为中国已然出现与国家相分立的市民社会。新世纪以后，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越发多元，利益诉求越发多样，更是对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提出巨大挑战。有学者发现，一些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或是出现“边缘化”的现象，这些无不是政党与社会“脱嵌”的结果。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这等于是明确提出了政党“再社会化”的要求。

嵌入并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政党“再社会化”的根本途径。通过治理实现“再社会化”，主要就是政党要联系社会大众、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凝聚社会思潮并引领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也已经认识到，面对诸多“无行政权力依托”的社会领域，党要重建对社会的影响力，必须要打破“单位制”党建的藩篱，跳出体制内党建的束缚，增强党与社会的联结。与以往“主宰社会”的联结方式不同，今天的联结更多是通过“服务社会”而实现。只有嵌入并引领社会治理，政党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增强其社会影响力。这也正是当前人们关注并推崇政党引领社会治理的重要原因所在。

二、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许多城市都进行了创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如上海的“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北京的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浙江金华的党建引领网格化管理等。不少学者对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机制进行了概括总结，尽管学者们对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具体机制的论述有所差异，但是总体来看，这些机制主要在于：

（一）组织嵌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首要内涵，就是推进党的组织嵌入，加强基层党组织与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联结，以实现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战斗堡垒的目标。有学者发现：“通过组织‘再嵌入’实现对新型组织和社会空间的领导，成为党在基层治理的行动目标和策略。”组织嵌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层党组织的横向拓展。一些学者研究了党组织向新兴领域的拓展，发现“相比于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这一敏感话题，人们在党组织是否应当进入新生社会空间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显然要小得多”，国内外众多因素促使执政党采取了向新生社会空间全面渗透的策略。二是基层党组织的纵向延伸。周敏晖和郝宇青发现，城市基层党组织正在向各种类型的社区团队延伸，以再造“熟人社会”，优化社会治理，以更好地实现党的社会整合功能。这些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的创新，其本质是基层党组织不断将自己的触角向越来越小的社会单元推进，实际上这也是革命时期“支部建在连上”的现代翻版。

（二）资源整合。如果说组织嵌入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前置机制，那么，资源整合则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机制。

“通过党建的开放性，提升政党组织的动员领导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強化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中轴作用。”基层党组织的资源整合作用，尤为体现在一些超大城市中。这些地方市场化程度高，资源高度分散于多元社会主体当中，社会治理面临复杂难题，但是，自发的集体行动却难以形成。这就必然要求基层党组织的有效介入。有学者发现，北京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以区域化党建整合辖区各类治理资源”。还有学者发现，在农村地区，通过资源整合、统筹凝聚的组织结构等，使得“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组织路径得以贯通，产生了积极的社会稳定效应”。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整合分散的社会治理资源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之一，也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成效的重要保障所在。

（三）行动倡导。一方面，学者们从理论上阐明了行动倡导的必然性。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理念创新，就是破除原来的行政化思维方式，而强调政党的社会化角色。这意味着，在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党更多的是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发挥作用，非依托行政权力开展工作。有学者早前就已经发现：“无行政权力依托是基层党组织存在的重要形式。”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但是，“党并不完全依附行政手段甚至取代行政机关来实现对基层社会的行政性整合或革命式动员……，干部资源、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等政党要素而非行政使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学者们考察了行动倡导的具体实践。从浙江金华的调研发现，其网格化管理的重要创新，就是将党员、党组织嵌入网格，“切实发挥网格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网格员先锋模范作用”。无论是支部建在单位上，还是支部建在城市的居民小区，抑或上海近年来大力推动的“双报到、双报告”等创新活动，就是为了使党员身份“亮出来”，推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好地发挥，以实际行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四）体制协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加强党建引领，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破除条块之间、部门之间的壁垒，促进多部门、多主体的协同治理。一方面，学者们强调，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复杂性越来越需要整体性治理。但政府的科层制，特别是中国政府独特的条块关系，决定了政府内部的部门分割，造成了治理权力的碎片化，从而无法有效解决、治理复杂问题。另一方面，许多人发现，党建引领是破解科层主导的社会治理困境的有效方案。通过党建引领的“政党整合治理”，有助于“突破科层化官僚体系‘条块分割’的结构性壁垒，塑造具有本土化特征和比较优势的整体性政府形态”。北京“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的核心要义，就是“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着力解决基层一线跨部门、跨区域合作难题，破解基层条块分割的碎片化状态”。由此，通过基层党建的组织嵌入，整合基层政府部门，对碎片化问题进行调试，实现政府与组织化社会力量的合作治理等，以促进基层整体性治理得以形成，治理效率和合法性得到提升。

（五）价值引领。基层党建要有效地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既需要上述4种相对“硬”的机制来整合多元主体的行动，更需要价值这样“软”的机制来凝聚多元社会主体的共识。一方面，许多人都认识到价值引领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孙柏瑛和邓顺平提出，价值引领在基层治理中起到了灵魂的作用，价值引领就是“执政党以自身推崇的价值标准引导群众的价值判断，以期形成社会的价值共识，进而动员整合社会朝着执政目标努力的行动”。另一方面，学者们强调，基层党组织正是通过价值倡导以化解冲突、凝聚共识。政党正是通过价值引领，以消解不同价值之间或同一价值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使得“基于‘重叠共识’之上的价值共识得以凝聚”。最后，学者们强调，执政党要实现价值引领，就必须要不断地进行价值创新以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让党员群众愿意、喜欢参与党组织的活动，逐步了解、认可党组织的理念，才能实现价值引领，否则价值引领也会变成空谈”。

上述5个方面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的系统，而非各自独立的做法。应当说，组织嵌入具有先导性，因为只有将党的组织和党员广布到诸多新兴社会领域，才能为后续的资源（包括人、财、物等各方面资源）整合奠定前提和基础。同样，也才有可能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中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即行动倡导和价值引领、体制协调等才有基础。

三、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待解难题

许多学者都对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报以赞许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发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还存在一些比较难解的问题。如党建引领与社会治理间的耦合性还不够、运行中因党建引领不够而致“党政包办”过多、人们对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认同度还不高，以及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制度供给不少但实际约束力不足等。这些问题之间存在相互交叉影响，共同制约着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成效。

（一）结构上，党建引领与社会治理的耦合性不够。不少学者力图从理论上阐明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耦合的可能性。徐玉生、张彬提出，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的耦合性在于，二者在工作内容上高度关联、工作目标上都致力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工作内容上都注重涉及人民群众相关的各种诉求、工作主体上都呈现多元化特征、工作方式上都突出对各类主体的价值引领和思想教育等。即使如此，也有一些学者发现，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之间还存在耦合性不够的问题。比如，杨妍等人就发现城市社区党建理念跟不上社区治理要求、党建内容与社区治理需要不相匹配，以及党建方式落后于社区治理发展等问题。胡博成通过对上海嘉定150家非公企业的调查发现，尽管党建与社会治理间有理论上的耦合可能性，如内生逻辑具有一致性、实践主体具有交互性、实现效果具有相似性，但是，两者间仍然存在因目标不同而导致相互“转嫁”问题，以及体制机制不完善而导致的低效等问题。实际上，目前来看，从有关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间关系来说，学者们更多只是在理论上阐明两者相互间的耦合性，但在实际操作中，两者具体如何耦合、耦合到什么程度等存在不少问题，党建引领向“党政包办”偏离，就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二）过程中，“党政包办”有余而引领共治不足。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在于“引领”，目的在于共治。它更多地意味着执政党以价值理念的先进性和党员的先锋模范性，去吸引多元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而不再像改革开放前“党政主宰社会”情境下的包办一切。但是，从实际来看，不少学者发现，在“引领”与“包办”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党建引领的多元共治很容易滑向“党政包办”式的一元治理。因此，未来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关键就是要解决好基层党组织如何引领其它主体、发挥领导而非“包办”作用等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以往的权威主义的基层治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一些地方的党建引领治理实践，仍然是“党政权力一元化的管控社会模式”，而与党建引领的多元社会共治相去甚远。显然，这也背离了人们所推崇的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初衷。

（三）思想上，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认同度不高。人们推崇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基层党组织具有政治性、权威性，能够凝聚起基层社会中的多元力量，并将基层社会中分散的资源集聚起来，同心合力化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矛盾和问题。实践中，由于社区党组织自身组织力不强、居委会的强势以及社会组织的发展，导致“不少社区党组织在领导社区治理上缺乏权威性，民众认可度较低”。特别是少数基层党组织，其成员自身出现官僚化，甚至发展成特殊利益集团，成为政策执行的“梗阻”，更是影响着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与群众对基层党组织的认同度不高相对应，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另外一个问题在于：“社区共同体意识还不够强，社区单位和居民在情感和心理上对社区的认同感还存在不足。”这也就直接导致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共治的动力不强，尤其是对一些体制外的组织和人员来说，不少都存在着动力不足的问题。正是这种动力不足，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前面所提及的党建引领向“党政包办”偏离的情况。

（四）制度上，制度供给过剩而有效约束不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要真正取得实效，必须走制度化、常态化道路。但是，有研究发现：“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实践中初步建立了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运行架构，仍未实现常态化运行，缺乏实践当中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却发现，区域化党建引领共治中，存在体制架构叠床架屋的现象，主要是各类党建联席会议平台过多，但“功能区分、运行流程、合作机制上基本没有关联，通常是‘各行其是’地运行，难以发挥制度的总体优势”。与这种制度“供给过剩”相映衬的卻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中，“组织构架的‘联谊性’导致制度疲软”，制度的约束性不够。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中“冷热不均”现象大量存在。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中，社会力量“被动参与，主动疏离”，甚至党政主体也是“假积极、真疏离”。这些既有思想认识的原因，也是制度约束乏力的表现。

除上述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外，还有少数学者对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本身提出了较为深刻的辩驳与反思，值得认真思考对待。

四、已有研究的主要贡献、不足之处和推进方略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近年来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领域最为热门的议题。已有研究既取得了重要成就，也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

（一）已有研究的主要贡献。第一，拓宽了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的研究空间。基层党建是党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界关注的重要对象。但是，以往关于基层党建的研究，主要是从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等传统议题出发，考察基层党组织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策略。这些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就党建谈党建”，忽视了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性。就社会治理研究而言，以往的研究更多强调应当从政府一元主导向多元协同转变，忽视了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基层党组织才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所在，是整合基层治理资源、协调基层社会矛盾的根本力量，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日益成为当前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两个领域的热门话题，大大拓展了这两个领域的研究空间。

第二，为加强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了理论启示。党的十九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时，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的要求。新时代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实践，来源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的战略布局和深度思考。如何从理论上阐明这一中国特色的创新实践，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基本厘清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缘由、机制，讲明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必然性、可能性和优越性等关键问题，为实践中的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第三，促进了多学科交叉融合与交流互动。学科的交叉融合是学科发展和学术创新的重要趋势。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但是，各学科之间何以交叉，又如何融合则是难题所在。近年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吸引了党建、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学者的巨大兴趣，人们从不同角度对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展开了深入研究，既推动了这一议题不断向前发展，也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繁荣局面。

第四，深化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理论研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构成了政党政治生活的逻辑起点和归宿，成了政党的政治稳固功能的重要变量。”政党与社会关系向来是政治学（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直接理论工具。学界关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必然性、必要性的阐述，特别是从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国情出发，而阐明的“政党组织社会”“政党引领社会”“政党整合社会”的道理，都推动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理论不断深化，推动着从西方经验为中心的“政党反映社会”向东方（中国）经验为中心的“政党形塑社会”的转变。

（二）已有研究的主要不足。第一，研究内容有待深化。既有的研究过于从“结构—制度”层面去考察，而忽视了“过程一效能”的分析。“结构一制度”的同质性遮蔽了那些所谓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创新的真正运转过程，让人看起来千篇一律、了无生机。这正如本文所概括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五大机制（或形态），无论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还是最为偏僻的农村，所谓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居然相差无几。尤其是，既有的研究更多在作“经验总结”，所得资料不外乎是街道和居（村）委会的工作计划和年终总结。所谓的“理论化”工作，就是把这些做法找到一些历史的根由或所谓的理论框架，而未能真正去考察基层社会治理中制度创新的实践过程，而有关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内容更是几乎被“锁定”在制度框架的搭建层面而无法深入。

第二，研究视角有待调整。既有的研究过于强调从执政党的单一视角探讨问题，而忽视了政党与社会间的辩证关系。政党与社会两者之间，既有政党反映社会的一面，又有政党塑造社会的一面。太过强调政党对社会的形塑作用，不免会忽视政党对社会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如社会的弱化和发育迟缓。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不是没有这样的教训。总体来看，就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在注重发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作用的同时，也要防范政党过于强势。应当说，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是一个社会相对较弱，而政党相对更强的“政党一社会”关系，人们所期待中的“强政党一强社会”的架构还远远没有形成。因此，“以执政党中心”的单一视角的研究，只是总结所谓的“模式创新”，不免是一种立场先行的研究。当然，这不是说不要立场，我们当然要坚持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但是，更需要考虑的是党如何更好地引领社会治理，推动政党和社会的“双赢”发展。

第三，研究方法有待创新。现有关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采用社会调查、访谈等方法，对基层实践进行个案研究。大量的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就是找个所谓的“典型案例”，对其做法进行概括总结，得出一个所谓的“创新模式”。但是，这些“所谓的模式根本不是什么模式，只是实践案例，具有不稳定性和过渡性。如此模式，往好里说，是推进制度创新的努力，往不好里说，只是政绩驱动的标榜而已”。特别是有些學者，自以为做了所谓的社会调查，就必然有发言权。实际上，有些所谓的社会调查，只是蜻蜓点水，浮于表面，至多也就是限于在街居一级，而并未深入到最底层的群众当中。这样的“个案研究”和“社会调查”，从本质上而言，是方法的单一化、缺乏深入的研究，这也是目前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难以走向深入的重要瓶颈之一。

（三）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研究的推进方略。总体上来看，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第一，拓展研究内容和研究议题。应当从结构向过程和文化拓展。已有研究主要对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做法进行概括总结，着重对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进行“结构一制度”分析，这是理解和分析这一创新实践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不应当停留于此，而需要更进一步，考察基层党组织引领多元主体共治的具体过程、实践成效等。同时，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绝不仅仅是制度框架这样的“硬件”创建，更要重视价值共识这样的“软件”创造，“正是这种共识直接导向了有效的集体行动，……实现多方之间的‘双赢’”。因此，“只有将区域化党建引领社会治理逐步演变为一种具有文化动能的结构性制度安排，才能真正克服区域化党建的内卷化困境”。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未来应当从“结构一制度”分析转向“过程一效能”分析，从注重制度构建研究转向注重价值创造研究。

第二，平衡政党与社会的双重研究视角。一方面，既要注重探讨政党如何有效统合社会、整合社会或形塑社会的问题，更要注重考察社会如何更好地发育和成长问题。过于强调政党对社会的形塑作用，可能会妨碍社会的成长。当人们欢呼中国共产党对社会进行有效的体制吸纳而展现自己“韧性”的同时，不要忘记，社会也正在被迅速地“抽干”，社会的活力可能正在下降。另一方面，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作为一种政党中心主义的思路，很可能会忽视政党行动的社会结构制约。不要以为只有政党可以“有力地”嵌入社会，也应当看到，社会如何“反向嵌入”政党。刘伟就提出，“嵌入吸纳制”的主要问题在于，只从中国共产党这个单一视角去观察中国政治生活实践，而忽视被嵌入者的反制作用和立场。实际上，社会的“反向嵌入”，很多时候有力地影响着政党的价值、政策和人事。政党如何既鼓励社会的成长，又保持自身的“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以确保政策制定的公平、公正，是未来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这就要求在“政党统合社会”“政党整合社会”或“政党引领社会”“政党组织社会”的视角之外，应加强从“社会中的政党”视角进行分析。

第三，更新和丰富研究方法。一方面，要在继续深入开展社会调查、进行个案研究之外，特别加强社会学、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等方法的运用，以更好地考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运转过程。另一方面，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既是实践命题，也是历史命题。而现有研究成果，除从党建国家的进程中寻找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历史缘由外，很少关注历史上政党与社会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历程。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历史方法的运用，对历史上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进行深入挖掘。最后，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涉及到的组织嵌入、资源整合、价值引领、行动倡导等方面的内容，是一个系统工程，绝非某一方面所能

涵盖，因此，要加强系统分析，从“结构（制度）—过程（效能）—文化（价值）”的角度，层次递进地对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展开深入研究。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虽说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是，某种程度上却止步不前，而无法为实践提供有效的前瞻性指导。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的要求相去甚远。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推动学界转变视角、更新方法，以对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实践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这也是本文在这一议题上可能的贡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