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维正

[摘要]中共二大首次制定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首次制定《中国共产党章程》，首次议决建立民主联合战线，首次作出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首次提出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大的群众党”。这“五个首次”推进建党活动多方面展开并得以完善，为中共完成创建作出重大贡献。

[关键词]中共二大;建党;贡献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22）02-0003-07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创建共产党有一个渐进的动态过程，由多种因素聚合、交融而形成。这一前后连贯的过程，大体上经历了4个年份：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为建党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1920年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并领导新型工人运动的展开，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结合，为建党奠定了阶级基础和组织基础;1921年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全国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从中国国情出发，回答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使中共创建活动多方面展开并得以完善。本文着重论述中共二大对建党伟业的贡献。

中共二大是党的创建时期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权威性的党史著作对“二大”有较高评价。根据毛泽东提出的研究党史要采取“古今中外法”，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重要论述，研究“二大”要立足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100年前建党活动的实际进程，结合“二大”前后国际与国内、理论与实践的特殊状况，说清楚来龙去脉，解析其议题及成果。本文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治史原则，充分运用原始文献从“二大”对建党贡献的角度作些展开和补充。中共二大对建党的主要贡献，可概括为“五个首次”。

一、首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面旗帜。中国革命发生在具有特殊国情的东方大国，如何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状况的基础上，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有个探索的过程。

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拟出《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内确立理想信念、接纳党员条件的基本依据。这份《宣言》提出：“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这些论述作为共产党人的信仰理念和最终奋斗目标，当然是正确的，同时也表明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来不及依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制定现阶段革命纲领。

毛泽东亲历建党的过程，对当时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有着切身体验和深刻认识。当他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编印的《党史汇报》第一号刊载的《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时，在文头上作了如下批示：“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这段论述，对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特殊意义以及中国革命不同于十月革命的斗争方式，作出精确的判断，凸显出反帝反封建纲领斗争对中国革命来说，具有不可逾越的阶段。

中共二大的中心议题正是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首先要对中国社会性质以及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和地位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使革命纲领的制定建立在中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中共一大召开之后，尤其是随着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的发布，党的各项工作逐步展开。党组织和党员深入社会，贴近群众，对中国政治形势、经济状况和人民大众的需求期望，有了较多的了解，开始认识到在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军阀联合统治下的中国，要直接实行社会主义，是不现实、不可能的。

在此期间，国际上发生的两件大事，对中共二大有着重要影响。即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主导发起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和为了对抗华盛顿会议，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远东会议）。远东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派出代表团出席的大型国际会议。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由44人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员14人，还有社会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以及各革命团体的代表。远东会议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实质及其瓜分中国的图谋，交流了远东各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尤其是阐明并传播了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发出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人们联合起来”的号召，给远东各国人民推进民族民主革命以巨大的鼓舞和指导，从思想理論上武装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

“二大”召开之前，中共于1922年6月15日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着重分析了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治与经济，指出：“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旧由军阀掌握政权，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因为军阀无不欢迎外资以供其军资与浪（消）费，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限制以内，也都乐以金力借给军阀，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接着又评价了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政治主张，实际上是为“二大”的召开作思想舆论准备。

中共二大的思想理论成果主要集中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这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长篇文献，首先从分析国际大势和国内政治经济现状入手，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征有了新的认识。《宣言》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历来侵略中国的进程，最足表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本相。中国因为有广大的肥美土地，无限量的物产和数万万贱价劳力的劳动群众，使各个资本主义的列强垂涎不置：你争我夺，都想夺得最优越的权利，因而形成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在此基础上，《宣言》指明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重点目标：“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这一系列重要论述表明，“二大”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和重大意义，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难能可贵的是，《宣言》为检视中国革命的斗争力量，对社会各主要阶级作了初步分析，认为“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已能结合全国的力量，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工人们的组织近来亦见迅速的扩大。而且工人们处在中外资本家的极端压迫之下，革命运动是会发展无己的。发展无己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开始认识到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和主力军、同盟军。

中共二大在分析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阶级力量的基础上，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区分为最高纲领和现阶段的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为：“（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从中共一大到中共二大仅一年时间，党在展开各项实际工作的同时，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有了明显的进步，能初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奋斗目标，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且指出通过完成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就把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当前目标与长远目标加以区分，初步作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部署。对于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的中国人民来说，反帝反封建斗争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打倒列强，除军阀”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

近现代中国的政党数以百计，不少政党虽标榜自己救国救民，拿出的却是“君主立宪”“好人政府”以及一些改良主义方案。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唯独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充分显示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良好素质、远见卓识和政治优势。

中共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揭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认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把革命的矛头从资产阶级转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指明了现阶段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指导意义。

二、首次制定《中国共产党章程》

国有国法，党有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内的根本大法，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章，正是在中共二大制定并颁布的，为党的制度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重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重视制度建设，中共一大召开的过程中也曾讨论过若干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有明确记载。这份文献共15条，除第11条遗漏外，实有14条中有10条涉及到党的管理、监督、保密以及吸收新党员手续、地方组织构建等内容。中共一大《纲领》实际上兼有纲领和章程两方面的作用，是党创建初期立党建党的基本依据。

由于中共一大会前准备比较仓促，加上缺乏经验，会上通过的简明纲领、决议，也是会议期间起草的，正式党章来不及拟订。“一大”选出的中共中央第一个领导机关——中央局作出决定，把这项重要任务交给“二大”承担。

中共一大闭幕之后，中央局对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十分重视。1921年11月发出的《中央局通告》提出明确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于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称：“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国八人，留日本四人，留法国二人，留德国八人，留美国一人，共计一百九十五人;内有女子四人，工人二十一人。”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和各地党组织的建立，党内迫切需要规范组织制度的正式党章。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州返回上海主持党的工作，中央局活动逐步走上轨道，加上中共二大的会前工作准备启动较早，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起草党章和各项决议案。

中共二大制定出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并作出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首部党章遵循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借鉴俄国和其他国家建党的基本经验，结合中国共产党创建一年来的实践，对党组织生活和党内关系作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首部党章共设6章29条，内容涉及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等方面，既有实体性规定，也有程序性要求，体例结构比较完备。“党员”部分规定了严格的入党程序，党员入党时须有一名党员介绍，报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通过;但对工人入党的条件和审查相对宽松些。“组织”部分，分别规定从党小组、党支部、地方执行委员会到区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设置，以及各级组织的职能和任期。“会议”部分规定党的各级组织的会议制度、召开频率以及临时会议的召集等等。

“二大”通过的首部党章遵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严格党的政治纪律的重要论述，结合中国社会和建党的实际情况，设置了一些创新的内容和规定。考虑到早期共产党人基本都由进步知识分子组成，有旺盛的革命激情，也有自由散漫的习性，因此对党的纪律作了十分严格的规定。强调：“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尤其是对党内的纪律规定非常严厉，明确：“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一）言論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二）无故联（连）续二次不到会;（三）欠缴党费三个月;（四）无故联（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五）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六）泄漏本党秘密。”现在看来，除泄漏本党秘密外，把犯有5个方面一般性错误的党员开除党籍，未免过重或苛求。而联系到当时的实际，建立并维护铁的纪律是可以理解的。

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奠定了历次修订党章的基础，特别是“二大”作出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丰富和拓展了党章的内容，增强了党章的权威性。“二大”通过的党章和决议案，对于规范党员言行，健全党的生活，推进党组织的发展和巩固，提高党的战斗力和执行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首次确立民主联合战线思想

进入1922年，国际国内时局发生重大变化，斗争形势更趋复杂。华盛顿会议肯定了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原则，遏制日本独占中国的势头，确认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统治中国的局面，西方列强又重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加剧了由列强控制的中国各派军阀抢占地盘的混战，使中国的政局更不稳定。在北方，1922年4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战败退回关外，直系军阀掌握了北京中央政权，妄图以“武力统一”中国，将势力向南扩张;在南方，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发动叛变，将孙中山赶出广州;各地军阀为保住自己的地盘，以“联省自治”的名义相对抗，发生了一些局部冲突。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对其他党派和政治力量采取排斥态度。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组成民主联合战线时，遭到大多数共产党员的抵制和反对，尽管马林作了详细的解释，多数同志仍忧虑重重。陈独秀于1922年4月6日专门致信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提出“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等6条理由，表示坚决反对国共合作，并要求维经斯基代为报告共产国际。

面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发布，表明了党经过革命斗争实践，在“二大”召开前的一个月，对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民主派的认识已较先前有了变化。这一重大转变，基于3个因素：一是党对国际国内大势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意识到中国革命面临着艰巨复杂的斗争，不是轻而易举所能达到的;二是要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就必须组织起强大革命力量，团结尽可能多的革命派共同奋斗，不然纲领正确也是空谈;三是投入实际工作，展开各方面的斗争，实践比预料的难度更大，认识到革命不仅是正义与非正义的对决，也是革命力量与反动力量的较量，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只有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才能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

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在思想认识上有了突破，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空谈主义者，不是候补的革命者，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努力工作的党，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努力工作的党;……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进而又提出了具体的实施计划：“（A）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B）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C）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这就使认识上的提高，落到了行动上的安排。

1922年8月12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返回莫斯科汇报中国革命的情况之后，再次抵达上海。此时中共二大已经结束，为了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国共合作的新指示，马林建议中共中央召开一次特别会议。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以及国际代表马林、翻译张太雷。由于中共已经就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作出了决议，与会同志对实行国共合作表示赞同，但对合作的形式却有不同意见，并引起争论。多数同志认为应该实行“党外合作”，因两党性质不同，党内合作会使共产党失去阶级性和独立性。马林向与会人员展示缝在衬衣里的打印件：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又经过一番讨论，陈独秀等表示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并作出相应决定。西湖会议成为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解决了实现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9月，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等在上海会见孙中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开始帮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事宜。西湖特别会议取得的成果，有力推动了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的贯彻落实，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立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作了必要准备。

四、首次议决加入第三国际

列宁亲自领导发起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组织之所以称第三国际，是因为前面还有两个国际。1864年9月，伦敦召开各国工人组织代表大会，国际工人协会宣告成立，史称第一国际。1889年7月，各国工人党在巴黎召开代表会议，宣布成立第二国际。第一、二国际开展了大量工作，但先后解散。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为了团结和推进各国左派的发展，1919年3月，30个国家的代表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第三国际正式成立。

第三国际（后被习惯称为共产国际）成立不久，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依据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斗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出现反帝爱国群众运动，并引起列宁的极大关注，他先后派几批人员以不同身份来中国了解实际情况。为介绍十月革命经验并推进中国建党活动，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5人来到北京联系李大钊，后又转赴上海会见陈独秀;1921年6月共产国际加派马林、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促进中共一大的召开。由于中共早期领导人知识分子秉性重，自尊心强，在理念上认为中国革命要靠自己干，不愿受别人指使和约束，因此与共产国际代表关系不够融洽，在“一大”《纲领》里只写上“联合第三国际”，并未在组织上加入第三国际。

中共二大在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方面有较大突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并全文附录和承诺第三国际的21项加入条件。《决议案》指出：“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并作出明确决议：“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中共二大首次作出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是正确而又及时的。在与中国共产党20多年的联系和交往中，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斗争十分关心，道义上的支持以及经费物资的援助是巨大的。虽然因不了解中国国情也曾出现过指导上的失误，但大多数时间尤其是创建时期、大革命前期起到积极作用，总体上应予以肯定。

五、首次提出组成

“无产阶级革命大的群众党”

建党初期党员数量有限，中共一大前只有党员50余人，中共二大也只有195人，而且党又处于秘密状态，难以在社会上公开活动。在一个拥有几亿人口又遭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联合统治的东方大国，仅凭数量很少的党员要发动和领导革命斗争是十分困难的，尤其在党的工作全面展开之后，更显得力量单薄。

中共二大在分析了中国革命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之后，深感党的运动未能深入到广大群眾中，党的力量也显得不足。为此，“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一）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谏训。”这是中共在建党过程中首次提出要组成“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的群众党，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明确要求应把少数人团体发展成为大的“群众党”。

党在贯彻实施“二大”通过的各项决议案时，十分注重党的发展工作，下大力吸收先进分子尤其是工农出身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组织。到中共三大召开前，党员达到420人，比“二大”时增加了一倍多。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从秘密走向公开，尤其是随着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大规模兴起，给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全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制定出各自的发展计划，并抓紧落实，迎来了党的大发展时期。

中共二大提出建设推进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群众党”，除了强调党的发展工作以外，还有更深刻的内涵，即号召全体党员要深入到工农大众中去，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因为建党初期，早期党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要求他们走出书斋，深入到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同时，经风雨、见世面，锻炼和改造自我，这对当时党的建设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自中共二大首次作出决议建成大的群众党，经过几年的努力，党的组织和队伍得到迅速发展。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各省市普遍建立起地方组织，领导力和战斗力大为增加，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中共二大的9个决议案具有多样性特质，有战略性，如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有策略性，如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有制度性，如制定《党章》;有群众性，如青年、妇女运动。各个方面既有相互关联补充，又有相互推动促进。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带有根本性质，而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必须加强党的建设、组织统一战线、广泛发动群众;各项举措又服从和服务于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心任务。这9个决议案构建成一个整体，统一于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

中共二大也有其局限性，某些观点未必精当，我们不能以现今的认识苛求前人。“二大”在当时的条件下毕竟初步阐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目标以及发展前途，即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革命目标是打倒封建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革命前途是向社会主义转变。尽管这些认识还是肤浅的，但在建党初期就能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作出正确判断，凝聚起党的初心和使命，开创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局面。这是党在思想理论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中共二大及通过的决议案表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此时已经把学习掌握到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在分析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指导，回答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进而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和部署，推动了党的发展，为中国民主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和开端。

从建党的发展进程看，中共一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中共二大则推动建党活动多方面展开，使之得到进一步完善，对建党和中国革命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共一大与中共二大，承前启后，一脉相承，互相依存，相得益彰，共同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