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党的历史上，先后产生过三个历史决议。这三个历史决议分别对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第一个历史决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个历史决议在捍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成果的同时，开始孕育新的飞跃;第三个历史决议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和重大意义，标明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纵观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行，就在于党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民族化、时代化。实事求是是贯穿于三个历史决议的主线，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和灵魂。

[关键词]历史决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事求是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22）02-0017-06

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先后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产生了三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党的历史上，先后产生过三个历史决议，即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第一个历史决议”）、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第二个历史决议”）以及2021年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下称“第三个历史决议”）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纲领性文献，分别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产生推进作用。

一、第一个历史决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篇即明确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地位，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的，是经过了中国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作出的正确选择。第一个历史决议对建党以来24年革命斗争中“左”、右倾错误进行了分析，其中重点分析了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遵义会议时期所犯的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通过对比的写法，一方面帮助党内同志认清错误路线的表现及原因;另一方面，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

作为一部权威的“党史教科书”，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正确与错误两条路线的对比，更加凸显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明确了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提出与实践，就不会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态势;没有遵义会议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大转折;没有“山沟沟”里对接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中国革命彻底地走向胜利。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世界上任何民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时，都必须因时因势而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建设。早在1930年，毛泽东同志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那种“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毫无益处。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问题。整风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于1943年7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延安整风运动，“解决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指导思想问题”，基本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第一个历史决议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理论成果和顺利结束的标志，廓清错误，明确是非，从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等方面勾勒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轮廓，实际上宣布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大正式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第一个历史决议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在捍卫第一次飞跃的同时，开始孕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对第一个历史决议的继承和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更为全面、系统、科学的阐释;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孕育的开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涉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客观评价，究竟如何评价毛泽东、毛泽東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样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仍困扰着许多领导干部和群众。当时社会上对毛泽东的评价有两种错误表现：要么依旧拘泥于“两个凡是”的窠臼，走向全盘肯定;要么出现怀疑和动摇，走向“非毛化”。加之中国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与之前相比有根本性的转变，从而导致人们思想上存在各种困惑和疑虑。

思想领域的混乱影响着党内思想的统一和改革开放的推进，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对此，邓小平指出：“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否定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否定了党的历史。因此，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关键所在，也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需要。

第二个历史决议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专门篇章，以冷静、科学、严谨的态度对毛泽东作出了评价，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一科学论断克服了长期以来国际共运中曾出现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者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的不良倾向。

同时第二个历史决议从关于新民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6个方面对毛泽东思想做出更为系统而科学的界定。并且从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概括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第二个历史决议第一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了区分。决议指出：我们既不能“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也不能“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我们要将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准确把握，使人们从对历史问题的纠缠中走了出来，完成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第二个历史决议在捍卫和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决议勾勒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轮廓，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

在充分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通过对新中国成立32年以来发展历程的总结，第二个历史决议概括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目标等10条经验，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是对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孕育，是邓小平理论的雏形，它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为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提供了理论指导。

三、第三个历史决议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和重大意义，标明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任务、要解决的问题各不相同，因此，要用不断发展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出现了新变化，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正在群体性崛起，中国与西方国家力量的对比日趋均衡，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西强中弱”的状况。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诸多问题，治理赤字不断增大。中国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而言，是机遇，但也是挑战，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到攻坚克难阶段，面临着诸多硬骨头以及有可能出现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与“四大考验”仍然存在。如何在变局中开新局，于危机中育先机，离不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因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基于实践的积累与经验的总结，第三个历史决议进一步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和重大意义，作出了一些新的概括，这是它的一大历史性贡献。

首先，拓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的时代课题，由原来的一个增加为三个，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回应了“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的党的主要任务的需要，也回应了如何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的现实需要。

其次，在内容上拓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十九大报告中概括的“八个明确”增加至“十个明确”。新增内容为第七条和第十条。其中第七条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了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坚持的理念，并把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一些新观点新思想，如國内国际双循环、发展与安全并重等观点加入其中。第十条“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变革”。这一条是对“八个明确”中的最后一条内容上的拆解和调整，与目前的第一条形成了首尾呼应，将落脚点定于从严治党，充分体现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的思想。同时，增加了一些新提法、新论断。如第二个明确增加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法。这不仅直指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且强调中国特色。无论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还是中国式现代化都需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们党永恒的主题。第三个明确中增加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党的十九大之后的新论断写入“十个明确”，体现出在新的征程中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的根本遵循。

再次，在结构上进行了调整。目前的第一条：“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全党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该内容是“八个明确”中第八条的前半部分，另外新增了如何坚持党的领导的内容。作为第一条，开篇即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不仅体现了十九大报告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思想，而且也对应了“十四个坚持”的第一条和第三个历史决议概括的十条经验的第一条，即“坚持党的领导”，凸显出了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第三个历史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阐述，是我们党历史主动精神的体现，更是“四个自信”的表现。决议全方位概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建设等13个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这些成就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

这些成就的取得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发挥，不仅需要本土化、民族化，也需要时代化。新时代呼唤新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因此，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两个确立：“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在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需要新思想的引领与指导。

四、贯穿三个历史决议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就是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本身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三个历史决议作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重要推进作用的党的纲领性文献，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这一主线。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当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时，就将它与实事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历史决议坦然承认党在24年的革命斗争中，正是因为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才犯了要么悲观失望、放弃主动的右倾投降错误;要么盲目乐观、冲动冒进的盲动主义;要么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决议避免将这些错误归咎于部分领导者的个人原因，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决议指出：“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而上述‘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也即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之所以正确，“正是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的结果。

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的32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对于其间所犯的错误毫不掩饰，决议明确指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决议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认真分析了32年间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所犯的错误及其原因，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且严谨而客观地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恰恰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原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第二个历史决议同样坚持客观而全面地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避免将错误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指出：如果那样，“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

与前两个历史决议着重分析历史问题不同，第三个历史决议着重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但是，实事求是仍是前提和原则。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序言中即指出：“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唯物史观之所以是“唯物”的，就在于其认识论的逻辑起点是从事实出发，离开“事实”就违背了“唯物”的要求。正确的党史观同样以实事求是为前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要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挫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挫折而否定成就”，实事求是是我们总结百年党史的基本要求。

第三个历史决议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則。首先是尊重历史，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价注重同党中央已有结论相衔接。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所指出的：“关于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前两个历史决议、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都有过大量论述，都郑重作过结论。这次全会决议坚持这些基本论述和结论。”其次，尊重现实。第三个历史决议以较大篇幅，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建设等13个方面，全面梳理和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尤其是对新时代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进行了深刻阐述。再次，主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第三个历史决议从中华民族复兴、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三个维度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进行考量。不仅视野开阔，而且体现了我们党“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决议总结的党百年奋斗的10条宝贵经验，不仅有利于我们走好前行的路，而且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邓小平同志曾经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通过对三个历史决议的学习，我们发现在党的百年历程中，无论是失败的教训还是成功的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左”、右倾错误的深刻总结，才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产生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正是因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走弯路的深刻反思，才悟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意义，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正是因为在新时代，我们党主动对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巨大成就的成功经验，又放眼人类未来的整体发展，创立并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才又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百年党史上的三个历史决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优良传统和坚定历史自信、掌握历史主动、勇于担当使命的精神与气魄。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必将展现新气象新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