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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共治的探索与实践

2017-03-16徐振光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7年3期
关键词:党建引领社会组织

徐振光

[摘 要]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共治是巩固党的基层执政基础,促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上海静安临汾街道深化“区域化大党建”格局,强化组织引领;以党内民主引领社区民主制度重建,强化民主引领;深化项目运作模式,强化项目引领;培育社区治理公共价值体系,强化价值引领;实施“头雁工程”,强化人才引领。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共治必须牢牢树立党建引领的工作理念,尊重主体地位,寓引领于协商,创新工作方法,寓引领于服务。

[关键词]党建引领;社会组织;社区共治;临汾街道

[中图分类号] D26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3-0039-03

社会组织是社区多元共治的重要治理主体之一。近年来,上海市静安区临汾街道切实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引领工作,创新方式方法,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地参与社区共治,不断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共治和社区服务的能力,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和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一)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共治是巩固党的基层执政基础的内在要求。政党的基本政治功能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与纽带,其执政的基础在社会,一个脱离社会的政党是没有生命力的。而“社会组织是给政党提供联系社会、动员社会和支持执政的有效渠道”。[1]政党是否能够联系广泛的社会组织,赢得社会的有效支持,形成广泛的社会联系网络,直接决定政党执政的可能与基础。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组织体系的重要组织细胞,是社区治理与社区服务的重要支撑体系,是党在基层执政的重要平台。因此,基层党组织必须处理好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增强对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号召力和凝聚力,通过社会组织来动员和整合社会,从而巩固和发展党的基层执政基础。

(二)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共治是应对社区多元化服务需求增长,促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随着社会结构的急剧分化,社会公众利益意识的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产品的需求在数量、类型和质量上都日趋多样化和多层次性,社区的社会组织相较于街道、居委会等传统上的社区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具有扎根基层、灵活性、多样性、非营利性、专业性、公益或互益性和成本低等特点和优势,能够及时高效地为民众提供多样化的公共产品。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社会组织还注重倡导正确的价值观和主流文化,为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和价值导向。因此,加强社会组织的党建引领工作,可以更好地引导其进入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凝聚力量,充分发挥其协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生力军”作用,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促进社区治理的现代化。

(三)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共治是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现实要求。近年来,上海的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在社区公共物品的提供、促进居民参与、增强社区凝聚力、整合社区资源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社会组织自身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当前部分社会组织的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有的内部建设不规范,缺乏有力的领导,管理水平低下,无法获得经费资助,业务工作无法开展;有的自律性较差,诚信度不高,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够强,服务意识不强,对公民缺乏号召力,组织影响力弱,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有的缺乏前瞻性,盲目乱干而处于被淘汰的境地;个别社会组织甚至受利益驱使走上歧路,背离了成立时的初衷等等。在政党政治主导政治生活的当代世界,执政党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外在动力机制,社会组织的发展不可能脱离执政党而洁身自好。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社会组织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党的领导和政策支持。通过有效的党建引领,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社会组织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促进并确保社会组织沿著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近年来,临汾街道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新兴社会组织。临汾街道认真落实上海市委和区委“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重要精神,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引领作用,积极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共治,初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元参与、资源共享、和谐有序的社区共治格局。

(一)深化“区域化大党建”格局,强化组织引领。社区共治是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合作供给社区公共产品,优化社区秩序,推进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临汾路街道党工委在原有传统党建整合模式上,进一步做实和优化区域化党建工作平台,以深化区域“大党建”工作格局为抓手,依托街区网格平台,创新建立了街区党建工作委员会,并以此为引领,将辖区内驻区单位、行政部门派出机构和“两新”组织中的各类党建资源、行政资源、社会资源进行优化整合,形成了党建引领下的“责任共负、风险共担、机制共建、资源共用、成果共享”的区域化党建共同体,实现了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党的工作“两个覆盖”,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共治。

(二)以党内民主引领社区民主制度重建,强化民主引领。社区共治下的治理组织体系是扁平网络结构,以公民权利的民主化和公共权力的分散化为基础。因此,社区共治的成效重在共商、共议、共决的民主协商。临汾街道积极探索建立社区党委选举制度和社区党代表经常性发挥作用制度,以党内民主推动社区民主制度重建,探索复合型基层民主形态,激发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以社区党代会、社区代表会议、居民代表会议制度为框架,建立健全社区民主决策和协商机制,增加社会组织等社区治理主体的话语权,共商社区共同事务,并在共商中充分发挥社区党员的民主监督和协商主导作用。

(三)深化项目运作模式,强化项目引领。近几年来,以项目培育社会组织、以组织承接服务项目,带动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发展,已成为临汾街道社会组织建设的重要特色。为推进社会组织的成长,临汾街道在原有车轮食堂、少儿驿站、健康小屋、红帆船等项目化工作成功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工作方法,树立“买服务不买人,招项目不招人”的理念,探索“职能项目化、项目社会化”工作模式,逐步形成了一套“科室+专业社工+社区骨干和志愿者”的动员方式,让社会组织全方位、多层次地参与社区事务,形成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治互联、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政府服务与社会服务互补的社区治理服务新局面。临汾街道通过项目演练,逐步形成一套规范运作项目的制度和规定,打造了一批项目服务品牌,提升了社会组织的公信力,服务社区建设的内动力进一步提升。临汾街道迄今已有三家社会组织被分别评定为上海市5A级、4A级、3A级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成效初显。

(四)培育社区治理公共价值体系,强化价值引领。文化是社区共同体意识构建的精神纽带,社区文化是社区共治的灵魂。社区党组织要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共治,必须发挥文化导向功能。临汾街道积极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整合社区各种优秀资源,开放各种文化设施,打造社区品牌文化项目,塑造健康向上的社区文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内容渗透到具有实践性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去。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喜闻乐见、鲜活引人的社区教育、社区宣传与社区文化活动等,塑造社区精神,大力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先进文化引领,塑造了社区共治价值体系,形成了“服务人、关心人、凝聚人、提高人”的社区文化,提高了社区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的思想道德境界和综合素养,增强了责任意识和关怀精神。

(五)实施“头雁工程”,强化人才引领。社区治理,关键在人。但当前社区的很多社会组织“带头人”热情有余而专业知识不足,知识结构不合理,管理能力低下,对组织如何发展无从筹划。人才困境已成为制约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临汾街道开展实施“头雁工程”,创新培育机制,加强社会组织人才培养。积极开发“本土化”培训方案,通过培训内容系统化、培训方式多样化、培训师资专业化,传播社区治理先进理念,夯实社会组织带头人的社区治理基础知识并丰富其实战体验,提升社会组织带頭人治理能力。通过培训,培育了一批坚定跟党走、想干事、肯干事的社区公益项目“草根领袖”,促进了社会组织的成长发展。

临汾街道党工委积极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共治,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提升了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实现了社会共治多元主体的互利共赢,促进了社区治理效益的最优化和最大化。

(一)必须牢牢树立党建引领的工作理念。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中国社会的有效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城市社区里,坚持党的领导是社区共治的基本前提。对社会组织而言,党建引领,关键在于强化党的领导,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民间组织党建工作是拓展执政空间和整合执政资源的现实取向,也是民间组织健康有效发展的助推器与润滑剂。”[2]临汾街道党工委以积极的姿态应对执政生态环境的变化,充分利用好自身的组织优势和资源优势,有效地动员与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与要素,综合应用引导、带动、整合、协调、优化等手段,形成全方位的党建格局与党建氛围,增强党的影响力、吸引力和渗透力,从而既进一步巩固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又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形成多方共赢的治理格局。

(二)尊重主体地位,寓引领于协商。就组织架构方面,社区多元共治是一个扁平式网状互联结构,而非垂直型圆锥结构,这种结构特征也决定了多元共治的运行机制是靠各个主体依据一定规则进行的平等协商或竞争进行的,而非强制性的命令和指示。各个共治主体的法律地位是一致的,各个主体表达立场、发出声音的机会应该是平等的。“民间组织是具有内在独立性的组织,所以,建构党的组织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不能从实现党对民间组织的控制为出发点,相反,应该从党如何有效的联系民间组织,发挥民间组织作用为出发点。”[3]因此,社区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引领不能是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简单地凭借权力性资源开展工作,而是对社会组织要充分尊重其主体地位,最大程度上避免权力干预,注重运用法律和民主协商手段,加强交流与沟通,注重疏导与说服,在平等的民主协商中实现互利共赢,在民主协商中注重发挥党员的先进性与党组织的道义影响力等非权力性资源。社会活力是社会组织发展的最终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突出强调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那种命令服从和强制性的管治方式只能扼杀社会组织的活力。要尊重社会组织民间性和非政府性非政治性的特点,以制度化保障社会组织的自主和平等发展权。临汾街道以党内民主引领社会民主,以社区党代会、社区代表会议、居民代表会议等为平台,搭建起沟通联系社会组织的常态化桥梁,与社会组织等共治主体就社区重大决策、涉及居民利益的事项充分协商、充分竞合,实现利益的表达与整合,在协商中维护社会组织的各项合法权利及利益,使其对党组织产生凝聚力、向心力,而一旦协商通过,“搭好台”,就放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事务“唱好戏”,做到“引领不代替,帮扶不包办”。

(三)创新工作方法,寓引领于服务。在利益多元化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功能主要是在执政中为民服务,“功能结构要从动员革命与生产为轴心的功能结构,转变为以社会关怀和利益协调为轴心的功能结构,提升党组织凝聚社会、整合社会、动员社会的作用”。[4]因此,新时期应从构建利益关联的角度创新组织活动方式,围绕新社会组织发展开展服务型党建,寓引领于服务,创新服务形式和方法。党组织引领社会组织,不是要干涉乃至控制社会组织的自主运作,而是要隐形于为社会组织的发展而提供的服务中。党组织要以共同需求、共同利益、共同愿景为前提,充分利用和整合各类资源,因时而宜,因地而异,创新工作方法,充分发挥自身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利用自身的资源整合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尽可能地为社会组织和团队开展工作和活动提供服务。社区中的社会组织最贴近居民生活,其主要特性就是社区性,主要功能就是促进社区发展,是社区共治的结构性力量。“我们的社区体制应该更好地成为服务这些微观草根组织的要素支持系统,‘公众参与的公共性领域和功能性事务应该更加积极地吸纳这些微观草根组织。”[5]临汾街道创新服务方式和方法,对社会组织寓引领于服务,把党政部门职能的发挥和社会组织的功能融为一体,壮大了社会组织的力量。

参考文献

[1]生键红.执政党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7(8).

[2]康晓强.民间组织党建的双重发展路径[J].党政论坛,2008(4).

[3]林尚立.民间组织的政治意义:社会建构方式转型与执政逻辑调整[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1).

[4]张建德.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185.

[5]徐中振.民间组织与社区治理结构[N].文汇报,2011-09-07.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校副教授,基础理论教研室主任

■ 责任编辑:赵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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