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暖

[摘要]全面抗战初期，坚持在华中敌后作战的新四军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敌后各方反动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日、伪和国民党等极力制造各种谣言攻讦、诬蔑新四军，以损害新四军在全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是党在国统区的“发声筒”。皖南事变以前，《新华日报》从政治、军事、文化和国际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客观真实的报道，树立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积极抗战的正面形象，促进了民众对新四军的认识与了解，增进了国内外对新四军的援助与支持。

[关键词]《新华日报》;华中敌后;新四军;抗战形象

[中图分类号]K26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22）02-0023-07

新四军是由原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经中共与国民党方面多次交涉与谈判而整编成的由中共直接领导的一支新生的抗日武装力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南方坚持3年的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军队进行过多次“围剿”与“反围剿”间的斗争，双方关系一直处于敌对状态。由于国共两党长期作战所生的嫌隙和国民党在新闻舆论方面的诋毁与攻击，中共武装的正面形象长期得不到正确的显现和展示。

学界关于《新华日报》与新四军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关于新四军抗战形象的研究，只有梁忠翠研究了《申报》在皖南事变前、皖南事变前后以及日伪控制时期对呈现新四军抗日形象的转变问题。《新华日报》对华中敌后新四军的报道主要集中在皖南事变以前，一方面因为皖南事变前新四军面临着诸多的时局困境迫切需要树立积极的抗战形象;另一方面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对《新华日报》的监视与内容审查更加严苛。因此，本文主要以相关文献研究资料为参照，以《新华日报》在皖南事变前（1938—1941年）对华中敌后新四军的大量报道为基础，对新四军抗战形象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新华日报》与新四军抗战形象塑造的“耦合”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指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区域。”实际上，华中的战略地位对日伪和国民党也至关重要，因而在这里就构成了日伪、国民党、中共“三角斗争”扑朔迷离的政治和军事局面。日、伪、国民党在政治上主要对新四军制造各种谣言进行攻击和诬蔑，以损害新四军的形象和中共武装在抗战时局中的影响力。“《新华日报》是全面抗战时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党报”，相应地承担起打破这一时局困境的历史使命。

（一）《新华日报》是党在国统区的“发声筒”。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在文化战线上的工作重点是“夺取全国性的舆论阵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党报党刊”。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愿望，中共方面，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组成的谈判代表团与国民党方面就合作抗战事宜进行了多次磋商。其中，在国统区出版党报党刊是代表团长期与国民党交涉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最后在庐山和南京的谈判中得到解决，达成了中共可以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的协议。

《新华日报》筹备于南京，出版于武汉，它的存在“使中共底政治主张得时时直接间接以与热心抗战建国的人士相见”;它的使命是“为前方将士在浴血的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的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记载者”。显然，它的特点就是广泛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作战的情况”。毛泽东曾说：“《新华日报》如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党领导下的又一个方面军。”综上，可看出《新华日报》是党在国统区的“发声筒”，是连接大后方读者群众与敌后的桥梁。当新四军在华中敌后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各方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的时候，《新华日报》帮助新四军打破身处的时局困境，即是情理之中。

（二）华中敌后新四军面临各方造谣诬蔑的时局困境。皖南事变以前，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开辟了苏南、皖南、皖中、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苏中、苏北、鄂豫边等9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在敌后不断地发展壮大，让日、伪、国民党“由眼红发生妒忌，由妒忌而造谣中伤”。华中敌后新四军面临的谣言主要来自国民党、日军侵略者和汉奸伪组织：

1.國民党制造的谣言。国民党“根绝赤祸”之心一直都存在。在新四军整编期间，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军队就造谣“红军游击队要‘归顺’他们”，“要部队下山改编为国民党军队”。还故意打造“‘打土豪’‘宣传赤化’之谣，图使全国人士被其颠倒黑白，图使激起政府误会，使部队发生恶劣影响”。国民党还假借“合法”的护符加给新四军“不合法”的罪名，“诬蔑新四军是土匪，不是国军，不是合法的军队”，“攻击新四军保存实力，不游不击，是不合法的”。罗炳辉部进驻津浦路东地区时，反共的军队和政权人员诬蔑新四军“‘游而不击’‘不打鬼子，专抢地盘，打土豪’”。反共的国民党流亡县长们，甚至制造了“罗炳辉这样胖，是因为每天要吃两个小孩”这样滑稽的谣言。国民党是这一时期对敌后新四军造谣、诬蔑最多的，严重危害国共团结抗战。

2.日军制造的谣言。日军在武力打击、歼灭、驱逐新四军的企图都告失败后，加紧在政治上蛊惑宣传、欺骗民众，以“‘共产’的谣言来中伤，用烧杀来威吓民众，使之不敢接近我军”。日军在苏南敌后地区“到处宣传新四军无勇气正面决战，只会偷摸的杀人放火”。日军还对江南民众造谣挑拨说：“破坏和平和安居乐业的是游击队，把游击队写成一个抢劫民财的土匪，穿着草鞋背负大刀。”接着造谣新四军要赤化江南，以“共产”“赤化”来恐吓江南的上层民众，孤立新四军。

3.汉奸伪组织制造的谣言。汉奸伪组织是抗战时期中国反动的、落后的、附势的一股腐朽势力，他们依附日本侵略者，对新四军抗战进行破坏。在江南敌后，汉奸欲分化国共合作，增加国共摩擦，造谣新四军在江南方面如何扩大，如何干涉地方新政，如何提取民众武装。他们在敌后提出“专打共军的欺骗口号”，“冒充我们的服装袭击友军，组织所谓苏维埃政权以破坏我们的政治影响”。还有许多汉奸敌探用各种方法破坏民众对新四军的信仰，假冒新四军，伪装新四军的服装和符号，实行抢劫屠杀，以引起民众对新四军的误会和反感。

《新华日报》作为党在国统区的“发声筒”，既有合法的存在性，又有为新四军在敌后摆脱各方造谣诬蔑的时局困境、树立新四军积极的抗战形象的合理性。这种双重属性使得《新华日报》与新四军抗战形象的塑造产生了某种“耦合”。

二、《新華日报》对新四军抗战形象塑造的内容

《新华日报》对新四军的大量报道主要集中在皖南事变以前，其报道内容包含诸如新四军在敌后的政治工作、英勇战绩、军事纪律、新闻舆论、战俘教育等。根据这些相关的报道内容，可将《新华日报》对华中敌后新四军抗战形象的塑造归类为政治形象、军事形象、文化形象和国际形象：

（一）政治形象：坚持大江南北抗战到底

1.坚持团结，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坚持团结抗战的基本要求。《新华日报》塑造了新四军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政治觉悟和民族自觉意识。如对友军的团结统战：1938年6月30日发表《民众运输队》，报道新四军第X支队后方留守处动员民众帮助友军XX师运输辎重，民众感到“帮助友军运输，是为抗日而出力啊”。1938年9月12日发表《新四军教导队写信慰劳友军》，表达“我们是在无切地盼望上前线来，把我们的血肉与你们的膠着在一起”的团结御敌之情。对“两面派”“大刀会”的团结统战：对“两面派”，新四军正确运用统一战线政策，一方面用文字和口头宣传，一方面派人与“两面派”的地方土绅解释，争取他们到抗战阵营里来;对“大刀会”新四军不干涉其信仰自由，要他们多训练，联合他们一起抗日打鬼子。对地方内斗势力的团结统战：如新四军先遣支队开入苏南后，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全力调停地方内部的内斗关系，帮助地方游击队训练，统战汉奸组织。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新四军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坚定性以及执行的灵活性。

2.加强政治宣传，发动组织敌后民运工作。新四军在敌后一直注重开展民运工作，这是保证新四军在华中敌后与各方势力的角逐中，能够生存下来的根本条件，《新华日报》对此进行了多重报道。1938年8月14日发表的《开展中的皖南救亡运动》，报道新四军战士每天跑到偏僻的乡村里去，一家人也不放松，向群众宣传动员，经过一番努力的工作，群众由了解变需要，由热潮变成力量。特别是皖南泾县的民运工作，《新华日报》作了专门报道：泾县民众都被组织起来，有保卫乡土的自卫队、猎户队、游击队;为了帮助抗日军队自动组成了大批运输队、救护队;还有汉奸敌探的锄奸队、缉奸队，自动站岗放哨，刺探敌军消息;各村还成立由抗敌协会、工抗会、农抗会、商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学抗会和儿童团唱歌宣传。《新华日报》的报道，使民众尤其是国统区大后方民众对新四军在敌后出色的民运工作形成了清晰的认识。

3.粉碎日军在敌后的政治阴谋。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华政策的最大变化是坚持以“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助”，进而实现其“以华治华”的政治阴谋，维持对中国长期作战的目的。对此，《新华日报》给予坚决驳斥。1939年3月3日发表的《江南游击区的横断面》，指出：敌人企图从政治上进攻新四军，实行“怀柔政策”，向老百姓宣传不烧不抢，买卖公平;敌人这一阴谋并没得逞，因为新四军以最大努力向群众广泛宣传“中国抗战要经过三个阶段，才能达到最后以反攻，驱逐敌人出中国，持久战最后是必胜的，而且坚决表示与江南民众共存亡共生死，绝不离开”。这期间，《新华日报》发表的类似报道，还有《加紧粉碎日寇在江南游击区的反宣传活动》《日寇在江南的政治阴谋》等。这些报道揭示了新四军对敌人政治进攻阴谋的揭露和应对，有效化解了敌伪在政治上蛊惑民众的反动宣传。

（二）军事形象：民众心中的“天下第一军”

1.主动出击打击日伪。新四军在敌后常饱受“游而不击”的诟詈。针对这种谣言，《新华日报》对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抗战事迹，及作战成果进行了大量报道。1938年6月23日发表《新四军进袭下蜀站》，报道了新四军先遣支队在苏南的首战，毙敌土井少佐一名，今井大尉（应是梅泽武四郎）一名，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蒋介石特向叶挺致贺电：“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诸如此类军事战绩的报道，还有《新四军在南京句容间伏击南开敌军》《南京安庆一带新四军痛歼敌伪》《新四军摧毁汉奸组织》《英勇的参谋长胡发坚光荣殉国》等。《新华日报》发表的这些文章都是以新四军在前线与敌作战的真实报道，塑造了新四军在敌后对敌英勇作战的形象，有力驳斥了新四军在敌后“游而不击”的谣言。

2.军民鱼水协同抗战。“能爱护民众与民众打成一片”是新四军的固有优点，使得新四军在敌后总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新华日报》通过发表《欢送新四军第八团队上前线》《遂昌欢迎过境新四军》《出征的前夜》等，报道新四军与民众在敌后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展示军民鱼水的亲切关系。特别是用报道当地民谣的方式来塑造敌后新四军军民团结的形象。如在江宁、当涂、溧水一带，民众流行说“当兵要当新四军，吃菜要吃白菜心”;丹阳、镇江、武进、溧阳一带民众称新四军是“王者之师，平安菩萨”;句容、天王寺以北的民众称新四军为“岳家军”;宣城以西芜湖以南的铜陵、繁昌、南陵一带，称新四军为“天下第一军”。塔斯社伦敦专电认为，新四军为敌后最可怕的游击队，新四军的发展壮大是由于军事上的胜利及民众的拥护，这是新四军能够长久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原因。

3.游击战术灵活运用。《新华日报》塑造了新四军“乘其不备、出其不防”灵活击敌的游击形象。1939年9月23日发表张鼎丞的《新X军献给抗战二周年》，介绍了新四军灵活的游击战术：“袭击官陡门（离芜湖城十五里，离飞机场五里），利用黑夜里挺进上十里的水网，绕过六十多里碉堡封锁的中间，袭击该地防守强固工事之内的伪军二百余人，仅在半点钟之内，将该敌全部消灭，在结束战斗之后，立即把部队撤回六十里外，安全的休息煮饭吃;有时候也会利用火攻，如新丰车站、东湾、丹阳等战斗，都是最后把敌人碉堡炸毁;有时也会强袭敌人碉堡时，用较大兵力袭击敌之增员部队，如东湾战斗、青山战斗等;也会进行埋伏突袭的战术而取得胜利，如街岗、李塔、博望、水阳镇等战斗。”《新华日报》还通过报道敌人的信件内容来塑造新四军游击战的形象。如1939年3月22日，发表新四军敌工部部长林植夫的《从敌军信件中所看出的敌情》，日军二村少尉在信中写道，“（新四军）好像飞舞在饭上的苍蝇一般，你进他就走了，你退他又来追，真是为难的很”;小彬喜代的信中写道，“何时被袭击都不知道”;稻叶金男说“觉得走到一个地方，寿命就缩短了似的”。这是新四军灵活的游击战术在敌后给敌人以重大打击的真实写照。

（三）文化形象：积极发展敌后的文化教育

1.创办敌后新闻报刊。由于国民党对敌后根据地新闻舆论的封锁，“国内的大后方的报纸，书籍，杂志是不能见到的”。为此，《新华日报》积极报道了新四军在敌后创办的新闻报刊。新四军创办的刊物从级别来看有两大类：一是由軍部及其直属机关创办的刊物，如军政治部负责的《抗敌报》《战士园地》，《抗敌》半月刊，《建军》季刊，《理论与实践》，以及《抗敌丛书》等;二是由新四军所属部队的油印和铅印报纸，如军属X团出版了《突击报》，皖南X支队《前哨报》、副刊《战士生活》，江南指挥部《战士报》，新四军挺进队与X支队出版了《挺进报》、副刊《斗争与生活》与《拂晓报》等。从刊物类别上看，有理论研究性质，主要报道新四军领导人的理论性文章;有文字通俗、活泼，反映士兵生活的专属报;还有关于文艺的联合报，以及书籍出版社等。为了发展和培养新闻通讯与文艺通讯的青年干部，新四军在敌后还创办了“新闻研究班”和“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江南分会”。新四军在敌后积极创办报刊，促进敌后的文化宣传教育，提高部队和民众的政治觉悟，以对抗敌伪的反宣传。

2.开展敌后文艺活动。新四军在敌后开展的文艺活动，主要是以唱歌、戏剧、表演、演讲等形式，向民众宣传抗战，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1938年8月19日发表《甘棠镇一天的工作》，报道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甘棠镇召开军民联欢大会表演戏剧，如“送郎上前线”“复仇”“咆哮的中国”，通过表演把群众引入到戏剧的情境中，激起群众抗日的情绪。1939年2月25日发表《新四军的一个欢迎晚会上》，报道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从金华带来两个日本俘虏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特别开了一个晚会欢迎他们，晚会上表演了三幕活报剧：第一幕是欢迎远地来的不平凡的客人;第二幕是人财两失，描写一个地主不愿拿出钱财帮助当地自卫军，女儿和钱财都被日军抢去，最后捐出钱财走上抗日道路;第三幕是军民合作，描写民众如何帮助新四军。1939年12月7日发表《文化运动在皖南前线》，报道新四军在皖南敌后，积极广泛地开展戏剧大众化、剧本和演出通俗化的戏剧运动，专门成立“抗敌剧社”领导全军剧运，积极打造适应部队的剧本和训练戏剧人才等。这些报道能够让《新华日报》的读者了解新四军在敌后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同时也能够吸引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充实到新四军里工作。

3.注重妇女文化培养。“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妇女解放运动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在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样存在。1940年9月6日发表《活跃在江南战场上的教导队女生队》，报道在新四军教导队里专门成立了一个女生队。新四军首长重视领导妇女运动，多次报告妇女问题，亲自到女生队指导工作;女生队在教育内容上以政治教育为主、配合部分军事教育和文化教育，例如社会进化史、妇女问题、政治工作问题等，对文化水平低的推行五百字的识字运动，抗战的史地与自然科学常识教育;在教育方法上坚持“少而精”“学与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三大原则;同时，针对不同学员的个性情况和特殊情况，实行因材施教。新四军教导队为新四军培养了大批各级妇女人才，是贯彻党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表现。

（四）国际形象：发扬国际主义精神

1.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切实执行优待俘虏的工作，并训练每个俘虏都成为对敌工作的有力助手”，是中共武装对敌军工作的基本要求。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指出：“优待俘虏政策的正确执行，可以削弱敌人斗争力，并从事实中粉碎敌人许多欺骗。”如俘虏兵田畑在新四军军部的时候，生了很重的脚气病和发热，敌工部的同志，像一个战友一样殷切地为他治疗，他的病全部治愈了。再如，新四军战士周尚武在延陵战斗的笔记中写道：“一个受伤的鬼子，昏晕在血泊里，我们把他抬到后边，替他医治。”这些都体现了新四军战士宽待俘虏的自觉性。在江南游击区的后方医院里，“受伤了的俘虏，送到这儿来的特别的优待，住在优待室，一切都很自由，时常送糖果给他们吃，有懂日语的人陪他们玩，可以写信回国”。新四军在敌后积极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并教育群众优待俘虏，取得了显著效果。

2.施行反侵略思想教育。“中国共产党推动组织日本人民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先从对侵华日军官兵的反战宣传和宽待、教育被俘日军官兵做起。”1940年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明确：“凡俘虏愿意回去者即给以鼓动招待令其回队外，应注意选择少数进步分子给以较长期的训练。”1939年3月27日，发表石西民《在新X军与四个俘虏的谈话》：“由于对日本俘虏的教育，他们（田畑作造、香河正男、三谷端一、后藤勇）很清楚地认识了中日战争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军阀，正因如此，他们都自愿写告日本士兵书，他们与中国军队携手，打倒共同的敌人。”林植夫说，“他们四人联名替我们写传单”，“能帮助我们去教导队教日语，还答应替我们开日语班，在目前我们已能够使他们纪律化了”。新四军在敌后不仅执行“优待俘虏”，而且注重对日本俘虏兵的思想教育，在华中敌后产生了一定影响。“皖北敌军反战情绪近日愈趋激烈，五日晚淮南中悍镇敌军械库储藏军火价近百万元，被敌反战分子纵火焚毁，一时烈焰冲天，弹药爆炸，声震百里，敌酋闻警，极度恐慌。”

三、《新华日报》对新四军抗战形象塑造的特点与成效

《新华日报》是中共“向国际反法西斯人士提供中国抗战，特别是敌后抗战的真实消息、”的一个重要窗口，其对新四军在敌后抗战形象的塑造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并产生了积极的宣传效果。

（一）《新华日报》对新四军抗战形象塑造的特点。一是内容源自一线。《新华日报》虽处于国统区的大后方，但是报道内容均来自一线战地记者的亲身经历。从发表的关于新四军的文章来看，很多记者如石西民、戈茅、吴蔷、叶莘、郭宽、史沫特莱等，他们都亲身深入到华中敌后新四军的军营里，走访、访问和记录第一手的真实信息，这样的信息不仅真实可靠，而且对报刊的读者群众更具有说服力。二是塑造形式多样。从类型来看，既刊发有新四军首长的讲话、文章，也有报刊记者走访谈话的摘录，新四军战士的信件和笔记，以及敌军士兵来往信件等，这样能够从多方面对新四军抗战形象进行塑造。三是注重军事战绩的宣传。“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是新四军在敌后艰苦情况的真实写照。正是这支最开始连民众都“看不上”的军队，发展壮大成日、伪、国民党反复造谣中伤的对象。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实现部队正规化，能否担负起开辟华中的敌后战场，引起各界的怀疑。因此为了反击谣言，提升新四军的影响力，必然需要积极地报道新四军在敌后的英勇战绩。

（二）《新华日报》对新四军抗战形象塑造的成效。一是促进民众对新四军的认识与了解。正如《申报》所指：“八路军是工农红军改编的，这是尽人皆知的;新四军也是由红军改编的，这却不为一般人所完全知道的。”由于新四军成立的复杂历史，加上国民党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舆论封锁，以至国内大部分民众对新四军并不十分熟悉。在国统区关于军事的报道，历来由国民党中央社专揽，对所有部队均称“我军”，不提番号。《新华日报》则以“本报专电”，标明番号，发表关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大量报道，“对广大关心抗战、团结、进步的人士具有吸引力”。据记载：经“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介绍到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工作的学生、青年，至少一万人以上”，极大充实了新四军的工作队伍。二是增进国内外对新四军的援助与支持。首先是来自国内的援助与支持。如上海某工厂一群女工自发开展“手帕运动”，将所赚的50元1角4分全部寄给新四军。“煤炭大王”刘鸿生向新四军捐赠的20多辆大卡车，为新四军提供了器械物质援助。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积极推动红会对新四军的医疗援助，为新四军募集医疗用品，并把“用自己的钱买的大捆洗脸毛巾、绑带纱包、防护手套、肥皂和奎宁丸”送往新四军驻地。其次是来自海外的援助与支持。广大海外华人华侨通过阅读报纸了解到中国的艰苦抗战，纷纷向国内捐款捐物支持祖国抗战。如1939年5月，保卫中国同盟向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捐赠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400听炼乳、12万剂霍乱疫苗、2000个消毒包。还有旅菲华侨向宋庆龄汇洋8000元，并“指明该款系捐助新四军”。海外对新四军的援助与支持主要在于一些后勤保障物品，这为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坚持持久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