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坛经》作为典籍，其蕴藏的佛教文化博大精深，吸引了越来越多译者的目光，这些译者创造了多个《坛经》英译本，他们的翻译过程中隐含着不同的翻译选择。通过研究译者主体性，对比《坛经》不同英译本，深入分析译者译前译中的不同行为，探究不同的翻译方法，为相关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坛经》;翻译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1-012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1.039

一、引言

（一）《六祖坛经》英译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六祖坛经》的论文主要聚焦其文本、思想、演变与影响等研究，而《壇经》的英译研究却极少被讨论，其有限的英译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种方向：一部分研究注重从翻译层面入手，讨论《坛经》翻译，聚焦《坛经》英译全本或部分文本对比分析，研究其主要的翻译手法，翻译难点及存在的问题。例如：蒋坚松、陈惠（2009）通过翻译理论家刘重德提出的翻译思想“格律诗体译格律诗”，研究其中偈、颂的英译，宋伟华（2012）利用自建的《坛经》汉英平行语料库，通过对比其不同英译本，研究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和翻译方法的运用。另一部分学者将研究上升到文化层面，将文化因素与国际传播考虑到翻译研究中。蒋坚松、陈惠（2010）探讨典籍理解和传达过程中的语境问题，根据多种翻译方法分析译本背后的文化传播，《坛经》作为典籍，也只是其采用的其中一个文本。通过以上文献综述，《坛经》英译研究还不深入，可以通过不同视角对《坛经》英译本进行评析。细看国内研究，没有关于《坛经》翻译过程中译者行为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在译者主体性视角下，致力于研究译者的不同翻译选择，提出一些翻译方法。

（二）译者主体性的翻译研究

查明建、田雨（2003）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在典籍翻译中，译者主体性可以体现在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中，其不是简单的两种语言转换，而是两种文化的交流和协商，更何况《坛经》翻译不只涉及两种文化。袁莉（2002）指出，翻译活动过程中的“唯一的主体性要素”便是译者，认为“翻译的实质不是为了还原原作品的意义，而是译者对原文的一种理解过程，不仅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也是译者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对自我本性的一种深度诠释”。也就是说译者是原文和译文、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中介。

二、译者主体性在译前活动中的体现

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时刻影响着其翻译过程，包括译前与译后行为。要想充分了解译者翻译行为的背后推动因素，首先要了解译者在作品上的选择。对于《坛经》翻译，这主要体现在译者对其中文版本的选择上。

（一）惠能生平

敦煌本《坛经》记载了惠能的生平简介。惠能（638-713），家境“艰辛贫乏”，惠能只得“于市卖柴”。后于市上听一客诵《金刚经》，“惠能闻，心明便悟”，即辞别老母，前往黄梅礼经五祖弘忍大师。初见五祖，惠能便直言“唯求作佛”，并说了“佛性司无南北”的见解，这也体现了惠能“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以成佛”的禅学思想。惠能在弘忍门下随众作务，后因作偈得弘忍认可而禀受衣法，成为禅宗六祖，其偈中蕴含“自性本来清净”的思想。后来惠能向南传法，由于其弟子视惠能为佛，惠能的法语，犹如佛语，因而将其话语编纂成《坛经》，《坛经》既是对惠能思想比较真实的记载，同时作为惠能所创的南宗传法的根本经典，在中国禅宗史乃至思想文化史上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如今《坛经》已被译成了多国文字，流布五大洲。

（二）《坛经》的中英版本

由于惠能弟子众多，加上古时印刷业不发达，经书的流传往往靠心记手抄，这就难免出现笔误。因此，《坛经》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不断传抄、修订和补充，逐渐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是研究禅宗思想和历史演变的重要资料。中国学者洪修平、孙亦平（1900）认为现存《坛经》真正有代表性的其实只有敦煌本、惠昕本和契嵩本（曹溪原本）。其中敦煌本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版本，也最接近原本的写本，惠昕本改编于敦煌本，而曹溪本是惠能弟子从惠能思想所作的发挥，相比敦煌本的描述更加具体，但由于其弟子的理解有所偏颇，导致契嵩本内一些内容与敦煌本大相径庭。例如在第四卷《坛经·定慧品》中，在叙述何为系缚时，敦煌本与契嵩本出现了意思不同的现象。

（1） 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

（曹溪本）

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

（敦煌本）

通过比较以上两个版本对于“系缚”的理解，在敦煌本中，人执着于思绪中即为系缚，而曹溪本则指思绪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二者意思截然相反。因此对于译者来说，在翻译准备过程中，一定要追根溯源，选择原本或最接近原本的写本，这样才能更好地翻译佛经，向世界传递佛经的声音。本研究选取敦煌本进行研究，也是为了研究能更贴近原本思想。

对于《坛经》翻译来说，《坛经》有多种版本，译者对版本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可以体现译者主观能动性。国内外存在多种关于《坛经》的英译本，其中杨波斯基（Philip B. Yampolsky）在海外最有影响力，他对《坛经》的禅学思想进行了严谨考证。除此之外，陈荣捷的译本也受到广泛欢迎，他被欧美学术界誉为“把东方哲学文化思想最为完备地介绍到西方的中国大儒”。二人都采用敦煌本进行翻译，说明他们对《坛经》文本的选择上更倾向于最古老的本子，从而折射出他们在翻译中重视对原文禅宗义理的考据。

三、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儒、道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与儒、道的交融互动中，最终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佛教，这也是由于佛经传入中国时，大部分的译经师都会用本土已有的儒、道观念来解释印度佛教的思想。同时，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有许多佛教词汇和表达方式已经家喻户晓。《坛经》作为极具代表的佛教经典作品之一，不断地被重译，文本中拥有大量的印度佛教词汇，这些词语承载了丰富的佛教文化，译者在翻译时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把语言承载的文化、蕴含的深刻含义还原和表现出来，这个过程集中体现了译者主体性。如果能进一步分析译者行为，总结译者们在翻译过程中的得失，找出其中一些比较固定，且已获得大众认可的传译方式，一定可以解决目前遇到的一些禅宗典籍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一）直译法

西方世界已流入了许多佛教经典作品，经过时间的沉淀，这些作品已在西方话语系统有了固定的名称，并且得到了读者广泛认同，如：《大唐西域记》—— Great Tang Records on the Western Regions，《高僧传》—— 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罗摩衍那》—— Ramayana等。对于这些作品，译者可沿用其传统译法，不需自行翻譯。

《坛经》作为一部自创的中国佛教作品，由于《坛经》有多种版本，不同版本具有不同名称，其名称有多种译文，包括《六祖坛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一卷》《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等，不同版本的翻译则差异比较大。杨波斯基与陈荣捷的译文可以清楚证明这一点。

（2）《六祖坛经》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杨波斯基）

The Platform Scripture

（陈荣捷）

惠能曾坐在韶州大梵寺的一个高台上为众人说法。因此书名中的“坛”，即高台。二人都利用英语对等词语，用通俗简明的方式翻译出坛经。杨波斯基在翻译出坛经的基础上增添了坛经作品的身份信息，其译文更为详细。如果经名包括了惠能（或六祖）以及施法地点的名称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若有译者根据《坛经》全称进行翻译，译文可能会稍显拖沓。

（二）梵语音译法

中国佛教人名翻译一般以音译为主，如：释迦牟尼——Sakyamuni，菩提达摩——Bodhidharma，鸠摩罗什——Kumarajiva等，这些都是依据梵文音译。这种翻译方式不仅可以保留原语的异国情调，并且可以避免译文体现不出原文高深含义的现象，毕竟佛教名称一般包含深意，能凸显佛的高大形象。在《坛经》中，“法”以及相关术语多次被提及，译者也采用了音译的方式，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

（3）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

At no time should a single instant of thought be attached to any dharma.

（陈荣捷）

And in the midst of successive thoughts there will be no place for attachment to anything.

（杨波斯基）

玄奘早在翻译梵文佛经时，就在翻译实践中提出了“五不翻”的理论，即梵语译成汉语时，有五种情形不用翻译，而保留梵语说法，这种方法至今仍存在优势，例如：在翻译一些含义深奥且富有佛学教理意义的词语时，寻找简单的目标语对等词已不能满足译文要求，这时保留梵语说法可以避免意译或直译不当导致文化亏损或语义不全，让读者自行体会佛学的深奥含义。

通过对比上文，陈荣捷将“法”译为“dharma”，而杨波斯基将其翻译为“anything”。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杨波斯基的翻译理解起来更简单，但可能没有触及深层含义，而陈荣捷的翻译采用音译，读者一读就会感到神秘深奥之意，保留了佛教的神秘色彩。但这种音译也会阻碍读者的理解，有时甚至会使读者不知所云，失去阅读兴趣。

（三）解释法

佛经难免会有一些模糊说法，采用解释法，对这些模糊词汇的意义进行概括性的诠释、补充与说明，可以方便西方读者从总体上把握其真正内涵。

（4）若不识法意，自错犹可，更误他人。

If one does not think over the meaning of the Law and becomes mistaken himself，that is excusable.How much worse is it to encourage others to be mistaken！

（陈荣捷）

Don't rest in objective things and the subjective mind. [If you do so]it will be bad enough that you are in error，yet how much worse that you encourage others in their mistakes.

（杨波斯基）

对比陈荣捷与杨波斯基译文，陈荣捷选择直译“法意”，而杨波斯基对“法意”进行了详细阐述。对于不懂禅学或初涉禅学的人来说，这种方式更易传播文本，但若是熟知禅法思想的人来说，直译可能更便于他们体会禅法。

四、结论

本文结合《坛经》两个英译本，分析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的翻译行为，包括译前与译中，通过分析研究，译前文本选择十分重要，关系着译文是否贴合作者思想。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展示了不同的翻译行为，把这些翻译行为放在译者主体性的框架下进行研究，总结了一些比较固定、且获得大众认可的翻译方式，例如对佛教名称进行音译、对高深词语进行解释等，通过这种研究，会对佛经翻译有一定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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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珊，女，汉族，山东济南人，天津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