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锋

【摘要】《居移气说》为日本著名文学家夏目漱石于青年时期所作汉文，此文以漱石自身的性情随居所“三移三迁”的经历为例，表露出其对人之性情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即“居移气”现象的烦恼，并援引庄子、王阳明和朱熹等人有关心性修养的名言，提出对于更为超越的内心境界的追求。通过对此文的细致解读，可见青年漱石对于汉学知识的学习是较为全面的，但又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知识积累，而是自觉地尝试将其内化到自身的精神世界之中。

【关键词】夏目漱石;汉诗文;居移气;精神世界;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1-001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1.006

夏目漱石被誉为日本近代“文豪”，以小说创作享誉世界。然而在其中学时代，却有着近两年的时间曾在汉学私塾二松学舍学习汉学，同时亦进行汉诗文创作。据调查，漱石一生中所作的全部汉诗文均收录于注释书《定本 漱石全集·第十八卷·汉诗文》（岩波书店，2018），其中汉诗208余首中的52首，以及汉文6篇中的5篇均成文于漱石前往松山任教之前，笔者在本文中暂且称这一时间段为“青年时期”。由此可见，汉诗文在青年漱石的文学创作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当时真实的精神世界。

《居移气说》作为青年漱石创作的第三篇汉文，虽然在创作动机上与首篇汉文《观菊花偶记》相同，均为向校方提交的作文，但在内容上却有着异于其他五篇汉文的独特之处。与在《观菊花偶记》中对世风的“借菊讽喻”、在第二篇《〈七草集〉评》中对子规所作汉诗文的品评、在第四篇《东海道兴津纪行》和第五篇《木屑录》中对山水的赞美，即与对他人和自然界的关注不同，青年漱石借《居移气说》抒发的是其自身对于内心境界的烦恼和追求，可以说正是考察他当时的精神世界的珍贵材料。然而据笔者调查所见，迄今为止中日学界对《居移气说》的研究虽有数篇，但均散见于各专著之中，并且大多作为漱石汉诗研究的一个例证出现，而鲜见对此文全文的细致研究。基于上述，本文接下来将通过对《居移气说》全文的逐段解读，并结合漱石所作的汉诗等相关资料，考察《居移气说》中所反映出的青年漱石的精神世界受到汉学影响的具体体现。

一、“居移气”现象的普遍性

夏目漱石的文学创作涉猎广泛，除为众多读者所熟知的小说创作外，亦包括汉诗文创作。据考察，与终身坚持创作并积累了208余首的汉诗相比，漱石所作的汉文虽然数量较少，仅有6篇，但其中5篇均成文于青年时期，从中可见青年漱石所受汉学的影响之深，以及对以汉文这种文学体裁来表达情感的热情之浓。此外，汉诗因受格律等因素所限，虽然更为凝练，但为满足形式上的要求，难免会有词不达意的情况出现。相较之下，汉文所受格律的限制较少，因此可以更为自由地抒发内心中真实的所思所感，而这或许正为漱石在青年时期热衷于汉文创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居移气说》创作于明治二十二年，为青年漱石就读于第一高等中学本科（文科）一年级时向校方提交的作文。本文所选用的《居移气说》文本引自日本岩波书店于2018年出版的注释书《定本  漱石全集·第十八卷·汉诗文》中的正文部分，原文为日文繁体，为便于开展研究，笔者已将原文的字体与标点转换成中文简体，并依照此文自身的行文逻辑与本论文的研究需要自行划分了段落，整理后的文本如下，首先进入第一段：

“天地不能无变。变必动焉。霹雳鸣于上者，天之动也。崩盪震于下者，地之动也。喷火降砂，为山之动。流石噬岸，为水之动。” ①

第一段的核心在于论證“变”的普遍性，以及由“变”引发的“动”的必然性。漱石以“天”“地”“山”和“水”为例，举出了“霹雳”（雷鸣）、“崩盪”（地震）、“火砂”和“流石”等自然界中代表“动”的现象，来论证“变”在自然界中是普遍存在的。上述对于“变”与“动”的关系问题的论述，乍看之下似乎与此文标题《居移气说》的联系并非十分紧密，但从文章的整体结构来看，漱石在第一段中从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自然现象入手，为接下来深入考察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变”与“动”的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起到了引出下文的作用。

此外，漱石选取的“霹雳”和“流石”等自然界中的现象均具有相当程度的危险性，并且从充满着音响效果的“鸣”“震”“喷”“降”和“噬”等动词来看，自然界中的变化是十分猛烈的，并且能够对自然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破坏。由此可见，漱石在第一段中虽然并未直接表明其对“变”与“动”的态度，但从上述例子中可知其中隐含着他对于自然界中由“变”引发的“动”之破坏力的警觉，这也正为后文论证“居移气”的消极影响埋下了伏笔。接下来漱石话锋一转，开始在第二段开头进行由物及人的类比，原文如下：

“物皆然，而人为甚。五彩动其目，八音动其耳，枯荣得丧，动其心。盖人之性情，从境遇而变。故境遇一转，而性情亦自变。是所以居移气也。”

在此段开头，漱石将视角由自然界中的“物”转到“人”上，并且强调“人”的变化比自然界更为剧烈。接下来从“目”和“耳”这两个人类主要的感觉器官入手，强调缤纷的色彩与多样的音乐会影响人的视觉和听觉，而自然界中的生灭流转与人类社会中的荣辱得失则均会影响人的内心。由此漱石认为人之“性情”，即内在的精神世界所具有的气质，应会随着“境遇”，即与内在相对的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见，漱石认为“居移气”现象同时也普遍存在于人类的精神世界之中。

据调查，“居移气”一词实际上并非漱石首创，而是来源于儒家典籍。《定本 漱石全集·第十八卷·汉诗文》对于此词语的出处这样注释道：

“‘居移气’（住所、环境会改变人的心境）见于《孟子·尽心上》中的‘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笔者译）” ②

由此可见，《孟子》中的“居移气”一词仅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而漱石则是在此之上更进一步，举出了自然界和人类两方面的例子论证了“居移气”现象的普遍性，并且笔者认为在对自然界中具有危险性的自然现象的选取中，更隐含着他对“居移气”所具有的消极影响的警惕。

二、性情随居所“三移三迁”的烦恼

上文提到漱石在对“居移气”现象的普遍性的介绍中，亦暗含着他对此现象所具有的消极影响的警惕，那么此种观点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自不用说，这极有可能与其自身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由此需要对接下来的第三段至第五段进行进一步考察。

“余幼时，从亲移居于浅草。浅草之地，肆尘栉比，红尘塕勃。其所来往，亦皆铜臭之儿。居四年，余亦将化为鄙吝之徒。居移气一焉。”

在第三至第五段中，漱石以自身的三次移居经历为例，论述了他对“居移气”现象的切身体会。首先，漱石在年幼时移居到了浅草，此地街道两旁的商店鳞次栉比，可谓十分繁华热闹。然而漱石却认为其间来来往往的人却大多充满着“铜臭”，即为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所不屑的“俗”的象征。在此住了四年，漱石自嘲道自身也几乎要变为贪鄙吝啬之人。一般来说，青年人大多喜好热闹繁华的商业场所，然而从上文的字里行间却能够明显感受到漱石对于此居住环境的鄙夷与拒斥，这固然与青年漱石自身的精神气质有关，但笔者认为亦不可忽视的是儒家思想中的“重农抑商”以及“雅俗之别”思想的影响。

“既去寓于高田。地在都西。虽未能全绝车马之音，门柳篱菊，环堵萧然，乃读书赋诗，悠然忘物我。居移气二焉。”

在第四段中，漱石再次移居，来到了较为偏僻的高田。此地与热闹繁华的浅草大相径庭，门前生长着翠柳，篱笆间开满了秋菊，从此处的描写中似乎能够窥见“五柳先生”，即陶渊明的影子。清幽的景色十分利于读书和汉诗创作，甚至使得漱石产生了“悠然忘物我”的心境。据笔者的调查，漱石在此前写给其好友正冈子规的《七草集评》中亦有与之相似的诗句。

洗尽尘怀忘我物，只看窗外古松郁。

乾坤深夜阒无声，默坐空房如古佛。③

此诗首句中的“忘我物”和《居移气说》中的“忘物我”虽然在“物”与“我”的顺序上有所不同，但两者在思想来源上其实是一致的，均为对于《庄子》中“庄周梦蝶”这一典故的化用，强调在创作时创作主体与客体达到浑然一体而两者皆忘的精神境界，这体现出青年漱石对于中国古代诗学中“物我两忘”这一审美取向的偏好。从散发着“铜臭”的商业场所搬迁到远离市井的清雅居所，漱石的性情也随之改善。然而在明治初期向西化“一边倒”的社会风气之中，以英文为代表的西学已然成为大学入学考试的必考科目。在此情况之下，漱石自然不得不为自身的前途考虑，而暂时疏远其自幼喜爱的汉学，但从接下来的段落中，他却表达出了对此的无奈。

“入兹黉以来，役役于校课，汲汲于实学。而赏花看月之念全废矣。居移气三焉。抑余年廿三，三移居，而性情亦自三迁。自今至四五十，未知其居凡几迁，而其心亦几变也。”

在第五段中，漱石将升入当时所在的学校称为第三次移居。“黉”在古代指的是学校，但结合漱石自身的经历来看，当时他已经离开了曾经学习汉学的二松学舍，并且也逐渐疏于汉诗文创作。对此漱石选用了“役役”和“汲汲”两词来概括他每天在此学校中忙碌无休地听课与学习实用的学问，可见早已对此种生活方式产生了厌倦，并且感叹自身喜爱的“赏花看月”等文人雅好均无暇顾及。通过对比上述三次移居经历使得青年漱石在性情上的变化可知，在其精神世界的深处，有着对于汉学中的中国古代传统文人雅士的生活方式与审美取向的深切认同。

三、对于超越的精神境界的追求

上文中分析了青年漱石的性情随居所“三移三迁”的烦恼，那么他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漱石的态度在接下来的第六段中体现得尤为鲜明。

“呜呼，天地之间，形而下之物，人为独尊，今不能外形骸，脱尘怀，与万化冥合。外物乱吾心，俗累役吾身，蠕蠕蠢蠢，将与蟪蛄泯灭。定可叹也。”

由此可見，漱石认为人虽然最为尊贵，但“居移气”却使得自己与渺小的蟪蛄一般，丧失了崇高的精神境界。然而他之所以会出现此种烦恼，笔者认为正是因为他对“人”之理想的精神境界有着较高的追求，而构成其主要内容的则正为“外形骸，脱尘怀，与万化冥合”这一关键语句。据笔者的调查发现，此句与《庄子·大宗师》中涉及心性修养的“坐忘”一词的描述，即“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 ④极为相似，而“蟪蛄”这一意象同样出自于《庄子·逍遥游》，可见漱石所选取的“居移气”虽然是儒家典籍《孟子》中的词语，然而却主要在道家典籍《庄子》中探索提高自身精神境界的方法。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理想境界呢？漱石在接下来的第七段中对“居移气”的成因进行了分析。

“夫绚彩动目，目之罪也。管龠动耳，耳之罪也。耳目不能免累，心之罪也。余未不能正心罪，宜居移境转。而性情亦漫然无所定。”

漱石认为缤纷绚丽的色彩与柔美华丽的音乐虽然会影响眼目与耳朵，然而耳目之所以不能避免这两种影响，其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人的内心不够强大，而自身至今未能改正内心，因此居所移动、环境改变，当然自身的性情也就漫然而无法安定。由此可见，漱石认为若要消除“居移气”的消极影响，根本之策在于把控内心。在此文的最后，漱石运用所学汉学知识，为自己所期望达到超越的精神境界设定了标准。

“阳明有言。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可不慎哉。故目欲其盲，耳欲其聋。独心欲其虚灵不昧。心虚灵不昧，则天柱之摧不怖，地轴之裂不骇，山川之变，风云之怪，不足以动其魂。而后人始尊矣。”

漱石首先引用的是“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的名言，用以强调把控内心之艰难，为此他甚至提出“使目盲”和“使耳聋”这两个切断外界影响的方法，笔者认为从这看似夸张的宣言中，表露出的正是青年漱石极力试图把控内心的决心，接下来他又引用了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中提出的“虚灵不昧”一词，此词与《庄子》中的“坐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进一步了强调了把控内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漱石认为只有达到如此崇高的精神境界，才能够超越自然界中的剧烈变化，达到所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境界，体现出作为“人”的尊贵之处。无独有偶，青年漱石在《居移气说》中对超越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在其生命最后的绝笔汉诗中亦再次出现。

真蹤寂寞杳难寻，欲抱虚怀步古今。

碧水碧山何有我，盖天盖地是无心。

依稀暮色月离草，错落秋声风在林。

眼耳双忘身亦失，空中独唱白云吟。⑤

此诗第七句中的“眼耳双忘”似乎正对应着青年漱石在《居移气说》中所提出的“目欲其盲，耳欲其聋”，虽然无法据此断定漱石在逝世前是否实现了其在青年时期的追求，但可见的是在他一生的精神世界中，由汉学的影响而产生的对于超越的精神境界的追求贯彻始终。

四、结语

《居移气说》为青年漱石借作文之机，以自身性情随居所“三移三迁”的亲身体验为例，对其一直以来所烦恼的“居移气”现象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并试图运用所学汉学知识来追求超越的精神境界，从而实现对内心的把控。从选取儒家典籍《孟子》中的“居移气”作为标题、在道家典籍《庄子》中探索提高自身精神境界的方法，以及对于王阳明的“心”学名言和朱熹所说心之“虚灵不昧”这一哲学术语的引用等行为中可见，漱石在青年时期对于汉学知识的学习是较为全面的，但又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知识积累，而是自觉地尝试将其内化到自身的精神世界之中。

注释：

①本文对于《居移气说》原文的引用，均基于笔者对日本岩波书店目前最新出版的日文原版注释书《定本 漱石全集·第十八卷·汉诗文》中第75页的日文原文的整理，此后相同出处引文不再重复标注页码。

②一海知義：《定本 漱石全集·第十八巻·漢詩文》，岩波書店2018年版，第508页。

③一海知義：《定本 漱石全集·第十八巻·漢詩文》，岩波書店2018年版，第115页。

④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40页。

⑤一海知義：《定本 漱石全集·第十八巻·漢詩文》，岩波書店2018年版，第483页。

参考文献：

[1]一海知義.定本 漱石全集·第十八巻·漢詩文[M].岩波書店，2018.

[2]祝振媛.夏目漱石の漢詩と中国文化思想[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

[3]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4]张三妮.理智与情感的背离：夏目漱石与老庄[J].焦作大学学报，2017，31（02）.

[5]邱雅芬.日本明治文学与老庄思想[J].学术研究，

20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