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发

【摘要】作为除《金史》外的唯一一部金代通史，《大金国志》自面世以来便受到诸多争议，褒贬不一。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于《大金国志》的价值也有了更加客观的认识。关于《大金国志》这部书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大金国志》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大金国志》的真伪问题、《大金国志》的版本与体例和《大金国志》的史料来源及其价值等方面，兹择其要者进行综述。

【关键词】《大金国志》;成书年代;真伪问题;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1-002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1.007

除《金史》以外，《大金国志》是现在能够看到的唯一一部金代通史，但此书通行的扫叶山房本由于内容错讹较甚，漏洞较多，因而此书面世以来即争议重重。前人已对此书有过诸多研究，如清代的王士禛[1]，近现代的李慈铭[2]、余嘉锡[3]以及近人崔文印[4]、刘浦江[5]等等，但总体来说，对这部书的评价都不高。关于《大金国志》这部书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大金国志》成书年代及其作者、《大金国志》的真伪问题、《大金国志》的版本与体例和《大金国志》的史料来源及其价值等方面，现分别论述如下。

一、《大金国志》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

学术界关于《大金国志》成书年代的争论主要是因为《进书表》的时间有问题。然而此《进书表》已经前人考证为至正三年以后的伪作[6]，最后的所署日期是“采用倒填年月日办法的”[7]，因此不足为信。在《大金国志》所引的材料中，《契丹国志》是成书年代较晚的一种，明黄居中在《千顷堂书目》卷三中认为《契丹国志》的作者叶隆礼为元朝人，即《契丹国志》也应成书于元朝[8]。余嘉锡先生在考证《契丹国志》的成书时间时说：“其书陈氏《书录题解》及《宋史·艺文志》皆不著录。元袁桷《清容集》卷四十一有《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狀》一篇，所列遗书凡一百四十余种，尚无此书。可见元初未刊行于世。至苏天爵《滋溪文集》卷二十五《三史质疑》始云：“‘叶隆礼宇文懋昭为辽金《国志》，皆不见国史，其说多得之传闻。’知其书当出于中叶以后矣。”李锡厚先生后来对此做了新的补充和进一步的考证，认定《契丹国志》成书于“入元之后”[9]。又《大金国志》大量抄录了《契丹国志》，那么其成书时间则必是在元中叶以后了。

既然《大金国志》的成书于元中叶以后，那么其作者就应当是元朝时人，而这则与《大金国志》的作者为宋人宇文懋昭的传统观点相抵牾。《大金国志》题为（宋）宇文懋昭撰，然而史书中关于宇文懋昭其人的记载甚少，仅《经进大金国志表》中对其有简单的记载，长期以来学界对《大金国志》的作者是否为宇文懋昭以及其人是否真实存在等问题一直存有争议。清初人士王士禛认为《大金国志》“或云宋人伪造”。《四库总目》中《大金国志》的提要说“旧本题宇文懋昭撰” [10]。《四库简目》中《大金国志》条目载：“旧本题（宋）宇文懋昭撰，今检核其书，实依托也”[11]。元人苏天爵在其《滋溪文集》卷二十五《三史质疑》中云：“叶隆礼宇文懋昭为辽金《国志》，皆不见国史，其说多得之传闻。”[12]这是宇文懋昭最早见于史书的记载。因苏天爵为元人，而《大金国志》又成书于其《三史质疑》之前，因而赵葆寓、都兴智[13]等人认为既然元朝人不怀疑《大金国志》的作者是宇文懋昭，后代学者无使人信服的证据也不应轻易否定。

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卷五《契丹国志》中认为《契丹国志》“疑是后人所伪撰，假隆礼之名以行，犹之《大金国志》托名宇文懋昭耳”。还说：“懋昭始末虽不可考，亦必实有其人”，但是却没有给出宇文懋昭其人存在的证据。对于余嘉锡先生这种推测，邓广铭认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他认为《进书表》中对宇文懋昭身份的表述问题很大，在史书中无有此种情况，且《大金国志》成书于元中叶以后，其作者无论如何不得在南宋端平元年以“老臣”自称，这些足可否定“宇文懋昭亦必实有其人”之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收有明代吴琯校勘的《金志》一书，所署作者为“元宇文懋昭”，有学者据此认为宇文懋昭确为元朝人。这种观点与《大金国志》的作者是元人相符，且在没有新的能够证明宇文懋昭其人的证据之前，将宇文懋昭看作元朝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二、《大金国志》的真伪问题

《大金国志》的真伪问题一直以来就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焦点，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大金国志》这部书是托名作伪。清初人士王士禛认为《大金国志》“或云宋人伪造”。四库馆臣在写提要时，凡对该书作者的真伪持怀疑态度时，一般都会在作者前面加“旧本题”三字，《四库总目》中《大金国志》的提要写的便是“旧本题宇文懋昭撰”，可见四库馆臣对《大金国志》的作者是否为宇文懋昭也是持保留意见的。而《四库简目》中对《大金国志》的真伪则是明确指出此书实乃托名作伪。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认为《大金国志》虽是“托名宇文懋昭”，但宇文懋昭“亦必实有其人”。刘浦江也认同余嘉锡先生的看法，认为此书是后人伪作，托名宇文懋昭。

二是认为《大金国志》的作者确为宇文懋昭，但《经进大金国志表》不是宇文懋昭所写，而是后人伪造。赵葆寓认为，《三史质疑》的作者苏天爵与宇文懋昭生活的年代大体相同，“且对辽金史籍博洽多闻”，苏天爵不怀疑宇文懋昭是《大金国志》的作者，后人在没有确实的证据下怀疑宇文懋昭是缺少根据的。并且他认为苏天爵在《三史质疑》中对漏洞百出的《进书表》只字未提，是因为“至少在元至正三年（1343年），元朝馆臣们所见到的《大金国志》，还没有宇文懋昭的《进书表》”。所以赵葆寓认为此《进书表》是元至正三年后元人所伪作。都兴智同样认为《大金国志》的作者当是宇文懋昭，并非后人假托，《进书表》也是后人所伪作，但是他又认为宇文氏应该是元朝人而不是宋朝人。理由是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收有明代吴琯校勘的《金志》一书，所署作者为“元宇文懋昭”，因此他认为宇文懋昭确为元朝人。

三是认为《大金国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宇文懋昭所作，另一部分则是元人的“续作”。崔文印在《〈大金国志〉新证》中提出这种观点，理由是在卷十五以后的帝纪和《文学翰苑传》中，存在着许多错误，其水平之低劣，“和原作泾渭分明”。他还指出了“续作”中的许多错误，如歪曲史实、无中生有、疏于考证、浅陋无知、抄书错误等[14]。关于崔文印的这种观点，学术界并不完全认同，如刘浦江就认为不但崔文印所说的“续作”中存在着许多错误，而且在“原作”中同样也存在着诸多上述错误，并举例予以驳斥崔的观点。

更有一种意见认为不但《大金国志》是彻头彻尾的伪书，就连宇文懋昭其人也是杜撰的，是不存在的。晚清学者李慈铭在其《越缦堂读书记》中云：“阅《大金国志》。此书前人多疑之，余谓实伪作也。宇文懋昭之名，亦是景譔。”邓广铭也持此种观点，并且认为“这两部《国志》（《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必为当时坊肆书贾同时所编撰”。

三、《大金国志》的版本与体例

关于《大金国志》的版本，目前最为通行的版本是清嘉庆二年（1797）席世臣刊行的“扫叶山房本”，在此之前，只有抄本流传。“现存本书最早的本子是三个明抄本：（一）罗振玉藏读书斋本、（二）海堂吴氏藏五砚楼本、（三）傅增湘藏天一阁抄本。明抄本的特点是：诸帝纪的天头有记事标目，书前还有《经进大金国志表》《金国初兴本末》《金国世系图》三个附件。”[15]相比之下“扫叶山房本”既没有天头标目，也没有上述的三个附件，但是在卷首新增了《金国九主年谱》。这三个明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均有收藏。此外，国家图书馆还藏有六个清抄本，这六个清抄本与扫叶山房本相同。

最近，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新发现了一种《大金国志》抄本，此本虽未标注时间，也未标注抄自何处，但图书馆人员将此抄本与上述三个明抄本比对后发现，此本与明抄本的特点一致，因此，此本确定无疑是源自明抄本[16]。

关于《大金国志》的体例，前人对此已有过详细论，一般将此书分为五部分：纪、传、表册、文书、制度和行程录，由于前两部分占比例较大，就视之為纪传体。其实，《大金国志》体例参差，是多种体例的杂糅。如席世臣扫叶山房本《大金国志》题识言：“是书以志为名，而杂用纪传、编年之体，似于史例不免混淆。”前26卷叙事以皇帝纪年为纲，主要记述了金与辽、宋、蒙之间的史事，其间也记载了一些金廷内政之事，总体来看，编年体的特征比较明显。卷二七——三十是采用的是小传体例，卷三十——四十采用的则是辑录体。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李秀莲认为《大金国志》作者所抄书籍的体例对其撰述影响很大[17]。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都是编年体史书，因而前26卷编年体的特征比较明显;卷二七——三十因其抄录的书籍为传记，因而采用小传体例。由此可见，《大金国志》体例参差是深受其史料体例影响的结果。

四、《大金国志》的史料来源及其价值

《大金国志》在编撰时，杂抄了多种书籍，史料来源比较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宋人史籍是重要来源。崔文印先生在《大金国志校证》中对一至十五卷史文的出处有过详细考证，认为“其纲类文字主要取自《中兴小纪》《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以及《宋十朝纲要》，而目类文字，即大段史文的征引则以《金虏节要》《松漠纪闻》为主。”

其二，金人史籍的利用，主要有元好问的《中州集》、张诗颜的《南迁录》。清初人士王士禛认为“其（指《大金国志》）《文学传》则全节取元好问《中州集》”。而李秀莲对此有不同看法，她认为在《中州集》之前，“百家诗略”已存在，《大金国志·文学翰苑传》与《中州集》有相同的记载并不一定抄自《中州集》，也有可能是抄自“百家诗略”。

其三，金廷官方资料。金章宗明昌年间，韩玉著有《元勋传》，《大金国志·文学翰苑传》中有《韩玉传》，其中也提到了《元勋传》，可知韩玉的《元勋传》应该也是《大金国志》资料的一个来源。此外，有学者认为署名叶隆礼的《契丹国志》也有可能是依据金廷官方资料所编撰，又《契丹国志》也是《大金国志》的资料来源，因而认为《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一样，都可能有金廷官方资料可据。

其四，来自传闻。元人苏天爵认为：“叶隆礼、宇文懋昭为辽金《国志》，皆不见国史，其说多得之传闻。”北宋“勾栏瓦肆”文化在金代进一步繁荣，勾栏瓦肆中的话本小说就是“传闻”的主要来源，“讲史”是话本小说的重要内容。《大金国志》中记载的爱王大辨联结鞑靼叛据五国城的故事，就是金章宗迫害世宗诸子、宫廷内部矛盾与鞑靼侵扰之类当代历史在话本小说演义中虚构的结果。《大金国志》部分史料源于传闻是有其社会背景的。

虽然《大金国志》的真伪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学界仍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大金国志》为伪书，但是随着对这部书及其史料来源认识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此书的价值也有了更客观的认识。《金史》中关于海陵一朝的记载不仅片面，而且简略，相比之下，《大金国志》中关于海陵王完颜亮的记载要丰富得多，如关于海陵王迁都燕京的决策、过程等，都是《金史》所没有的。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大金国志》史料来源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补《金史》之缺。此外，《大金国志》中保存了大量的史论，其中的论赞部分与《金史》比较对读，可以呈现出相对来说更加客观的人物形象，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五、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大金国志》存在着诸多争议问题，但是最具争议性的，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大金国志》的真伪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则是《大金国志》的作者。关于《大金国志》的作者到底是不是宇文懋昭;宇文懋昭其人是否真实存在以及宇文懋昭其人的生平事迹如何等等一系列问题，自古以来就争论不休。但是现在除了《进书表》，在史书中找不到任何其他关于宇文懋昭生平事迹的记载，以至于关于宇文懋昭其人是否存在的问题至今仍是一桩悬案。

尽管《大金国志》备受争议，但作为现在唯一一部除《金史》以外的一部金代通史，《大金国志》对于金代的历史研究还是不可或缺的。而且随着对《大金国志》研究的深入，其史料价值会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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