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柯律格的《雅债》一书以文徵明为案例，通过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并展示了明代中期苏州一代的文化精英群体人情往来的细节。本文希望顺着柯律格的笔迹，将笔者对此书的理解呈现出来。

關键词：雅债  文徵明  贵人

明代中期，以太湖地区为核心的商品经济水平在经过明初的积累后达到了一个高峰，伴随着王朝的稳定，以儒学和庄学为基础的文化得到了较大发展。通过二者的互相作用，苏州地区文化市场呈现出繁荣景象。在这一背景下，以沈周和文徵明等为代表的江南文化名流自然不可避免地成为研究该时期文化礼品的线索。

本书是柯律格对于文徵明生平系统性研究的成果。该书以文徵明为核心，从人情往来的视角观察了文徵明的家族、友朋、师长，以及彼时他们之间围绕特定的文化和官场环境而产生的互相作用。柯律格搜寻了大量文徵明的资料，对文徵明的生平做了非常详尽的考证，通过文徵明的留世作品和文献来理解明代中期苏州一带的人情往来环境。

从该书的标题“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即可看出柯律格对中国社会文化圈中的人情关系理解得颇为到位。书中谈及“给予的义务、接收的义务以及更重要的回礼的义务”、“图像与诗作中复杂的视觉与文字隐喻，不只是修辞的表现，亦是‘送礼’这种社会行为的体现。通过画上题诗，我们清楚得知送礼的时机、情境以及受画者的身份”、“现存绝大部分的中国古物，都具有相当明显的礼物关系，并主张‘以这种角度看待这些古物，乃是企图将之绾结于层叠的复杂关系中，并尝试呈现出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动态意义’”。柯律格引用了《礼记》中的：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来明确 “往来”二字的确非常精准地表达出了这其中的含义，“18世纪皇朝百科全书巨著《古今图书集成》的编者，将上述《礼记》的文字置于《交谊典》的起首，亦即是将互惠作为社交的基本原则之一。”[1]也就是说“互惠，乃是中国文化中不断出现的主题”。

本书第一章从文氏家族说起，以文徵明父辈的友朋、同僚为线索，展开文徵明及其家族成员之间互通书信，互助互利的内容。柯律格明确地讲出了文徵明作为晚辈对于长辈送诗送文送字送画的诸多讲究，并详细展开了文徵明同其父亲文林、叔父文森在官场上同他人在礼尚往来时所暗含的主要目的和原因，以及在赠送和收受不同的礼物时所对应的不同措辞。柯律格通过对其家族成员的介绍，将文徵明的背景大致勾勒出来，便于读者理解，也便于后续的章节的讲述。

之后的章节主要讲文徵明的师承关系和这些师承关系的展开与现实效用，或者说师徒之名给他带来的好处。这样的好处在师长之间、朋辈之中还有官场之上都有或多或少却又不可忽视的作用。施以这般好处的人，书中称之为“庇主（patron）”。尽管柯律格在前文中就已经注意到了古代中国的“艺术家”同西方艺术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这些差别或可解释为：“中国”、“艺术家”以及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家”这些对于主体的定位方式，其实并不存在于文徵明的时代。这些20世纪才出现的建构方法很可能模糊了他作品制作情景的完整性、忽略他用以构建自我身份的各种场域。[2]柯律格对于西方的艺术家、艺术市场、赞助人（patron）互相关系固有认知的痕迹还是显露无疑。故笔者以为，这里的“patron”或需翻译为“贵人”才更加贴合中国的文化环境。

从文徵明的《先友诗》中可以看到最重要的几个贵人。诗中所述主要是文徵明之父文林的几位主要友人。柯律格谈及在古代中国，父辈的朋友大概率可成为自己的贵人。1512年这组《先友诗》，正是在颂扬这群在某些方面掌握权力并对文徵明的事业能有所助益之人（或至少能强化他的名声，让人认为他是个值得拔擢的对象），而这群人同时也是他在许多方面可能会欠下人情的人。倘若认为这些人要不就是“友”、要不就是“庇主”，那便是将我们的分类强加于其上了。[3]该组诗一共八首，以诗中本人的卒年先后进行排列。首位是李应祯，是文林在太仆寺的同僚，作文徵明的书法老师，其书法被文徵明誉为“当为国朝第一”，第四位吴宽是文徵明诗文方面的老师，也是文林的同年（即同一年的进士，相当于当下的同届）。文徵明在《跋吴文定公撰华小子祠岁祀祝文》中提及：“然比于乡人私祀，又有不同者，故先师吴文定公特为撰祝文。时公以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学士，专掌帝制。此文虽不出钦定，其视临时自制，亦有间亦。”[4]

在这样一个名望的闭环里，学生有义务维护师长的声名始终不坠，因为学生本身的声名也是这名望机制里的一环。[5]所以柯律格从文徵明该文中得出结论，学生因其师的成就而感到骄傲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由此我们可以思量，老师或庇主所享有的声望未尝不是个人在表彰自我身价时主要的象征性资源，毕竟中国文化认为人们在提到自己时，应该要在修辞上谦虚自抑方为得体。[5]

第六位沈周虽不是官员，却在文化上享有盛名。他是文徵明的画学老师，柯律格通过例举大量资料进行考证，明确了该关系的重要性。如：《落花图并诗》即是沈周画，文徵明题跋。这样一种现象足见二人师徒关系的亲密。

通过对一系列“先友”的举例，柯律格得出结论：对于明代中国升迁的实际（相对于表面上）运作……知道人们无法不与权贵结交，然较为明智的策略则是不要只与特定的认识建立紧密关系……扩大自己未来选择的机会……明代社会的地位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血统”，而是综合了年龄、官阶、财富、无形的“名望”等复杂因素而合成的标准。[6]其中，“先父之友”多是占据要职之人，将《先友诗》及文徵明的一系列文章罗列，即可发现，这些人便是“对文徵明的事业能有所助益之人，而这群人同时也是他在许多方面可能回欠下人情的人”，也就是贵人。

在朋辈、官场和精英的地方性义务的章节里，不管是其与要好的吴中另外三才子，尤其是与自己书法老师的女婿祝允明的交往，还是因为林俊的失势而黯淡的仕途，抑或自北京返回苏州后几乎被神话化的事迹，都或多或少有“雅债”的身影。

朋辈中的这种雅债或许并不能完全表意，因这多发生于普遍之间平等的雅集、笔会一类的活动之中，典型代表是《落花图并诗》的产生过程。柯律格理顺了落花诗产生的一系列时间顺序，最后由沈周和文徵明最终完成这一作品。与其说是作品，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团体在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下隔空形成的精神交流。这种交流本身即已经是创作，而最终《落花图并诗》的完成只不过是为这样的文化流传标上一个脚注。当然，这种脚注不可避免地回在不同的“场域”呈现出不同的标签。但这样的文化的脚注多与彼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及政治生态相联系。如文徵明出入北京的信件中提及受乔宇（1457-1527）之邀至其家中晚餐而请林俊代为拒绝一事……（请林俊代为婉拒，实显示他对林俊的效忠之情）。[7]在这样比较坚定的站队在林俊失势后随即而来的后果也十分明显——1525年6月2日，文徵明在翰林院编纂完《武宗实录》后，记录显示他于九十七个编修人员里名列第六十二，其受赏亦不若其他人丰厚（不过银五两，纻丝一表里），几个星期后出炉的晋升名单上也不见文徵明的踪影;他的官位既不升也不转，意味着其仕途毫无前程可言。

文徵明能作为吴门画派的核心，或者说是吴中四才子之一，其原因并不在于苏州人的身份，而是其作品在占据着极高的水平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柯律格列举出文徵明撰写的墓志铭有一半以上是为吴地之人所写，他的游记画及画上的跋文更是如此。比如礼品的礼尚往来是存在于人之间，而以吴地的文化风貌而成的诗文书画则成为“人与地……互依互惠为文化仪节里的重要元素。”[8]文徵明能于吴地作出诸多此类作品，主要还是根植于吴地特定的文化状况，该文化状况随着明代中叶经济的发达而一同发达。在文氏晚年所作多件以“江南春”为主题的诗画中，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江南春》（1547）属“细文”里的精品。“江南春”的文学绘画题材早见于顾况、惠崇和李唐，并且在后世“发展成一系列描绘河岸远渚的景致，并蕴含隐逸山林与遗世独立的意味。此画跋题以“江南春”三字起首，以“并追书和云林先生此二首”为结尾，遥相呼应了倪瓒的《江南春》词。

吴地的经济状况也是原因之一。文氏本是湖南衡山人，也是文天祥的直系。文徵明的文学师于吴宽，画学师于沈周。可以说，吴地对于资金和人力的吸引力是造就吴门画派尤其是文徵明书画社交活动的重要外因。这样的文化源流， 即是“文脉”（chain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这种吴地的人杰地灵使文徵明得到的盛名又反过来滋润了吴地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书中最后几章主要讲了文徵明在留下繁多的作品后，这些作品是如何在后续的文脉传承中继续发光发热，他本人的声名形象也由此不断在历史的手泽中保有溫存。作为文徵明的书学弟子，王宠的书法名气正是基于文徵明的风格继承。这一点从文徵明将王献之的《地黄汤帖》赠予王宠一事了然可见。尽管在文徵明去世后，其子文彭又将此帖于市面上购回，但从这样一个书学的承接当中依然可以看到，文氏作为弟子王宠的贵人，提携、点拨等行为的分量之足。另一个典型弟子则是王毂祥。如文徵明为王毂祥这一弟子专门绘制的作品不在少数：《林榭煎茶图》（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兰石图轴》（广东省博物馆）、《千岩竞秀图》（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万壑争流图》（南京博物院），更有王毂祥携沈周手书《落花诗》见文氏时，文氏专门为之作画来配沈周的书法。尽管文徵明与后辈间常有这样的书画流传，然而如今我们对文徵明的“书画家”或“艺术家”的标签式认识多是在文氏身后方得形成。书画市场在文徵明的标签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过去伴随着社交与礼物性质的作品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剥离了原有了人情属性，变成单纯的文化商品。非常有趣的是，如此不菲的商品之作者在世时并非着意于书画，或者说并不愿意被认为是一个画家（画匠）：“衡山先生在翰林日，大为姚明山杨方城所窘，时昌言于众曰：‘我衙门中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耶？’……然衡山自作画之外，所长甚多，二人只会中状元，更无余物。故此数公者，长在天地间。今世岂更有道着姚涞、杨维聪者耶？此但足发一笑耳。”

通过对文徵明诗文书画的社交属性进行分析，在文绘雅事之上所承担的人情之事——雅债的形象了然如面。柯律格点出，这种接受与给予的义务从庶民直到天子都相互遵循，并且对于给予后的回报由其不同场域所赋予的不同标签所决定。诚如张彦远所言：“高平公镇太原……惶骇不敢缄藏，科简登时进献……手诏答曰：‘卿……欲观象以省躬，岂好奇而玩物。况烦章奏，嘉叹良深’”。可见，张彦远祖父张弘靖因同僚所忌，为宪宗索礼。为保全自身，进献家藏珍品。通过拿出礼品，得到宪宗肯定，此时书画作为一种礼品早已经暗含有保身的意味在里面。这或许是不求下坠之举，换回到文徵明的情况则更多是有不同程度的攀会、结交，乃至于学识承接的味道。

本书资料十分丰富，体系及观点颇为完整。艺术赞助作为艺术史研究的一种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艺术家、艺术品及艺术创作的内在机制和外在规则之间的相互循环作用。柯律格作为一位英国学者，能够在文徵明艺术赞助方面的研究进行得如此详实的同时又对中国的人际往来精神把握得如此准确，实属难能可贵。尽管书中的“庇主（patron）”的翻译不尽如人意，“patron”一词的英语语境也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尽管“中国艺术家”的定位方式并不能用于文徵明本人，其作品亦非绝对的当今概念中的艺术品，但笔者以为，以文徵明为代表的明代文人依然对以儒学为面、庄学为里的诗文书画艺术本身抱有本体的信念。我们可以在对研究对象本身的完整人格及其艺术精神有一个整体把握的前提下，通过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些研究对象，进而发现其中基于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丰富内涵，由此更加深入地理解文徵明其人。笔者以为，这也正是此书引言末尾“将与一位明代男性精英‘有关’的事物做最大程度、最大范围的复原，同时不要忘记他对自己的主体定位绝不会是我现在为他所定位的，我所建构的文徵明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今日的色彩”想要表达的真正意思。

参考文献

[1]格律柯.《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M].北京：三联书店，2012，p.XIV.

[2]同上，p.VII.

[3]同上，p.40.

[4]文徵明.《文徵明集》（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p.1374-1375.

[5]格律柯.《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M].北京：三联书店，2012，p.31.

[6]同上，p.48.

[7]同上，p.89.

[8]同上，p.116.

作者简介：王赛飞（1993.9-）;男：汉族;浙江衢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画理论研究与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