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 瑾 薛海平 方晨晨

一、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实现全面脱贫，越来越多的家庭愿意额外支付费用，将儿童送入各类培训机构，以期实现赢在起跑线并笑到最后的愿景。市面上各类培训机构鱼龙混杂，一些机构存在的超前教学、价格虚高等问题引发了系列社会问题，如“养娃难”“养娃贵”导致的生育意愿降低；“海淀妈妈”“鸡娃”等热搜词引发的育儿焦虑；中产家庭通过教育投资，维持或逆袭阶层的投资悖论等。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一段讲话发人深思，“培训乱象，可以说是很难治理的顽瘴痼疾。家长们一方面都希望孩子身心健康，有个幸福的童年；另一方面唯恐孩子输在分数竞争的起跑线上。别的孩子都学那么多，咱们不学一下还行啊？于是争先恐后。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解决。”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双减”政策主要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政策中也明确指出了幼小衔接过程中小学的责任和义务，“学校要开齐开足开好国家规定课程，积极推进幼小科学衔接，帮助学生做好入学准备，严格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同时提出各地在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双减”工作的同时，还要统筹做好面向3—6岁学龄前儿童的校外培训治理工作，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史上最严”治理课外培训政策的落地对教育培训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新东方在线发布公告，将停止经营国内从幼儿园到九年级即K9业务的培训服务；好未来宣布终止国内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服务。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非学科类培训尤其是本就火热的早教班更有“内卷”趋势。我国自古就有早教的说法，但专门的早教机构属于舶来品。多数早教班以国外的教育理念为噱头，以蒙台梭利教育理念、体能运动发展、生活体验为卖点。早教课程体系或以6个月的年龄节点划分；或以学习领域划分，如体能运动类、艺术类、语言类、社交类等。每次的课程均有固定的流程，早教教师兼具教师和演员的双重角色，既要面对儿童更要面向家长。早教班中“赢在起跑线”“全脑开发”“体能强化”等营销口号刺激着家长的育儿需求，面对动辄上万的早教费用，早教班到底有没有用？参加早教班能否促进儿童的发展？超前“抢跑”能否为儿童发展持续赋能？基于这些问题，本研究采用追踪调查数据，探究早教班对儿童学习与发展的影响。

需要明确的是，本研究中的早教班与托育机构是不同的概念。托育机构是指经有关部门登记、卫生健康部门备案，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托育服务的机构[1]。托育机构与幼儿园类似，其特点是父母不在场。早教班是指在家长陪同下对0—3岁婴幼儿开展的有偿教育服务。早教班主要栖身在城市各大商业综合体里，也有很多托育机构为了盘活场地，实现早教班为托育服务引流的目的，在托育机构内单独设置早教班。早教班与校外兴趣班、特长班、课外补习班极其相似，国际学术界将其统称为影子教育[2]。国内外关于影子教育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义务教育阶段，比较一致的结论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资本、家长教育期望、补偿因素、兴趣等是影响儿童参加影子教育的主要因素[3-5]。影子教育能否对儿童的学业成绩产生影响？研究结果并不一致[6-10]。是否年龄越小，参与影子教育的效果就越好？研究结果也不一致[11-14]。在0—6岁学前领域，有研究发现，家长会根据孩子的年龄阶段选择不同的培训机构，具体表现为小班“铺垫式”报班体验；中班“荤素搭配”全面培养；大班“重荤轻素”侧重幼小衔接[15]。Ren等人对3—5岁儿童进行调查发现，参与早教班、兴趣班可以提高儿童的认知表现[16]。我国学者基于984名学前儿童的调查发现，儿童入园前是否参加早教班，除了在社会情绪上有显著性差异外，其他领域上均无显著性差异，入园前和入园后儿童是否参加早教班和兴趣班对其学习与发展能力均不具有显著预测作用[17]。还有研究发现，学前儿童参与园外兴趣班并未对其好奇心和学习兴趣产生显著正向影响[18]。随着教育竞争不断低龄化，越来越多的0—3岁儿童参与了早教班。目前国内外关于影子教育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义务教育阶段，国内有关0—3岁儿童参与早教班对其未来学习与发展的追踪研究几乎空白。本研究尝试探究参与早教班对儿童入园后的学习与发展有无促进作用，研究结果将为家长理性报班提供参考依据，为政府规范和治理早教市场提供事实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山西省晋中市作为调查区域，与全国经济水平相比，晋中市处于相对欠发达地区，且各区县人均GDP差距较小，更具代表性。数据为两期追踪数据，第一期基线数据为2017年，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在儿童年龄、性别、城乡区域基本平衡的状态下，选取晋中市不同区域的17所幼儿园，每所幼儿园随机抽取大中小班各一个班级，每班随机抽取男女各半的儿童，剔除无效被试后，共选取664名学前儿童及其配对的家长作为调查对象，其中男幼儿337名，女幼儿327名；小班幼儿236名，中班幼儿205名，大班幼儿223名。第二期追踪数据为2018年，由于基线数据里大班幼儿已经进入小学，追踪数据仅对小中班（2018年升入中大班）幼儿进行追踪，最终获得367名幼儿的追踪数据，其中追踪小班幼儿200名、中班幼儿167名。

（二）研究变量

1.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儿童学习和发展水平。研究采用《亚太学前儿童发展量表》（简称EAP-ECDS）对儿童的学习与发展水平进行测评，该量表由香港大学研究团队领衔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亚太地区国家编制而成。EAP-ECDS由认知发展、社会性发展、运动发展、语言领域、健康卫生安全、文化参与和学习品质七个部分组成，实测时采用一对一测试的方法，由接受专业培训的研究者邀请儿童在单独的教室进行测查。在测查过程中，儿童根据研究者要求进行口头应答、指认、认读或者排列图片、手部操作、直线行走、接球以及书写或者绘画等项目。该量表经过多轮修订，在各国均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2.核心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儿童在入园前是否参加过早教班，如果参加了为1，没有参加则为0。

3.其他控制变量

本研究选取了与被解释变量及核心解释变量相关的幼儿个体、家庭和园所层面的信息作为控制变量。幼儿个体层面主要包括幼儿性别和班级，家庭层面主要包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人每天和孩子的阅读时间、每天和孩子的游戏时间等，园所层面主要包括园所区域、教师编制、教师职称等。具体变量说明详见表1。

表1 变量说明

（三）研究方法

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简称OLS）基于随机分配的假设会提高样本选择偏差和反事实估计偏误的发生概率，因此，本研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简称PSM）实现反事实模拟状态下的处理效应估计，从而评估早教班对儿童学习和发展的影响效应。PSM是解决课外班（包含早教班）影响儿童学习和发展能力过程中样本选择偏差的有效办法。通过匹配能够实现参与早教班和未参与早教班群体协变量分布的平衡性，从而尽可能消除样本中干扰变量差异的影响。在操作层面，PSM在Logit模型或Probit模型估计倾向得分的基础上为处理组个体寻找到特征相似的控制组个体进行匹配，从而比较那些参与早教班的儿童与没有参与早教班的儿童在学习和发展上的差异，即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Treated，简称AT E T），模型表达式如下：

上述模型中，Yi1和Yi0分别为参加和未参加早教班儿童的学习和发展水平。Di表示为二分变量，若儿童参与了早教班，则标记Di=1，反之则标记Di=0。p（X）则为控制学生个体、家庭、学校因素后参与早教班的概率值。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将同时采用近邻匹配、半径匹配、马氏匹配以及核匹配评估早教班对幼儿学习和发展的影响效应。

三、研究结果

（一）儿童参与早教班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2呈现了Logit模型分析影响儿童参与早教班的因素结果。由表2可知，幼儿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显著影响其是否参与早教班。

表2 幼儿参与早教班的影响因素结果

（二）平衡性检验

在采用PSM方法评估早教班对儿童学习和发展的影响时，我们需要对控制组和平衡组的变量进行平衡性检验。表3呈现了近邻匹配法下的平衡性检验结果。从平衡性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协变量的标准误在匹配后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中偏误消减最高的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每天与孩子的阅读时间，分别达到了98.8%和98.7%，同时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中各协变量的T检验结果均不显著。这说明匹配效果较为理想，匹配后的数据消除了参与早教班和未参与早教班的儿童在各方面的差异。

表3 近邻匹配法下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此外，图1展示了儿童是否参与早教班的倾向得分值的共同取值范围。由图1可知，在没有参加早教班的对照组（Untreated）中，仅有少数样本不在共同取值范围中（Off support），大部分样本都在共同取值范围内（On support），样本基本满足对共同支撑假设的要求。

图1 倾向得分值的共同取值范围

（三）基于基线数据的PSM模型估计结果

在平衡性检验的基础上，本研究分别采用近邻匹配法（1∶2）、半径匹配法（0.01）以及核匹配法估计早教班对儿童学习与发展能力的影响。从表4可知，无论是基于基线数据还是追踪数据，参与早教班对儿童的学习与发展均无显著提升作用。可见，超前“抢跑”并不能有效提高儿童的学习与发展水平。

表4 参加早教班对幼儿学习与发展能力的影响

（四）参与早教班对幼儿学习和发展持续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参与早教班对儿童学习与发展的持续影响，我们进行了分样本回归分析。表5呈现了儿童参与早教班对其入园1—3年后的学习与发展产生持续影响的结果。研究发现，小班升中班后，参加早教班对儿童运动能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中班升大班后，参加早教班对儿童语言和健康安全有正向的后续影响。整体而言，参与早教班对儿童入园后的学习与发展无显著性的持续提升效果。

表5 参与早教班对幼儿入园1—3年学习和发展的持续影响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两期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探究参与早教班对儿童学习与发展的持续影响作用，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儿童参加早教班的关键因素。儿童参加早教班、兴趣班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有超过六成的学前城市儿童参与过兴趣班[19]。本研究数据发现，即便在经济水平不发达的区域，仍有超过三分之二（68.4%）的儿童在幼儿园期间参与了兴趣班，超过三分之一（35.9%）的儿童在入园前参与了早教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儿童参加早教班的机会越多，这一研究结果与国内外参与影子教育的影响因素结论一致。通常上早教班的家庭一般都具有经济条件尚可、对儿童教育问题比较上心、缺乏教育孩子的经验、功利心相对较重等特点。经济基础是先决条件，决定家庭能否负担得起上万元的早教费用。

第二，参加早教班对小班升入中班幼儿的运动发展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儿童运动发展建立在身体动作发展成熟的基础上，儿童的身体动作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粗大动作，如爬、走、跑、跳、上下楼梯等大肌肉动作的发展；另一类是精细动作，如抓握、使用勺子、穿脱鞋袜、握笔画画或写字等小肌肉动作的发展。儿童的动作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双生子”爬楼梯的实验已经证明，儿童身体动作的发展要建立在发育成熟的基础上。尊重儿童的发展规律，在儿童发育时间表的基础上进行指导，才能取得最佳效果。过早地拔苗助长或不正确的超前训练只会增加儿童负担，适得其反。正如研究结论所示，早教班对儿童运动发展能力的“反弹作用”在中班得以体现。对于3岁以内的儿童来说，真正有效的运动发展应该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由儿童最熟悉的照护者进行的，不能仅仅依靠每周一两次的早教活动得以提升。

第三，参加早教班对中班升入大班幼儿的语言和健康安全有正向的后续影响。科维（Covay）和卡波纳罗（Carbonaro）的研究发现参与艺体类兴趣班的儿童在语言和数学发展上有优势[20]。从形式上来说，早教班的特点是亲子共同参加，在参与过程中，教师面向儿童及其家长共同开展活动，在过程中师幼间、亲子间的语言沟通频繁。根据亲子班活动流程，每次活动结束前会预留10分钟左右时间由教师与家长开展活动总结及育儿知识拓展等，主要涉及亲子沟通、出行安全、儿童生活自理等健康卫生安全相关内容。0—3岁是幼儿语言发展的准备阶段，也是口语发展的最佳年龄。儿童由咿呀学语到有意识地表达，从能够说出单个词汇到说出简短的句子，儿童词汇量和句型的丰富，都需要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获得。早教班给儿童口语表达和言语交流提供了场所，为缺乏育儿经验的家长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契机。另外，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语言表达和理解能力逐渐成熟，这也是在追踪调查时发现儿童进入大班语言水平较高的原因之一。

第四，参与早教班对儿童入园后的学习与发展无持续提升效果。这一研究结果与国内外的研究结论趋于一致[21-22]。参与早教班对儿童的帮助是有限的。一方面，家长让儿童参加早教班，更多地是关注儿童身体、语言、认知等能力的发展。有研究发现，中产阶级的父母更愿意将孩子提前送入早教班和兴趣班，目的在于增加儿童未来在教育和工作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机会[23]。然而3岁前是儿童感知觉发展的关键期，是与父母建立亲密依恋关系的奠基期，过早重视认知能力的发展，忽略了情感、独立、交往等能力的发展，并不能为后续儿童全面的学习与发展提供帮助。另一方面，早教机构良莠不齐，管理不规范、泛滥雷同、师资出口多元等一系列问题也会导致其难以对儿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本研究在追踪调查过程中样本缺失较多，尤其在基线调查后，对大班升入小学的儿童没有做有效的跟踪，基本损失三分之一的样本。另外，在调研时间上，仅追踪一年，不能更为全面地探讨结果的有效性。在后续的研究中将会调整追踪方案，扩大样本量，细化早教班的类型，深入探索不同类型早教班对儿童即时和后续的影响作用，同时对早教机构的结构性和过程性质量做进一步探索，为佐证“双减”效果，促进早教机构规范化发展提供事实依据。

（二）研究启示

第一，尊重儿童的自然发展规律，父母高质量的陪伴是儿童成长的关键。0—3岁婴幼儿的年龄特点决定了其健康成长应以“家庭为主”。儿童出生后，第一个交往频繁的对象是母亲或主要照料者。国内外研究证实，儿童早期与抚养者尤其是父母之间形成的关系将会影响儿童以后的发展。这一时期是婴幼儿与主要抚养者，尤其是母亲建立依恋关系的重要时期，良好依恋关系的建立对儿童形成最初信任和不信任的个性特点有着重要的影响。儿童基本技能的掌握、社会规范的获得、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角色的培养，最初都是在家庭中学习或形成的。因此，在这一阶段父母的陪伴、家庭的养育至关重要。很多90后、00后新手父母舍得教育投资，愿意陪孩子一起参加早教课程，如果是抱着亲子共同成长的目的，有时间、有余力可以适当参加；如果是抱着开发智力、加强专注力等功利性目的，相互攀比或盲目跟风式地参加，不仅会扭曲早教的形式和内容，还会揠苗助长，对儿童的成长和发育造成伤害。父母高质量的陪伴对儿童来说，比任何早教培训更具价值。

第二，政府应全面贯彻“双减”政策，治理虚假夸大及超前教育的早教机构。0—3岁是个体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科学的养育能够促进婴幼儿在身体发展、动作、语言、认知、情感和社会性等方面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要实现“幼有所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教育焦虑是父母最大的焦虑之一，早教机构通常会抓住父母育儿焦虑的痛点，打着“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全脑开发，变得更聪明”“锻炼社交，提升情商”“培养专注力”“学拼音一定要趁早”等宣传口号，借用或错用婴幼儿大脑快速发展、“用进废退”等措辞刺激家长的育儿神经。“双减”政策出台以后，政府在治理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同时需关注火爆的0—3岁早教市场，引导家长理性看待早教班对儿童发展的作用，从严治理早教培训中虚假、夸大及超前的教育内容。儿童的学习与发展要遵循身心自然成熟的规律，早教班并不是导致儿童学习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家长盲目跟从和过度依赖，将个人的教育焦虑和教育责任转移到机构教育上，结果很有可能得不偿失、适得其反。

第三，大力兴办普惠性托育机构，确保托育机构质量，完善“家、托、社”三位一体协同育人体系。0—3岁婴幼儿入托已是国际趋势，2020年数据表明，我国0—3岁婴幼儿入托率为5.5%[24]，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新加坡90%、瑞典55%、法国50%、日韩30%）。2021年5月全面三孩政策出台，国家提出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进一步发展托育服务，尤其是加大普惠性托育服务的资源供给。《“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中提出，到2025年我国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4.5个。国家卫健委2020年调研结果显示，我国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仅为1.99个。目前离目标托位数相差较大，这意味着托育将成为未来0—3岁婴幼儿照护教育的主要阵地之一。大力兴办资质健全、管理规范、面向大众、收费合理、质量较高的普惠性托育机构，一方面有利于婴幼儿健康成长，满足家庭科学育儿需求；另一方面还能减少家庭与工作的冲突，保障女性就业发展，激发家庭生育动力。一个人的成长始于家庭，长于学校，最后服务于社会。对于0—3岁婴幼儿来说，其发展同时受到家庭、托育机构和社会的共同影响。如果只注重一方，则难以形成教育合力，因此，需要三方协同一致，共同促进儿童全面健康成长。“家、托、社”作为一个教育共同体，协调配合程度越高，对儿童学习与发展的作用就越大。只有完善“家、托、社”三位一体协同培养体系，才能更为有效地促进儿童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