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杰，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钱塘学校教师。

很多公开课和已经发表的课例都说《祝福》一文是“刻画祥林嫂以抨击封建礼教的”[1]，这种大行其道的认识挖掘到文本的最深处了吗？笔者不敢苟同。首先，这种认识只看到封建礼教迫害祥林嫂的一面，忽视祥林嫂主动遵从封建礼教的一面，因而没有解读出祥林嫂对封建礼教的复杂心理;其次，这种认识只突出祥林嫂被动受压迫的一面，忽视祥林嫂主动反抗压迫的一面，因而没有解读出祥林嫂性格中刚强的一面;再次，这种认识把小说重要主人公“我”退化为一个纯粹的祥林嫂故事的讲述者，“我”的怀疑主义思想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使对小说主题的探究无法聚焦到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上;最后，由于传统教学对祥林嫂理解得不全面，对“我”的分析又是常常忽略的，小说主旨长时期无法触及鲁迅思想彷徨性的一面：面对封建礼教及受其束缚的民众，知识分子在拯救与放任之间，究竟应取何种态度为宜？

因此，有必要运用批判性思维，在全面理解祥林嫂和“我”的基础上，对《祝福》的主题进行再认识。

一、祥林嫂：如何成为封建礼教的虔诚信徒

很多人潜意识中都以为祥林嫂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她的性格是逆来顺受的。但这其实是对祥林嫂的误解。彭小燕如此评价祥林嫂：“敢于以个人仅有的力量、方式抗拒‘命运的袭击，一开始就是祥林嫂的性格。”[2]这种评价抓住了祥林嫂刚强的一面，可谓入木三分。笔者认为，逃婚、抗婚、捐门槛，正是祥林嫂反抗命运的重要事件，要想把握祥林嫂和封建礼教的关系，就必须关注这三个事件。

先看逃婚事件。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打工的原因，小说没有明说，但从她婆婆抢走她，立马把她卖掉这点来看，她显然是为了“逃婚”来到鲁镇的。祥林死的时候，祥林嫂还很年轻，大概二十六七岁，可她却宁愿自己外出打工也不愿意再嫁，哪怕是婆婆令她再嫁——从卫老婆子洋洋得意地向四婶汇报祥林嫂再嫁的消息这一点，可见祥林嫂的改嫁事件其实在道德上不必受到过多谴责，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是受到鼓励和羡慕的——她也还是拒绝。逃婚事件显而易见地证明：“一女不侍二夫”的礼教观念在祥林嫂的内心早已根深蒂固，这种信仰的力量甚至超过婆婆的权威以及部分社会舆论。如果有谁要逼她违背这种信条，她宁愿离家出走，脱离现有的一切社会关系和物质条件。

祥林嫂不愿改嫁是因为她和祥林有深厚的感情吗？恐怕不是。这个问题原文没有直接交代，探究起来，不妨拿祥林嫂的两任前夫祥林和贺老六进行比较。根据文本，祥林嫂和柳妈交谈的时候，提到过前夫贺老六。祥林嫂笑称贺老六新婚那晚力气很大，以至于她最后屈服了。柳妈不信，祥林嫂反问道：“你去试试看？”从这段稍涉狎昵的对话中，可见祥林嫂对于贺老六的爱慕。与之相对的是，祥林嫂有这样温情款款地提到祥林吗？显然没有。祥林嫂嫁给祥林只一年的时间，双方还没有来得及建立深厚的感情，祥林就去世了。可尽管如此，祥林嫂还是不愿改嫁，这不正好说明了封建礼教思想在祥林嫂心里的地位之重吗？

再看抗婚事件。所谓抗婚，表现在前往贺家墺的路上，祥林嫂“嚎”得声嘶力竭;在婚礼上，又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关于这两件事情，卫老婆子是这样转述的：“回头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说要寻死觅活的也有，抬到男家闹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连花烛都砸了的也有。祥林嫂可是异乎寻常，他们说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墺，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擒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3]由此可见，祥林嫂对封建礼教的认同是发自内心的。

最后看捐门槛事件。祥林嫂“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足见这条门槛价值不菲，也可见祥林嫂的魄力。她这样做的直接原因首先是二婚事件之后，鲁镇的人已经渐渐看她不起，对她敬而远之，甚至有意戏弄。其次，柳妈的讲述使得祥林嫂对死后被两个男人分尸的下场产生了恐惧。但归根到底，还是祥林嫂对封建礼教的强烈认同：她承认自己嫁了两回丈夫是有违封建礼教的，因而她以为自己受到惩罚是必然的。

祥林嫂捐了门槛之后，“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她便回来了，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于是她“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但四婶急忙把她制止。接着，“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再也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这个细节表明：无论逃婚、抗婚还是捐门槛，祥林嫂的一切努力全白费了。

围绕祥林嫂二婚事件而发生的逃婚、抗婚、捐门槛等事件，呈现出封建礼教各种势力压迫祥林嫂的一面，也表现出祥林嫂为维护自身权益而反压迫的一面。这暴露出祥林嫂悲剧的二重性：封建礼教迫害的不是一个态度虚伪的妇女，而是虔诚的信徒;祥林嫂并非有意违背封建礼教，并曾积极向封建礼教靠拢，但最终还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我”：表层叙述与深层叙述共同建构的真实形象

“我”是小说中不容忽视但却常常被忽视的人物。人们常常以为《祝福》讲述的只是祥林嫂的故事（人们习以为常地称《祝福》这篇课文为“《祥林嫂》”），而忽视了文中其实还有一个“我”的故事。正是在“我”的塑造上，使小说的关注点从祥林嫂和封建礼教错综复杂的关系，进一步转移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困惑上来。

哈姆莱特在该不该复仇的问题上，曾经展现出一丝犹豫：“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4]一些现代知识分子在面对封建礼教是否應该抨击的时候，也有类似的困惑。他们认识到封建礼教束缚人性，所以应当抨击;又看到普通民众有信仰封建礼教的一面，因而觉得抨击封建礼教对民众可能会是一种折磨。假如知识分子向民众指出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但他们又找不到“变革现实、创造未来的道路”，这样做“只会弄敏了人们的感觉神经，制造出新的痛苦与新的罪孽”[5]。

钱理群曾经指出：“哈姆莱特命题的基本内涵与意义，表明了对人和宇宙的至高至美性的最初怀疑与动摇。而作为这种怀疑与动摇的最重要的表现，则是哈姆莱特对于自我的怀疑与否定。”[6]无独有偶，《祝福》中的“我”也是一个怀疑自我、否定自我的人。请看“我”面对祥林嫂灵魂拷问时的一段内心独白：D118055A-3802-4AFB-BC79-04153FB8070A

“对于灵魂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的踌蹰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细读这段文字，我们就会发现，当祥林嫂向“我”询问时，“我”一下子陷入了“拯救她”（劝她逃离封建礼教）还是“放任她”（由她待在封建礼教）的困惑之中，并且最终还是“放任”的思想占了上风，使“我”在祥林嫂面前否定了“自我”。

这种否定是其来有自的，小说中多处细节暗示了“我”的软弱性和敏感性，“我”似乎是很胆小又很无坚定立场的人。当四叔大骂新党及骂祥林嫂是“谬种”的时候，“我”起先都敏感地以为四叔是在骂“我”，最后证明不是，才感到轻松。当“我”遇到祥林嫂“预备她来讨钱”时，还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但在祥林嫂几个追问之下，对话马上变成了“猝不及防的考试”，“我”只好落荒而逃。在“我”身上，仿佛看不到知识分子那种伟岸的人格，仿佛只有困顿和猥琐。

但是，偏偏是这样一个人，却在祝福之日，在深夜里思索着祥林嫂的命运。这又是知识分子精神上崇高的一面，同情弱者的一面，为什么“我”在行动上表现得如此“软弱”？笔者认为，这是鲁迅对“反讽”手法的巧妙运用。温儒敏和旷新年较早发现了鲁迅小说中对于反讽手法的运用，他们认为：“反讽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就是：表面叙述是提高而实际评价是贬低，或者表面叙述是贬低而实际评价是提高。它是表层叙述和真实意义的矛盾，也就是一个陈述因为语境的压力产生了和叙述相反的实际效果。”[7]如果说鲁迅刻画软弱多疑的“我”是一种表层叙述的贬低，那么“我”的形象真实意义的提高在于，知识分子在深刻思考着如何拯救民众的严肃命题的时候，彷徨在“拯救”还是“放任”的迷雾之中。也就是说，表层叙述的“我”的形象越是软弱多疑，深层叙述的“我”的形象就越是深刻崇高。

三、鲁迅：真想抨击封建礼教

当四婶听到祥林嫂婆婆卖走儿媳的消息，第一反应是：“啊呀，这样的婆婆！”这说明，《祝福》中的人们对封建礼教的认同程度，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在我看来，小说中的各种人处在不同的社会地位，对封建礼教有不同的认识，但他们共同组成一张庞大的封建礼教之网。在这张网里的所有人，彼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既在默默无声地拥护着某些权威（如鲁四老爷），也在同仇敌忾地排挤着某些“败类”（如祥林嫂）。他们在维护着封建礼教之网的同时，也在确认着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光靠几个知识分子，足以抨击封建礼教吗？

早在《呐喊·自序》里鲁迅就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摧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8]由此可见，鲁迅在走上文坛之初，对于知识分子在拯救民众上的作用是持保留意见的，他甚至十分尖锐地谈到：知识分子能够指明铁屋子的存在，却又不能提供走出铁屋子的方法，这对于民众不仅没有好处，可能还有害处。

在鲁迅看来，知识分子甚至还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民众需要被拯救吗？当清末知识分子居高临下地批评民众“迷信”，鲁迅和“我”一样，对祥林嫂们的迷信思想采取了同情和辩护的态度[9]，他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鲁迅甚至在《破恶声论》中批评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于是昧人生有趣神秘之事，天物罗列，不关其心，自惟为稻粱折腰，则执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举丧师辱国之罪，悉以归之……不悟墟社稷毁家庙者，征之历史，正多无信仰之士人，而乡曲小民无与。”我们可以看到，在鲁迅的思想深处，迷信的“乡曲小民”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没有信仰的“伪士”倒是“当去”的。

经不住钱玄同的劝说和陈独秀等人的“将令”——可能内心里面也有另一种声音在召唤——鲁迅还是起来写作。但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坦言自己听了“将令”，强行给夏瑜的坟上添了一个花圈，以暗示夏瑜虽然身死，但所幸还有自己的同志。这就说明，在鲁迅的内心中，夏瑜是白死的，夏瑜拯救民众的行为，最终没有真正使民众觉醒。这种一方面肯定夏瑜，一方面又批评或者说惋惜夏瑜的矛盾心态，在《记念刘和珍君》中也有显露：鲁迅一方面肯定刘和珍是“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一方面又惋惜刘和珍的死“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这说明鲁迅在“拯救祥林嫂”和“放任祥林嫂”的问题上，始终是一个矛盾体。不仅如此，鲁迅还创造了一系列的形象，如《故乡》中的“我”，《彷徨》中的吕纬甫、魏连殳，《故事新编》中的眉间尺等等，这些失意潦倒的人无一不是和《祝福》中的“我”一样，是反讽手法创造出来的孤独困顿的、怀疑主义的、哈姆莱特式的知识分子。这表明，鲁迅对于知识分子拯救民众的做法，有着一如既往的怀疑。

笔者认为，《祝福》的主题不在于抨击封建礼教，而在于对抨击封建礼教这件事进行深刻的质疑和检讨，而这同时也是鲁迅对知识分子使命的质疑和检讨。彭小燕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承载的正是鲁迅审视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以及审视自我生存危机的苛毒的眼光。”[10]

《祝福》里没有一个人抨击封建礼教，只有一个努力重回封建礼教的人，一个认真思考该不该抨击封建礼教的人，以及一群封建礼教的支持者。笔者由此产生两个疑问：那些动辄喜欢“抨击封建礼教”的读者是否真的站在比知识分子更高的立场上，对祥林嫂和“我”的精神状态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如果意识到祥林嫂和封建礼教如此密切的联系，还要大谈“抨击封建礼教”，是否轻率了一些？

学生通常是比较怕读鲁迅的文章的，因为很多课上的鲁迅都是脸谱化的，他笔下的人物也不外如是。因此，在教学鲁迅的文章时，尤其应当注意如何使批判性思维落在实处。我们的教学如能准确运用批判性思维，在全面理解人物复杂形象的基础上，重新探究课文的主题，或许容易达到别有洞天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王金钟，宫琳琳.《祝福》研究综述与教学建议[J].中学语文教学，2014（1）.

[2]彭小燕.“虚无”四重奏——重读《祝福》[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1）.

[3]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4.

[4]莎士比亚.朱生豪译.罗密欧与朱丽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202.

[5][6]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87-188，200.

[7]温儒敏.《狂人日记》：反讽的迷宫——对该小说“序”在全篇中结构意义的探讨.《文学课堂：温儒敏文学史论集》[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69.

[8]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441.

[9]郜元宝.鲁迅六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37.

[10]彭小燕.“虚无”四重奏——重读《祝福》[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1）.D118055A-3802-4AFB-BC79-04153FB807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