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新征程上面临的风险挑战及应对研究

2022-05-25刘炳香

党政研究 2022年3期

〔摘要〕为了实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了一百年的风雨历程，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经济领域、科技领域、社会领域、外部环境领域、党的建设领域七大领域中，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全党要深刻认识、高度重视，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和应对策略，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善于运用制度优势积极应对风险挑战。领导干部要常观大势、常思大局，认清各方面风险发展趋势，敏锐把握风险传染、转化、联动规律;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承担起正确研判、积极防范化解风险的政治职责，推动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高风险监测防控能力。

〔关键词〕新征程;风险挑战;风险意识;制度优势;应急管理;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22）03-0059-11

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1〕这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党的忧患意识。党的忧患意识“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要牢记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3〕。“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逐渐陷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状态。”〔4〕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增强忧患意识，对面临的风险挑战进行深刻分析，及时察觉带有倾向性、潜在性的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做到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一、政治领域重大风险及应对

政治领域安全包含多个方面，我们正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其中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安全是最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建立、完善必然经历很长时间。苏东剧变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对国家外部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和国家内部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必然产生“温水煮青蛙”效应。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随时会出现颠覆性的、无可挽回的灾难。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连在一起。摧毁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必然威胁党的执政地位，使党的领导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难以发挥。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予以高度警惕。

第一，“颜色革命”始终威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西方一些势力利用所谓非政府组织、智库、半官方的基金会等，对一些国家进行政治渗透，重金培植代理势力，已经形成固定套路。如果说“给高层发护照，给中层发钞票”是隐蔽进行的话，那么“给炮灰发武器”则是明目张胆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阳谋”。我们必须警惕其利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煽动社会仇恨，直接策划、支持暴恐活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西方一些国家操弄所谓的人权、民主、自由等议题，威胁我国政局稳定。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加大对我国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的渗透，纠合“港独”“黑暴”势力祸乱香港，不断插手台湾问题，助长台独势力，使得台海局势更为复杂敏感，增加了台湾问题的解决难度和阻力。而即时通讯、社交媒体和日益增长的数字空间，为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开展极端宣传和招募活动提供了便利，威胁我国民族团结，阻碍我国国家统一。

第三，西方一些势力插手我国宗教事务，打着宗教自由的旗号，企图颠覆我国国家政权。一些西方势力在我国境内建立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发展教徒，直接插手我国宗教事务;资助出版宗教书刊和音像制品，私办经文学校，干涉教育、行政等工作，直接破坏我国民族宗教政策，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企图推翻我國社会主义政权。

第四，西方民主思潮冲击中国特色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西方国家向世界兜售所谓民主模式，打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道路探索。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全过程人民民主新路，实现了过程民主和结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人大代表作用的更好发挥方面，在宪法全面贯彻实施和监督检查方面，在改革发展决策同立法决策更好结合方面等，还有许多困难与挑战。

第五，一些境外势力通过文化渗透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近年来，西方国家挑起的“文化冷战”急剧升温。一些西方势力大肆驱动境外资本，通过各种文化产品、文化企业进行渗透，用柔性、隐性方式大搞“软性历史虚无主义”，丑化、抹黑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歪曲党史国史军史，动摇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应对政治领域重大风险，全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应对政治风险的思想基础。“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5〕讲政治就是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进一步增强全党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自觉。对容易诱发政治问题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的敏感因素、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领导干部要保持政治定力，善于洞察复杂严峻的斗争形势，透过现象看本质，尤其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上，要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态度特别鲜明、行动特别自觉，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任何时候都决不能有任何迷糊和动摇！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嗅不出敌情、分不清是非、辨不明方向的政治麻痹症。”〔6〕《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重申，全党必须“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切势力斗争到底”，明确指出，“一味退让只能换来得寸进尺的霸凌，委曲求全只能招致更为屈辱的境况”。〔7〕

二、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及应对

国家意识形态不仅为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提供合法性理论解释，而且通过其对社会成员的教化与重塑，为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力量。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是指党和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理想信仰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处于稳定的状态。习近平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8〕，“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9〕。在新征程上，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必须高度重视、积极应对。

第一，一些西方势力极力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不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西方势力趁机在我国培植其代言人，鼓噪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使意识形态领域不安全因素明显增多，各种潜在风险不断增加。宗教历来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工具。在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的长期对峙中，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如从香港、马尼拉到首尔的半月形地带，约有30个广播电台设有针对中国大陆的宗教节目。〔10〕《宗教与世界》中的资料显示，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中文网站约有1040个，天主教160个，基督教380个，70%设在我国的港台地区。〔11〕改革开放以来，信仰传播渠道的多元化是必然趋势，但这也使党的舆论引导面临愈发复杂的环境，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受到冲击。

第二，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熏染和争夺青年一代。主观上，西方一些国家把和平演变中国的赌注下在中国青年身上，利用其技术上、物质上的优势，不择手段地与我们争夺青年一代。客观上，随着融媒体的应用，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化，西方社会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对青年一代影响越来越广泛、深刻;开放的大门打开后，从1978年至2019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人，已经完成学业的490.44万人中，有423.17万人回国就业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人才资源。〔12〕但毋庸讳言，一些价值观不成熟的留学生，直接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浸染，有的对西方意识形态照单全收，回国后对周围人尤其是同龄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教育引導广大青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确保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3〕。但实际上，无论从教育者的数量和水平上，还是从教育的方式方法与效果上，都有明显不足。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被西化、同化风险。存在决定意识，经济是政治的集中表现。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这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占有之间有着必然联系。任何意识形态都有其阶级利益的诉求。西方一些国家宣扬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不遗余力鼓吹私有化，打压、制裁中国的国有企业，竭力动摇和颠覆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意在颠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进而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

第四，外来文化观念侵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党的红色文化。随着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各种思想文明、文化观念之间的交融互鉴日益广泛。我们在学习借鉴其他国家文明成果的同时，可能存在对外来文化观念辨识不力、对外来文化中消极腐朽内容囫囵吞枣的问题。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被津津乐道，贻害无穷。

第五，新媒体的技术发展和传播特点，加大了我们党舆论引导、信息传播管控的难度，带来了严峻挑战。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西方国家利用其互联网技术优势，加大宣传攻势，扩大其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广度及对我国的影响力度，削弱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领导力，销蚀宣传效果，贬损党和国家形象。而我们在“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方面存在明显差距。习近平深刻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14〕

应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一要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情况、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把意识形态工作真正作为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从思想深处高度重视，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要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全党动手抓宣传思想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敢抓敢管、敢于斗争，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三要增强文化自信，在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四要高度重视对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意识形态宣传与教育引导，加快构建大思政格局，任何时候都要主动占领意识形态阵地。五要综合运用传统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并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高度重视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更好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经济领域重大风险及应对

在新征程上，我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具备许多优势和条件，但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解决好关系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突出问题。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出更加迫切要求和更大挑战。2020年以来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从生产资料供应、资本供给和最终消费市场三个方面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极大的冲击。2021年全球经济重启增长，但经济风险不能掉以轻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21年世界经济实际GDP增速将达到5.5%，较2020年增长回升9个百分点，其中，中国经济将实现5%以上的增长。〔15〕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外部不确定性导致全球经济复苏节奏延迟，给国内经济复苏带来不确定性。“逆全球化”愈演愈烈，与疫情影响叠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部分中断，主要发达国家重新调整产业布局，这使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变数增加。出于长期战略遏制、短期转移国内矛盾等需要，遏制中国已基本上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中美博弈大势不会改变，美国及其传统盟友进行多边施压、一致对华的风险增加。

第二，金融领域风险加大。在国际上，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增加。以美国为首的主要经济体推出了空前规模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发农产品和大宗商品价格动荡，带来输入性通胀;短期资本流入压力增大，汇率存在升值压力，这将增大我国资产泡沫化的风险;在国内，地方政府债务，包括新增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在风险隐患;经济领域存在资本无序扩张、垄断等;个别大型企业债券超预期集中违约之类的风险有所加大;金融科技加快发展，数据高度集中，增加了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上述因素都可能诱发影响经济稳定运行的问题。

第三，国内各地区各部门稳增长困难重重、挑战巨大。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的矛盾并存。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存在粮食安全和种业等受制于人的问题。有些领域的风险点多，解决起来挑战巨大。如，坚持“房住不炒”，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方案的问题;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僵尸企业”处置中启动难、实施难、人员安置难问题;推动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问题，等等。

第四，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资源能源消耗多，由于资源禀赋的问题，我国能源安全一直面临不小的威胁。矛盾集中体现在油气安全问题上，即国内油气资源不能有效支撑经济持续发展，一旦国际石油供应出现动荡，将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具体表现在：我国能源需求持续增长，能源安全结构性矛盾突出;进口通道集中度高，且所经地区地缘政治风险较大，风险评估与安全保障力度不足;风电、光伏、生物质能等替代能源发展不足，体制机制障碍突出;能源利用效率还有较大提高空间。还面临着较大的环境和气候治理压力，碳排放达峰和低碳化已经成为我国能源发展的硬要求，对我国合理谋划能源转型路径，持续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第五，突发性重大自然灾害的风险。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地震、水灾、旱灾、火灾等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这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各地各部门应急准备、应急能力与应急需要之间存在差距。差距越大，防灾减灾效果越差，发生天灾伴随人祸的风险就越大。

应对经济领域重大风险，一要坚持底线思维。在新冠疫情仍然在全球持续蔓延、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日趋严峻复杂的情况下，我们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努力实现我国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长期均衡。二要进一步积累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依靠经济体制及管理规则的不断完善，尤其是现代金融保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提高主动防控风险的能力。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通过深化改革，把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点、风险点逐渐化解。三要高度重视来自经济体系外部因素导致的风险。这类风险不可计算也无法预测，具有“不确定性”，必须正确研判，未雨绸缪。

四、科技领域重大风险及应对

科技是推动世界格局变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科技领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到2019年，我国已经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16〕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科技领域风险挑战巨大。

第一，提高我国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挑战巨大。近年来，我们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解决资源配置重复、科研力量分散、创新主体功能定位不清晰等突出问题，补齐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機制优势，等等，思路明确但任重道远。

第二，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掉链子的风险明显增多。从国内看，还有一些短板，如基础研究相对落后，技术知识体系和产业知识体系基础不牢，基础研究投入结构不合理，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缺失等。从国外看，科技已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和核心，美国集合其盟友借助一些行业领域“卡脖子”技术遏制中国崛起，禁止关键领域技术流入中国，不惜采取政治打压、经济制裁、科技封锁、人员管制等一系列极端手段加速与中国脱钩。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17〕。

第三，新科技革命导致数字鸿沟持续扩大，成为国家之间拉开国力差距的关键变量。数字鸿沟主要体现在移动宽带普及率、IT从业人员数、ICT投资、人均App下载量、人均物联网联接数等方面，对国家经济增长有着直接影响和放大效应。互联网巨头企业的快速成长，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而缩小数字化鸿沟，加速数字化转型，推动经济增长，科技创新是关键。

第四，西方技术霸权使得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有陷入“低端锁定”的风险。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霸权逐渐内化为一种政治文化、政治规范与战略政策指引，其国内多部门联动，大大增加我们国家在技术层面“弯道超车”的难度。〔18〕

第五，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不够健全，任何漏洞都可能导致巨大风险。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自动驾驶、无人机、服务机器人等领域，相关立法工作迫切需要加快推进。

应对科技领域重大风险挑战是错综复杂的。要把科技安全和科技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置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位置，下好先手棋，这已经形成共识。在新征程上，还有许多应对工作，条件具备了就要加快推进。一是进行顶层设计，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做出以优化体系和增强能力为核心的、加强科技创新的战略性部署。二是把基础研究作为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抓住大趋势，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取得重大突破，夯实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三是加大资金投入，拉长长板、补齐短板，进行核心技术攻关。“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19〕四是加强国际合作，加快人才的培养使用。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坚持开放环境下的自主创新，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在更高水平上开展国际合作。要建立与经济转型升级相适应的教育体系，以创新为重点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加快人才培养。同时，改革人才引进、使用等机制，广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建立让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的保障机制，“决不能让科技人员把大量时间花在一些无谓的迎来送往活动上，花在不必要的评审评价活动上”〔20〕。五是完善科技领域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科技风险评估预警和监测体系。要着力改革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完善政绩考核体系和激励政策，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解决制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关键问题。要加强重大科技风险检测，做好战略预警和应急预案，完善关键科技领域安全预警和科技攻关的衔接机制。

五、社会领域重大风险及应对

社会领域风险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关系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落实，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在新征程上，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国内改革发展中的各种矛盾，集中投射到社会领域，使社会领域风险挑战最为突出、最为直接。

第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在某种条件下激化的风险。我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城乡关系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急剧变动，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多样，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群众的期望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住房市场调控等各方面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存在的不足，积累到一定程度，随时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威胁党的执政根基和社会稳定。

第二，一些地方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基层治理能力等不适应城市化快速发展需要，各类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易发多发，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日益增多。各种城市病一遇天灾等导火索就可能集中暴发，解决过程中的任何工作瑕疵，都有可能引发负面舆情，扰乱人心，甚至破坏正常社会秩序。

第三，互联网成为社会公众诉求表达的重要渠道和平台，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碎片化，随时可能形成网络舆情，加上外部势力的挑唆煽动，为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突发公共事件在处理的过程中，一旦被网络助推、境外势力插手操弄，随时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近年来，处理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案件，在控赃控人、资产返还、教育疏导等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受损群体的非理性维权，也会导致防控难度陡升。

第四，一些地方黑社會性质犯罪活动随时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一些黑恶势力经济基础雄厚、背后“关系网”交织、“保护伞”复杂。2018年以来，打防并举、标本兼治，创新完善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取得显著效果，但实现扫黑除恶常态化，铲除黑恶势力产生的土壤，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震慑态势，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需要持之以恒、加大力度。

第五，城乡、区域、行业领域等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与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短板、社会治理弱项交织，降低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尤其是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使财富能够在短期内迅速积聚，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导致收入、财富两极分化加剧。信息技术快速发展造成数字鸿沟日益扩大，社会底层人群因新技术应用而被“遗弃”，使得收入分配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发展差距等呈现扩大趋势。

应对社会领域重大风险是系统工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蹄急步稳推进改革，不断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21〕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抓好社会风险防治重点，等等。这些都是防控社会领域风险的治本之策。强化系统思维，有效监控和应对多领域风险压力，把握社会矛盾冲突新趋势;用好大数据等手段，摸透存量问题，并对改革发展随时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提高监控水平和预警、预防、处置能力，实现立体化、网格化治安布局，增强群众安全感;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构筑社会心理防线，化解社会矛盾风险，等等，这些都是当务之急。

六、外部环境领域重大风险及应对

新征程上，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但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我国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各类风险可能连锁联动。

第一，极端民粹主义助推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相互渗透、融合，具有利益追求极端化、思想意识极端化、行为方式极端化、身份政治极端化、盲目崇拜暴力等特点，不仅撕裂本国社会，而且会撕裂国际社会，〔22〕成为阻碍国际合作和全球一体化发展的消极因素。

第二，科技竞争、新冠疫情等因素加剧了世界格局演变，给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带来深刻影响，增加了不确定性，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挑战。经济全球化进入低谷盘整、结构调整、动能转换、规则修订转型期，在中心与外围、政府与市场、发展与安全、自由与公平之间艰难平衡。在全球层面，科技竞争、贸易摩擦、投资管制升级，市场、规则、制度和理念之争更加激烈。同时，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风潮迭起，英国脱欧、中美高科技“脱钩”，逆全球化和反自由贸易等逆流涌起，美国及其盟友采取片面追求贸易利益的极端化、无限制编造贸易保护理由和借口、无限制选择贸易制裁工具等手段，随时可能造成国际贸易和全球产业链紊乱。〔23〕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力和危害性不亚于以往任何一场传统或非传统安全危机。

第三，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增加。受不确定而动荡的国际及地区局势影响，国际恐怖主义继续保持高发态势，呈现全球化、独狼化、社会化、网络化等明显特征和发展趋势。中国国内及周边地区的反恐形势日益严峻，海外安全利益威胁急剧上升。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坚决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加强海外利益保护，确保海外重大项目和人员、机构安全的压力与日俱增。

第四，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地区冲突和动荡影响国际社会稳定。全球地区热点问题频发，地区局势不安宁，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联动蔓延，破坏我国改革发展稳定所必需的外部环境。

第五，我國周边环境复杂敏感。中印关系、中俄关系、中日关系是判断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变化的基本框架。美国“印太战略”与维护地区秩序的“中国方案”相互博弈，地区各类新旧安全问题此消彼长，地区中小国家战略自主意识增强，在试图避免于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同时，通过推动多边主义与区域合作，努力塑造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地区秩序，这为中国带来了机遇，也带来挑战。

防范化解外部环境重大风险，一要坚持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大历史观和大局观来认识问题。二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一带一路”安全保障的总体规划和统一部署，坚决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三要研究防范化解外部环境重大风险的战略举措，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耐力。最关键的是，要“办好自己的事，提高发展质量，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和谐安定”。〔24〕

七、党的建设领域重大风险及应对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清除了党内存在的严重隐患，成效显著，但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

第一，有的干部政治不过硬，随时可能引发“蝴蝶效应”，导致中央决策部署落空，给党的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带来极大风险。新征程上，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克难攻坚、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迫切需要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关键时顶得住的干部。但长期执政条件下，有的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理想信念动摇，政治意识薄弱，执行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损害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妨碍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落实。

第二，反腐败斗争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和挑战。腐败是党执政的最大风险。党中央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坚如磐石。但存量还未清底，增量时有发生。一些干部的腐败在高压态势下变得更加隐蔽，也更加复杂，往往存在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不断推进，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冲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不同程度存在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问题以各种隐蔽形式悄然进行，反腐败斗争还有许多艰巨的任务、艰苦的工作，必须咬牙完成，没有退路，否则就有“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25〕。

第三，党群关系面临新的挑战。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阶层的分化对党整合各阶层利益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党员干部作风漂浮，不能做到与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不能及时了解、综合、反映群众利益，回应群众诉求，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党群之间形成“玻璃门”和无形的墙，使党面临被割断根基与血脉的风险。二是“四风”在一些干部中屡禁不止，撕裂党群关系，也成为腐败滋长的温床。三是少数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诱发干群冲突，导致群众对个别党员干部的不信任演化为对党组织的不信任，甚至使党委、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

第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的薄弱环节直接影响党的形象、党的执政意图的实现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组织涣散、作用不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不力等突出问题，其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被宗教宗族势力替代;有的国企党组织书记主责主业意识不强，或企业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两张皮”，没有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责任落实体系，动摇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有的文化组织、社会组织、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没能完全落实党建工作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发挥不够，党的群众影响力日渐式微;有的党和国家机关基层党建工作存在“灯下黑”……，这些问题都有导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风险。

第五，社会生活网络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给党的领导方式带来了新挑战。自媒体不断冲击传统的党群沟通模式，有些党员干部技术上不适应、心理上有抵触，不但不能懂网、用网、引导舆论、理顺情绪、解难纾困，反而还会因言行不慎引爆舆论，损害党的形象，危害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应对党的建设领域重大风险，党要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布局，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把“全面从严治党”放到核心位置，深刻理解并不断向纵深推进。领导干部要不断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概而言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26〕。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全党要“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27〕，这是一百年来我们党在重大历史关头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健全各方面制度，完善治理体系，促进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转化融合，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领导干部要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认清各方面风险发展趋势和相互关联，敏锐把握风险传染、转化、联动规律;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要承担起正确研判、积极防范化解风险的政治职责，增强责任感和自觉性，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风险监测防控能力，做到守土有责、主动负责、敢于担当，积极主动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确保第二个百年目标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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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制度建设〔N〕.人民日报，2014-07-01.

〔3〕〔4〕〔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531，531，220.

〔5〕习近平.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9.

〔6〕习近平.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N〕.人民日报，2018-07-01.

〔7〕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56.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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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杨延圣，郑斐然.境外宗教渗透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J〕科学与无神论，2021，（2）.

〔12〕2019年度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0-12-14，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12/t20201214_5054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