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斐

（湖南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 411104）

20 世纪70年代末，美国社会学家兼文化传播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其著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明确指出“当代文化正逐渐转向视觉文化，图像化是现代化传播的主要特征之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及融媒体的发展，声音和影像，将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以影像和图像为载体的多模态视觉传媒，打破了传统纸质媒介的主导地位，视觉文化时代已然来临。这种“图像的转向”影响了世界各国人们的认知方式、文化传播和交流模式，也让文化走出去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2021 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上讲话内容明确了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意义。中华史诗典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应当成为对外传播的核心要素。“史诗典籍是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古代叙事长诗，是人类最早的精神产品。”中华史诗典籍包括汉民族典籍和其他55个少数民族典籍，目前对汉民族史诗典籍关注度较高，但少数民族史诗典籍出版传播工作起步较晚，而视觉文化时代也赋予其新的内涵，如何更新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对外译介、出版和传播的理念，克服传统纸质史诗典籍类图书出版的弊端，探索融媒体视觉文化情境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出版与传播新路径，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好文化自信精神的实践探索。

一、视觉文化时代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对外出版与传播的现状和问题

（一） 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对外出版与传播现状

我国民族典籍属于中国文化典籍的范畴。在学术界，狭义上的中国民族史诗，“主要是指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这三大史诗”。因为以上史诗典籍最早被挖掘，影响力也最大。广义上则包括各民族史诗典籍。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民族史诗典籍主要以整理和搜集为主，其对外出版和传播工作较为零散，并未形成较大规模。1978年以来，国家逐渐开始重视这项工作，影响力较大的包括1981年出版的“熊猫丛书”及1999年推出的《大中华文库》，后者规模之大，内容之多，堪称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巅峰之作。进入21世纪，随着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发展，视觉文化开始出现雏形，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出版与传播工作日渐繁荣，2009年推出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使我国民族典籍出版传播迎来了发展的春风，“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都有跨境民族居住，怎样讲好民族故事和历史，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呈现在世界舞台的重要性显得日益迫切。

目前，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对外出版的内容比较全面，几乎覆盖了国内主要民族史诗文献。最著名的三部民族史诗中，《格萨尔王传》译本出现最早，目前比较盛行的有大卫·尼尔、道格拉斯·潘尼克和王国振3个英译本。另外两部民族史诗，《江格尔》和《玛纳斯》在国内首次出现的英译本分别是2010年和2013年，它们都由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除了以上3部经典民族史诗之外，其他民族史诗典籍译本也先后涌现。2012年，《少郎和岱夫》的英译本由民族出版社出版；2015年，瑶族史诗典籍《盘王大歌》的英译本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18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土家族典籍《梯玛歌》的英译本；2019年，珠穆朗玛出版社出版了藏族史诗《格丹格言》的英译本。“然而，各类‘文库’‘丛书’‘系列图书’主要还是集中在汉族典籍的外译，少数民族典籍外译丛书近年来才逐渐兴起。”目前3个大型少数民族典籍外译项目正式启动。2016年，《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少数民族卷》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推出，维吾尔族《福乐智慧》、藏族《格萨尔王传》等42部作品首次被纳入进来。2018年，《云南少数民族经典作品英译文库》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发行，收录了《召树屯》等英译本图书共10册。

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对外出版传播研究也异军突起，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其实践的发展。第一，从2006 年至今，民族文化史诗典籍译介传播研究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经久不衰的主题。第二，从2012年起，中国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每两年定期举行，有利于创新我国民族典籍对外出版传播理论。第三，我国民族史诗典籍译介出版传播人才不断涌现，“汪榕培、王宏印、段峰、韩家权、李正栓、张立玉、王治国等从理论到实践都为此作出了贡献。”由此可见，虽然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对外出版传播工作虽起步较晚，但方兴未艾，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在视觉文化时代，也暴露了不少问题。

（二） 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对外出版与传播问题

首先，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对外出版存在内部发展冷热不均的弊端。藏族、蒙古族等典籍译本较多，关注度也高。而在北美和东南亚地区分布较广的苗族，尽管也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但苗族史诗典籍译本较少，直到2012年才出现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美国汉学家马克·本尔德和吴一文合译的三语版《苗族史诗》。个别少数民族，如东乡族、土族等人数较少的民族史诗典籍尚处于挖掘阶段，因此其海外出版和传播尚未被提上日程。

其次，尽管和以前比较，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对外出版传播工作取得了全面的进步，但从出版传播学来看，仍然存在重出版轻传播的倾向。虽然我国民族史诗典籍英译本不断增多，但出版社多集中在国内，也有和国外出版社合作推出的版本，其传播效果比国内出版社好，但由于意识形态或利益分配等问题，仅仅和少量国外出版社达成了合作出版意向。从译本来看，国内译者翻译的典籍在海外传播效果并不理想，即使是被国外学术界熟知的《孙子兵法》亦是如此。李宁在美国北亚历桑那大学访学期间，利用worldchat数据库，从馆藏情况、读者问卷调查和书评等3个方面，对《大中华文库》 中所收录的林茂荪版本《孙子兵法》海外传播效果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该译本接受程度不及国外译本，并非译本不可接受，而是由于流通量小，保有量少。”一位美国教授直言不讳，该译本卖家不在美国，考虑到国际邮寄和关税等因素，不是为了学术研究需要，他不会选择购买该版本。大名鼎鼎的《孙子兵法》尚且如此，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对外传播所面临的挑战更大。

最后，视觉文化时代，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对外数字化图像出版传播工作尚不成熟也是导致传播效果不佳的重要因素。传统纸质译本以语言文字呈现形式为主，它已经不能够满足当今文学图像化语境的阅读要求。而在视觉文化时代，文学图像化语境下我国史诗典籍出版呈现新的特征，掌握其特征和发展趋势，将有利于采取相应的策略，来提升出版传播效果。

二、视觉文化时代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对外出版传播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一） 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对外出版的传播特征

符号学理论认为，获取知识的本质是人类认知的符号化。“视觉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主要方式，高达80%信息与视觉息息相关，而图像是人们认知世界的视觉符号载体。”“信息化技术尚未兴起时，传统典籍传播载体是语言文字，图像通常作为副文本形式存在，视觉文化时代图像转向打破了语言文字在典籍等图书中的统治者地位，图文并茂，相互交融，成为叙事的新模式。”“图像化是世俗文化、网络文化和影像文化三者交织而成的结果。”与传统纸质出版比较，视觉文化时代典籍等图书在出版内容、形式方面呈现出了新的特征。

1. 审美主体大众化推动典籍文本内容通俗化。“视觉时代要求语言文字所蕴含的内涵被表达得更加视觉化和直观化。”语言文字文本呈现的典籍是一种线性和静态的符号。受众在阅读前要充分调动脑海中已有的语言认知图式，通过审美将其转换为具象化的画面，并且主动去体会文字后面的弦外之音。视觉化的图像文本以动态和立体网状的符号形态存在，更为生动和形象，受众不需要过多的思考，仅仅调动多种感官就能理解审美对象所要传递的信息与写作意图。在此情境下，原本艰涩枯燥的民族史诗典籍能够跳出学术传播圈子，以生动平实大众化的形态呈现给普通读者，拉近了读者和作品的审美距离，自然而然地，审美主体大众化推动着典籍文本内容通俗化。以上特征要求译者和出版者迎合受众，在民族史诗典籍编译和出版过程中，先对内容进行叙事性的加工，语言尽量平实。“对抽象的地方，除了提供副文本外，还可以遵循图文结合、语境优先，巧妙构思、精于布局的原则，将民族史诗典籍文化推向更多的大众读者。”

2. 典籍文本出版的视觉化、多元化。在现代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推动下，我国民族史诗典籍文本出版呈现出视觉化和多元化的特征。出版物载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文本，而是声音、图像、文字、动画、视频综合而成的多模态文本，可以视为不同的符号。“叙事过程中，每个符号系统，如语言一样，都是一个意义潜势。”在此情境下，典籍文本由单一的语言艺术过渡到多模态视觉化综合艺术，读者也从传统的视觉到想象的单一路径转向多感官全方位的审美体验。为了适应以上变化，视觉时代多元化出版形态已成为大势所趋。基于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物联网、云计算、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技术组合而成的新平台，正在以覆盖的方式分裂、替代、重新整合传统的出版方式。纸质文本整体性的内容被分成不同部分，以碎片化形态呈现。每个部分对应一个独立的主题，并通过语言文字、视频和音频等多媒体符号形态在个人及共有文化空间进行传播。“在视觉文化时代下，传统完整版的纸质印刷典籍变成短、浅、碎的图像化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传播空间，手机、微信等新兴传媒参与到多元化出版与传播中来。”

（二） 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对外出版传播的发展趋势

视觉文化时代提升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品质，与此同时，人类的阅读感官体验更加丰富，也促使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变化，在本质上推动我国媒介生态文化环境的变化。在此情境之下，新时代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对外出版和传播迎来了新的发展趋势。

1. 跨文化传播效果提升意愿增强。视觉文化时代促使文化传播形态，从语言文字为核心的理性主义转向以图像、视频等形象为中心的感性主义。需要指出的是，它不但带来传播形态的嬗变，而且导致人类思维范式的嬗变。在此情境下，以传统语言文字为主要载体的纸质史诗典籍已不能满足海外读者的多元文化需求。我国文化典籍英译本在国外销路不佳，也间接表明了传统普通语言文字类纸质图书传播模式的滞后性，在短视频、影视、动画、游戏等多元传播形态并存，手机、网络等新媒体盛行的视觉文化时代，仅仅依靠传统纸质史诗典籍译本已不合时宜。近年来，研究者将目光转向了数字出版，可视化程度得以加强，这是可喜的现象，但相关数字出版尚不成熟。将传统纸质文化典籍图书和数字出版相结合，开发视觉文化时代下图解类电子图书、影视动画等新型中华史诗典籍出版产品，将具有显著的传播优势，从而提高跨文化的传播效果。

以图解类史诗图书为例，和传统语言文字为主的图书相比，它具有妙趣横生、生动形象的特点。将艰涩难懂的民族史诗，通过图像视觉呈现方式进行重新演绎，在碎片化阅读情境下，构建了读者、作者、译者和出版者等多维互动的文化交流体系。它在向读者呈现历史文化知识的同时，在视觉感知的推动下，读者将不自觉地成为文化的参与者。此外，一幅幅生动的图像代替纯文字叙述，将大大提升文化传播的速度、范围和效果。发挥媒介融合情境下的视觉效应，易于克服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语言隔阂，破解文化差异，契合传播目的语国家读者文化心理，通过视觉文化感染力，创建不同文化的共享空间，实现最佳跨文化传播效果，由此来提高我国国家文化的话语权。

可以预见，基于视觉文化时代生产的图解类史诗图书，以吸引读者视觉为中心，创新出版形式，让传统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进行互补，将迎合视觉文化时代发展现状，提高我国文化典籍海外销量，从而让视觉文化时代纸质图书等传统传播媒介焕发出新的文化价值。

2. 出版理论和实践亟待创新。视觉文化时代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出版不局限于出版业表层的改革，而是触动其本质，从出版传播理念到实践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传统文字类文化典籍译本内容生产中规中矩，管理模式单一。而视觉文化时代图解类我国民族史诗典籍装帧精美、图像化特征明显，管理较灵活。首先，在内容编排方面，它在全面把握中华史诗典籍文化内涵精髓的基础上，恰如其分地利用图像化手段来阐述内容，既保留了中华史诗典籍历史性、知识性和文化性的主旨，同时具有可读性、创造性和艺术性。各种类型的照片、插图等图像语言和译本文字语言相得益彰，有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源语内涵。此外，视觉文化时代图解类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在出版管理方面更科学。出版社应充分发挥译者、美术编辑、文字编辑和图像设计者等人的积极性，收集他们的建议并进行综合协调，确保内容以最佳状态得以呈现。最后，在出版实践方面，出版者不能墨守成规，要适应视觉文化时代艺术性和观赏性特色，将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内在文化美以艺术化手段嵌入到出版产品当中，从视觉入手，向西方读者完美地展示中国历史文化美，与当前视觉文化时代传播趋势相切合，创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图像化出版的新路径。

3. 传播媒介文化生态处于重构状态。随着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传播媒介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单纯以文字语言为主体的传播时代正在被以图像主导的视觉时代所代替。人工智能网络技术推动新媒体传播媒介迅猛发展，它们和传统媒体相融合，既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场所，又促成文化的物化。文化以3种形态呈现，即传统的世俗文化、网络文化和影像文化。从流变规律来看，正由浅到深，由表及里，从时间转向空间，从系统化转为碎片化。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在传播方面存在互补性，但图像化视觉文化是大势所趋。视觉文化时代下图解类我国民族史诗典籍正是将以上两种媒介形态相结合，以此来构建新的传播媒介文化生态。

在此以2012年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苗、汉、英三语版《苗族史诗》为例而加以分析说明。该书汇集了自上世纪50年代至本世纪搜集的苗族古歌文本及相关资料，共80万字，有66幅与史诗文化相关的彩图，100多张黑白绘图，与文本相得益彰，活灵活现地再现了史诗所处的文化情境，令人身临其境。如“织布”和“纺纱”部分，综合应用图文诗画，为读者生动展示了苗族传统农耕文化。此类基于视觉文化背景的图像化传播模式，既和传统语言说教式传播方式有所区别，也克服了新媒体工具碎片化浅层阅读的弊端，将语言和图像传播方式完美结合，最大限度演绎和重现了文化。从生态传播学角度来看，它也是传播媒介文化生态重构的过程。

三、视觉文化时代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对外出版和传播的策略

视觉文化时代史诗等典籍文学图像化转向，带来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出版传播场域、模式和观念的变化。海外受众阅读期待和艺术品位也与日俱增，以上也对视觉文化时代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对外出版和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民族史诗典籍源远流长，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是多维度的。在保持经典核心要素的基础上，适应视觉文化时代需求，以此来探索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出版传播新路径，是其经久不衰和提高对外传播效果的关键所在。基于此，本研究将提出相应的出版传播策略。

（一） 深度解读海外读者的视觉文化心理，提升跨文化的传播效果

认清海外读者的视觉文化心理，是提升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出版传播效果的先决条件之一，对此，有学者指出：“自上而下的文学传播思维，以内容为中心的出版理念，独白式的文学出版思维，是中国文学海外出版传播遭遇滑铁卢的根本原因。”而我国也不乏成功的可借鉴经验。2010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向熹译注、刘晓翔设计的新版《诗经》，在德国莱比锡被评选为“世界最美的书”。它典雅而简约的装帧设计，将中国传统文化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目录和正文中的文字和图片非常清新，打开扉页，给读者带来良好的视觉享受，在吸引读者眼球的同时，他们会不自觉地去深入了解内容，在感官愉悦的情境下，无形中达到我国民族典籍对外出版和传播的目的。当年数据统计显示，《诗经》译本在德国的网络销售额足足上升了16%。由此表明，视觉文化时代，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对外出版和传播，要在出版内容和传播形式上考虑两个问题：首先，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海外读者，最终从史诗阅读或赏析中获取什么？图像是一种导入方式，他们所需要的是了解异国历史人文，扩大自身的认知，启发对社会的和人性的反思。再者，视觉文化情境下，受众更易于接受图像化传播。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出版传播，应让文字和图像相辅相成，抓住海外读者视觉认知心理，使其在感性享受的同时获得理性知识。我国民族史诗典籍需要进行再加工，前文提及的《苗族史诗》译本正是在保持传统文化精髓和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改编，使其适应视觉文化情境下海外读者的审美和文化心理，因此在美国的传播较为成功。译者马克·本德尔分享了翻译历程，值得赞叹的是，他非常注意细节，锱铢必较，一丝不苟。“苗族”开始被译作Miao，但考虑到苗族是一个跨界民族，遍布全球，在美国也有苗族，大部分海外苗族并不精通汉语，为此改用了Hmong，更有助于译本的海外传播。

（二） 实现视觉时代出版物图像和文字完美结合，促进出版理论和实践创新

信息化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和范式都发生了嬗变。由于生活节奏快，在铺天盖地的海量信息面前，碎片化阅读成为一种趋势，除了专门的学术研究者，一般海外读者很难静下心来阅读传统长篇累牍式的史诗作品。另外一方面，新传媒的出现，导致纯语言文字形式的读物很难激发起视觉文化时代受众的美学价值感，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出版，不得不作出革新，探索图像化和语言文字相辅相成的多元化出版路径。从文本特征来看，我国民族史诗典籍本身具备叙事性，将其进行图像化解构具有先天的优势，关键在于怎样用图像将其深奥的历史文化内涵用通俗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

在突出传统纸质图书视觉化元素的同时，新媒体推动下的数字化出版形式不容小觑。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出版受众群体从学术圈扩大到大众文化群体，除了凸显纸质文本的图像元素，增加叙事的生动性外，也可将其改编成影视、动漫、微视频、游戏、短视频、舞台表演等载体形式。长篇民族史诗可以划分为不同的主题，彼此存在相对独立和统一的关系，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进行多渠道出版和传播，让其在不同视觉文化情境下焕发出新的文化生命力。数字化带来的不仅是视觉上形式的变革，更是创新出版理念和实践的需要。出版和传播主体要充分把握视觉文化时代读者不同的文化需求，并使受众身临其境。“深奥的蒙古史诗《格斯尔汗》在韩国被改编成网络游戏《可汗》，并被热捧，正是改变了出版和传播理念，从‘以己为主’过渡到‘以受众为中心’，使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得以实现。”

促进视觉文化时代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出版理论和实践创新，还需要提高出版传播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推动下，出版传播行业对从业人员要求提高，他们也是传播的主体，直接关系到我国民族史诗典籍海外出版的传播效果。视觉文化视域下，史诗典籍图像化转型成为大势所趋，它也为译者、美术编辑、数字策划编辑、文字编辑等出版工作者综合素质的提升带来了机遇。

高素质的出版和传播从业者是视觉文化时代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出版持续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首先，他们要创新意识，并具备较高视觉文化素养。作为译者，在忠实于原文进行语言转换的同时，还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汁原味的文化。对于不可译的内容，要善于用图像来进行传递信息，这需要美术编辑进行协同合作。传统中华史诗典籍译者只需要精通语言和文化即可，但在视觉文化情境下，译者的数字信息技术素养至关重要，这是挖掘图像化语言的前提条件。对于出版人员，在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除了具备扎实的出版编辑功底外，还要有敏锐的图像观察力，善于策划酝酿，编撰审阅视觉文化时代下不同形态的民族史诗典籍出版产品，充分发挥图像化语言对外传播的优势，增强传播的实效性。此外，有关部门要加强出版人员管理，进行多方面业务培训，使其适应转型的需要。视觉文化时代，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图书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如增强现实技术（AR)、虚拟现实技术（VR），能让受众深入参与，增强互动性，由此实现我国民族史诗典籍的深度传播。

（三） 优化视觉时代我国民族史诗典籍传播媒介的文化生态

媒介融合生态系统包含文化呈现形态生态因子、视觉呈现形态生态因子和传播形态生态因子等。文化呈现形态包括世俗文化、网络文化和影像文化。它们在传播媒介文化生态系统中是和谐共生的关系，并非互相排斥的。同理，在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化是被推崇得最广泛、最直接、最高效的传播方式，但它作为传递我国民族史诗典籍文化和核心价值的新形式，并不能够完全代替语言文字媒介的作用，作为出版媒介生态系统呈现方式的两大因子，也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且互为补充。图像促使语言文字朝精练化、概括性方向发展，它们都以准确传递信息和文化为宗旨。如同米歇尔所言，视觉时代的出版传播，语言蕴含于图像之中，有时无声胜有声。最佳话语视觉再现不一定是外在的，它们将内化于词语当中，在描述、再现的物体和地点、隐喻、文本功能的形式安排和特性之中，甚至在排版、纸张、装订或直接听到的声音及说话者的身体之中。

关于传播形态生态因子，前面部分已经阐述了影视、动漫、微视频、游戏、短视频、舞台表演等载体形式，这也符合传播生态学的传播方式多样性和传播生态系统多样性原则。在实践中，落脚点在于怎样将多种传播形态相结合，发挥生态协同性机制。例如：舞台表演已然成为了视觉文化时代一种经典的传播形式，把我国民族史诗典籍改编成舞台节目，美轮美奂的舞台场景、悠扬的配乐及演员精湛的表演，都能够给海外受众带来强烈的视觉愉悦感。但它的缺陷在于带给海外观众的始终只能是表层的文化认知，如果要将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史诗精髓进行内化，需要图文并茂的史诗情节叙事，唱词介绍等译本，或者网站的专栏专题介绍。早在2012年， 《苗族史诗》译者马克·本德尔就提出：“把史诗的创作者，传承者、传播者和受众置于一个立体的三维空间中进行宏观的综合考察，从多维层面保存史诗文化元素。”他认为通过舞台表演的形式，苗族史诗不但能被重新演绎，且能在新的语境下进行传播。这种图像形式和语言文字的有机融合，既满足了视觉文化时代中华史诗典籍出版传播受众的审美需求，又能通过文本的辅助，使其深入了解典籍的历史文化本质特性，从而拓展了视觉时代我国民族史诗典籍传播媒介的文化生态空间。

四、结语

“史诗典籍承载着厚重的中华传统民族文化与历史，其传承和传播，既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我国走向文化复兴道路的必经之路。”视觉文化时代使其面临机遇和挑战，针对该时代我国民族史诗典籍对外出版与传播现状的不足，“出版与传播从业者要把握契机，创新出版和传播理念，对视觉文化时代民族史诗典籍对外出版与传播要素进行深刻反思”，并提升自身素养，来优化视觉时代中华史诗典籍传播媒介文化生态，最终建立中国特色民族史诗典籍传播新体系，让世界了解中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