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藏族典籍翻译研究》一书为我们了解藏族文学、宗教、历史及其典籍翻译情况提供了很好的文献支持，也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如何通过翻译出版“走出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该书的出版加深了人们对中华多民族优秀文化翻译出版重要性的认识。

【关键词】藏族；典籍；翻译；出版

【作者单位】胡丰月，中国民航大学。

藏族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其翻译历史悠久，成就辉煌，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016年，《藏族典籍翻译研究——雪域文学与高原文化的域内外传播》（以下简称《藏族典籍翻译研究》）一书由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出版，掀开了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新篇章[1]。该书是王治国博士的一部力作，也是2013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系列成果之一。全书通过对藏族文化典籍翻译史的梳理及其翻译理论与翻译名家的介绍，旨在描绘藏族历代文化典籍翻译作品的基本概况和历史发展脉络，对民族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文化演进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民间文学与口传文学的翻译过程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对如何书写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翻译史做出初步的思考和探索。该书的出版对我们今后如何传播中国少数民族翻译文学，讲好中国少数民族故事具有重要借鉴与参考价值。

一、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重要性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一书的出版，恰逢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关键时期。全书共计十二章，以编年史的手法，从藏文字的创立开始，阐述了藏族文学翻译事业的肇始阶段与藏文佛经翻译发展史发展时期、中经印度文学的译入，藏族格言诗翻译、米拉日巴道歌翻译图景、仓央嘉措诗歌的域内外译介、藏地史传文学翻译、藏族民间口传史诗《格萨尔》的翻译及藏族当代翻译文学景观，同时涉及藏族文学翻译理论和藏族翻译名家。全书既有宏观的概括，又有局部的透视；既充满思辨性，又不乏考证性。作者将个案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从传播学视角深描雪域高原藏族文化典籍域内外传播的译介脉络，为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出版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切实可行的参照体系。

据悉，“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系列图书共5册，分别为《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概论——朝向人类学翻译诗学的努力》（上、下卷）、《藏族典籍翻译研究——雪域文学与高原文化的域内外传播》、《蒙古族典籍翻译研究——从<蒙古秘史>复原到<红楼梦>新译》、《维吾尔族（西域）典籍翻译研究——丝路遗珍的言际旅行》、《西南诸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她们从远古的歌谣中走来》，均已由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出版。该系列图书的项目负责人、主编是著名学者——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王宏印教授。该套丛书涵盖了汉、满、蒙、维、藏及西南诸民族的宗教、文学、语言学、史传和音乐等典籍及其翻译、转译、翻译家、诗人等方面的内容；体裁涉及史诗、叙事诗、民谣、民间故事、戏剧及经文古歌等，包括诸如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传》、蒙古族文化元典《蒙古秘史》、西南诸民族的叙事作品《刘三姐》和《阿诗玛》等民族经典作品。该套丛书既有对中华民族的地理分布、迁徙形成、生态环境、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文化典籍和翻译活动的论述，又有对所涉及的各族历代文学典籍翻译作品的基本概况和历史发展脉络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该套丛书又简明扼要地讨论了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对一些典型的民族文化现象及其重要的典籍翻译作品进行了个案分析和翻译评论，对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系列图书既是王宏印教授的扛鼎之作，又是民族典籍翻译领域填补空白之作，标志着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进入了新阶段。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涉及了藏族文化史的基本资料，尤其是以藏族文学翻译史为主线，对藏族文化史资料进行了翻译梳理：包括以敦煌文献为代表的写卷资料；以藏文《大藏经》为代表的佛典文化；以《米拉日巴传》为代表的王统、传史著作；以《萨迦格言》《仓央嘉措情歌》为代表的作家格言诗、诗歌文学；以《格萨尔王传》为代表的民间口传文学等。藏族文化史的研究涉及藏、汉、英三种文字，尤以臧汉文资料为多，涉及藏族文学对非本土文学的译入、藏族文学的外译与传播、藏族文学的多向翻译与文化交流，以及藏族翻译大师的理论研究。该书关于藏族文化翻译的研究，为拓展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的翻译出版途径与加强中外出版机构多渠道合作的讨论带来了阐释空间。

二、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新拓展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仅以藏族文化为背景显然是不够的，应当以更为广阔的中华“多元一体”多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为背景。藏族翻译文学情况复杂，至少包括以下六种：（1）汉语、蒙古语等民族语言的文学作品被译为藏语的民族语内部翻译，也称民译；（2）世界文学经典名著被译为藏语的外译藏；（3）藏族文学作品被译为汉语、蒙古语等民族语言以及其他外语等的藏译外；（4）藏族文学被译为汉语、蒙古语，进而在此基础上再被翻译为其他外语的藏汉蒙外之间的转译；（5）藏族作家的非母语创作（汉语）作品的外译；（6）国外藏学家的藏学研究著作及作品又一次被译回藏文，进而再度被翻译为汉语的多重回译和转译。如果说前二项是属于异族文学、文化输入，中间三项是藏族文学、文化的输出，那么，最后一项则是藏文化反哺以及与汉文化（其他文化）的多元互动了。综合运用这六方面素材构思而出版的藏族文学翻译史将会获得很强的立体纬度传播效果。

当前文化的传统化转向现代化，国家化转向世界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形成一种相互融合、相互转化的态势。西学仍在东渐，中学也在西传。无论是外国文化的东渐，还是中华文化的西传，翻译出版注定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为适应文化传播全球化这一趋势，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就提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进入21世纪，国家各部委也推出了诸多举措，发起了一系列中国图书翻译出版工程，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汉英对照的《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于1995年正式立项，旨在全面系统地翻译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工程计划从先秦至近代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和科技等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中选出100种，由专家对选题和版本详细校勘、整理，由古文译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译成英文，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迄今为止，《大中华文库》出版有汉族典籍翻译作品百余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其并没有涵盖少数民族典籍。

长期以来，传统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只写汉族文学翻译史，对藏族文学翻译史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史很少涉及。实际上，民族文学翻译作为中国多民族翻译史书写中重要的一环，对补充和完善中国翻译史研究意义重大[2]。中国文学翻译史是宏观的多民族文学翻译史，民族典籍翻译是民族学和翻译学这两大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民族文学和文化作为中国翻译学建设的一个分支，长期以来被边缘化，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对民族文学和文化在中华“多元一体”文化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应该给予更多的学术关注。在践行中华多民族的“中国梦”背景下，以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为己任的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成功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出版了这一套“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为其他同类出版社在民族典籍的对外传播方面，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该套丛书的出版也为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出版在“多元一体”大文学观新视野下，如何走向世界提供了借鉴。

三、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再思考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视野下，囊括少数民族典籍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从文学作品甄选、译者素养、翻译策略选择和翻译评价机制四个方面探析了当前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出版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3]。 实际上，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呈现出民族学、翻译学、传播学和语言学等诸多学科的跨界融合特点。对少数民族典籍展开多学科综合研究，绘制出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网络图景，是翻译出版界的重要研究领域。从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大格局的视角来看，拓宽翻译出版领域，国内翻译出版与国外汉学翻译出版相结合，互证互识，开展对话，加强合作，甚至是合作出版，就显得非常必要。正如徐晓飞所言：“中国文化想要走出去被世界正确认知，必须依靠中国的翻译出版业和翻译家的共同努力。只有中国的翻译出版走出国门，译者的翻译水平足以诠释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国的民族文化才可能实现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平等对话。”[4]《藏族典籍翻译研究》一书的出版是在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资助下完成的，它为今后一个时期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乃至中国文学、文化通过翻译出版“走出去”提供了国家主导、出版社与译者通力合作的可行渠道。

1.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要着眼于多元一体的中华多民族翻译史，拓宽翻译出版的领域，统筹待译作品。少数民族历史上作家作品大都集历史、哲学与文学于一体，形成了文、史、哲合一的传统，其翻译要结合少数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如此一来，少数民族翻译典籍门类齐全、包罗万象。纯文学翻译的作品出现较晚，其既有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书面文学与口传文学翻译之分；又有韵文体、散文体和散韵相间体文学翻译之分；从体裁来看，还有神话、史诗、故事、传说、谚语、寓言、小说和诗歌等翻译文学种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还发现了大量的活形态口传文学和民间文学，这些非常有价值的口传文学的民译、汉译乃至外译都是重要的翻译出版课题。

2.在进行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过程中，我们还要积极探索国内文学出版社和优秀翻译传播人才实现精准对接与深入协作的有效形式。出版社和图书馆机构应该联合开展作品选译、作家对话和翻译沙龙等形式的专题活动；邀请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国外出版人、专家和译者来华与中国作家、学者和出版人等人才及机构深入接触；还可以通过“以文会友，以人促文”的方式，促进中国文学出版作品的译介合作，降低中国文学出版作品“走出去”的语言和沟通壁垒，疏通中外文化思想交流的对话渠道，让外国专家译者更快捷、更准确地寻找到适合国际传播的“中国好作品”，把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完整和准确地呈现给世界。

3.出版社与翻译人才要精心雕琢与打磨，共创翻译精品。出版社在译文的组稿、编校和出版宣传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优秀翻译人才应该具有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和独具一格的“译眼”，发现更多优秀的中国文学出版作品，精心翻译，让中国文化走进各国，与各国读者分享中国故事。出版社可以组织一些翻译竞赛和项目，为热爱中外文学与出版翻译的外语爱好者们提供更多参与项目翻译、实现翻译梦想的空间，从中发现一批优秀译者。这些优秀的译者以“工匠精神”参与中外文化对话与交流，推进了一批民族优秀文学出版精品的国际化翻译与推广，拓宽民族化出版发行的通道，促进中国优秀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为沟通各国人民的心灵与情感做出贡献。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一书图文并茂，文笔流畅；从宏观上论述，在微观上落实；以文学笔法进行学术研究，是学术性与大众性相统一的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之典范，既可供专家参考，也被大众所喜读。该书尽管个别措辞有待商榷，但无论如何，全书对藏族典籍翻译研究的译介探索，不失为从传播学的角度理解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译介模式的成功范本，为未来的中国民族典籍“走出去”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在当下中华文化对外翻译出版过程中，国家相关部门、出版社、作家、译者和读者等众多传播主体多方合作，为实现民族文化有效对外传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交流进行了有效探索和实践。中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研究空间还很大，还有待业内专家学者的不断参与推动。

[1] 王治国.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雪域文学与高原文化的域内外传播[M]. 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6.

[2]王治国. 中国翻译史书写的民族文学之维——朝向建构中华多民族翻译史观的思考[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4（4）：18-22.

[3]黄梨. 中国文学翻译出版“走出去”：问题与对策[J]. 出版广角，2016（2）：44-46.

[4]徐晓飞. 全球化背景下翻译出版过程中的对话与文化传递[J]. 出版广角，2016（1）：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