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茂峰 傅慧芳 孙少帅

（1.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 350117；2.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加以明确，并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现代化的效应及状态即为现代性，这一论断实质上就提出了现代性建构和民族复兴之间内在关联的时代课题，深刻表明了二者之间的同向共生关系。现代性作为现代生产的结果与机制，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写”，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整体性问题的综合概念，表征着人类社会在文化精神、价值追求等层面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站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历史关节点，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行现代性阐释，有助于进一步探索当代中国民族理论，进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民族复兴现代性建构的理论遵循

理论的形成总是与特定历史时期统治阶级既定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趋向息息相通。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中，内在彰显着对现代性的本质揭露以及批判现代性负面影响的建构逻辑。尽管在其经典文本中没有十分明确地阐述现代性和民族复兴的概念，但他的思想要旨和价值主轴无不是沿循着现代性和被压迫民族的复兴问题而展开的。

（一） 民族与国家的统一是民族复兴现代性建构的现实基础

民族国家作为马克思关于诸多国家形态中的一种标志性提法，是一种有别于封建王国的新型国家形态，表征着基于地缘政治、身份建构、民族认同及文化多元而组成的联合体。《共产党宣言》首次使用了“资产阶级民族”的概念，强调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以大机器工业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工业革命的勃兴，以及商品贸易的扩大，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产生了资产阶级民族，这使得封建割据势力下旧的民族关系得以消解，起而代之的是统一的民族国家。然而马克思清醒地看到，在市民社会中，构成民族国家的政治实体是作为虚假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它仅是维持一个社会最基本和最低层级的认同，而且造成了工人阶级的“劳动、自由的奴隶制、自我售卖”。19世纪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交相辉映，民族解放与复兴成为被压迫的民族求得自由和解放的首要目标，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便与被压迫奴役民族反抗与复兴的革命实践产生了一种天然质地下的亲近关系，它以全新的思维创造了最全面和彻底的辩证法以及包含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内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出发，表达了超越民族国家自身的阶级狭隘性，扬弃民族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对立的思想，强调国家与民族是统一的整体。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成功实现了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表征着民族复兴成为实现共产主义难以逾越的必然阶段。马克思指出：“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可见，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与压迫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对垒关系，是由于不能把民族与国家放置于国际主义的特定立场和理论结构中看待，最终陷入阶级利益固化的藩篱。因此，马克思通过对民族与国家统一性这一观点的阐发，既弥合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与分歧，对迫切需要建立民族国家的被压迫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革命纲领和价值主张，也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注入了鲜活的理论要素。

（二） 实践唯物主义是民族复兴现代性建构的哲学根基

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的视角确证了实践的本体地位，并深刻批判了包括旧唯物主义在内的传统哲学无法超越“市民社会”的局限性，认定其哲学的存在意义归根到底只是换一种方式为资产阶级的特殊统治利益谋求辩护，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以革命的思想和行动来改变世界。他在系统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时强调“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实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一观点，并开始以实践为基础构建自己的唯物主义学说。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对民族国家的异化造成一切事物偶然性和片面性的存在，唯有对资产阶级所鼓吹的现代性进行革命化的改变，才能彻底打破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既定结构。这种革命的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思想和行动，立足现实的人的实践本质，并将作为人的社会性活动的实践提升至新高度，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构建了一个相互传递和沟通的中介，弥合了实体与心灵之间的鸿沟。这既从理论上剖释并冲破了传统哲学的理论弊端和束缚，又为批判那种受制于商品、资本、私有制等的资本主义方式赋予了科学依据。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开创，为人们突破民族现存的历史境遇提供了思想武器，是在真正意义上对现代资产阶级的革命化，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对现代资产阶级的彻底革命。马克思在论证德国政治解放的不可能性中探求其超越现代国家自身局限时认为，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只是滞留于旧的制度和哲学中为其提供观念上的补充，而把实现有原则高度的革命实践置于身后，这一逻辑恰恰构成了现代性的悖论。因此，只有实现对旧资产阶级哲学的本质揭露并以实践的唯物主义学说来替代，才能面对真正的“人化”世界。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以独特的现代性批判言说，将虚假的“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转化为变革诉求，因此才构成了民族国家的真正解放和复兴面貌。

（三）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民族复兴现代性建构的价值立场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立足人类解放和自由发展的视域来审视民族复兴问题，他将存在于幻想中的离群索居的人解放出来，实现了人的现实性和社会性的复归，从而使民族实现解放与复兴的理论前提发生了根本转变，自此民族复兴有了坚强载体———现实的人。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人类历史循序演进和不断发展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比如在谈及波兰民族的复兴时就认为，波兰民族工业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是波兰人民通过强大战斗力而取得的，这也为波兰人民最终达到民族复兴创设了全新的现实条件和物质基础。而波兰的复兴同时关系到全欧洲的民族解放事业，只有当每个民族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独立自由之时，民族国家的复兴与重振才具备可能。马克思要求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为民族的复兴创造前提条件，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系统论述了德国由“当代哲学的同时代人”成为“当代历史的同时代人”的现实力量，强调了无产阶级是德国“复活”的心脏，将德国解放的希望寄于“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在他看来，德国解放的根本途径不在于也没有现实条件建立同现代各国同一水准的民族国家，而在于通过完全靠出卖自己劳动力而不依附于任何阶级的新生力量——无产阶级将革命的焦点从黑格尔哲学所创造的关于人类解放的精神中超脱出来。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同人民利益诉求结合起来并付诸革命实践，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才能获取永久的生命力，进而实现真正民族国家的解放。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中，落后民族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有了科学理据和武装力量，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日益成为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东方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行动纲领。

（四） 构建自由人联合体是民族复兴现代性建构的最高命题

资本主义现代性以资本增殖为目的，造成人、社会与自然关系之间的疏离与对立，造成“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尽管马克思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进步，但这些固有的内在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现代性发展的悖论和困局，不得不通过超越的形式来完成。马克思主义民族复兴理论旨在消解现代性中泯灭自由和个性的同质化力量，追求一种超越异化和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马克思看到了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过渡性和暂时性，多次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强调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必须秉持针锋相对和坚决的批判态度，以彻底揭穿资产阶级以维系自身利益所炮制的虚妄“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共同利益”的谎言。在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图景中，共产主义是“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种全新的社会形式和制度模式提供给人的将是基于完备自由下的社会分工以及物质和闲暇时间的极大充裕，它不仅消除了一切剥削制度下不利于人自由发展的障碍，更使得现代性所遵循的原则与规范以较为完整的理想形态在新的制度模式下更为正确和有效地表现出来。而这目标的实现是以消灭一切国家和阶级为前提的，恰如马克思所设想的，国家是代表民族利益的行为主体，劳动阶级在生产力发展中将以自我之力创造一个消除阶级之间彼此冲突与对立的联合体，这也自然地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可见，民族国家和阶级的消亡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和条件。马克思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真正共同体形式, 彻底脱离了抽象共同体中狭隘庸俗的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纷争，这正是民族国家在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之后的发展形式和状态。

二、中国现代性叙事下民族走向复兴的本土化探索

中华民族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锻造中，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融会到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中，并在这一基础上确立和完善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民族复兴现代性建构的基础奠定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作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十分重视民族问题。中共二大提出建设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号召，其最终目标是举全民族之力“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这一表述从各民族总称的视角理解中华民族，这是在建党之初对待民族问题的最高纲领。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中提出了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理论内涵。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爆发，极大激发和促成了全国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中华民族”这一称谓由此成为最能激发各族人民参与抗战，最能够被各种政治势力共同接受并形成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的时代话语，正是在这一族称的感召下，全国各族人民以顽强抗争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认为中华民族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伟大民族。这些观点意在强调中华民族是由诸多民族联合而成的多民族国家，是确凿无疑的民族实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描绘了中华民族复兴的生动景象，表示我们的民族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那一刻起进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行列，并通过勇敢而勤劳的不懈工作，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表明了我们党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实现了由强调民族自决到各个民族相互统一又依存的多元一体的跃升。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党在这一时期带领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的压迫，摧垮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根基，致力实现全民族的独立和各族人民的解放，中国化民族理论在革命实践的丰沃土壤中孕育和形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理论基础和社会条件。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民族复兴现代性建构的初步探索

从政治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国家存在的合理性源自于人民对它的认同，而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构成了国家认同的基础前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民族平等”与“民族的区域自治”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予以确定，成为新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与此同时，我们党对实现民族复兴的路径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毛泽东提出了通过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使全民族在发展的基础上达到现代化水平，同时要关注少数民族集体“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的主张，要求全党要将包括农业、工业、国防及科学技术这四大关系国计民生关键领域的现代化作为全面现代化的先行领域，这实际上就明确了通过现代化道路实现全民族的复兴，从而指明了民族复兴的正确方向。1964 年，在“四个现代化”伟大战略构想的基础上，明确对“两步走”战略作了完整而准确的表述。这些重要战略考量和举措旨在强调民族复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下使中华民族获得新的发展，既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广大人民提供理想生活，又在世界维度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历史贡献，深刻表达和寄托了民族复兴的历史愿望，提供了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路径。这一时期，我们党结合我国国情和民族特点，在国际关系中寻求中华民族独立，在国内民族关系中寻求各民族发展自强，并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行民族自治，彻底改善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境遇和现实状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民族复兴现代性建构的接续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在“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一思想热潮的推动下，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从根本上冲破了把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等同化的理论束缚，使其大踏步迈上历史发展的正轨。党的十五大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战略目标，并对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现实道路予以高度提炼和系统阐释。党的十六大再次重申这一主题，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要着重以三大历史任务为根本着力点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世纪之交，为进一步研究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内在规律，全面部署跨世纪工作，党中央申明并要求把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工作的重要指针，并一再强调各民族要始终团结一心、共同发展，不断凝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内聚力，反映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对民族复兴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思索。进入21世纪后，党中央坚持中国特色民族发展道路，明确了新阶段民族工作要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主题，并在“平等、团结、互助”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提出“和谐是民族关系本质特征”、增强“五个认同”等论断，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200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出台，赋予了“民族”以中国特色的概念阐发，认为民族作为稳固的人民共同体是在历史的卷轴中逐渐形成的，其共同性特质集中表现在包括演进脉络、文化塑造、心理认同、交往关系和文字符号等在内的诸个维度。这些重要思想和实践成果的创收，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探索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实践中对马克思民族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形成了中国现代性话语框架内的民族理论。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民族复兴现代性建构的深化拓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阶段。党的十九大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主题，并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和“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作为“新时代”民族性内涵的理论阐释，深刻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知取得了新突破。一方面，我们党对处理民族问题基本原则方法进行了系统阐扬，党中央提出“八个坚持”以及对民族工作阶段性特征的“五个并存”，成为新的时代条件下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内涵和重要依据，并在方法上注重以制度建设强基固本。另一方面，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概括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强调实现民族复兴要把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结合起来，并重申民族复兴归根到底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事业。因此要求在实现力量上，要通过尊重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来格外激励和发挥人民的社会历史作用，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全体人民物质丰富和精神充裕，进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从根源处夯实和捍卫民族复兴的社会基础。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要求各民族在保证朝着同一目标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和衷共济、全方位多领域地深化族际间交流，促进各民族始终紧密团结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朝着更加包容、凝聚的共同体方向发展。从理论流变而言，从“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到“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进而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这一系列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理念充满着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精神主动性，反映着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深刻省察以及对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的深切召唤，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新的时空坐标下的书写与展开。

三、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铸牢民族复兴之魂

习近平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关键时期，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植和塑造铸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础。

（一） 在现代性精神的培育中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支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现代性精神的引领。首先，要通过多维度的形势政策教育，引导人民在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和宗教观上秉承正确导向和价值认知，使之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精诚团结和共同奋斗所开创的千年文明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把全体中华儿女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思想纽带，进而旗帜鲜明地反对利用民族历史问题肆意挑起民族矛盾、割裂民族情感甚至破坏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错误言行。其次，以全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形塑共同价值。要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所沉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党带领人民共同铸就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伟大创造、奋斗、团结和梦想精神教育，特别是从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而锻造的精神谱系中汲取力量，进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国家、民族和政党的认同。最后，要通过共同理想教育，在大一统的政治框架之下，坚持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为前提，探寻各民族文化、习俗等领域存在的最大交叠点，将国家意识和集体意识等进步理念有效传递、直接渗透到从国家意识形态到人民价值观塑造等各方面，引导人们更为深刻认识到团结统一的重要性，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由内隐向凸显转变，不断深化对民族共同体演进和发展的规律性把握。由此，在信息传递和情感感召下，人们更能认识到中华民族辉煌历史和思想文化的深层底蕴与精髓要旨，从而提振人们内心的民族精气神，使全民族在现代性精神的浸润、强化中保有坚定前行的定力，涵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劲内生动力。

（二） 在现代性制度建构中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保障

制度是国家本质在上层建筑中的重要体现，通过现代性制度的建构，可以将存在于不同地区与领域中相对分散的因素整合起来，充分挖掘和动员一切潜在的内生动力和社会力量。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亟须通过优化制度供给来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凸显制度建构的主体性，要在贯穿国家主体和民族整体观念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历史文化传统、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连续性和地域性，通过健全保障各民族政治权利平等的制度，促进各民族民主权利的有效行使，保障各民族人民平等参与民族事务治理和族际交流，以全链条、全方位和全覆盖的民主制度来保障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其次，保证制度创制的系统性，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更加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注重在民族治理各个领域之间形成有机衔接、做好相互配套以及各领域改革的有效联动机制，完善民族地区制度和治理体系，提升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效能。最后，确保制度运行的有效性，要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民族法治建设，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能够依据自身发展的实际状况自主而准确地贯彻党和国家政策，同时要顺应发展需要，既改革不能适应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和促进民族事业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又根据新的时代要求不断完善健全顶层设计，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一整套系统完备和操作可行的现代性制度体系。总之，通过夯实制度这一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战略基础，人民可以在切身利益诉求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体认民族的共同价值，以治理实效的具体呈现增进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团结有力大家庭的仰赖与坚守，从而铸就起牢不可破的民族情感，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力量的自觉。

（三） 在现代性立场的持守中积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力量

阿历克斯·英格尔斯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具有赋予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作用，但如果作为制度运行主体的人，“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首先，要在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中克服西方“见物不见人”的传统发展弊端，将“人民至上”始终作为超越西方现代性的价值排序表的首位，尊重个体的生存意义和主体地位，利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优势助力改善民生，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实质性的进展。其次，社会关系是作为人的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和重要表征而同时存在的，要拓宽人的活动、交往的空间和范围，在“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深化人文交流互鉴，着力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将个体的人放置于普遍的社会关系网中，使人在不断突破固有社会关系的动态过程中获得自我发展的空间、条件和可能。最后，要注重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主创造性，通过对社会发展中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的纾解与调和，让个人能够充分自由地表现和发挥其主体性和创造能力，人能按自己的天赋、爱好，自主选择活动领域、生活空间以及职业选择，从而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实现作为目的本身的人内在本质力量的发展。唯有依靠人民这一社会历史的主体，依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最为重要的人心基础”的铸就来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心、民智与民力，使全体人民秉承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将自身的能力和智慧转化为民族复兴的实际行动，促成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充分涌现的局面，唯有如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宏愿才能薪火相传，不断迈上新的历史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