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理

（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

一、疫病产生与传播的环境因素

疫病的产生、传播和流行与三个环节相关：传染源、传播途径与受感染群体。但凡影响这三者的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因素，都能影响疫情的发展。

（一） 疫情的产生

1. 自然环境因素的作用

温暖湿润的气候容易孕育致病微生物。在地理区域上，中国南方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水域众多、降水充沛，植被丰茂、动物种类繁多且分布广泛，因而各种微生物、病原菌、媒介生物和中间宿主等都具备良好的生长环境，繁殖速度快。正因为如此，历史上南方地区疫病相对更为多发。同时，疫病的暴发也有季节性的偏向。北方的冬季干燥寒冷，南方的冬季阴冷潮湿，寒冷比高温更利于各类疫病的传播。此外，疫情的传播既有在地理区域、季节上的大环境因素，也有人口密度等小环境因素。

2. 跨种群的生态交叠区域

不同生态系统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在相邻生态系统的边缘会形成“生态交叠”区域。在人类群体的跨文化交流中，生态交叠区域会产生文化的互动与涵化。譬如，北方游牧与农耕区分割线的位移常伴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互市贸易或极端的战争形态；南方平原农耕区与西南山地农业区的交错地带则成为民族走廊。但人类种群与非人类种群接触而形成的跨种群“生态交叠区域”会产生危害，致病微生物跨越物种隔离在人类群体中蔓延开来，并形成巨大的破坏力。人类群体的先天性免疫系统对新型的致病微生物入侵缺乏准备，无法在短期内建立第一道生理防御机制。所以，在疫情初期发生的致病率和死亡率是最高的。

3. 特定的文化传统

在疾病史的跨文化研究中，某些疾病的产生与人类文化传统息息相关。譬如，农耕文化就促进了疾病的发展，长江中下游的灌溉农业与血吸虫病就是典型。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史上，不同生计所赋予的搜食手段可能会带来不为人知的风险。由于各民族遵循不同的饮食文化传统，在人群的跨区域流动中，饮食禁忌突破了原本与之相适应的生态文化圈。杨庭硕指出，对同一种文化来说，其最佳的自然生态系统肯定只有一个，该种文化一旦高度适应于该自然生态系统后，对其他自然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就会明显下降。因此，饮食文化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态环境的耦合被破坏之后，人类群体对新环境的适应明显下降，野生动物体内所寄生的致病微生物通过流通渠道得到跨界域传播。

（二） 疫情传播的特征

部分疫病的产生与传播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从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我们能窥见此次新冠疫情传播的某些特征。

1. 密集型聚落形态

聚落形态是与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相关联的人类群体的分布状态。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指出，“人类种群的分布通常对致病生物体的蔓延有极大影响，如人口的密度和人类居住的分布方式就与某些疾病的流行周期和流行频率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聚落形态的分布可能影响疫病的传播，其中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至关重要。

在城市，人口总量与人口密度居高不下，便捷的交通网络加剧了人口和物资的流动。在密集型聚落形态中，人员流动对疫病的传播推波助澜。密闭性空间，如列车车厢、大型超市与娱乐场所都成为集中传播病毒的区域。

致命微生物体也通过借助人群的频繁交往，让感染不间断地在不同个体之间传播，从而维持种群自身的延续。

人口的迁移与扩散虽降低了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减少了疫病大规模暴发的可能，但亦有可能将疫病传播开来。张大庆指出，“人口迁徙也是导致疾病流行和疾病谱变化的重要因素。在某地生活的人往往可能产生某种抵抗该地常见疾病的免疫力，但是若因商业、战争等因素，从一地向另一地迁移，他们也将与所在地的病原体发生联系，遇到新的疾病，而当地人也会遭遇外来人带来的新疾病，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常见的疾病就可能成为对另一部分人致命的瘟疫。”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中，城市化速度加快，藉由现代运输系统所串联起的社会流动与人口迁移更加频繁，超大城市不断涌现出来，城市聚落形态更加密集，这虽然减轻了乡村社会的环境和人口压力，但却将生态压力转移到城市，同时亦增加了城市中疫病传播的风险。

2. 受感染人群的年龄组特征

在我国法定的传染病名录中，麻疹、百日咳、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等传染病通常只感染儿童，其受感染人群的年龄特征十分明显。

病疫的感染群体也体现出鲜明的年龄组特征，老年人为易感人群。原因在于多数老年人患有基础疾病，免疫力下降，且由于个体行动不便，自我防护能力薄弱。同时，掌握公共资源的政府和医疗机构对老年人的救护态度也直接影响了老年群体的感染率。美国广播公司2020年6月1日报道，美国疾控中心的调查发现已有25923名居住在养老院的人员死于新冠肺炎。同日， 《今日美国报》称，自疫情暴发以来，全美范围内的养老院和长期护理机构已累计报告40600例新冠死亡病例，这一人数占全美疫情死亡病例的40%。

在疫情传播的过程中，老年人都是易感染人群，但由于疫情管控措施和医疗护理水平的差异，老年患者的救治率却大相径庭。这说明在疫病的防控中，环境发挥着一种“限制性的”但非创造性的作用，人类群体的社会文化行为成为最关键性的因素，疫情防控的最终结果取决于人与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而不仅是一个生理学或者公共医学问题。

3. 易感染群体的职业偏向

各类传染病有不同的易感染人群的职业偏向，如从事畜牧业的牧民易感染包虫病。易感染人群的职业偏向一方面与传染病的致病机理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特定人群频繁接触传染源或深度介入传播途径所致。

生态人类学认为，社会群体的隔绝决定了致病微生物影响人类种群的方式。严密的隔离形式有利于遏制病毒的蔓延，但在实际情况下，隔离的社会群体的存在使得致病微生物可能在特定人群中传播。致病微生物的传播与人类种群规模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当隔离的社会群体人口数量达到一定规模，致病微生物更容易在这一特定群体中传播开来，使得医护人员和志愿者更容易成为被感染群体，在医院和隔离医学观察点发生集体感染的可能性也大幅度提高。

二、人类群体对疫情的适应研究

海内外不少权威专家认为，疫情不会完全消失，我们人类可能要做好与致病微生物长期共存的思想准备。对致病微生物的适应不仅包括生理层面的，还有来自文化层面的，不同地区的抗疫方式体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

（一） “适应”的生态人类学分析

“适应系指有机体克服环境力量与压力（例如气候与地形)的过程。”人类适应的高明之处在于同时具有生理与文化的适应方式。由“适应”还引申出诸如文化适应性、环境压力、人口压力、适应能力、资源的利用与开发等概念。唐纳德·L·哈迪斯蒂认为，适应过程产生于三个层次：行为、生理、遗传和人口统计学层次。

行为适应是最直接的适应层次。当疫情来袭，人们通过自觉的居家隔离、勤洗手、开窗通风、佩戴口罩外出，以及提倡公筷、分餐等方式进行自我防护。行为适应是人们应对疫情最基本的适应层次。行为反应的适应源于文化的习得而非先天的遗传，针对短暂的环境失衡适应效果最为明显。当环境持续变迁，生理层次的适应将会取而代之。

生理层次的适应是指生理机制建立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免疫反应。“适应概念可扩大到包括任何对环境有利的反应，繁殖成果只是其中之一”。这一概念不仅适用于人类群体，也适用于非人类种群生物。新冠病毒自身也需要在不同环境下自我调适、繁衍并保护自身免遭灭绝。生理适应体现在作为寄主的致命病毒和作为中间宿主的人类群体两个方面。

一方面。病毒在同一地区流行时，其传播能力与毒性一般会持续降低以维持一种共生的状态。正如研究者所指出，“传染病在同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接触后，其毒力和致死力会逐渐减弱，以免与人类同归于尽，从而确保在宿主族群中的永续寄生。”权威报道指出，意大利病毒学协会主席阿纳尔多·卡鲁索从新冠病毒中成功分离出一种Sars-CoV-2 变体，并观察到该病毒的强度正在变弱。卡鲁索表示，新确诊的感染者一般病毒感染程度较轻，即便是病毒载量很高的感染者，大多也为无症状患者。同时，致病微生物也不会坐以待毙，其在向外传播过程中会适应不同地区环境特征和人群的生理结构，从而变异出具有持续杀伤力基因的毒株。剑桥大学彼得·福斯特团队的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在离开东亚前往欧洲扩散时发生了变迁，他们提出一种理论解释——新冠病毒最初的毒株在免疫或者环境上适应了东亚地区的人口，所以需要发生变异才能战胜其他地区人口的抵抗力。可见，适应机制不仅适用于人类群体，也同样适用于致病微生物这样的非人类种群。

另一方面，医疗系统对变迁后的环境作出积极反应，通过公共卫生策略的制订与实施，减少人员伤亡，以确保人类种群的可持续繁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身体中的先天性免疫系统首先会被激活，当病情加重之后，患者身体将启动获得性免疫系统防御病毒的继续侵害。康复后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轻症病患和无症状感染者的身体中都会产生抗体，甚至无症状感染的孕妇在康复后所生育的婴孩都会自带抗体。

此外遗传和人口统计学层面上的适应也是减少疫病对人类危害的有效途径之一。首先，不同的个体对新冠病毒肺炎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和免疫机制，这种差异部分与遗传有关。譬如在疫情中，部分人群为无症状感染者，亦即该个体已是新冠病毒的携带者与中间宿主，但病毒却不会损害该个体的任何生理机能，个体也没有任何临床症状，这与其遗传基因和体质有关。其次，疫病的抗体通过生育代际传递给后代则是另外一种情形的遗传适应，如上文提及无症状感染的母亲所生育的婴孩自带抗体，该适应的建立确保了人类种群持续繁衍。

通过梳理三种不同层次的适应我们发现，面对新冠疫情，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发展出了一套富有本地特色的应对方式，这套应对方式植根于各民族的社会文化基底，包括政治传统、经济体系和文化观念。

（二） 寄生与长期共存

生态人类学指出，人类种群与非人类种群之间形成捕食、寄生、合作或互助等关系；人类身体是许多微生物的寄居处，这种关系常导致人类疾病。同时，疾病寄生的强度和种类与人类参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紧密联系。

人类群体在克服环境压力的同时，致病微生物种群与人类群体之间的寄生关系也在延续，并可能形成长期的共存关系。“寄生是在一个种群‘窃取’另一种群的能源和物质的条件下两个种群的并存。”不同类型生物群体之间的共生共存，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内容。

新冠病毒在空气中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它必须尽快通过皮肤黏膜进入人体组织。病毒的寄生引发人体急性疾病与器官病变，与此同时，被感染的患者还成为新冠的“中间宿主”继续传播病毒。对病毒而言，“中间宿主”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一旦传播终止，致病微生物的寿命也将宣告终结。因此，新冠病毒在与一定规模的人群接触后，其毒性和致死率逐渐减弱，以免与人类群体同归于尽，从而确保其持续寄生。

麦克尼尔指出，人类个体和群体为对付传染病不断调整身体机能，而致病微生物也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当致病微生物和人类宿主在经历许多世代，以及数量可观的族群的长期调适之后，会产生一种能让双方共容共存的相互适应模式。共容共存适应模式的本质是人与环境暂时达成和解，这种脆弱的均衡在下一次生态危机到来之前不会被打破。

（三)不同民族应对疫情的文化差异

杨念群指出，正是由于“瘟疫”与普通疾病的不同，近代的防疫行为从来都不是以个体活动的形式出现，而是与各种复杂的社会生活形态密切相关，传统医疗现象的出现不但是文化环境的产物，其治疗过程本身也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行为。对疫病的认知与理解，以及相应的防疫措施都展现了由不同个体所构成的民族文化的行为模式。

海内外诸多学者和社会大众都充分意识到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优越性，但我们还应认识到传统思想文化在中国民众应对疫情时发挥的积极作用。

首先，传统生态思想的积淀与延续是中华民族敬天保民、敬畏自然的思想来源。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非常丰富，无论是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抑或是佛家的“勿杀生”，都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视为向生态化世界观转变的一种途径。儒道释三家作为中华文明的基石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在今日依然有可供我们利用的生态文化资源，这也是促使民众面对疫情时深刻反思，并积极支持、配合政府抗疫措施的思想来源。中国民众在抗击疫情中所体现出的民族性格，本质依然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对自然的敬畏。

其次，中国抗击疫情的成功是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的胜利，是守望相助的传统道德文化的展现，这一道德文化的形成是我们民族与所处生境互动的产物。

在传统农业生产中，以农耕为主的生计方式受水源限制的程度远超其他生计类型，农业产量随着水利灌溉的发展而增加，并刺激人口增长。水利工程的扩展和人口的增加都急需政治层面的协调与整合，这就刺激了相应社会组织的产生。斯图尔德指出：“在类似的条件下，运用相似的技术和利用相似的生态资源，就可能会产生出相似发展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变迁规律。”

为维持日常生计活动和应对自然灾害，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了集中性的强大力量，并形成了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种集中性的力量有的是官方形态的，有的则是民间形态的。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时所遭遇的环境愈恶劣，我们的共同利益和责任则愈加被包容进共同的社会结构之中，我们彼此之间的忍耐和依赖也愈发深刻。

再次，中国应对疫情的成功与某些传统文化习俗有密切关系。因气候与地理特征使然，在以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的传统社会，水旱灾害及随后的饥馑与瘟疫流行频繁发生，上述天灾人祸成为我们民族历来的隐忧。忧患意识一方面使我们民族积累了大量的应对策略，“荒政”学说较为发达，疫病救治的历史文献与实践经验也异常丰富；另一方面，我们民族的储蓄观念因而深入人心，物资的集聚以及财富的积累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惯习。历史经验与储蓄观念为我们的疫情防控管理提供了生命和生计的支持，与之大相径庭的则是欧美国家民众的急于复工与不断抗议。

三、疫情防控中人类群体的合作与互助

生态人类学不仅关注传统生计活动中男女性别之间的合作劳动，同时也关注生计活动中人类群体与非人类群体之间的合作与互助关系，譬如，驯养动植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谷物、猎狗与人之间的互助关系在农耕和狩猎采集社会最为典型。

哈迪斯蒂指出，人类种群之间的关系包括捕食、竞争、合作与互助，而互助是最重要的，其中任何一种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互为关联的。合作属于人类种群与其他种群相互关系中双方都得益的积极作用。互助则是进一步的合作，达到人类群体的生计与生活完全有赖他者的合作。桑德尔斯和普赖斯则认为，竞争与合作的相互作用促进了文明的发展。但就群体的利己观念而言，人类群体之间的不良竞争与合作也有可能阻碍社会的发展。

在疫情蔓延的情况下，要在短期内有效战胜这样一种传染力极强的疫病，仅依靠某一国政府，仅依靠医疗和疾控部门是远远不够的。为共同抗击疫情，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合作与互助是非常必要的。

围绕疫情的防控，已有学者从合作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表达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并认为合作人类学应该在中国社会研究以及人类安全、和谐家园的营造中有所作为。其主要关注中医西医等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不同视角的合作以及不同地域的合作，紧扣的是由不同社会需求引发的合作。

生态人类学关注的则是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合作，更为宏观地体现了人类学整体观、全貌观的意义。人类群体的合作通常采取“交换网”的形式，以分配能源、物质和信息。人类群体的各种交换处于更大的物质、信息和社会背景的关系网络之中，而信息交换在当代社会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应对疫情的活动中，防疫所需医疗物资的交换显然是最为紧要的。在交换形式中，医疗物资根据市场原则、再分配原则和相互关系原则进行交换。在应对疫情的合作中，三类交换原则是并存的。虽然市场原则主导了大多数的交换形式，但最有意义的却是相互关系原则的交换形式。在这类交换中，某一群体将物资赠予给另外一群人，却不要求任何具体的或者即刻的回报，这种交换本质上说并非经济交易，而是群体关系的展现。

国际社会向我国捐赠了大量医疗及其他物资，其中蒙古国向我国捐赠的三万头羊令人印象深刻。这类不求回报的物质交换展现了守望相助的合作关系，以及跨越地域、国界、族群、历史文化乃至社会制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互助形态。

为共克时艰，国内不同省份，不同部门之间下上联动，及时发布和通报疫情信息，共享抗疫成果。国际社会也开展了有效的联防联控，尤其是在检测技术、药物开发、疫苗研制的科研领域中，国际社会突破国界与制度隔阂，强化了信息资源的共享，推动全球抗疫阻击战向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人类学强调在复杂社会政治组织演进过程中交换制度的重要性，为满足急需物资和服务的要求，复杂社会政治组织应运而生。因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高效运转，疫情的物资和服务需求得到及时响应，成为我们战胜疫情的可靠保障，成为我们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石。这类生计交换活动与政治制度的互制再度回应了生态人类学中有关环境与文化的互动关系。

四、结论

任何民族在陷入环境压力的时候都不会无动于衷，人们总会运用生物与文化的方法来克服外来环境的压力，特别是会运用“文化的适应工具箱”来调适本民族的文化。同时，文化的适应是动态的，而非一劳永逸的。詹姆斯·A·特罗斯特认为由于文化内涵具有地方性和争议性，人们也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不尽相同。在理解不同疾病模式和文化模式的关联之后，研究者才有可能综合利用多学科的方法去应对日益复杂的健康挑战。

生态系统包含着“平衡”和“恢复”两类自我控制功能。平衡功能用以稳定生态系统，使其波动维持在一个有限度的状态。人类自诞生之日始，就与各类自然灾害作斗争，其中，致命微生物种群的存续也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始终，各类瘟疫一直如影随形。一旦疫情发生，环境变迁，人类群体和非人类种群通过行为、生理、遗传和人口统计学等三个层次的适应活动，能够使得生态系统在较短时间内重新“恢复”到相对的“平衡”状态。在这一状态中，致病微生物与人类社会达成妥协，形成了长期的寄生关系。

人类群体之间的合作与互助弥足珍贵，有学者指出，“人类既要适应他所处的生态环境，安身立命，又要和其他并存的社会实体打交道，实现和谐共存”，这亦是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