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丕东 杨 成

（1. 贵州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2. 贵州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山地是高山、丘陵和高原地貌的总称，通常指海拔在500米以上、相对高差200米以上，并由群山和山谷组成的地形地貌。从地域空间上来定义，山地也称为山区。山区占我国陆地面积的69%，全国有56%的人口生活在山区。山地农业是指人类利用分布在山区的土地资源及生物资源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或与之相关的服务性经营活动，简言之，是人类对山区土地经营和资源开发的农业生产活动的总称。山地农业是山地民族赖以生存的重要劳动方式，同时也是山地民族宝贵的生存智慧与农业文化遗产。山地农业为山地民族的生存发展以及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山地农业的生态文化特性：复杂性与多样性并存

由于山地特有的地形地貌，形成了山地独特的气候特征，气温、雨量、日照、湿度都随海拔高度、坡型、坡度、坡向等山地特征的不同而相异，呈现出明显的垂直变化和区域性小气候现象，从而影响着山地生物的分布。山地上的植被因受气候的影响呈现出较为清晰的垂直植被带分布，并作用于植被下的土壤形成过程而发育了不同的土壤类型，土壤中的各种微生物和土壤动物也随不同的土壤类型而各有差异。所以，通常情况下，山地生物分布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垂直分带现象。与此同时，山地地质地貌的高度异质性所形成的“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小气候，也对山地生物的分布、结构、生命活动以及当地生态环境的形成与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造就了山地自然环境条件的复杂性，从而孕育出了多样性的生物种群，形成了结构复杂、功能复合、生物多样而富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山地生态系统。在如此条件下发育出来的山地农业也不可避免地凸显出生产系统的复杂性，即生产规模小、生产活动门类多样、生产方式多元，常常表现为农林牧渔多业态复合农耕模式，其生产环节多而环环相扣，产品样多而量少，生产技术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

生态人类学认为，山地复杂多样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多元的山地民族文化。在自然界，与生态系统相并存的是人类社会系统，或者更为确切地说，生态系统承载并模塑着人类社会系统，而人类社会系统利用并改变着生态系统，二者相对独立但又无时不刻地相互作用与反作用地运行着，二者的演化不可分割。生活在不同自然空间的人群，面对不同的自然生境和人文环境，在漫长的生存和繁衍历史演进中不断调适，建构了与所处的自然生境和人文环境相适应的民族文化。可见，多元的民族文化是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产物。为了本民族的稳定持续发展，维护山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成为民族生态文化的核心价值，影响并规范着人们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的行为方式，也由此实践出有利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和技术体系。尽管这些农业生产模式和技术体系千姿百态，但一个重要的共性就是多业态经营。

二、弹性生计策略：山地农业的多业态经营

农业多业态经营是千百年来山地民族为了稳定持续利用身边的自然资源而创造出的农业复合生产体系，具体是指在同一个生产单元中，同时运行着农林牧渔等几个生产业态，并生产出多样性的农产品。农业的多业态经营是山地民族重要的生计策略。首先，在复杂多样的山地生态环境中，任何单一的农业产业都难以生产出足够保证他们生存和持续发展的食物和生活用品，而且单一的农业产业是一个简单也是极为脆弱的生产系统，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变化或来自产业内部风险的冲击，一旦系统崩溃，他们所面临的可能是全盘皆输的灭顶之灾。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农业生产系统越复合多元就越稳定，也就越能抗击来自外界或系统内部的冲击。在复合多元的系统中即便某一产业体系经营失败，也只是“局部沦陷”而不至于使山地民族陷入生计绝望。第二，山地生态环境复杂多元、资源多样，但每一种资源在总量上都较少，在如此的环境条件下，山地民族必须尽可能复合利用身边的生境条件和自然资源，在保障自身生存和繁衍的同时，也要精心维护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因而多业态复合农耕下的弹性生计策略便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多业态复合农耕能更有效地利用山地多样化的生态环境条件，在有限的土地空间和资源量的情况下同时生产出多种产品，其综合产量远比单一生产高得多。多业态复合农耕可同时利用山地生态系统中很多生物物种，不易出现某些物种因被过度的产量利用而产生退化或灭绝。

可见，建立在复合产业体系基础上的农业多业态经营是山地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这种多业态的复合系统才具有抗击风险的弹性和韧性。山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与山地生境相适宜并各具特色的农业多业态经营系统，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弹性生计策略，并因之世代相传。

三、麻山苗族和黄冈侗族复合农耕生计特点

贵州是典型的山区农业省份，全省总面积的92.5%是山地。在贵州，绝大多数农牧生产活动是在山区开展的，因此，贵州的农业是典型的山地农业。同时，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少数民族占全省总人口的36.11%，世居少数民族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等，他们世世代代依山而居、靠山而生、以山为伴，是典型的山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积累了丰富的山地农耕文化。

（一） 麻山苗族复合农耕生计特点

贵州麻山地区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峰丛洼地地带，也是西南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当地世居着23万苗族群众，他们在那里已经生息繁衍了1000 多年。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他们建构起了与当地生态系统相适应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积累了整套的资源利用本土生态知识和技术技能。贵州麻山苗族山地农林牧复合农耕系统，就是建立在喀斯特脆弱生态条件下的弹性生计策略。喀斯特山地土层瘠薄、涵养水分能力弱，生态系统极为脆弱，任何单一的农耕生计方式都会给脆弱的生态系统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在贵州麻山一带是典型的喀斯特峰丛洼地，难以支撑高大的乔木，原生生态系统主要由藤蔓和丛生灌木类植物组成。在现代文明进入该地区以前，当地的苗族群众依据其生态环境条件，充分利用生物物种多样性和植物群落的多类型并存，建立了一套耕、牧、狩猎、采集融为一体的复合游耕生计。他们从大山中获得的产品丰富多样，农耕种植小米、天星米，畜牧放养猪、羊、牛，狩猎野生动物，采集蜂蜜、药材、食用菌、薪柴、动物饲料等等，但收获每一样产品的量都不会超过影响其生态自然修复的能力。这一高效利用自然资源的复合生计方式，既能规避当地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又能化解各类自然风险，确保苗族传统文化和当地的生态系统稳定延续，人类社会文化与生态系统之间的互渗和融合达到了相互依存的水平，并成为当地苗族生态文化共同体的典型特征。

1. 利用与维护相互调协的游耕生计方式。学术界一般把游耕称为“斯威顿耕作”，而普通大众却称其为刀耕火种。刀耕火种曾一度受到人们的批评和指责，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刀耕火种在历史上和一定的区域内是人们为适应当时技术水平和生态环境的最佳农业生产方式。我们应该重新评价刀耕火种的历史作用与价值。尽管现在麻山地区禁止刀耕火种了，但作为麻山苗族传统生计的一种方式，在技术储备及农业遗产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显然更令世人关注。麻山苗族采用的游耕生产方式最大特点就是利用和维护相互协调。由于麻山属喀斯特地貌为主的地区，石多土少，水资源匮乏，植被以藤蔓和乔灌为主，年年持续耕种一块坡耕地，会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壤营养消耗枯竭，作物产量锐减，因此，当地苗族一般只耕种2—3年就会换一块土地耕种，等原来耕地休耕恢复到一定程度后（大约3—6年），再来耕种。这样轮流耕种，就能在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和生物资源的同时，还可减少水土流失，保证生物资源（烧掉植被可用作天然肥料） 的充足供给，从而维护当地生态环境的稳态延续。因此，很多人把麻山石漠化日趋严重的责任推给刀耕火种，这是不对的。苗族群众在麻山生活延续了上千年，一直使用着刀耕火种的生计方式，而石漠化的加重是近代才出现的。因此，把麻山石漠化的扩大和恶化完全怪罪于刀耕火种是对苗族生计方式的误解。我们认为麻山石漠化的加重是“长期固定耕作的代价”而非刀耕火种。它的作用、价值与意义，值得农业学者或历史学家重新研究和评价，尤其是在当代提倡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时，更应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定位。

2. 放养与人工辅助的畜牧生计方式。由于喀斯特地貌特征，麻山自然生存环境的特点就是缺土少水，而这种自然环境极其不适合种植业的大规模发展，因此，麻山苗族群众以畜牧业为主，种植业仅为辅助产业。其畜牧业的特点是以放养为主，即把牛、羊、猪、鸡赶进山里，任由它们自由“活动”，人们则在一旁刀耕火种。牲畜晚上也不用“回家”，因为大山就是它们的“家”，这也是至今麻山苗族群众很少有牛、羊、猪、鸡圈的原因。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苗族群众喜欢把构皮树矮化，即每年都会把构皮树砍到50公分左右高度。后经调查才发现，构皮树叶是最好的天然饲料，它的粗蛋白质含量达24%，是大米、玉米的3倍，小麦的2倍；粗脂肪含量为6%，是大米、小麦的2倍；氨基酸17.5%，是大米的4.5倍，黄豆的1.8倍；维生素、微量元素，是水果、蔬菜的100 倍；胡萝卜素比胡萝卜高出5倍；钙2.56%，是黄豆、牛奶的5倍，除此之外，还含有丰富的粗纤维、糖、淀粉等各类营养物质。由于构皮树为乔木，苗族为了让猪、牛、羊能吃到构皮叶，所以每年会把构皮树砍成50公分左右的高度。构皮树叶是麻山地区最主要的牲畜饲料，尤其是在牲畜孕期及哺乳期，其采食量达牲畜进食量的80%以上。这种放养加辅助式的生计方式是麻山苗族经长期生产和生活经验的总结，是麻山苗族生存智慧的结晶。

3. 适度获取的采集狩猎生计方式。喀斯特地貌广布的麻山地区是贵州生存环境最恶劣的地带。仅靠少量种植和畜牧还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因此，空余时间都会从事采集狩猎活动，以补食物的季节性缺乏。然而，即使是这样，麻山苗族群众狩猎时，也会遵循天道，对孕期和哺乳期的动物一般不会射杀，只淘汰一部分老弱病残的动物，这样既能保证这些动物具有强盛的生命力，自己又能获得一部分动物产品以补家用。在采集过程中，麻山苗族也遵循着够吃就行的生存之道。在采集时，只要采到一天的或一家人的食用量，他们就不会再多采摘。他们会留下部分果子或植株用于繁衍后代。一直到现在，麻山地区仍然是贵州中部野生中药材的集散地，山货经济在麻山苗族群众收入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跟苗族这一传统习俗不无关系。

（二） 侗族复合山地农林生产的特点

侗族属百越族系。百越民族是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群体。由于战争等各种原因，一部分百越民族逐渐迁徙到了贵州东南部一带生活。侗族人民继承了其先民的饭稻羹鱼生计习俗，在新迁居住地开山成田种稻养鱼。《隋书·地理志下》说：“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生”。为适应和有效利用迁徙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侗族先民们逐渐形成了林粮兼营的耕作生计方式以及砍-补互换的林营生计方式。这些生计方式一个最大共同的特点就是稳态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复合经营。

1. 稻-鱼-鸭综合利用的立体种养生计方式。贵州黔东南侗族的稻-鱼-鸭生态循环系统是复合山地农业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古代文献中只有稻和鱼，没有鸭的记载。据民族学者的调查和推测，侗族在贵州山区开辟梯田种植水稻时，由于这里是森林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杂草和害虫也比较多，为避免水稻遭受这些杂草和害虫的侵害，侗族先民引入了鸭子进入稻田，这样就形成如今的稻-鱼-鸭立体复合生计系统。在高海拔寡日照的山地上修建梯田，稻谷种下去后放鱼苗和鸭苗，鱼吃稻田里的杂草，鸭吃稻田里的虫子，鱼粪和鸭粪就是最好的有机肥。因此，侗家的稻田不需要人工除草，也不用人工施肥。稻谷的品种都是当地侗族先民经过千百年选育出来的适合不同条件下的糯谷。糯稻较黏稻更适应山区冷凉气候和低光照条件，糯稻吃水深，利于鱼和鸭的生长，当地糯谷品种禾芒粗长，较抗虫害。山区土地资源有限，侗家先民在山地上开辟梯田，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构建了稻-鱼-鸭立体种养的复合农耕系统。在这一系统中，种植业与养殖业在一块稻田的微观尺度上实现了空间上的高度调适与产业间的弹性兼容，在如此微小的空间里生产出多样的农产品，且产品质量上乘，是当今市场上稀有的优良土特产。侗家稻-鱼-鸭立体种养的复合农耕系统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同时对生态环境的维护也近于完美。

2. 林粮兼营的耕作生计方式。黔东南属森林生态系统，以杉木为主要树种。自明代起就逐渐形成了“育、种、护、砍、运、售”等一套人工营林的生计方式。由于杉木生长时期至少20年以上，为解决“林粮争地”的矛盾，侗族群众一般会在育林早期先种植几年庄稼。“种杉之地必预种麦及包谷一二年，以松土性，欲其易植也”。光绪《古州厅志》载：“今黎平栽杉之山，初年俱种包谷，至树盖地方止”。杉木幼苗长成“至树盖地方止”，至少需要5—6年以上。因此，栽杉之地，可以种植玉米5—6年。此种方法一直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侗族是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做到有效结合。

3. 砍-补互换的林营生计。黔东南地区的杉木经营600年长盛不衰，且生态环境没有退化，这主要得益于侗族采取的“砍-补互换的林营生计”。也就是说，侗族群众在决定砍某一处山林出售时，就会把收入的一部分作为造林的开支预算到里去了。当杉木砍完的当年，侗族群众就会组织自己家人或家族对砍伐地实施造林活动，且头几年还会在林地种植各种粮食作物，这样就形成了循环往复的“砍-补互换”生计方式。这种生计方式不但维护了生态系统的稳定，还兼顾了短期和长期的利益需求。因此，侗族的林营生计才能长期延续，且成为侗族地区富甲一方的资本。在历史上才有“黔诸郡之富最黎平，实唯杉之利”和“黎平之民富于木，遵义之民富于丝”之说。

四、结语

在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传统山地农业多业态产业的生态价值，总会发现这样的生产结构恰好是摆脱生态危机，重塑人地关系和谐环境的可行方式，同时还不会削弱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应当看到，文化的多元与生态的多样，相互支撑，交错推进，乃是山地农业的特色所在，由此形成的生态文化共同体，总是以多业态复合经营为其特色，而这样的特色能够兼顾到文化与生态两个方面，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是贵州山地民族宝贵的生存智慧与农业文化遗产。今天要重新规划建构当代的山地高效农业，这样的农业文化遗产，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奠基价值。与此同时，如何使这样的农业文化遗产获得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创新，这是未来发展中必须应对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