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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棉农生计与生计资本状况*

2014-03-19马海霞梁江艳

克拉玛依学刊 2014年1期
关键词:棉农生计新疆

马海霞+梁江艳

摘 要: 农民的生计安全与质量问题是当今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试图通过对南北疆棉农实地调研和访谈,对其生计与生计资本进行深入了解。结果表明:新疆棉农对自然资本、文化资本的依赖性仍然较强;金融资本的脆弱性使得民间借贷资本问题凸显;物质资本方面存在较大的个体贫富差距;棉农的社会资本趋于流失的状态;人力资本的质与量严重失衡,亟待提高与改善。

关键词: 新疆; 棉农;生计;生计资本

中图分类号:F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1-0018-06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棉花作为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农产品,必须保证其有效供给。新疆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对该区域棉农当前的生计与生计资本状况进行调研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深入了解新疆棉农生计与生计资本状况,本项目研究以南、北疆为空间维度选点,主要选取了玛纳斯县、阿瓦提县和尉犁县,于2012年7—8月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180份,收回有效问卷157份,其中少数民族39户,且主要集中在南疆地区。由于生计,通常是指一个家庭为获得家庭人口生存和法则所需要的基本物质资料而采取的活动,人们依据自己所掌握的生计资本通过生计活动来达成自己的生计目标。因此,本调查主要依据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六方面展开。

一、新疆棉农人力资本状况

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具有创新性、创造性,具有有效配置资源等作用。因此,在棉农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棉农驾驭其他资本的能力和范围。在棉农人力资本的数量方面主要考察了劳动人口占家庭人口数的比率,在质量方面以劳动者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健康状况为依据来衡量。157户棉农中家庭人口数从1口到7口不等,主要集中于3~5口人,其中家庭人口为4口人所占比例最多,为33.8%;其次为3口人所占比例为28.7%,5口人所占比例为22.9%。

从人力资本的数量方面来看,一个家庭劳动人数占其家庭人口总数的比例越大,则对于这个家庭农业生产所创造的价值可能越大,反之则越少。在此,将家庭劳动者占家庭总人口总数的比率从0~1分为五个层次(详见表1)

由表1可知,家庭劳动者占家庭人口数比率主要分布在40%-60%这个区间内,即如果是4口之家,就有两个劳动者来负责全家人的消费需求。这在中国目前的农业耕作中也是属于常态,总体上还是比较合理的。

从人力资本质量方面来看,劳动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程度直接决定着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劳动技能和劳动效果。本研究主要以户主的情况来考察人力资本的质量。受访者中,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于初中水平,占比高达73.25%,大专及本科以上为0,这说明劳动者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间接反映出劳动者在农业技术掌握方面欠缺或者吸收能力的不足。在劳动者年龄指标中,劳动者主要集中于30-50岁之间,这也正是劳动者的最佳劳动年龄,所以,说明棉农的劳动年龄分布比较合理。而在身体健康状况方面,92.4%的棉农身体都是良好,这反映出棉农的身体素质还是相当不错的,也是可以很好地应对劳作的(详细见表2、表3)。综上可以看出,在人力资本质量考察中,所体现出的不足就是棉农的受教育程度过低,别的还是较合理的。

二、新疆棉农自然资本状况

棉农自然资本主要是指棉农能够利用和维持生计的土地、水和生物资源。

1.承包土地情况

根据调研中棉农家庭拥有耕地亩数和实际使用亩数两个指标做出了棉农三年中土地流转情况 分布表。其中,三年里,157户中只有一户将自己土地出租给他人,2009年,承包土地者有50户,2010年降低为42户,2011年为43户,其余的则是完全耕种家庭自有耕地。由于资金以及家庭劳动力等原因,承包土地亩数多为100亩以下,三年中承包土地在100亩以上的只有4户(详见表4)。

2.土地肥沃程度

根据棉农耕作经验以其自身判断,将土地肥沃程度分为好、中等和不好三个标准。受访者中认为土地质量为中等的占比较高,所占比重为72%,有12.7%的棉农认为土地属于肥沃、质量较高,而15.3%的棉农则认为土地质量不好,影响土地作物产量。认为土地质量不好的原因,一方面是当地土壤结构主要是以沙土地为主;另一方面是由于连续多年的地膜使用未有效回收,导致土壤中残膜增多,以及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导致的土壤板结以及土壤中病菌增多等问题。而认为土地质量为中等者普遍认同若不使用大量的化肥,无法保证产量,甚至在个别家中种植蔬菜自给的受访农户也认为现在菜地上农家肥不管用还是要上化肥,要不然“菜不长啊!”。认为土地肥沃者部分是因为当地土地质量以黏土为主,还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土地肥沃者是因为新开垦的土地。

3.水资源使用情况

水资源对于农业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同样,棉花的生长也离不开水,但由于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的差异,不同地区水资源的供应会呈现出较大的差距。经统计可知,5.3%棉农认为水资源得不到保证,84.7%的棉农认为水资源基本可以得到保证。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户要依靠自给打井来保证棉花种植中的水资源供应。如在尉犁县良繁农场,80%以上的农户自给打井浇地。同时,近年来,随着荒地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强,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更加凸显,而荒地开发数量的多寡与当地棉花种植的规模经济、农业经济产值以及地方政府业绩又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垦荒力度的加大与水资源短缺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加大。这也充分说明水资源对于一定量的棉农来说是一个限制性发展的自然资本。

4.气候情况

农业的发展与自然气候有着密切的联系,棉花生长的每一个阶段所需要的温度、湿度是不同的,所以气候的变化在其成长阶段中也就显得尤其重要。冰雹、酸雨等都会对棉花生产造成损失,而在农业保险理赔的过程中,由于保险公司相关条款限制等原因,导致定损额度相对偏低,棉农损失难以补偿。

三、新疆棉农金融资本状况

新疆棉农金融资本主要来源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棉农在金融机构获得的现金信贷机会;二是获得现金援助金额,或是外来资金的流入;三是棉农的棉花种植收入。调研数据显示:2011年受访棉农户均种植棉花投入金额总额的均值为95 628.24元,其中自有投入均额为63 935.78元,向银行机构贷款均额为35 869.57 元,向亲朋好友借款均额为7 305.556元 。投入金额如此之高,一方面是近年来棉花生产资料的骤增,另一方面多数棉农对投入产出的刚性依赖较强。同时随着各项扶农政策的支持,棉农向金融机构贷款的数额也在逐年增加。2009 年,金融机构在新疆棉花主产区①累计投放的棉花种植贷款为 127.7 亿元②,其中,新疆农村信用社累计投放棉花种植贷款为 80.5亿元,占全疆棉花主产区投放量的 63%,是棉花种植贷款的投放主体。2009 年,金融机构共向新疆棉花主产区的 33.8 万户棉农发放了种植贷款,较 2008 年增加 13.3 万户,增长了64.9%,支持的棉农数有了较大提高。在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各调查点均反映出私人借贷情况较为突出。该现象的出现主要归因于棉花种植户中有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虽然已经常住,但是户口并未迁至本地,阻碍贷款行为的发生,但另一方面也显现出棉农植棉初期投入较大,而收益相对滞后,多在植棉周期结束才有收益,资金在植棉期间的周转与借贷则更为突出。

四、新疆棉农物质资本状况

棉农的物质资本主要包括住房(宅基地上修建的和镇、县、市或外省市购买的商品房)、出行交通工具(摩托车、小轿车)、家电、农机具等实物。

物质资本能很好地反映棉农的生产、生活水平。通过调研可以看出被访157户棉农的住房结构主要是以砖木结构为主,占38%。其次是土木结构占27%。从棉农拥有的农机上看,平均每户棉农均拥有播种地膜机、小型拖拉机等基本生产工具,以及摩托车等代步工具,棉农认为这些皆是棉花生产所必须的。承包地较多的棉农则多购置大中型拖拉机。从棉农购买商品房的比例上看,157户棉农购置商品房的有26户,占14%。商品房的位置主要集中在周围的镇、县、市。其中北疆80户中购买商品房的有25户,占31%。南疆77户中购买商品房的有1户,占1%。

从棉农购置私家车的比例上看, 157户棉农购车的有17户,占11%。其中北疆80户中购车的有11户,占14%。南疆77户中购车的有6户,占8%。157户棉农中有6户既有商品房又有私家车,这其中北疆5户,南疆1户。也就是说这6户是属于富裕阶层,个体棉农的贫富差距已有所显现。

从157户棉农购置家电(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电脑)的情况看,2007年实行家电下乡政策以来,近5年内购买过家电的棉农共有93户,占53%。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棉农在这五年内购买过家电。其中购买过两件或两件以上家电的棉农有68户,占73%,这说明棉农的消费能力日趋增强。

棉农物质资本状况,反映出如下两点情况:

第一,个体棉农贫富差距大。一方面是南北疆棉农贫富差距大。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北疆棉花亩产比南疆略高,特别是地理位置较好、水资源充足的棉花地。其次,从北疆棉农的人口结构看,北疆棉农一户大多是三口人,家里基本上就一个孩子,而南疆棉农一户多为四、五口人,家里基本上是两三个孩子。因此,南北疆棉农的家庭负担不一样,加上近年来教育费用的增多,南疆棉农特别是孩子多的棉农自身的负担就要重一些。最后,消费观念不同。富裕地区消费能力强,久而久之消费观念也强,消费刚性存在使其消费。同时,南疆大多数少数民族棉农的生活满足感较强,能够满足简单的生活、孩子上学等就可以了。“挣多少花多少”的想法较多,其储蓄行为相对较弱,所以在棉农生产上的资金投入以及运用也相对有限。

从棉农亩产也较为清晰的显示:亩产在250-300公斤的有67户,均在北疆玛纳斯县,而南疆亩产普遍在200-250公斤,300公斤以上的有10户,分布在北疆。(详见表5)

表5:被访农户亩产情况

另一方面是同一区域内个体棉农贫富差距大。就单个棉农来说,物质资本的差距也很大,同一个村的相邻两户人家所拥有的物质资本也十分不同。以陈家渠村为例,A棉农家三口人(一女已工作),拥有的实物资本:播种地膜机、小型拖拉机、摩托车(平时去田里用)、商品房(昌吉市)、私家车(越野车)。B棉农家三口人(一女在上学),拥有的实物资本:播种地膜机(借来的)、小型拖拉机(租来的)、自行车(很旧)。

产生个体棉农贫富差距的原因除了家庭负担不同还有以下几点:一是种植规模的不同,通过调研发现,比较富裕的棉农,大多数除了种自己的地以外还承包了大量的地,不可否认规模效应的作用。二是种植技术有差异。通过比对可以发现,在较为接近的亩产下,棉农对化肥的花费是不一样的,这说明总有人以最低的投入获得最高的产出。这是由于不同棉农掌握的农业技能不同、以及经验不同造成的。虽然这种差距不是很大,但依然存在。

第二,受访棉农生活幸福感普遍不高。就调研情况看,棉农普遍拥有播种地膜机、小型拖拉机、摩托车等基本生产工具。随着这几年家电下乡政策的推行,棉农家内也购置有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电脑等生活用品。尽管棉农现在的日子过得比以前好,生活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棉农并没有强烈的幸福感。首先,攀比让幸福感降低,生活越好意味着消费越多,消费的过程反而成了一种攀比的过程。其次是子女教育及工作的问题。现在的棉农对子女的教育的关心程度更高,对子女教育的投资也越来越高,这些都增加了棉农的压力。有些棉农对子女找工作的问题也很发愁,他们希望子女能去县里或市里工作而不是种棉花。最后,波动的棉花价格是让棉农最担心的,尤其是当年承包了很多地的棉农,担心棉花价格不好。今年没承包地的棉农又会根据棉花价格考虑明年是否要多承包些地。这种时刻存在的忧虑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因物质生活水平提升而可能带来的幸福感。

五、新疆棉农社会资本状况

在项目调研过程中,我们通过对南北疆共157户棉农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从关系网络、互惠规则、社会信任、社会支持等四方面来研究新疆棉农的社会资本。

通过调研发现南北疆调研点的共同点在于:每一户自身的关系网络是比较单一的,主要是以亲属形成的关系网络(家里的某个人是村干部等);由于基本上没有棉农参加农村合作组织,棉农与棉农之间尚未建立完善的关系网络。而不同点在于:南疆被访棉农相比北疆棉农更重视关系网络,前者普遍认为村干部(或连长)权力大、可以解决各种事情。北疆的棉农则认为有很多问题村干部也解决不了,例如:缺水、收购价不合理等。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以来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这种大环境的影响,关系网络不能直接或是不太能影响棉农自身的收益。所以对村干部的依赖很小,也并不认为村干部这种关系网络有多么重要。由此可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棉农开始摆脱传统的观念,重视自身的个体价值和个体利益的获取。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 棉农对亲戚、邻居、村干部的重视程度慢慢降低,转而开始重视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与自身利益产生联系的人。与以往固定而紧密的关系网络相比,棉农与这些后天产生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网络更加松散和复杂,这种由利益建立起来的关系的不确定性远高于传统社会网络下棉农建立的关系。由这种弱关系取代了以前的强关系,棉农社会网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增多。

互惠规则是一种非正式规范,能促进群体间的合作。通过调研发现,棉农之间虽然存在类似于互相帮助的一般互惠规范,但依然可以看出互惠规范严重缺乏。通过调研发现棉农的互惠规范主要体现在互相借钱,或者是贷款时的担保上。在棉花种植过程中的技术交流、市场信息的交流较为匮乏。最简单的一个体现就是没有建立棉花合作社,没有形成一个为大家提供交流和信息共享平台的组织。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布坎南认为社会信任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事实上,随着棉农逐渐参与社会网络并形成互惠的规范,社会信任已经成为棉农社会资本重要的一部分。通过调研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社会信任是逐渐降低的,棉农和棉农、棉农组织、政府之间的互信逐渐减少,因为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谁也无法保证棉花价格的变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棉农的社会资本趋于流失的状态。随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棉花市场价格的影响,使得棉农的收益直接取决于棉花的市场价格。当前我国农村居民之间的交往日渐疏远,人际关系观念不断淡薄,由此而产生的互信与互助日趋减少,农村的社会资本在不断流失。以调研的陈家渠村为例:村里90%的农民都种棉花,但通过访谈发现,棉农之间的交往并不密切,没有明显的互信与互助,都以个人利益为主,缺乏高水平的合作,公共责任意识淡漠。棉农普遍没有很好地利用社会资本,没有意识到合作、参与、信任、互惠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地区传统的关系网络在逐步瓦解,相互之间的来往和互助明显减少,棉农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由于没有建立良好的沟通信任机制,这些矛盾不能通过合理的渠道解决,严重影响棉农之间的互信与互助。以张家水墨村为例:调查时发现有一户棉农的60亩地颗粒无收,据说是农药中毒,但村干部透露的原因是与某位棉农有矛盾,因此遭到报复。究竟是什么样的矛盾不得而知,但却显现出棉农之间的矛盾没有良好的解决途径,没有建立沟通信任机制。

社会支持是指棉农获得的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支持,通过调研发现南北疆棉农基本上都能得到政府免费的技术支持,主要是以技术员到棉田现场指导为主。而且棉农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微妙,一方面,棉农对国家给予的各种社会支持感到满意。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棉花不同于其他农作物的是不用棉农担心它的销路,因此棉农不用担心棉花卖不出去;第二,棉农能获得免费的技术指导;第三,棉农还能得到良种补贴。另一方面,棉农又希望国家能解决以下问题:拾花工工资上涨过快;棉花地缺水;农药化肥价格过高;轧棉厂收购价不合理等。实际上,就调研看总体上棉农对国家的政策是基本满意的,只是不同的个体他们的期望度不一样,有的个体对国家的期望比较高,他的不满就比较多。但就棉农这个整体来说,它虽然对国家抱有很高的期望,但也知道有些困难国家也很难解决,因此实际上他们对国家的依赖度较低,呈现出某种期望高而依赖低的状态。

六、新疆棉农文化资本状况

在新疆,文化资本的范围广而深,本研究在调研的基础上认为文化资本的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宗教;③二是风俗习惯,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三是经典文化。[1]4-7此次调研总户数为157户中,少数民族39户,占调研总户数的24.8%,且主要集中在南疆地区。在阿瓦提县、尉犁县少数民族聚居村落的调查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宗教习俗对棉农地区生活的影响。由于调研时间为7—8月,恰逢穆斯林群众的斋月,在白天的调查过程中,当地引导人员会提醒调查员在访谈过程中,不要当着被访人员的面吃东西或者是吸烟。访谈中,当被问及“您认为村里面威望最高的人是谁”时,得到的答案基本上是一致的,都认为是阿訇等宗教人士。而同一问题在汉族聚居村落得到的答案却是“村长、村支书或是连长”。在衣食住行方面,南疆棉农的传统风俗习惯仍得以比较好的保留,被访维吾尔村落中,农户住房一般仍是平房,但院落的布置以及庭院的大门、廊房装饰的设置都比较传统。尽管摩托车、拖拉机和汽车已经开始代替小毛驴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但车辆的装饰及汽车上播放的音乐仍然体现着丰富的民族风情。当然,现代文明也逐渐渗透到少数民族棉农社区里,手机、电脑、电视机等各种家电,包括摩托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都已深深的融入农户的日常生活中了。

综上所述:新疆棉农对自然资本、文化资本的依赖性仍然较强;金融资本的脆弱性使得民间借贷资本问题凸显;物质资本方面存在较大的个体贫富差距;棉农的社会资本趋于流失的状态;人力资本的质与量严重失衡,亟待提高与改善。

注释:

①新疆棉花主产区是指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喀什地区、石河子市、塔城地区。

②数据为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调查数据。

③目前新疆2100多万人口中,不同程度地信仰各种宗教的群众有1000多万,占全区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以及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10个民族,信徒约1000万人。

参考文献:

[1]李军.体系与特征:现代化视域下新疆少数民族价值观[J]. 新疆社科论坛, 2012(2).

五、新疆棉农社会资本状况

在项目调研过程中,我们通过对南北疆共157户棉农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从关系网络、互惠规则、社会信任、社会支持等四方面来研究新疆棉农的社会资本。

通过调研发现南北疆调研点的共同点在于:每一户自身的关系网络是比较单一的,主要是以亲属形成的关系网络(家里的某个人是村干部等);由于基本上没有棉农参加农村合作组织,棉农与棉农之间尚未建立完善的关系网络。而不同点在于:南疆被访棉农相比北疆棉农更重视关系网络,前者普遍认为村干部(或连长)权力大、可以解决各种事情。北疆的棉农则认为有很多问题村干部也解决不了,例如:缺水、收购价不合理等。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以来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这种大环境的影响,关系网络不能直接或是不太能影响棉农自身的收益。所以对村干部的依赖很小,也并不认为村干部这种关系网络有多么重要。由此可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棉农开始摆脱传统的观念,重视自身的个体价值和个体利益的获取。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 棉农对亲戚、邻居、村干部的重视程度慢慢降低,转而开始重视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与自身利益产生联系的人。与以往固定而紧密的关系网络相比,棉农与这些后天产生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网络更加松散和复杂,这种由利益建立起来的关系的不确定性远高于传统社会网络下棉农建立的关系。由这种弱关系取代了以前的强关系,棉农社会网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增多。

互惠规则是一种非正式规范,能促进群体间的合作。通过调研发现,棉农之间虽然存在类似于互相帮助的一般互惠规范,但依然可以看出互惠规范严重缺乏。通过调研发现棉农的互惠规范主要体现在互相借钱,或者是贷款时的担保上。在棉花种植过程中的技术交流、市场信息的交流较为匮乏。最简单的一个体现就是没有建立棉花合作社,没有形成一个为大家提供交流和信息共享平台的组织。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布坎南认为社会信任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事实上,随着棉农逐渐参与社会网络并形成互惠的规范,社会信任已经成为棉农社会资本重要的一部分。通过调研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社会信任是逐渐降低的,棉农和棉农、棉农组织、政府之间的互信逐渐减少,因为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谁也无法保证棉花价格的变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棉农的社会资本趋于流失的状态。随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棉花市场价格的影响,使得棉农的收益直接取决于棉花的市场价格。当前我国农村居民之间的交往日渐疏远,人际关系观念不断淡薄,由此而产生的互信与互助日趋减少,农村的社会资本在不断流失。以调研的陈家渠村为例:村里90%的农民都种棉花,但通过访谈发现,棉农之间的交往并不密切,没有明显的互信与互助,都以个人利益为主,缺乏高水平的合作,公共责任意识淡漠。棉农普遍没有很好地利用社会资本,没有意识到合作、参与、信任、互惠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地区传统的关系网络在逐步瓦解,相互之间的来往和互助明显减少,棉农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由于没有建立良好的沟通信任机制,这些矛盾不能通过合理的渠道解决,严重影响棉农之间的互信与互助。以张家水墨村为例:调查时发现有一户棉农的60亩地颗粒无收,据说是农药中毒,但村干部透露的原因是与某位棉农有矛盾,因此遭到报复。究竟是什么样的矛盾不得而知,但却显现出棉农之间的矛盾没有良好的解决途径,没有建立沟通信任机制。

社会支持是指棉农获得的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支持,通过调研发现南北疆棉农基本上都能得到政府免费的技术支持,主要是以技术员到棉田现场指导为主。而且棉农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微妙,一方面,棉农对国家给予的各种社会支持感到满意。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棉花不同于其他农作物的是不用棉农担心它的销路,因此棉农不用担心棉花卖不出去;第二,棉农能获得免费的技术指导;第三,棉农还能得到良种补贴。另一方面,棉农又希望国家能解决以下问题:拾花工工资上涨过快;棉花地缺水;农药化肥价格过高;轧棉厂收购价不合理等。实际上,就调研看总体上棉农对国家的政策是基本满意的,只是不同的个体他们的期望度不一样,有的个体对国家的期望比较高,他的不满就比较多。但就棉农这个整体来说,它虽然对国家抱有很高的期望,但也知道有些困难国家也很难解决,因此实际上他们对国家的依赖度较低,呈现出某种期望高而依赖低的状态。

六、新疆棉农文化资本状况

在新疆,文化资本的范围广而深,本研究在调研的基础上认为文化资本的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宗教;③二是风俗习惯,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三是经典文化。[1]4-7此次调研总户数为157户中,少数民族39户,占调研总户数的24.8%,且主要集中在南疆地区。在阿瓦提县、尉犁县少数民族聚居村落的调查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宗教习俗对棉农地区生活的影响。由于调研时间为7—8月,恰逢穆斯林群众的斋月,在白天的调查过程中,当地引导人员会提醒调查员在访谈过程中,不要当着被访人员的面吃东西或者是吸烟。访谈中,当被问及“您认为村里面威望最高的人是谁”时,得到的答案基本上是一致的,都认为是阿訇等宗教人士。而同一问题在汉族聚居村落得到的答案却是“村长、村支书或是连长”。在衣食住行方面,南疆棉农的传统风俗习惯仍得以比较好的保留,被访维吾尔村落中,农户住房一般仍是平房,但院落的布置以及庭院的大门、廊房装饰的设置都比较传统。尽管摩托车、拖拉机和汽车已经开始代替小毛驴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但车辆的装饰及汽车上播放的音乐仍然体现着丰富的民族风情。当然,现代文明也逐渐渗透到少数民族棉农社区里,手机、电脑、电视机等各种家电,包括摩托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都已深深的融入农户的日常生活中了。

综上所述:新疆棉农对自然资本、文化资本的依赖性仍然较强;金融资本的脆弱性使得民间借贷资本问题凸显;物质资本方面存在较大的个体贫富差距;棉农的社会资本趋于流失的状态;人力资本的质与量严重失衡,亟待提高与改善。

注释:

①新疆棉花主产区是指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喀什地区、石河子市、塔城地区。

②数据为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调查数据。

③目前新疆2100多万人口中,不同程度地信仰各种宗教的群众有1000多万,占全区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以及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10个民族,信徒约1000万人。

参考文献:

[1]李军.体系与特征:现代化视域下新疆少数民族价值观[J]. 新疆社科论坛, 2012(2).

五、新疆棉农社会资本状况

在项目调研过程中,我们通过对南北疆共157户棉农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从关系网络、互惠规则、社会信任、社会支持等四方面来研究新疆棉农的社会资本。

通过调研发现南北疆调研点的共同点在于:每一户自身的关系网络是比较单一的,主要是以亲属形成的关系网络(家里的某个人是村干部等);由于基本上没有棉农参加农村合作组织,棉农与棉农之间尚未建立完善的关系网络。而不同点在于:南疆被访棉农相比北疆棉农更重视关系网络,前者普遍认为村干部(或连长)权力大、可以解决各种事情。北疆的棉农则认为有很多问题村干部也解决不了,例如:缺水、收购价不合理等。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以来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这种大环境的影响,关系网络不能直接或是不太能影响棉农自身的收益。所以对村干部的依赖很小,也并不认为村干部这种关系网络有多么重要。由此可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棉农开始摆脱传统的观念,重视自身的个体价值和个体利益的获取。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 棉农对亲戚、邻居、村干部的重视程度慢慢降低,转而开始重视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与自身利益产生联系的人。与以往固定而紧密的关系网络相比,棉农与这些后天产生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网络更加松散和复杂,这种由利益建立起来的关系的不确定性远高于传统社会网络下棉农建立的关系。由这种弱关系取代了以前的强关系,棉农社会网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增多。

互惠规则是一种非正式规范,能促进群体间的合作。通过调研发现,棉农之间虽然存在类似于互相帮助的一般互惠规范,但依然可以看出互惠规范严重缺乏。通过调研发现棉农的互惠规范主要体现在互相借钱,或者是贷款时的担保上。在棉花种植过程中的技术交流、市场信息的交流较为匮乏。最简单的一个体现就是没有建立棉花合作社,没有形成一个为大家提供交流和信息共享平台的组织。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布坎南认为社会信任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事实上,随着棉农逐渐参与社会网络并形成互惠的规范,社会信任已经成为棉农社会资本重要的一部分。通过调研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社会信任是逐渐降低的,棉农和棉农、棉农组织、政府之间的互信逐渐减少,因为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谁也无法保证棉花价格的变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棉农的社会资本趋于流失的状态。随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棉花市场价格的影响,使得棉农的收益直接取决于棉花的市场价格。当前我国农村居民之间的交往日渐疏远,人际关系观念不断淡薄,由此而产生的互信与互助日趋减少,农村的社会资本在不断流失。以调研的陈家渠村为例:村里90%的农民都种棉花,但通过访谈发现,棉农之间的交往并不密切,没有明显的互信与互助,都以个人利益为主,缺乏高水平的合作,公共责任意识淡漠。棉农普遍没有很好地利用社会资本,没有意识到合作、参与、信任、互惠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地区传统的关系网络在逐步瓦解,相互之间的来往和互助明显减少,棉农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由于没有建立良好的沟通信任机制,这些矛盾不能通过合理的渠道解决,严重影响棉农之间的互信与互助。以张家水墨村为例:调查时发现有一户棉农的60亩地颗粒无收,据说是农药中毒,但村干部透露的原因是与某位棉农有矛盾,因此遭到报复。究竟是什么样的矛盾不得而知,但却显现出棉农之间的矛盾没有良好的解决途径,没有建立沟通信任机制。

社会支持是指棉农获得的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支持,通过调研发现南北疆棉农基本上都能得到政府免费的技术支持,主要是以技术员到棉田现场指导为主。而且棉农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微妙,一方面,棉农对国家给予的各种社会支持感到满意。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棉花不同于其他农作物的是不用棉农担心它的销路,因此棉农不用担心棉花卖不出去;第二,棉农能获得免费的技术指导;第三,棉农还能得到良种补贴。另一方面,棉农又希望国家能解决以下问题:拾花工工资上涨过快;棉花地缺水;农药化肥价格过高;轧棉厂收购价不合理等。实际上,就调研看总体上棉农对国家的政策是基本满意的,只是不同的个体他们的期望度不一样,有的个体对国家的期望比较高,他的不满就比较多。但就棉农这个整体来说,它虽然对国家抱有很高的期望,但也知道有些困难国家也很难解决,因此实际上他们对国家的依赖度较低,呈现出某种期望高而依赖低的状态。

六、新疆棉农文化资本状况

在新疆,文化资本的范围广而深,本研究在调研的基础上认为文化资本的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宗教;③二是风俗习惯,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三是经典文化。[1]4-7此次调研总户数为157户中,少数民族39户,占调研总户数的24.8%,且主要集中在南疆地区。在阿瓦提县、尉犁县少数民族聚居村落的调查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宗教习俗对棉农地区生活的影响。由于调研时间为7—8月,恰逢穆斯林群众的斋月,在白天的调查过程中,当地引导人员会提醒调查员在访谈过程中,不要当着被访人员的面吃东西或者是吸烟。访谈中,当被问及“您认为村里面威望最高的人是谁”时,得到的答案基本上是一致的,都认为是阿訇等宗教人士。而同一问题在汉族聚居村落得到的答案却是“村长、村支书或是连长”。在衣食住行方面,南疆棉农的传统风俗习惯仍得以比较好的保留,被访维吾尔村落中,农户住房一般仍是平房,但院落的布置以及庭院的大门、廊房装饰的设置都比较传统。尽管摩托车、拖拉机和汽车已经开始代替小毛驴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但车辆的装饰及汽车上播放的音乐仍然体现着丰富的民族风情。当然,现代文明也逐渐渗透到少数民族棉农社区里,手机、电脑、电视机等各种家电,包括摩托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都已深深的融入农户的日常生活中了。

综上所述:新疆棉农对自然资本、文化资本的依赖性仍然较强;金融资本的脆弱性使得民间借贷资本问题凸显;物质资本方面存在较大的个体贫富差距;棉农的社会资本趋于流失的状态;人力资本的质与量严重失衡,亟待提高与改善。

注释:

①新疆棉花主产区是指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喀什地区、石河子市、塔城地区。

②数据为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调查数据。

③目前新疆2100多万人口中,不同程度地信仰各种宗教的群众有1000多万,占全区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以及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10个民族,信徒约1000万人。

参考文献:

[1]李军.体系与特征:现代化视域下新疆少数民族价值观[J]. 新疆社科论坛, 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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