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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风建设与家风变革

2022-05-05毕诚

基础教育参考 2022年3期
关键词:家校协同校风家风

[摘   要]校风,是学校文化的品质、性格与特色体现,反映了一所学校长期坚持的办学理念、制度文化、行为规范以及价值追求。家庭与学校的冲突,主要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引导家风建设是家校协同育人的需要。构建和谐共生、相互促进、共建共享的育人文化生态是家校共育的基础,核心是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家、校育人文化融合。

[关键词]校风;家风;家校协同

教育的对象是人,学校和家庭是人生教育的两大主体。青少年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养成的基本人格品质,主要来自家風和校风的熏染和陶冶。家庭是以婚姻关系、血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生活单位,家风好不好决定孩子的教养。学校是以传授学科知识为主的育人机构,校风好不好决定学生的品行。认识家风和校风的性质与特点,对于促进协同育人文化生态建设意义重大。

一、校风的本质与特征

校风即学校的风气,是学校的办学理念、精神品质、办学特色和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

1.校风的本质

著名教育理论家杨贤江指出,校风是一个学校内的人物在各方面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态度和趋向。所谓人物是:校长、教职员、学生、校役等;所谓各方面的生活是:学艺、健康、社交、服务等;所谓态度及趋向是:适合时代、环境及他种情形的要求等。由这种种要素融合成的“空气”,就是所谓的校风[1]。这是我国现代教育家最早论述校风的观点,明确定义了校风是教育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所表现的“一种态度和趋向”,揭示了校风的主体是校长和师生员工,校风形成于学校教育的一切行为中,而所指的态度和趋向主要是对时代、环境和其他情景的适应性。

校风的本质,是一种教养文化,或可视为一种弥散在校园内的活课程。校风是一种具有暗示性的心理环境,是无形的规矩,形成于办学过程中由校长、教师、学生和学校相关参与者长期相互作用并积淀而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风气。良好的校风不是自然形成的,需要一个认同、理解、积习、提升和发展的漫长过程。校风是学校精神,包括教风、学风、班风、师生仪表、态度、情感、风格、文化环境和建筑风格所彰显的深层文化底蕴,以及家校合作与师生价值追求的综合体现。

一所学校的校风,其本质是学校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表现。学校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学校精神,包括学校历史传统和被全体师生员工认同的教育观、文化观、价值观、教师观、学生观、质量观、生活观以及审美意识等,这些观念性的东西,既表现在学校办学理念、制度伦理特色(指在管理理念和原则上的人性化),也表现在物质利用的文化意义,尤其在校园人际关系上(包括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等)。学校的人际关系,最能反映校风的品质。

2.校风的基本特征

校风彰显的学校精神,应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情感和价值取向,折射出一种激励性的向善向上的力量,为师生的身心发展营造一种宽松自由、相互理解和尊重的氛围,具有很强的同化力、促进力和约束力。具体来说,校风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一是校风具有教育性和方向性。与社会风气自由生长的状态不同,校风文化功能决定于教育本质。现代学校以育人为目的,“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都必须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规定课程标准。这一根本性要求,规定了校风建设要为人才培养服务,任何不利于教育的家庭文化和社会习俗,一切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反科学、反人类、反教育的落后文化,都要排斥在校园和课堂之外。因此,校风建设的过程是一个文化价值批判和取舍的过程,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最有价值的东西过滤并彰显出来,以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为根本目的。为此,学校必须充分利用各种优质教育资源,诸如价值观、理想信念、科技手段、向善语言、环境和制度等推动形成自己的校风。校风具有导向功能、凝聚功能、规范功能,其核心是学校各群体所具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其中最具决定性作用的是思想观念,特别是价值观念。

二是校风属于隐性软文化。校风是教风、学风、班风、人际关系所表现的精神风貌。教风包括教师的教学风格、教研风气、敬业精神以及对待学生的态度;学风主要是学校师生对待课程、作业、活动的态度,诸如是“要我学”“要我教”还是“我要学”“我要教”,是自驱性的还是强迫性的;班风包括班级的精神风貌、学习风气、文化生活、同侪关系、集体荣誉感以及学生家长的参与度、亲和力等;人际关系包括师生关系、班级与社团中同侪好友间的关系等,对学生成长的影响最直接。老子《道德经》中说:“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良好的校风可谓“不言之教”,无需硬性要求,无需人为说教,就能发挥立德树人的作用。

三是校风反映学校综合实力。打造具有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校风是学校竞争力的核心,只有团结向上、积极和谐的校风才能赋予师生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精神,才能激励师生不断反思、不断超越。学校以学知识为主,但对学生人生发展真正有价值且影响深远的东西是无处不在的校风,校风对陶冶情操、培育人格、激发情绪情感和全面培养学生素质有决定性作用。一个学生在学校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主要取决于个体对校风的适应度。提高每一个学生的适应度,是校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落实素质教育的客观需要,能否做到这一点,是一所学校办学思想、行政管理、制度建设、文化建设、质量管理和师生文化自觉的综合实力体现。

二、校风品质的形成与发展

每一所学校校风的形成,都离不开管理者的努力。学校的创办者和学校发展过程中出类拔萃的校长,其独到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对确定校风的基调和推动校风变革非常关键。

1.校风品质的形成

在学校创始期,创办者的教育情怀是底色。如天津南开中学,由著名爱国者严修、张伯苓于1904年创办。其中,张伯苓的家国情怀对南开的影响极其深远。他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服役于海军,受国难刺激而弃武从文,投身教育救国,旨在以兴学育人改变国家前途与命运。张伯苓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以及重庆南开中学,始终坚守“教育救国”宗旨,其爱国精神涵育了南开校风。曾就读于南开中学的周恩来,年轻时喊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口号,与这所学校长期推崇爱国主义精神密不可分。

再如,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经亨颐于1921年创办了春晖中学。他接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洗礼,将“人才培养服务新文化新社会建设需要”作为办学宗旨,亲自制定“与时俱进”校训,实行教育革新,提倡“实事求是”“勤劳俭朴”的校风。为推行“人格教育”和“个性教育”,他先后延聘知名学者如李叔同、朱自清、匡互生、朱光潜、丰子恺、刘质平、刘薰宇、叶天底、张孟闻、范寿康等人来校执教,同时又邀请教育界、思想界、艺术界的知名大家如蔡元培、黄炎培、胡愈之、何香凝、俞平伯、柳亚子、陈望道、张闻天、黄宾虹、张大千、叶圣陶等来校讲学,传播新文化。春晖中学由此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奠定了坚实的名校基础,在当时的教育界独树一帜,与天津南开中学遥相呼应,被时人称之为“北南开、南春晖”,是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的著名示范校。

2.校风的发展与变革

校风是可以改变的,变革的依据是适应时代、环境变化和人的发展需要。在此,仅举蔡元培北大改革及西南联大校风改革两例。

蔡元培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山,不仅担任过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任教育总长,而且为中国现代教育全面变革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其精神影响至今。其中,对北大的改革最具代表性。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清末维新变法时期创办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在出任第一任校长时提出“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的办学宗旨。1916年,蔡元培留法回国后出任北大校长,并于1917年正式上任。他对北大的改革,是从校风变革入手的,主要措施如下:一是将北大定位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为促进北大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在原来的办学宗旨基础上,为适应世界文化变革思潮和我国新文化建设的需要,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的办学思想,主张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发展。二是针对当时北大学风败坏、官僚习气十足的陋习,考试形同虚设等乱象,果断地解聘了一批滥竽充数、道德败坏的教师,延聘了一批国内一流学者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梁漱溟、辜鸿铭、黄侃等人来校任教,以推进学术民主、教授治校。三是推进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扩充文理,改变轻学重术做法;沟通文理,废科设系;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分制),严格学校考试制度。同时,注重广积图书,发展研究所,鼓励创办学术期刊杂志,倡导和引导师生兴起研究风气。四是首次提出男女同校,解放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为加强师德修养,成立师德促进会,引导传统知识分子接受新文化,培养新道德,涵育纯洁高雅兴趣,由此彻底摆脱旧北大封建官僚主义的积习。五是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支持学生接受新思想、新文化,鼓励学生以实际行动爱国。这一系列改革,使北京大学的校风焕然一新,被时人称为“新北大”。

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经验,归纳到一点,就是主动适应时代需要,推进校风变革。实践证明,一所国立大学的校风变革,不仅可以改变一所学校教育与学术的发展方向,而且还可以引领一个国家的新文化思潮。没有新北大,就没有新文化运动策划中心,更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美国教育家杜威说:“拿世界各国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能以一个校长身份,领导一个大学,进而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唯有蔡元培。”

西南联大的校风改革,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案例。它综合体现了对战时变化、校址迁移、多校联合、条件恶劣等的主动适应,以协力求新的伟大实践成就,体现了中国教育家群体的家国情怀和办学智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在日机狂轰滥炸下,1938年4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个由三所著名大学组成的联合大学,荟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为了保存中国教育的种子,培养未来最需要的学术人才,三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齐心合力,组成校务委员会,订立办学宗旨和校规校训,融合三校办学经验,提炼出“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团结实干”的校风精神。学校组建完成后,张伯苓、蒋梦麟主动退出学校管理,让更年轻的梅贻琦担任西南联大校长。

在八年抗战中,梅贻琦坚持“民主自由、严谨求实”的治校原则,充分发挥教授会的作用,在艰苦卓绝的办学环境中,以刚毅坚卓、爱国团结的精神团结广大师生与困难作斗争,为保存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使西南联大成为全国最有成就的高等学府,“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支奇葩。

西南联大的校风建设,是对北大、清华、南开校风的创造性发展,体现了以爱国为主题的学术自由与教育民主相结合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和西方现代大学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晶,既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爱国、民主、科学的主流意识,又承接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光荣历史传统,更突出了抗战烽火中联大自身的精神特质。其中,教授会作用巨大。教授会作为一个校务咨询机构,既是校长的得力参谋,也是办学校务骨干的资源库。各学院有院教授会,学系有系教授会。院教授会主席后来改称为院长,系教授会主席后改称为系主任,院长、系主任均由相应院系教授会民主推选,校务委员会讨论备案,报校长批准任命。各院系教学及管理业务,统由教授会评议,由院长、系主任执行实施。

从上述两例可总结出搞好校风建设必须注意的三个基本原则。一是校长要有大格局、新思想。这是适应时代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而推进校风建设的前提,如果校长只想为自己树立权威或凸显个人对教育的理解而不顾学校精神传承,动辄以改革为借口,将前任所作所为全面否定、推倒重来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二是坚持民主自由管理原则。要充分尊重教师的主体地位,调动教师的主动性、創造性,以整体提高师德修养为抓手,通过教师的示范作用带动校风趋向高品质发展。三是注意校风的包容性、吸纳性和创造性。校风发展的原则是守正创新,继承和弘扬已有的优秀传统,在传统中选定并有效激活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基因,赋予时代精神以新内涵,在彰显学校已有优势与特色的同时,着力提振校风的精神品质。在我国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提升学校精神品质极其重要。

三、学生成长面临的文化冲突

近年来,人们普遍关注中小学设立的“家长学校”。这种专为提高家长教育能力而附设的家教指导服务机构,既加强了学校与家庭的联系,也成为新时代我国校风建设的一种重要元素。家长不仅可获得学校提供的家庭教育资源和专业培训的帮助,而且作为现代学校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合作伙伴,既是受教育的对象,更是监督学校行为的主体和学校文化的建设者。由“家长学校”形成的家校合作精神作为校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引起学校的重视。

我国家校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而产生文化冲突的主要原因是教育价值体系的变迁。早在一千多年前开始推行科举考试之后,学校教育就不可避免地陷落于某种功利化的追求中。繁琐单调的文字章句教学,使学生的学习负担过重,不仅会导致儿童的天性被泯灭,立德树人之本义也会丧失。《论语·宪问》中提到,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即为了提升和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是非功利的;为人,即为了提升自己和家庭的地位和身份,以功利为目的。鉴于科举制度推翻了传统教育价值体系,明代教育家王阳明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指出:“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2]”

王阳明认为,教育是为孩子养德、开智的,学校应该顺应孩子的天性发展道德与智慧,即将教育价值追求归本“为己”。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3]”为了鼓励学校尊重儿童天性,率性而教,让教育活动富有娱乐性、趣味性,他给地方负责教育的教读刘伯颂提出要求:“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4]”

王阳明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当时学校教育以适应八股化的科举考试为目的,偏离了育人的本质:“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5]”这是说,学校唯知“督以句读课仿”,只抓书本知识学习和作业检查“而不知导之以礼”,注重发展智慧“而不知养之以善”。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是其产生厌学情绪的主要原因。为了强迫孩子上学,家长将孩子“鞭挞绳缚,若待拘囚”般地送到学校,使他们视学校为“囹狱”,视教师为“寇仇”。这种不良的学校文化和家长做法只能将学生逼上梁山,“驱之于恶”。

虽然这是陈年旧事,但今天的家校矛盾,其根源依然是由追求升学、重智轻德造成的。我国家校之间的矛盾表现各异,但归咎到實质性问题,还是孩子的学习压力过大。教育本质异化,导致学校与家庭对教育价值的追求始终跳不出“考试—升学”的怪圈,加上家庭和学校的教育方法严重违背儿童身心发展规律,造成孩子严重的厌学、逃学、害怕考试等挫败心理。

今天的很多在校生,心理问题严重,抑郁症检测率上升,情绪失控、轻生事件频发,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北医儿童发展中心发布数据显示[6],中国每年有约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平均每一分钟就有2人自杀死亡,有8人自杀未遂。在我国儿童自杀原因排序中,第一位是学习压力过重(45.5%),第二位是早恋(22.7%),第三位是父母离异(13.6%)。在自杀者的年龄排序中,12岁占第一位(40.3%),其次为14岁(22.7%),11岁和13岁(13.6%)。在自杀者的性别对比中,女孩(72.7%)远高于男孩(23.7%)。青少年自杀场所主要在家庭,其比例远大于学校。这说明我国的家庭、学校对青少年的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值得深思。

一般说来,青少年的心理比成年人要敏感脆弱得多,他们非常在意外在评价,其中消极评价对青少年造成的负面打击是引发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据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发布的《全球青少年健康报告》称,抑郁症已超越艾滋病毒等因素,成为全球青少年致病和致残的头号原因。我国中小学生精神障碍患病率为2.6~32.0%。高校大学生约有20%存在心理问题,其中15%属于一般心理问题,需要学校、亲友进行疏导;3.5%有心理障碍,出现失眠、消瘦等症状;1.5%有精神病,失去自制能力,分不清现实与幻觉[7]。

人文环境是影响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因素,而发挥作用最大的莫过于校风和家风。我国青少年成长面临的文化冲突,主要来自不良的家风和校风。

从校风方面看,进入新世纪以来,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在城镇化进程中,后发展社区、城乡结合部的办学条件一般落后于先发展社区。城乡之间、校际之间乃至班级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社会阶层固化问题已经严重反映在校风上。处于社会主流家庭的学生,在家境贫困、社会地位偏低的学生面前拥有天然的优越感,而某些师德修养较差的教师,在对待学生时往往与其家庭的经济、权势、地位等因素直接挂钩,尤其是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常“另眼相待”。此外,随着不正常的竞争延伸到校外教育机构的有偿补习、特长培训,导致家境贫困的学生在升学考试竞争中不仅输在校内,也输在了校外。

从家风方面看,在和谐美满的家庭中,孩子也是幸福的;而家庭不和睦、父母离异或分居等,会给孩子的心理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大量事实表明,孩子的心理问题与家庭伦理、父母教养关系密切。家庭中的夫妻关系是否和谐,是否互相尊重和忠诚,是否主动承担家庭责任,是家庭伦理的重要表现。夫妻关系的和谐程度,对于能否满足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亲情依赖,能否关心孩子的情绪、心态、行为和睡眠,能否体贴入微,能否正确认知和适应孩子的心理发展特征,能否理解和尊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情感需要,能否及时发现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等,都有多方面的直接影响。

近2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不断深入,开始要求父母成为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合作伙伴,家庭的教育责任与负担日益加重。但客观现实是,80后、90后的年轻父母大多是独生子女,面对日渐老龄化的家庭,经济压力普遍增大,不得不以挣钱养家为主,只能将孩子的教养委托年长的祖父母。长期的隔代管教,不良的教养方式,如溺爱、放纵、过度干涉或过度保护等,都会导致或加重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今天,我们既要看到物质生活条件的巨大变化,如学校教育基础设施得到前所未有的改观,又要警惕孩子的成长环境中不断增加的不利因素,如沉迷网络游戏、缺乏人际交流和沟通、亲情冷漠、缺乏父母陪伴、在家庭中缺乏同伴关爱、同侪关系缺失等,正在使孩子的心灵变得孤独。尤其是很多孩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被家长灌输升学考试思想,加上校风、家风建设未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不能给予孩子精神涵养、共情认知、人伦角色、个性发展等方面的培养,相反还不断施加各种学习压力和负担,将鲜活的独立个体看成没有情感、没有思想个性的学习机器,如此这般岂能不造成孩子的心理问题?很多儿童青少年在物质生活方面没有问题,但精神生活却是痛苦的,尤其是中小学生还面临家校文化的双重冲突,由此陷入内忧外患、腹背受敌的困境,而家庭和学校对他们的精神压力却熟视无睹,当压力达到极限或受到某种负面刺激时,就可能引发生命危机。

四、构建协同育人文化生态

如何解放文化冲突中的孩子,已经是中国教育必须解决的新课题。近年的“双减”政策,整顿了校外各种以盈利为目的的培训机构,清理了各种以学科知识为主的补习班、辅导班,为中小学生减轻了课外学习压力,为教育回归正常秩序扫清了障碍。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改变校风的问题没有如此简单,我国的校风建设任重而道远。

例如,2021年9月,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反馈,31所“中管高校”的一半以上存在严重的校风问题。一是“官气”十足,衙门做派。行政权力掌握经费划拨、项目申请、入选各类人才计划等方面的决定权,导致一些教职人员热衷追逐“官职”。二是门户林立,近亲繁殖。以同门师生为纽带互相提携,形成封闭的“圈子”,干预重大科研基金、重要科技奖项和人才项目评审。三是不务正业,攀附结交。教师不能潜心治学,却削尖脑袋跑项目经费。项目领头人成“学术包工头”,把师生关系异化为老板与员工的雇佣关系。四是好高骛远,贪图虚名。一些高校领导闭着眼睛唱高调,盲目提倡创建“世界一流”,一门心思为升格做大规模,学科专业盲目求全,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8]。

高校是学校教育的顶层,“中管高校”又是顶层中的精华,校风行政化、功利化到如此地步,一般院校、中小学的校风同样会养成官僚化的陋习。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后,校风建设被提到议事日程。坚持党对学校的全面领导,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根本制度,是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保证。中小学实行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已经有了实施方案。这些对于学校加强党的建设、增强依法办学意识、进一步完善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推进学校民主管理和校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证。

今日的中国家庭围绕学校转,以良好的校风影响家风是促进教育价值体系和家庭伦理重建的重要方式,其中最关键的是要解决学生面对家庭与学校两种文化冲突时的精神压力问题。立德树人是家校共育的根本任务,要引导校风、家风建设,使家庭与学校都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提高协同育人文化的精神品质,构建和谐共生、相互促进、共建共享的育人文化生态。家风、校风建设要遵循法律、政策规定,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共建一种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的教育价值体系。

1.突出健康核心素养发展

尽管健康第一,人尽皆知,但家校双方并不重视,往往将沉重的学习压力不断施加于孩子,导致青少年室外活动时间少,睡眠不足,学生始终处于高度疲劳的应付状态中。无论是在校还是在家,很少见到学生开怀大笑的情景,过分压抑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发展。古人云“治其已然,不如防于未然”。与其事后心理治疗,不如有效废除影响身心健康的消极做法。有关调查发现,学习压力过大是导致青少年身心问题的主要原因。关爱青少年身心健康,必须尊重身心发展规律,关注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发展特征,给孩子的成长压力要适度,要以可接受性为原则。

2.共同制定个性化的人生发展规划

我国教育正在呈现“学校化”倾向。所谓“学校化”,就是以满足更高一级学校优质生源需要为培养目标,急功近利,关门办学,看不见围墙之外的大社会、大世界,将升学考试作为检测学校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其实,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本质就是分数挂帅,只要考试成绩好,就是好学生。在这种风气中,家长的满意度就不能客观地反映学生的人生发展向度。摆脱“学校化”对学生人生发展的羁绊,针对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制定适切的人生发展规划,促进学生社会化,促进人才培养面向未来社会发展对各种高素质人才的需要,以刚健有为的劳动者、接班人标准重建教育质量评价标准以引领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人民满意度”与“学生人生发展向度”统一起来,是当今教育价值观调整的重要课题。

3.将习惯养成贯穿在人生过程中

立德树人,家校应有明确分工。家庭教育以习惯养成为主要方式,对奠定德性根基,陶冶心性情感,培养人生态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曾国藩说,看一个家族能不能兴盛,可以看孩子们是否做三件事情:第一,早起。这是修身的问题。第二,做家务。这是齐家的问题。第三,读圣贤书。这是正心的问题。读圣贤书,在于闻道明理,确立人生志向;早起和做家务则是勤奋品德养成的基础。家庭要在习惯养成上下功夫,为孩子人生发展打好做人的基础。

4.突出学生成长过程性评价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网络化、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家校教育合作,必须借助教育新技术,通过大数据,搭建家庭学校共享的教育資源平台,突出学生成长过程性评价,让家长和学校在清晰认知学生个性发展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开展协同育人合作。人的发展是过程化的,是动态的,家校合作过程的合作重点在于掌握个体过程变化,深度了解和把握学生发展的主流,以积极性评价为主导关注学生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杨贤江教育文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

[2][3][4][5]王守仁.阳明先生集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8.

[6][7]青榄家长地带.自杀孩子的年龄分布,排名第一的竟然是……[EB/OL]. http://k.sina.com.cn/article_5669734118_151f146e601900u5sh.html.

[8]于国君,郭妙兰,余哲西.晒一晒“象牙塔”里的那些官僚主义[J].中国纪检监察,2021(24):42-44.

作者简介:毕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北京,1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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