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代表的官方环境话语在我国已深入人心。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关于环境问题的重要论述进行话语分析，阐明我国环境传播官方话语的内涵及其变迁。在话语本体上，我国环境传播的官方话语在运用隐喻修辞中主要选择以经济作为支点，在调动误同因素中将环境问题视为大家“自己的”问题，构建集体认同。在话语实践上，它们通过对环境进行“命名”建构，塑造人们对环境的认知，具有一定的规范特征，此外，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自身所具备的威信以及以类似于制度的形式存在使得它们对相关主体具有刚性约束力。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环境传播官方话语的话语生产由接合经济增长逐渐转向实现社会高质量发展，修辞诉求由着眼子孙后代需要逐渐转向注重人与环境的融合为一。

[关键词]环境传播;官方话语;话语分析;修辞策略;“命名”建构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22）02-0041-10

一、引言

近些年，澳洲、美国大火产生的毁灭性后果，世界各地频发各种自然灾害等再次表明，尊重自然、回归自然、以自然为中心迫在眉睫，否则，我们将面临一个崩溃的世界。而若要实现尊重自然、回归自然、以自然为中心的目标，环境传播这一作为明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研究领域将发挥重要作用。环境传播是“以生态环境为基本话语出发点，不同社会主体围绕环境议题而展开的文本表征、话语生产与意义争夺实践”[1]10。话语是环境传播的核心之一。它一方面在本体（文本）上再现着自然，同时还在实践（生产文本与理解文本）中建构着自然，进而影响着群体以及个体的行为。这就正如吉登斯所言的“脱域”现象，环境话语的传播不仅有助于解决现实环境问题，甚至还会对社会结构造成一定影响。因此，环境话语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成了理解新时代中国的一个方法。

早在1951年，毛主席就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表明了党和政府治理生态环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决心。当前，“中国正逐步发展出一个由政府、环境NGO、市场、大众传媒、新媒体以及公民与社区参与构成的绿色话语空间”[2]。这其中，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代表的官方环境话语已深入人心。党和政府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主导者，其环境话语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这些话语既是媒体报道的重点、公众关注的焦点，又指引着我国环境事业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话语本体与话语实践这两方面对我国环境传播官方话语的内涵进行剖析，并进而总结出其发展趋势。

二、文献综述

早在1989年，卢曼就将环境传播总结为改变社会传播结构与话语系统的任何一种有关环境议题表达的传播实践与方式[3]，这标志着话语研究正式进入环境传播研究领域。随后，考克斯将环境传播话语研究列为环境传播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4]17，更有学者将其视为环境传播九大研究领域之首[5]。

那么，为什么有的环境议题引起了社会关注，有的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构建环境议题的主体是谁？他们又是如何构建的？为什么要这样构建？

实际上，在我国，构建环境议题的主体多元且发挥着不同的功能。郭小平分析了企业的绿色广告及“漂绿”修辞[6];坎特尔和马斯卢克提出了环境反话语视野中的“草根政治”理念，即普通民众在新技术的赋权下，会以自己的方式去规范“环境”的含义，呈现出自己的环境观[7]，如在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中，业主们以建立更为广泛的“社会共同体”，融入“我们不要被代表”等公民权利框架以规避领头者风险[8]，基于垃圾议题的“另类媒体”微信公众号L搭建了民间垃圾治理的话语体系[9]。

官方对环境议题的建构主要是通过分析官方媒体的报道来展现。例如，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中的官方话语就是通过对138篇重要报纸和通讯社的消息、评论和深度报道的分析来呈现的[10]，还有学者从新媒体入手，对《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有关雾霾的话语进行了研究[11]。但是，现有研究对党和政府及其组成人员就环境问题的日常表述，如政策、口号、新闻公报、白皮书、报告、讲话与谈话等关注不足。

除此之外，话语分析的方法是十分丰富的，譬如修辞分析、批评的话语分析、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分析，等等。当前我国环境话语的研究多是抓住了修辞这一话语建构与意义争夺的途径，从语用的角度开展研究。一方面，搭建了由“意指概念”“语境”“隐喻”“意象”和“接合”等五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修辞形式和修辞实践所组成的修辞学理论框架[12]，以及环境修辞的分析框架[13];另一方面，着重分析修辞在环境传播中的应用。如郭小平揭示了“委婉语”修辞掩饰与弱化生态风险的后果、“洗綠”商业主义的行为、美化消费主义倾向、规避与转移风险责任[14]。刘景芳等指出相关主体通过不同的修辞包装自己的利益诉求，继而对转基因话题产生深层影响[15]等。

然而，研究方法的单一化意味着研究议题的同质化，即研究的具体内容虽有所改变，但并未突破描述性分析与个案研究的模式，不太可能同具体情境下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相勾连。毕竟，“当一种方法变为公式化，它们就有具化为一种研究机器的危险，在这种机器中，研究者降低为只要转动方法的手柄就能产生事实的机械师”[16]。实际上，由于话语所处的语境千变万化，话语的内涵十分丰富，话语分析方法的运用是有多种面向的。因此，对于环境话语的分析，我们应该从更多的角度展开，以尽可能实现某种程度的“全面理解”。

三、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文将官方的环境话语传播定义为官方机构或官方人物就环境议题而进行的文本表征、话语生产与意义构建，其主要形式包括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言人公开的讲话或是公布的政策文件等。而基于最高的行政权力与广泛的传播影响力，中央政府组织及其个体的官方环境话语往往更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赋予更多的期待，并且，其环境传播的效果如何还关乎自身的公信力。有学者指出，我国政府环境传播更加注重人、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以及环境话语的国家逻辑与人民逻辑，政府也在不断增强环境传播的参与度，通过不同的途径积极宣传党和政府的环境传播策略[17]。显然，考察我国官方的环境话语，对于维护其在政治上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影响社会结构，凝聚更广泛共识，推动环境问题解决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选取自1973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关于环境问题的重要论述（具体见表1），并以此来解读我国环境传播官方话语的内涵与变迁。

四、我国环境传播官方话语的本体分析：修辞策略

政府对某一问题表述的成功与否除了取决于表述本身的科学化与合理化以外，还在于其表述方式能否得到民众的广泛理解与认同。当政府与民众之间形成了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的关系时，民众的利益期待与利益得失会得到很好的保障，政府的执政威信也会相应增强。两者之间实现了“共赢”。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听众对那些极其重大的事情、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惊人的事情以及令人愉快的事情尤为关注，所以必须让他们觉得他们听到的演讲正是这类事情。”[18]所以说，政府不仅要考虑说什么，更要注重怎么说，也就是话语表达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话语表达的策略是决定话语传播效果的关键，是决定能否劝服民众的关键。就像福斯所说的，“哪里有劝说，哪里就有修辞;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劝说。”[19]表1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关于环境问题的重要论述领导人论述出处主要论述内容邓小平1979年黄山视察我们的资本就是山1982年北京十三陵义务植树劳动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1991年全民义务植树十周年题词绿化祖国，造福万代江泽民1996年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座谈会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良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胡锦涛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习近平2005年浙江安吉考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3年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全社会都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切实增强生态意识，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把我国建设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2013年海南考察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2013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年会的贺信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问题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我们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我们将继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着力解决雾霾等一系列问题，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2015年参加“两会”江西代表团审议讨论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2015年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植树造林是实现天蓝、地绿、水净的重要途径，是最普惠的民生工程。要坚持全国动员、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努力把建设美丽中国化为人民自觉行动2016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2016年参加“两会”黑龙江代表团审议讨论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20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體学习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2018年海南考察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一笔买不来也借不到的宝贵财富续表领导人论述出处主要论述内容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良好生态本身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20年陕西考察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2022年新年贺词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不同时期，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关于环境问题的重要论述整理而来。

（一）隐喻：接合经济支点

当前，以隐喻为代表的修辞策略是用以建构社会现实与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隐喻已不再单单是一种文学的表达，它还是话语分析的重要工具。“当我们通过一个特定的隐喻来表示事物时，我们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建构我们的现实。”[20]181博克指出，当我们从喻体的特征体角度来把握并理解主体时，其实就是在提出一套有关主体的新观点[21]。从我国环境传播官方话语的本体看，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在“黄山谈话”中讲到，“我们的资本就是山”[22]。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 [23]在2022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回顾了我们对黄河、长江、青海湖、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的治理，南水北调、塞罕坝林场等世纪工程以及对云南大象北上南归、藏羚羊繁衍迁徙的科学保护，再次强调“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其实，从上表的论述内容中很明显可以看出，政府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环境问题的，换句话说，政府认为环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经济问题。也由此，我国环境传播的官方话语有一个明确的支点，那就是要通过改善环境、利用环境服务于经济发展，把环境视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甚至将环境等同于经济。

诚如哈杰所讲，话语意义被赋予到自然与社会现实之上[24]。选择经济发展作为我国环境传播官方话语的支点，一方面是出于对时代环境的考量。“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5]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一直秉持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不曾动摇，党的十九大更是提出中国经济要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自然地，党和政府希望包括环境在内的社会存在的各方面都能够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实际上，这也体现了官方话语在整体上的一致性与协同性，有利于政府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保证决策的有效实施。另一方面，出于民众的实际诉求，官方话语选择把环境问题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基于利益的诉求是政府传播中公众回应的核心。利益期待与利益得失是激发公众回应动力的具体指向。”[26]实际的需要本质上就是主体最终选择的根据。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在不断的社会变迁中，民众拥有着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自然而然，他们也一直期待着从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各种社会存在中获得实际利益，改善自身生活。这其实是人的一种行动自觉。所以，以经济为支点塑造我国环境传播的官方话语有着明显的动力支持，这份支持就来自于民众。

一套话语的构思、生产与推广，绝不可能仅仅依赖于隐喻修辞，实际上，它往往是多种修辞策略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在我国环境传播的官方话语中，隐喻修辞接合了经济支点，使用了“经济”修辞，即把保护环境，解决目前环境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视为在发展经济。基于此，环境问题就是经济问题，环境保护就意味着经济发展，那么，由谁来负责环境保护呢？又是谁在经济发展中获益呢？

（二）误同：构建集体认同

应该讲，我国环境传播官方话语的形成不仅考虑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更是为了要凝聚起广大民众的共识，从而推进环境工作的开展。如若没有民众的理解与认同，党和政府关于环境问题的方针决策自然无法实现，所预期的经济效益更是无从谈起。传播是一种劝服，话语也是一种劝服，话语传播的策略更是一种劝服。如果官方话语在传递基本信息的同时，还能够清晰地传递话语本身所蕴含的意图且让受众知晓、理解这些意图，促使他们采取相应行动将这些意图转化为现实，那就意味着官方话语实现了言内行为、言外行为与言后行为的统一此为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三分说。，简单地说，这表明官方话语是有效的，它构建了同民众之间的认同关系。

博克认为，新修辞学的关键词是“认同”，其中包括部分的“无意识的”因素。无意识的认同，又称“误同”，也是最深层次的认同。[27]误同的核心内涵是某一诉求通过话语传递泛化为全社会的共同诉求，民众在认可这一诉求的同时，将其视为“自己的”诉求。自然地，在对待“自己的”诉求时，民众在观念上是心悦诚服地认可与接受，在行动上会是自主自觉地服从与执行。简单来讲，这就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就像有学者所讲的，“只有当精英们用大众广为接受并振奋人心的形象来‘既代又表’人民大众，有效的国家叙事才成为可能。”[28]比如，邓小平同志讲到，“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29]江泽民同志讲，“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良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30]習近平总书记更是提出，“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31]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32]很明显，“子孙后代”成为我国环境传播官方话语的高频词。实际上，这样的表述是要让民众知晓自己的行为会作用于“自己的”亲人，会对“自己的”亲人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包括前述提到的“我们的资本就是山”，官方话语要把民众同保护环境联结起来，同保护环境所带来的经济发展联结起来，同自身以及自己的子孙后代所获得的实际利益联结起来，其实，官方就是在把自己打造为“负责任者”的同时，以此激发并俘获民众情感上的认同。而且，这份认同的确关乎广大民众的福祉，它是有效的、真挚的与深刻的。

无论是在运用隐喻修辞中选择以经济作为支点，还是调动误同因素将环境问题视为大家“自己的”问题，我国环境传播官方话语的根本目的在于党和政府对于环境问题的治理思路同民众的主观意愿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能够达成一致，民众能够根据话语传递的信息采取相应的社会行动。而且，也只有在民众采取相应的社会行动的情况下，我国环境传播的官方话语才是有效的，其所建构的有关环境领域的图景方能成为环境事实。表面上看，话语的有效性在于传授双方能够相互理解，进而转化为实际行动。实际上，在官方话语的传播过程中，民众同官方之间没有进行直接对话，只是民众的选择会足以说明这个非即时性对话的成功与否，而要想让民众作出合理合法合德且是官方所期待的话语与行为的回应公众回应的载体，大的方面说，包括话语（回应）与行为（回应）两个部分;具体则指承载回应内容的通道或容器，如承载话语的大众媒体，承载行为的配合政府决策的行为、反对政府政策（做法）或抗议不公的行为等。具体请参阅刘小燕、秦汉：《论政府传播中的公众回应》，《全球传媒学刊》2015年第4期。，官方话语自身必须具备足够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官方话语在一定的社会情境内能够满足公共利益的要求，能够满足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诉求，符合伦理道德、法律法规等公共规范并且能经受住相关实践活动的检验。有学者曾讲，“大量政治统治的事实都依赖于合法化的话语，这种话语绝不是装饰性的，也非无能的上层建筑的话语，而是会产生一系列的干预的戒律。”[33]158实际上，我国环境传播的官方话语就是要让大家把环境保护看作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且这是一件会让自己以及他人受益的事情，其本质上就是一种行为指向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祥地浙江安吉余村在2012年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成为我国推动绿色发展的一个典范和缩影。。

五、我国环境传播官方话语的实践分析：“命名”建构

（一）官方“命名”的规范性

结合前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就目前我国官方对于环境问题表述的本体而言，简单说就是环境是富有丰富的物质价值与经济利益的，保护环境意味着我们会获得丰厚的物质财富。这样一种对环境的表述，其实是官方作为行动主体通过话语的选择与运用对环境以及围绕环境而展开的活动实施了一种“命名”建构，即把环境同人们熟知的美好的物质生活相勾连，赋予其经济意义。同时，通过这些话语让普通民众明白环境被赋予的经济意义，进而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促成保护环境活动的顺利开展，而且要使其成为环境领域中的主要活动。“使用中的语言是一种工具，和其他工具一起设计或构建事物。”[34]12我国环境传播的官方话语表明党和政府对环境的理解与构建，塑造着人们对环境的认知，而且，这还是一个积极的构建过程。习近平总书记2005年在安吉考察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5年在浙江考察时提出了发展“美丽经济”，而到了2016年，他在参加“两会”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指出，“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显然，官方话语对环境的阐释与建构在不断丰富，既同以往建构的世界有相似之处，又有在原有图景上的创新延展;既考虑了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新要求，也兼顾了不同地域的差异化特征。可以说，这正是“语言首先创造一种情景，然后再适应这种情景。”[34]11

有学者说，“问题不是摆在那里，等着世界上聪明的分析家去分析和正确地定义它们。它们是被一些市民、领袖、组织和政府机构创造并放入其他市民的脑子里去的。”[35]目前我国环境传播的官方话语对环境的这种“命名”建构，就是通过话语来呈现环境，而且是带有“倾向性”地呈现，从而帮助人们去认识环境，协调好自身在环境中的行为。可以说，它实际上是设定了一个讨论环境问题的范围，规定了人们谈论环境问题的内容、方式与方法。自然地，从经济角度去认识环境，从切身利益的角度去引导保护环境的行为得以不断被提及且引起广泛关注，而不是其他。

（二）官方“命名”的约束性

诚如考克斯所说：“对自然的社会——符号建构来自我们用某种方式概括某些事实或者条件的特点之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将其命名为一个问题或者不是一个问题。”[4]67这表明，某种话语的权威性的取得除了自身的合理合法合德之外，话语表达的主体以及话语表达的方式也是十分重要的。就本文而言，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自身所具备的威信使得官方话语足以强化对环境的“命名”，固化讨论环境问题的范围。另外，我国环境传播的官方话语还以类似于制度的形式存在，拥有了明显的刚性特征。比如，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定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众所周知，党代会报告是党和国家对未来发展的部署与谋划，是对一定历史时期内重大问题的解读与阐释，是党的“宣言书”与行动纲领，具有鲜明的方向性、规范性与前瞻性。应该讲，被写进党代会报告中意味着上述官方话语除了拥有刚性特征之外，也获得了特定的历史地位，即它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成了环境领域中的主导话语，所有相关主体必须尊重这些话语，同时还要按照话语“命名”的要求规范自身行为。换句话说，这些话语也就成了对相关主体行为进行评价的标准，而且是原则性很强的标准。总的来看，以类似于制度化形式存在的话语拥有了坚硬的“保护外壳”。这就意味着其他话语要想成为主导话语就必须要同既有话语相一致，否则就难以突破制度化的限制与约束，毕竟，一定社会的任何领域，其主导话语必定是一元的。而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话语以及话语所传递的理念、内涵与行为指向等相对稳定，有利于实际工作的稳步推进。当然，这也并不代表我国环境传播的官方话语就会“固步自封”，不进行变革与更新。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话语主体主观需要的变化等多种因素与多重条件的影响，它也会“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完善，在稳定性与灵活性中实现统一。

如果相关主体违背我国环境传播官方话语的要求，那就势必会受到相应的或轻或重的制裁与惩罚。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36]99。再比如，以“吃子孙饭，断子孙路”为代表的话语声讨就是要从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通过凝聚强大的舆论力量而对失范主体进行追责，强制其纠正错误行为。诚如福柯所讲，“位于这座城市中心的，而且似乎是为了恰当地控制这个中心的，不是‘权力中心’，不是一种武力网络，而是一个由不同因素组成的复杂网络：高墙、空间、机构、规章、话语。”[37]话语是一种社会控制力量，它离不开社会实践，而且，也只有在社会实践中，它才能产生意义，成为权力。自然地，话语主体不仅可以进行话语生产，而且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使生产的话语能被其他相关主体所理解与接受，促使他们的思想与行动朝着自身所规划的方向发展，产生一些社会实践成果。所以，某一行动主体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为什么要这么说话，背后一定有其所坚持的“依据”。

我国官方根据社会发展实际以及自身行为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环境的话语陈述。这些陈述的内容不仅一以贯之，保持了其核心内核，而且还规定了谈论环境问题的范围，即哪些话题可以想象，哪些话题可以表达。实际上，这就是为我国环境领域的发展、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套方案，且这套方案还在类似于制度化形式的保护下具有明显的权威性，规制相关主体不要违背这一方案。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我国环境传播的官方话语为什么要这么构建，为什么不是其他的话语陈述，这背后考量的根据是什么。其实，在“修辞策略”中，本文已交代了我国环境传播的官方话语同经济相勾连的原因。“事物究竟是什么，这只能由他旁边的判断主体来确定。就事物本身而言的特性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只有当它们影响我们时，我们才关心它们。”[38]的确，自1973年我国开始系统化重视环境问题以来，尤其是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在40多年的历程中，发展一直是党、國家和人民的最主要的关切，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发展问题。当我们发现环境可以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为大众利益服务，成为促进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手段时，我国环境传播官方话语的出现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本质上，这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思想的深刻诠释。

六、我国环境传播官方话语的变迁

（一）话语生产由接合经济增长转向实现社会高质量发展

从“黄山谈话”到“两山论”，我国环境传播的官方话语都鲜明地反映着时代发展的印记，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济落后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因此，我国环境传播官方话语的指向是要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挖掘环境的潜力，发展经济。实际上，环境成了经济发展的众多途径之一，二者之间是主从关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环境与经济发展就不再是主从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实现的前提条件，即“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如果用破坏原生环境得来“金山银山”，那也只是一时的，必定会付出更大代价;“金山银山”是“绿水青山”的发展方向，即“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其不能有任何的改造与利用，更不代表它不能助推经济发展。所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美丽经济、绿色发展，它要求人们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科学、合理、有效地将生态价值转化成经济发展。另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全方位的。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39]359所以党是从生态文明的高度去判断和认识环境问题的，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重要方略。

“任何知识/话语活动在理论上都有无限制的生产意义的能力，但这种能力不可避免地受特定时代、特定文化实践与社会关系乃至政治结构的制约与限制。”[33]167我国环境传播官方话语的变迁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的一个缩影，它的建构离不开对社会发展实际的现实关照，同时它还反过来建构社会主体、社会现实、社会关系、社会活动与社会本身。可以说，我国环境传播的官方话语成了“自己”，取得了实际意义，而且还找准了在社会大系统中的方位。

（二）修辞诉求由着眼子孙后代需要转向注重人与环境的融合为一

为子孙后代着想是我国环境传播官方话语的一个重要指向，其目的是要警醒人们，让人们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绝不能断子孙路、吃子孙饭。但是，为子孙后代着想并不意味着人们当下在环境面前是不能有任何作为的，更不代表着折损当下。布尔迪厄曾说：“我的愿望是创造一种语言，使得那些社会世界的话语的制造者们能够逃脱一种致命的非此即彼的选择。”[40]实际上，我国实施的是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发展绿色经济，打造美丽中国。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36]8，要“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 [36]36，而且，他多次指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这些话语在本质上打破了非此即彼的选择，突出了人与环境是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关系。人们保护好环境、发展利用好环境，自然会受益于环境，而且，人们在当下的受益不仅没有断子孙路、吃子孙饭，反而会助力子孙后代拓宽致富路，端稳自己的饭碗。

无论是环境传播话语，还是其他类型的话语表达，我们既要考虑说什么，也要考虑怎么说。一方面，在媒介化社会情境下，个人不再是孤立、静止、固化的个体，相反，他们始终处在社会交往的运动之中，媒介化生存使得他们的思想异常活跃、诉求日益多元、主观表达积极主动，总体上更为自由与自主。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凝聚共识，打造共同理解，才能让人们彼此相连，人与社会命运与共，最终结成共同体。人不负青山，青山也的确没有负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前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到2030年实现全球退化土地零增长目标，提前达到2020年比2005年下降40%～45%的碳排放目标;长江经济带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思路指引下，实现了生态优先下的绿色发展;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右玉县把“不毛之地”绿化成“塞上绿洲”，走出了一条绿色脱贫之路，等等。人与环境要融为一体，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我国环境传播的官方话语紧扣这一规律，引导老百姓转变了观点，树立了生态环保的理念，地方政府的政绩导向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可以看出，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愈加可持续。

事实上，修辞是一种表达艺术。一般而言，政府拥有话语权，政府话语天然地占据着主导位置。不过，在媒介化社会情境下，政府话语必须要考虑普通民众身份的主体性变化。虽然说，话语背后都蕴含着权力，话语表达者的言说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劝服，但是，作为官方，必须竭力避免官方话语的言说视角是俯视而非平视[41]，否则，即便官方话语阐述的是真相，是事实，是规律性的见解，也极有可能被民众质疑，甚至是挑战。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还指出，“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39]360这其实就是在话语表达上，政府把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视作自己的工作任务，政府用真情去感动民众，双方之间不是主客关系，而是主主关系，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话语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七、结论与讨论

话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既作用于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设，也有助于建构社会身份和认同，体现了维持或重建权力关系的意义[20]84。布尔迪厄也曾指出，当社会场域中的权力网络变得越来越复杂时，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表达工具，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象征权力，一个阶级就是通过对修辞或者象征的占有、控制以及不断创新而不断加固自己的话语权力[1]13。实际上，无论采用哪一種话语策略，话语都承载着一定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对于官方话语来讲，话语承载着执政理念、执政行为，甚至可以说，话语承载着政权。自然地，执政者不希望官方话语实践生成抵制政权的力量。所以说，若要巩固执政基础，保障政治权力平稳运行，在现实利益分配中，包括涉及环境领域的所有领域的官方话语必须体现兼顾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当前，我国环境传播官方话语的建构在主要同经济相勾连的同时，也逐步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这样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从多角度丰富我国环境传播的官方话语，进而形成一套全面的官方话语体系，以更好地凝聚社会共识，保护环境。而且，“话语体系广泛深远传播是思想观念获得社会各阶层和谐共鸣、行动共识乃至凝聚成推进时代进步强劲伟力的根本手段。”[42]此外，当前新的环境主义范式仍在持续成长[43]，党报也开始调整功能定位，通过媒介融合策略寻求与民间话语的沟通[44]，并适时接收其他报纸的框架扩散[45]。因此，如何构建一套科学、完整的我国环境传播的官方话语体系，如何让不同主体之间的多元价值平衡的环境对话充分顺畅开展亦值得探讨。

[参考文献]

[1]刘涛：《环境传播：话语、修辞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刘景芳：《中国绿色话语特色探究——以环境NGO为例》，《新闻大学》2016年第5期。

[3]Luhmann， N.：Ecological commun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p.28.

[4][美]罗伯特·考克斯：《假如自然不沉默：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纪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5]刘涛：《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1938-2007）：话语、权力与政治的解读视角》，《新闻大学》2009年第4期。

[6]郭小平、李晓：《环境传播视域下绿色广告与“漂绿”修辞及其意识形态批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1期。

[7]Cantrill， J. G.， Masluk， M. D.：“Place and privilege as predictors of how the environment is described in discourse”，Communication Reports， Vol.9，No.1，1996， pp. 79-84.

[8]周裕瓊、蒋小艳：《环境抗争的话语建构、选择与传承》，《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9]谭爽、任彤：《“绿色话语”生产与“绿色公共领域”建构：另类媒体的环境传播实践——基于“垃圾议题”微信公众号L的个案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10]蒋小艳、周裕琼：《论我国环境公共事件中的双重话语——以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为例》，《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11]韩岩：《〈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环境话语研究——以2013年12月关于雾霾的微博文本为例》，《新闻研究导刊》2014年第9期。

[12]刘涛：《新社会运动与气候传播的修辞学理论探究》，《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8期。

[13]王丽娜：《环境传播的修辞机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14]郭小平：《环境传播中的风险修辞“委婉语”的批判性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5期。

[15]刘景芳、周佩、高也：《转基因话语的构建、异化、与重塑——以百名诺奖获得者与绿色和平组织围绕“黄金大米”的争议为例》，《新闻大学》2018年第4期。

[16]Phillips， N.， Hardy， C.：Discourse analysis： Investigating processes of social construc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p.5.

[17]漆亚林：《环境传播：中国行政理性主义话语考察》，《青年记者》2019年第13期。

[1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颜一、崔延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页。

[19]Foss， S. K.， Foss， K. A.， Trapp， R.：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rhetoric，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1985，p.161.

[20][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21]Burke， K.：A rhetoric of motiv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p.503.

[2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0页。

[23]新华社：《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光明日报》2020年4月24日。

[24]Hajer， M.：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cy proc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p.44.

[2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26]刘小燕、秦汉：《论政府传播中的公众回应》，《全球传媒学刊》2015年第4期。

[27][美]肯尼斯·博克：《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常昌富、顾宝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61—163页。

[28][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页。

[2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

[30]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改革开放三十年研究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页。

[31]新华社：《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 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光明日报》2013年4月11日。

[3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光明日报》2017年10月18日。

[33]胡春阳：《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4][美]詹姆斯·保罗·吉：《话语分析导论：理论与方法》，杨炳钧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5]Stone， D.：Policy paradox： The art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New York： Norton， 2002，p.156.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37][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53页。

[38][德]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3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

[40][法]布尔迪厄：《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41]李彪：《霸权与调适：危机语境下政府通报文本的传播修辞与话语生产》，《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4期。

[42]潘涌：《中國特色新话语：语用结构、表达品质和价值特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43]刘景芳：《从荒野保护到全球绿色文化：环境传播的四大运动思潮》，《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44]戴佳、曾繁旭：《环境传播：议题、风险与行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45]曾繁旭、戴佳、郑捷：《框架争夺、共鸣与扩散：PM25议题的媒介报道分析》，《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8期。

From “Huangshan Talk” to “Liangshan Theory”：

Connotations and Changes of the Official Discourse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QIN  H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official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represented by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being invaluable assets” has been deeply rooted among the people in China. This paper selects the important discourses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made by the major CPC and state leader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makes an in-depth discourse analysis to illustrate the connotations. In terms of the ontology of discourse， the official discourses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take economy mainly as the fulcrum in the use of metaphorical rhetoric. They regar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s our “own” problems in mobilizing 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 factors to construct collective identity. In discourse practice， official discourses shape people’s cognition of the environment by “naming” the environment， which has certain normative characteristics. In addition， the authority of the major CPC and state leaders and the existence form of the institution make the official discourse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rigid and binding on the relevant subjects. After more than 40 years， the official discourse i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has shifted from articulating economic growth to realizing high-quality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rhetoric appeal has shifted from focusing on the needs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the integration of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step by step.

Key words：ecological communication; official 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rhetoric strategy; naming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孙俊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