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孝勇　刘武周　严兆普　王自琴

摘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助推了川渝两省市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合作，川渝高校跨省域合作培养职教本科人才将由院校之间的零星探索走向政府有组织的行为，并转向市场形态。在这样的背景下，要认真分析并逐步解决跨行政区域、跨教育类型所带来的障碍，在一体化理念引领下研制川渝职教跨域协同政策，推行跨省域合作培养职教本科人才试点，统筹管理，协同改革，为全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高质量的“川渝方案”。

关键词：职教本科;跨省域合作;跨教育类型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22）02C-0108-06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引领下，川渝高校跨省域的教育合作正由高校之间单点自发合作向有组织的系统合作演进[1]。其中，职业本科教育兼具本科教育层次性和技术教育类型性的双重属性，以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2]，在川渝职教协同以助推川渝统筹发展中占有核心地位[3]。川渝职教协同存在现实需求和良好基础，两省市高校在跨省域合作培养高职本科人才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4]。但由于底蕴不足、学历本位观念等多重因素，合作培养多以高校之间“两点一线”自发合作探索为主，表现出各自为战、浮于表面等特点，总体水平不高。因而，以川渝职教本科教育协同为例，对当前教育协同行动的有效性和规范性进行综合研判，成为川渝高层次职教协同事业后继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路径。

一、川渝高校跨省域合作培养职教本科人才的实践理性

（一）川渝高校跨省域合作培养职教本科人才的必要性

在新时期党和国家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总体规划指引下，川渝两省市经济社会发展由各自为战转向协同一体，其中，经济与产业协作是重點，人才与技术协作是关键。因此，推进川渝高校职业本科人才协同培养，不仅是贯彻新时期党和国家推进成渝地区双域经济圈建设重大部署的基本回应，更是通过跨域协同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来服务川渝两省市社会经济协同发展的时代需要。

另一方面，川渝职教本科教育协同是当前川渝职业教育事业自身寻求变革，以应用川渝优势要素互补的历史契机。川渝两省市的优质高教资源主要集中在成渝两极，两省市结合部则为川渝高教资源的洼地。在川渝两省市结合部高教资源稀缺、产业发展需求强劲的背景下，为补齐职教本科人才短板，川渝两省市高校尤其是川渝区域结合部应用型高等院校应率先走上跨省域合作培养职教本科人才之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二）川渝高校跨省域合作培养职教本科人才的可行性

川渝发展共同体为跨省域合作培养职教本科人才厚植了基础。两省市山水相连、文化同源，经济社会一直坚持协同发展。目前，重庆有市属本科院校24所，高职高专院校43所;四川现有省属本科院校47所，高职高专院校81所。两省市高校在历史上有着深厚的渊源，横向交流频繁。可见，两省市高校跨省域合作培养职教本科人才具备一定程度的现实基础和社会期待。

政府关于川渝两省市协同发展的系列政策也为川渝高校跨省域合作培养职教本科人才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历史机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要“推动教育合作发展”“组建双城经济圈高校联盟”。《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强调：“进一步推进西部之间、城乡之间职业院校的联合招生、合作办学。”重庆市教委和四川省教育厅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从优化提升教育功能布局、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发展、加快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推动社会教育规范发展等方面提出十项行动计划。这些关键政策文件从总体上为川渝两省市教育协同提供了遵循和指引。

二、川渝高校跨省域合作培养职教本科人才的问题和障碍

（一）政策上，两省市职业本科教育衔接路径不够相通

其一，两省市职教本科办学模式不同，为跨省域合作培养职教本科人才带来障碍。体制相通的职教本科办学模式是川渝高校职教协同的前提和保障，然而两省市职教本科办学在多方面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在高本转段招生上，四川省采取高校直接合作机制，通过单独考试，高职考生可以升入相应签约合作本科学校。而重庆在转段招生上采取全市统筹方式，通过统一考试，各专业高职考生可以在重庆市范围内报考参与专升本计划的本科学校。在职教本科教育准入资格上，两省市标准不一。四川省以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学校和开展职教师资培养试点的学校作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而这种要求并没有作为重庆市职教本科试点学校的资格标准。在高本协同方式上，四川省以“3+2”模式为主，重庆市高本协同还存在“1+3”“2+2”和“专本贯通分段培养”的模式。

其二，跨省域教育协同政策不成熟，制约职教本科人才合作培养实践。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纲要》、重庆市教委和四川省教育厅印发的《计划》从总体上为川渝两省市教育协同提供了方向，但在微观层面，还需要川渝两省市政府和高校结合实际做进一步的政策建设探索。在两省市职教协同中由于缺乏统一的政策作为行动准绳，在转段招生、职教本科高校资格认定、高本教育协同所面临的差异成为两省市高校在跨省域合作行动中难以调和的瓶颈。

（二）制度上，职教本科顶层设计不够完善

一方面，职教本科教育制度的模糊性成为职教本科教育学历化倾向的重要因素。对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区别和联系存在认识模糊现象，对职教本科教育的制度设计和行政管理没有理顺。对于高等教育的制度设计存在等级观念，忽视了类型观念，催生了长期存在的“专升本”等级化的职教本科人才合作培养现象[5]，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本科院校之间的教育性合作异化为学历性活动，职教本科教育失去应有之义，成为文凭“交易”的工具。

另一方面，川渝地区职教协同制度的不健全，制约了职教本科人才合作培养的质量。川渝区域协调历史上，往往首先关注经济区域合作一体化，其次关注教育区域合作规划。这导致川渝两省市的职业教育发展存在差异和各自特色，出现了生源结构、培训能力和职教需求的失衡[6]。同时，川渝跨省域合作培养职教本科人才总体处于起步探索的阶段，相关政策尚未能结合两省市职教实际做到全面精准的引导，存在人才培养定位不明确、培养质量标准和专业标准缺乏以及监督评估不健全等问题。这些问题从整体上影响和制约着两省市高校跨省域合作培养职教本科人才的效率，使合作培养处于“无标可对”和“无策可依”的艰难境地。

（三）管理上，两省市职教本科协作机制不够健全

一方面，横向跨省域行政导致职业教育协同发展遇到多头管理障碍。尽管《纲要》《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等文件提出以重庆、成都为双核，统筹川渝合作，辐射附近城乡群，建立成渝一体化发展模式，但在成渝一体化发展实践中，省级区域行政划分依然是川渝区域经济和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与空间分布只符合川渝两省市各自的规划逻辑，川渝高校跨省域合作时遵从不同区域部分的行政领导，从不同部门获取的行政信息存在非对称性，两省市相关政策制定以及落实中出现矛盾和异地失效问题，职教本科人才跨区域培养失去“头绪”。

另一方面，纵向跨部门管理导致政府在职教本科人才协同培养管理中重审批而轻监管。由于分管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教育行政业务部门不同，进行职教本科人才培养时，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本科院校在统筹管理上存在协调障碍。在职教本科人才培养现实中，各管理部门重视开始和结尾的审批，注重计划制订、数额拨配、终结验收，而忽视对过程的监管，对于院校合作的相关政策支持有效性不足、覆盖面不全、预见性不够。正是由于横向和纵向的管理均存在天然障碍，导致跨省域职业本科人才合作培养在两个省域和两个领域的部门的协作上面临多重困难。

（四）内容上，职教本科课程类型不够融通

一方面，由于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本科院校在课程设计逻辑上的不同，为课程衔接带来教学障碍。职业高等教育更多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其课程设计以行业企业的技术技能需求为导向来组建专业群，需要对接区域产业新发展来实时调整课程设计和专业群组。而传统普通本科院校的課程设计首先服从于学科建制的逻辑，多数普通本科院校往往注重文理分科而治[7]。这种科学逻辑的课程设计在与高等职业学校的技术导向型课程相互衔接时存在困难。具体表现为，不能站在一体化和职业能力层级分解的双重视角下来衔接专本课程，出现课程设置的断层、交叉或者重复，课程实施次序缺乏内在性和科学性的衔接逻辑。

另一方面，由于师资特色的不同，进一步加剧了职教本科人才合作培养中课程衔接的困难。不同于高等职业学校以“双师型”教师队伍为核心，普通本科院校教师长于理论教学，弱于实践实训教学。高等职业学校学生进入普通本科院校学习后，出现实训能力退化现象，职教本科人才培养变成了高等职业学校为普通本科院校“做嫁衣”，失去了二者合作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应有之义。因此，如何在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本科院校之间构建具备一脉相承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成为在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本科院校间形成“一条龙”课程衔接的关键。

（五）主体上，两省市职教本科教育协同实践不够深入

一方面，在学历化观念影响下，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本科院校教育协同常常异化为文凭“交易”行为。在“本科高于专科”这一传统学历观念影响下，高校跨省域合作培养职教本科人才尽管出现众多模式，如“2+2”“3+2”“4+0”等等，参与协同培养的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本科院校也有所增加，招生规模逐步扩大，但更多还是以高等院校之间偶发行动为主，而非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合作培养理念引导的系统性探索。在缺乏共识的教育合作实践中，往往表现为以自身为主、他者为辅或者各自为主的拼单嫁接模式，而非以职教本科人才培养为总目标的融合协同模式，使得实践中出现人才培养衔接不科学、资源集约不充分、优势互补不到位、合作效果未凸显等现象。

另一方面，相关的学术研究重视不够，实践缺乏理论指引。川渝教育协同既需要外部政策的客观保障，也需要基于相关教育协同理论的内在引领。公开出版的关于川渝地区社会发展的研究报告、论著和研究论文虽多，但大多集中于城乡规划、商业合作、交通科技等领域，专门针对区域职业教育合作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正是由于没有重视经验到理论的总结提炼，使得川渝高校合作培养职教本科人才实践的有效性、可持续性和示范性受到深层性制约。

三、川渝高校跨省域合作培养职教本科人才的路径与对策

（一）研究制定川渝职教跨域协同政策，突破区域辖制开展试点

其一，倡导川渝职教一体化发展理念，构建川渝职教本科教育跨域协同政策。两省市职教本科办学在多方面存在差异，应通过政务调研、文本分析等方式，对川渝两省市职教本科政策进行系统性研判分析，总结其中的“共性”和“异性”，分析其中的“应然”和“实然”，对职教本科的转段招生、职教本科准入标准、高本协同模式构建一体化的政策，确保川渝职教在结构上相通、在内容上相融。探索建立川渝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对职教本科跨域省域职业教育合作工作做出制度安排，开展分层推进、分段试点。

其二，突破省域辖制，以川渝跨域合作试点推动两省市教育协同由“政策”走向“实践”。为了贯彻《纲要》精神，推动川渝职教本科跨省域培养行动，可以在“川东北、渝东北”地区和“川南、渝西”地区，结合实际选取两区域高校优先开展川渝两省市跨省域合作试点。通过试点建立两省市统一招生转段机制，打破专升本地域辖制，转段中实现“两省市互通”，招生中实现“生源共享”，发挥各方优势联合试点“跨省域3+2”“跨省域专本贯通”“跨省域4+0”等新模式，在跨省域职教协同实践中不断扩大共性，融合异性，最终通过高质量的试点工程在职教事业层面辐射带动川渝两省市的全域发展。

（二）抓住历史机遇，一体化推进区域教育发展

短期内，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探索设计川渝两省市职教一体化特色制度。《纲要》做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未来一段时期成渝地区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重要指引，针对教育协同提出了“允许科研资金跨省市使用”“共享教育体育文化资源”，针对职业教育提出了“统筹职业教育布局和专业设置，扩大招生规模，打造一批职业教育基地”“打造有区域特色的产教融合行业、企业和院校”。川渝两省市政府部门应在此基础上，对接区域产业发展动向，积极探索异地共享型制度政策，构建跨省域合作培养职教本科人才的“2+2、3+2、4+0”等一体多元的模式。

同时广泛借鉴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立法经验，推动川渝两省市职教本科人才合作培养实践“从有为走向规范”。在统一考虑川渝两省市职教资源特色和产业集群长远规划的基础上，借鉴德国、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关于跨域教育协同的立法经验[8]，为川渝高校跨省域合作培养职教本科人才提供长远的法律安排。鼓励协同主体发掘自身优势，探索高等职业学校与普通本科院校教师互派、学生互换、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学位互授等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走高质量超常规特色发展之路，为川渝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职业本科教育协同的重要支点。

（三）统筹管理，集聚区域教育资源

首先要明确政府管理者角色，推动职教协同由多头管理走向统筹管理。目前，跨省域職教协同中普遍存在管理体制理不顺的情况，政府作为教育协同的主导作用彰显不够，教育协同的效率不高、信心不足。进行大规模系统性教育协同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达成具备统筹性和计划性的区域目标——显然单靠个别院校难以实现[9]。因此，川渝两省市政府应该联合建立教育协同的党政联席机制，针对两省市优势资源进行共商共议，出台中长期规划、条例和指南。指导川渝两省市高校在合作培养职教本科人才的实践中做到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契合，避免重复设置专业，实现高校错位发展、特色发展，达到“1+1>2”的合作效果。

其次要建立教育协同工作机制，培育合作文化氛围。《纲要》明确提出：“健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机制，研究落实重点任务、重大改革、重大项目等，压茬推进各项任务。建立交通、产业、创新、市场、资源环境、公共服务等专项合作机制，分领域策划和推进具体合作事项及项目。”针对跨省域职教本科人才合作培养，应加大财政支持、强化办学自主权以鼓励两省市专本高校互派干部、教师、研究人员，打造职教协同信息共建共享平台，引导两省市职教要素无障碍流动，营造教育协同文化氛围，构筑双赢格局。

（四）对接区域产业，高本教育内容协同改革

一方面，以服务区域产业为抓手，同构合作建设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本科院校的课程设计。当前川渝高校跨省域合作中的深层挑战是，高本衔接大多处于以“数字加法”形式存在的学制拼接阶段，无法真正进入职教本科人才合作培养的内涵式阶段。除了协调机制障碍，究其根源还在于高本衔接中进行课程、师资、教学衔接时，没有做到以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为共同目标、以对接区域产业需求为基本导向[10]。因此在建立纵向行政管理协同后，同样关键的是建立横向的高等职业学校、普通本科院校、行业企业的三角协商机制，以川渝两省市机械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产业、能源化工、旅游业、生态农业等优势产业对人才的需求为导向，共同开展高本衔接的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设计。

另一方面，在高等职业学校、普通本科院校、行业企业的共商共议中，分领域探索建立高本人才合作培养质量标准。应明确行业企业在职教本科人才合作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分领域、分层级三方共同制定完善的合作培养质量标准，以质量标准为准绳对合作培养全过程进行评估和拣选，不断引导和激励合作培养实践。通过建立这种完善专业的工作系统，引导川渝高校合作培养职业本科人才事业“从行政形态走向市场形态”。

（五）借鉴四方立足川渝，推行职教本科人才培养试点

一方面，开展协同办学模式试点，打造样板案例。当前协同办学模式过于守旧和单一，从形式上，主要以“3+2”的“专升本”为主，而“2+2”和“4+0”等创新模式没有得到重视;从结构上主要集中在“拼接型”，而缺少“融合型”和“松散型”等国际新模式[11]。因此，参与川渝两省市职教本科人才培养的高校应基于川渝两省市教育协同政策，积极试点和探索“2+2”和“4+0”等办学新模式，紧密结合川渝两省市特色和各方自身优势，通过打造“融合型”和“松散型”等特色样板案例和职教协同基地等，不断丰富川渝两省市教育协同模式，为全国职业教育事业提供作为新时期国家重要增长第四级中的“川渝方案”。

另一方面，探索协同教学改革，提炼科学理论反哺顶层决策。川渝高校跨省域合作培养职教本科人才最终要在具体教学行动中得到真正实现，因此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本科院校双方需要重新审视教学活动，以教学协同理念计划和安排各项微观教学工作。教学组织上，在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框架下，高本学校双方应探索学分互认制度以突破高本衔接制度障碍，扩大学生选课、选教师、选进度的空间，联手企业行业共建产业学院。课程设计上，在兼顾人文社会学和技术科学理念的同时，高本学校双方可以探索以工作任务分解逻辑来设计和组织理论知识和工作知识[12]，拓展高职教育中1+X证书制度和课堂革命行动的内涵[13]。科学研究上，在教育协同途径中，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本科院校应扩大合作内容，立足职教协同实践，共同建立职教协同研究中心，瞄准区域和国家相关产业创新动向，联手打造科学技术研发转化中心。办学模式上，围绕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共识，组建高等职业学校、普通本科院校、企业行业共同体，探索“融合型”办学模式以拓展工学结合实践向度，在跨省域职教协同路径中推动职教本科学生实现“从理论到技能、学历到学习”的双重转化。

参考文献：

[1]蒋华林.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思考[J].重庆高教研究，2020（4）.

[2][7]周建松，唐林伟.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现状、挑战与方略[J].大学教育科学，2015（5）.

[3]陈涛，唐教成.高等教育如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高等教育集群建设的基础、目标与路径[J].重庆高教研究，2020（4）.

[4][6]许诗康.“川渝地区”职业教育合作对策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0（27）.

[5]俞启定.论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8）.

[8]钟秉林，王新凤.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集群发展的态势与展望[J].高等教育研究，2021（3）.

[9]罗哲，李怡欣，李俊领.职业教育适应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政府角色探析——以成渝经济区为例[J].职业技术教育，20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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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润奇.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探索[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7.

[12]谢莉花，余小娟.德国资格框架实施背景下能力导向的职业教育条例设计[J].外国教育研究，2018（3）.

[13]张丽颖，张学军.高职课堂革命：内涵、动因与策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2）.

责任编辑：华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