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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与中国的诗歌传统《短歌行》解读

2022-04-21徐兴无

教育研究与评论 2022年3期
关键词:短歌行文本解读曹操

【编者按】高质量的文本解读,是语文教学的第一要著。虽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教学视域下的文本解读,依然有其"章法"。本期《关注》栏目,让我们跟着统编高中语文教材编者和大学教授的步伐,来寻绎《短歌行》等5篇课文的文本语言背后的意蕴。

摘要: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三单元的《短歌行》是《文选》中的文本,一共八解,最能体现曹操是如何继承、创新中国诗歌传统的。读诗,就是从中读出诗人的志向,然后用这些志向来培育自己的志向。曹操的志向是我们读这首诗的切入点。他的《短歌行》就是要回答这个时代人们最关切的问题——如何建功立业,让天下变得太平,让生命变得不朽,而不是沉湎于对酒当歌、借酒浇愁。历史中的曹操没有完成他澄清天下的壮志,但他的诗歌却感动着后人。

关键词:统编高中语文:文本解读:曹操:《短歌行》:诗歌

阅读、理解文学作品的方法有很多,但是切人的角度大致有四个。第一是作品的题材、内容,也就是它写的事、抒的情:第二是作者,包括他的生活与经历,他承继的文学传统和接受的文学训练:第三是文本,即它的语言文字、体裁、修辞、风格等:第四是读者,他们的接受能力和角度,他们读出的新意,他们的续写与传播。在一部作品中,这四个方面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个或几个角度作为理解的突破口——条条大路通罗马,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找作品中的意义和文化价值。本着这样的原则,我们来读曹操的乐府诗《短歌行》。

中国人最早读的诗,是《诗经》中的作品。《诗经》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文学意义上的诗歌,而是礼乐政教的文本,所以中国有“诗教”的传统。这个传统首先发展出一套读《诗经》的方法。《论语》《孟子》中,有很多孔子、孟子和弟子讨论《诗经》的记载。孟子在讲《诗经》时,从读者的角度,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解释方法。一是“知人论世”。他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意思是,阅读《诗经》《尚书》,了解作者的为人和所处的时代,是与古人交友的方法。二是“以意逆志”:“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下》)志就是意①,志、意就是人的心思。孟子认为,解读《诗经》,不能拘于表面的文辞,要探求作者的心志,用自己的心迎接作者的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才能获得诗中的意义。因此,读诗就是读人,读人的心。《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通过诗表现出来,诗是心志的归向,诗里的志是有方向的。那么,读《诗经》的人从中可以看到什么志向呢?孔子要求“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并且重视观察学生的志向:“盍各言尔志。”(《论语·公冶长》)他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所以他选择《诗经》来启发、培育学生的心志与情感,所谓“兴于诗”(《论语·泰伯》)。由此可见,《诗经》不仅开创了中国的诗歌传统,也塑造了中国读诗的传统,这个传统认定诗歌当中包含着高尚的志向。读诗,就是要从中读出诗人的志向,然后用这些志向来培育自己的志向。如果读者也是一位诗人,他就要将这样的志向,用自己的诗再次表达出来。

曹操就是这样一位诗人。《短歌行》最能体现他是如何继承这个传统,又创新这个传统的。他的志向是我们读这首诗的切入点。

中国的诗在发明格律之前,都是所谓的诗歌,汉人叫作“歌诗”,即我们说的“歌辞”。这时,语音自身的声韵规律,即平仄与四声还没有被发现,诗句只能押些简单的韵,并依附音乐来表现声音的美。声音很容易消亡,但文字的传递能力很强,我们还可读到《诗经》《楚辞》《乐府》等古代的歌辞。曹操的《短歌行》是汉代民间乐府的曲名。秦汉时期,皇家的音乐机构叫乐府,采集、整理民间歌曲是其职能之一。当时的雅乐多用于祭祀,民间歌曲则多用于日常生活和礼仪场合,兼有观察社会风俗、了解民意的功能。《艺文志·诗赋略》说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后人遂将乐府作为歌诗的代名词,其中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体式。其实,《诗经》中的大部分诗歌也来自民间,所以,乐府诗也是汉代诗歌对《诗经》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由于儒家传承的“五经”被汉朝确立为政治与教育的官方学术,而《诗经》是经学教育中最为通行的内容,所以,诗教也是曹操接受的古典诗歌修养。他写了很多乐府诗,都体现了伤时悯乱的忧患意识,后人评论他的诗是“汉末实录,直诗史也”。(钟惺《古诗归》)

歌为吟唱,行为乐曲,合为歌行。《短歌行》和《长歌行》一样,都是乐府中相和歌辞的平调曲。宋代郭茂倩编纂了我国第一部乐府诗总集《乐府诗集》,其中引南朝人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说,平调有七曲,第一为《长歌行》,第二为《短歌行》。《长歌行》是五言的。比如,我们熟悉的詩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就是《长歌行》古辞。《短歌行》是四言的,每四句为一解。曹操的诗四句就换一个韵,可见一解就是一个音乐单位。到北朝、隋唐以后,又发展为五言和杂言。传世的《短歌行》,以曹操的《短歌行》两首(《对酒》《周西》)为最早,收在南朝时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沈约的《宋书·乐志》以及《乐府诗集》等文献中,但有六解、八解的不同版本,文字次序也有不同。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三单元编入的是《文选》中的文本,一共八解: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摄?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满,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西晋崔豹《古今注》中说:“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郭茂倩不同意,说:“古诗云‘长歌正激烈’,魏文帝《燕歌行》云‘短歌微吟不能长’,晋傅玄《艳歌行》云‘咄来长歌续短歌’,然则歌声有长短,非言寿命也。唐李贺有《长歌续短歌》,盖出于此。”古代的乐曲是有主题的,就像后世的词牌、曲牌一样,作为其他人套用乐曲抒情的范式。当然,人们也可以对这个范式加以出新甚至唱反调。翻开《乐府诗集》中编入的《长歌行》《短歌行》,大多感慨人生短暂,抒发及时行乐、追求长生之情,可见长歌、短歌是互文对举的。曹丕的《燕歌行》是七言,却自称“短歌微吟”,说明长歌、短歌与诗句和歌曲的长短无关,而与情感主题有关。曹操是个写乐府的高手,他用的乐府歌曲有不少丧曲,比如《薤露》《步出夏门行》《蒿里行》,这些歌曲的曲调应该都是表达悲伤、痛苦的情感的。这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东汉帝国崩溃,是一个分裂、黑暗的时代。对大规模的流民“草食裸行”和戎狄内迁,汉乐府唱道,“妇女无颜色”,“男儿在他乡”。对群雄之间无休止的战争的惨烈,曹操的乐府诗句表达得最为深刻:“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所以,当时人们的生命意识是悲伤、痛苦甚至绝望的。比如,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里充斥着“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的伤感。人生短暂,无可奈何,排遣的方式只能是及时行乐,或追求富贵,或秉烛夜游,而饮酒是最便利的忘忧之术。曹操的《短歌行》也继承了这个乐曲应有的抒情范式——饮酒作歌,哀叹人生,及时行乐,排遣人生的痛苦。王僧虔的《大明三年宴乐技录》中说“此曲声制最美,辞不可入宴乐”,大概是因为抒发悲情不适合宴会的欢乐场合。

第一解中的四句并没有曹操个人独到的情志,而是唱着当时流行的曲辞。汉乐府和古诗中都是这个情感格调。比如,“人生不满百”“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等等,但这不过是他用来起兴的手段。当大家仍沉浸于饮酒歌唱、排遣忧愁之际,他却为无可奈何的短T人生赋予了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将一首流行歌曲升华为一首伟大的诗歌。

从第二解开始,他就嵌入经典中的文字,让流行歌曲中有了变调。“人生几何”,出自《左传》中襄公八年郑国贵族子驷引的《周诗》“俟何之清,人寿几何”。这是不见于传世《诗经》文本中的逸诗。黄河小由浊变清,是天下太平的象征,东汉张衡《归田赋》说:“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而东汉末年的大乱,更让人渴望太平。和曹操同时代的仁人志士,最大的志向就是“澄清天下”,让天下由浊变清。《世说新语·德行》记载,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后汉书》记载,范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时冀州饥荒,盗贼群起,乃以滂为清诏使,使案察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所以,当曹操唱出“人生几何”的诗句时,其实已经寄寓了积极用世、及时努力的人生目标。他的《短歌行》就是要回答这个时代人们最关切的问题,如何建功立业,让天下变得太平,让生命变得不朽,而不是沉湎于对酒当歌、借酒浇愁。这样,《诗经》的音符和志向,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短歌行》。

第三解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出自《郑风·子衿》。我们现在都将这首诗理解为一个女子思念她的恋人,“青青子衿”是恋人穿的青色衣领的学子之服。但接受过诗教的曹操绝不会这样解释。汉代《毛诗序》说这首诗是“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表达了对国家动乱、青年荒废学业的担忧和对青年才俊的渴求。

第四解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用的是《小雅·鹿鸣》中的句子。《鹿鸣》是《小雅》的首篇,按照《毛诗序》的说法,是文王武王欢宴群臣嘉宾的诗。曹操引用《诗经》中的诗句直抒胸臆,仿佛出自己口,毫无隔阂之感。《诗经》中的句子也从原来的诗中化脱出来,成为曹操诗中生动的词汇,获得了新的意涵。这样的修辞,一则基于他对《诗经》的深刻理解;一则基于他对社会和时代的洞察,最终形成了自己与《诗经》契合的志向。他要召唤英雄和贤才,重开鹿鸣之宴,重建王业和太平。

第五解说,我对你不可断绝的忧思就如明亮而永恒的月光;第六解说,跨越原野,度过阡陌,屈驾相见,存问慰劳。久别重逢的朋友们,感念旧时的恩情。这样的话似乎在向什么人倾诉,其中一定有相知相识和离合聚散的情感事件。汉末和三国的时代固然是黑暗的时代,却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就写过一本《英雄记》。这个痛苦的乱世,让后人感到振奋的,正是这些英雄的才华和人性的魅力。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有建树,而且在思想学术上有创新。作为其中杰出代表的曹操,文武全才,“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唐张说《邺都引》)。袁绍、袁术、刘备、孙坚,都是他的故交;他对关羽这样的英雄,从不使用计谋;他曾和刘备煮酒论英雄;击破袁绍后,他亲自到袁绍墓前哭吊;他赞美孙权“生子当如孙仲谋”。无论是联合还是背弃,他都能欣赏这些英雄的才华,珍惜与英雄交往的友谊。这是曹操身上体现出来的人性之美。伴随曹操艰难的创业经历,这些情感一定有着丰富的内容。

第七、第八两解是再一次的呼唤,坦白自己求才的心志。乱世之中,贤人和英雄或者没有出路,或者失去方向,没有明主投靠,就像在月明星稀之夜南飞的乌鹊,徘徊不定,无所栖居。而我这里有山海之容,有周公求贤的诚意,是所有英雄才俊的归宿。曹操的心迹是真诚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一语,出自《管子·形势解》:“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就其高。”《管子》是法家著作。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成就霸业,受到三国时代政治家的推崇。诸葛亮就曾自比管仲;孙策也自视齐桓,视张昭、张纮为自己的管仲;人们贬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他也以齐桓自况,推尊汉室,视汉献帝为周天子。在《短歌行(之二)》中,他既赞美“周西伯昌”(文王),又赞美“夷吾”(管仲)。和儒家崇尚道义不同,法家的霸业崇尚功利,反对虚伪的道德,而汉朝的政治文化特别崇尚道德,作为维系各种利益集团、特别是士家大族的标榜,道德被工具化,就变得虚伪了。曹操的理想是做像文王周公那样的賢君,他的情感品质是符合诗教传统的,但他的治道和治术却是王霸兼采,因为他想要矫正东汉末年的社会风气。

他在《求才令》中说:“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这些大白话简洁直率地表明,他的选才标准不再受汉代人最重视的道德和出身的束缚,而是不论贵贱,也不论贤与不肖,唯才是举。

南北朝批评家钟嵘的《诗品》将曹操的诗列为下品,评价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这是因为南北朝时,文人的五言诗成为主要的诗歌体裁,诗歌的标准既重声韵,又重抒情。相比之下,曹操的诗就显得古朴直率,缺乏修辞技巧。但这丝毫不影响这首诗的伟大,其伟大之处正是“悲凉”之句,是其中包含着历史感与时代感的深沉、远大的心志。历史中的曹操没有完成他澄清天下的壮志,但他的诗歌却感动着后人。苏轼的《赤壁赋》为这首诗的创作构拟了一个悲壮的写作场景:“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这个场景被小说《三国演义》、戏曲《群英会》不断地再现,成为动人而有诗意的一幕。

(徐兴无,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访问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经学,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和文化。著有《经纬成文:汉代经学的思想与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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