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军 易小邑 李丽能

[摘要]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是我党在发展职业教育过程中凝结而成的重要思想，具有深厚的实践根基与高远的理论深度，并成为我党发展职业教育的一贯方针与政策底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话语内涵经历了“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等几种历史形态的演变。在新的历史时期，“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需要以“服务·适配”型办学理念为核心，强化职业教育基点的适应性;以“模式·要素”改革为突破口，增强职业教育过程的适应性;以“指标·主体”建设为重心，提升职业院校办学质量评价机制的适应性。

[关键词]职业教育适应性;话语形态;提升路径;职业教育基点

[作者简介]李志军（1974- ） 女，湖南邵阳人，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院，副教授;易小邑（1973- ），男，苗族，湖南城步人，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李丽能（1979- ），女，湖南邵东人，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院，副教授。（湖南  邵阳  422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政策的效能优化路径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SP21YBC286，项目主持人：易小邑）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2）08-0029-08

增强适应性是职业教育实现其本质功能的核心路径。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职业教育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时强调要“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也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之中，这是我国站在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为职业教育未来发展做出的战略谋划。职业教育适应性就是指职业教育在与外部环境互动中的一种融洽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满足度;另一方面是职业教育在与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的互动中能否得到可持续发展。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并非一种新鲜的口号，而是我党百年来所秉持的职业教育发展的价值导向与政策基础。因此，回顾和总结我党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思想渊源与话语表述的历史流变，有助于我们深化认知，进一步把握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所蕴含的实践规律，为新阶段的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一、我党对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思想的百年探索

发展职业教育一直是我党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而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是我党在发展职业教育过程中凝结而成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具有深厚的实践根基与高远的理论深度，并成为我党发展职业教育的一贯方针与政策底色。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职业教育适应性”思想的形成。“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初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实用性”的探索。近代中国的落后局面使“教育救国”道路成为知识分子积极探索的救国图强道路之一。1917年成立的中华职教社指出当时中国教育“不切实用”，黄炎培力主推行“大职业教育主义”方针，提出教育要为“个人谋生”“服务社会”以及“增进生产力”，凸显职业教育的“服务性”。我党早期政治活动家恽代英也提出学问要和职业贯通，注重适应社会需要;教育的最大价值是实用，学问一定要利于职业，而职业知识，尤以“实地应用为妙”①。这种将“学问·教育·职业”三者勾连起来的提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很强的先进性。陶行知先生提出职业教育要坚持“生利主义”，达到“裕民”与“生利”的目的。陈独秀提倡“新教育精神”，认为新教育的“新”体现在“趋重社会”“注重启发”“讲究实际应用”三个维度，特别提出教育应该紧密联系社会，突出自身的“应用性”。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杨贤江也批评了旧教育不实用和不切实际的现象，他指出虽然教育是“以传达各科科学的内容为职责”，但不能脱离实用，因此需要采用“实用主义”来加以改造。可以看出，包括黃炎培、陶行知、陈独秀、恽代英、杨贤江等在内的教育家以不同表达方式强调了职业教育的“适应性”。

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革命家与教育实践家一直在实践层面探索职业教育的适应性。特别是毛泽东同志，自1913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就一直进行职业教育实践，如1917年创办第一所工人技校，1920年创办“一师民众夜学和失学青年补习班”等，并在《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中指出“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才是“合理的教育”和“正当的生活”新模式。可见，毛泽东同志在早期就强调教育与职业、生活相结合，提倡用职业教育改造现实社会。

随着革命的深入，毛泽东同志根据时势变化，强调职业教育要为中国革命战争服务，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与之相配合……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应战争的需要”②。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又根据当时的国情指出，“军事学校应继续办理，着重技术人才的训练”③。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在《和平建国纲领》中提出了“改造中等教育，加强职业训练”的主张，标志着我党“教育长期为战争服务”的教育思想开始向社会改造转向，也体现我党根据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来发展职业教育的政治智慧，可以说，增强适应性是我党职业教育思想的灵魂。

2.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对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探索。1949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④的教育发展思路。1952年，《政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中指出，“各级各类中等技术学校，均应根据各业务部门的具体需要，明确规定其方针与任务，务求学用一致，使所培养的人才确能适合各业务部门的需要”⑤。可见，增强办学方针、办学任务与人才培养的适应性成为新中国初期职业教育发展的总路线。针对当时教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矛盾，刘少奇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⑥的思想，将教育制度与劳动制度链接起来，改善了职业教育与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力。

邓小平同志也曾前瞻性地指出，国家计委、教育部等部门要使教育事业计划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之中，使整个教育事业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否则学生学到的知识和将来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职业教育“应主动适应当地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面向市场需求、为社会建设服务”，这是国家级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2002年，朱镕基同志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又指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是适应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益的需要，是适应扩大就业和再就业的需要”⑦。“三个适应”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供了依据，更赋予了职业教育新的使命，也给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划定了基本范围。

进入新世纪后，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大教育”“大培训”的教育观，其目标包含了“四个适应”，即要促进人才总量同国家发展目标相适应，人才结构与各项事业全面发展需求相适应，人才培养机制与人才成长特点相适应，人才素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相适应。2005年，温家宝同志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路子”，要求职业教育必须“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满足民众的多样化需求”，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紧密“结合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四个必须”成为评价职业教育的重要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对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做出指示，2014年要求职业教育“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2021年明确指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至此，“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正式确定为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主要从政策实践层面来探索职业教育适应性，改革开放之后开启了职业教育思想创新与理论发展的新阶段，与实践探索一起形成了“双轮驱动”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潘懋元先生率先提出了理论实践紧密相扣、互为证明的“教育的内外部规律论”与“教育的适应论”，强调教育要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并为其服务。这不但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提供了理论确证，还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指南。有学者借鉴了经济学原理，从需求、类型适配、体系和教学等层面提出了“职业教育适配理论”。有学者根据职业教育的办学规律，从操作层面提出了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价值内涵、理论依据与核心评价指标。还有学者从职业教育本质和对象的角度阐述了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内蕴与旨归，认为职业教育必须自觉走向“适应性增强”的实践样态。

二、我国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的历史话语流变

话语是思想的凝结与现实的浓缩，是高阶思维的结果。职业教育适应性是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实际情况紧密联系的，其话语表达形式也根据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的话语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1.“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1919—1949年）。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并将职业教育作为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如毛泽东、陈独秀、李立三、刘少奇在各地举办工人学校或农民运动讲习所等职业教育机构，以便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促进工农政治思想的觉醒。1934年，在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⑧。在这一教育方针的指导下，苏区先后建立了中央农业学校、中央红色护士学校、红军通讯学校、红军卫生学校以及各类技能培训班，为革命斗争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根据毛泽东同志“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与之相配合”⑨的指导思想，确定了教育要长期为战争服务的基本方针。我党在陕甘宁根据地创办了农业学校、妇女职业学校、医药学校、八路军卫生学校、白求恩卫生学校等各类职业学校，以满足抗日战争的需要。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确定了“为解放战争服务”的教育方針，并成立了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先后在东北和苏皖解放区创办了糖业、农林、军工、盐业和卫生等各类职业学校，为土地革命与生产建设培养人才。解放战争胜利以后，随着我党对职业教育的进一步改造，我党领导的职业教育逐步向正规化方向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近30年的战争导致我党无法举办大规模全日制和正规化的职业教育，可以说职业教育是伴随革命战争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核心就是增强职业教育对革命战争状况的适应性，提升服务革命战争与群众生活的能力。这一时期我党建立的各类职业学校确实为我国的革命战争培养了大批紧缺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人才。

2.“为国家建设服务”（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急需大量满足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1949年12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⑩的方针，这个阶段我党主要是通过扩大职业教育规模和调整职业教育结构来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达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新中国接管并改造了大批旧学校，并开始大力发展中等专业学校与技工学校，到1957年全国中等专业学校728所，在校生达48.2万人;到1959年全国技工学校608所，在校生达27.5万人。同时，根据毛泽东同志“学校办厂生产、学生半工半读”指示，以及刘少奇同志提出的“学校制度与工厂农村劳动制度相结合”教育制度，开始发展半工半读的职业教育。至1965年，全国建立的半工（农）半读学校有7294所，在校生达126.6万人。职业教育规模大幅度增加，职业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与体系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员与专业干部。

基于国防建设与工业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大力调整职业技术教育结构，使工业性质的中等技术学校规模得到了较大发展。1950年到1960年，我国工业型中等技术学校数从由1950年90所增长到1278所，在中等技术学校中的占比从原来的18%跃升到30%。这个时期的中等技术学校为国有企业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近30年中，党和国家根据国家建设的现实需求来推动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发展与结构优化，使职业教育成为培养专业型领导干部与专业技术人才的主阵地，在新中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出极高的适应性。

3.“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78—2012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建设成为工作的重心，社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人民的教育需求也开始多元化。因此，中央政府通过政策安排扩大了中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并实施了以“示范校”与“骨干校”为主的职业教育建设工程，提出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来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

首先，创办高等职业教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通过“普职招生规模大体相当”来扩大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以满足地方经济发展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要。截止到2011年，我国有中等职业学校13177所，在校生2197万人。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实现了“规模大致相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培养了数亿高素质劳动者，中等职业教育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应性明显增强。1980年，以金陵职业大学的创办为开端，我国在短短的五年中就创办了120多所高等职业院校，并实行“自费、走读、不包分配”的新型管理体制，极大地纾解了地方经济发展与高素质人才匮乏之间的矛盾。20世纪末，国家实施“三改一补”政策扩大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规模，至2011年，我国有高等职业院校1280所，在校生达到744万人。

其次，以“示范校”与“骨干校”建设工程为“抓手”来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增强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适应性。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确定了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并正式实施“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設计划”与“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两个计划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重点支持建设1000所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和100所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第二阶段是从2010年开始，国家再次重点支持100所骨干高职院校建设成“示范院校”，以引领全国职业院校的发展。并且，国家从2006年开始要求全面提升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推动内涵式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开展了以“增强适应性”为目标的全方位改革。

最后，通过构建全覆盖的学生资助体系来凸显职业教育对民本需求的适应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民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进而进一步彰显了职业教育的民生属性。为了鼓励和支持民众接受职业教育，国家在2007年出台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为中等专业学生提供助学金每生每年1500元，2015年提高到每生每年2000元。随着学生资助体系的确立，中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得到扩大，特别是贫困家庭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得到满足，职业教育服务现代化建设的适应性也得到了增强。

4.“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2012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建设教育强国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我国职业教育开始了以“增强适应性”为目标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其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增强社会对高层次高质量职业教育需求的适应性。十八大以后，国家制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与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教二十条”）》首次明确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首次提出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并加快专业教学、专业教师、课程内容、学位授予、考试评价标准等方面的标准研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21年，我国职业技术大学达到23所。同时，国家又提出职业本科、专科的招生比例不能低于1∶9，不但从制度上保证了人民群众对高层次职业教育的升学需求，还为职业本科发展提供了保障，职业本科教育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和完善中的龙头地位与作用得到体现。

其次，实施“双高计划”，改革办学机制，增强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体系机制改革，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增强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2019年，为了落实“职教二十条”，发挥高水平院校在专业建设、产教融合、服务发展等方面的先行示范作用，引领推动高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实施了“双高计划”。同时，为了进一步优化职业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等文件。2020年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和2022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都提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紧跟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紧密对接产业链与创新链构建职业教育专业体系与教学体系，全面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为经济发展输送具有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高素质劳动者与技术技能人才。

再次，发挥职业教育“稳就业、保民生”功能，增强职业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职业教育与生计教育存在叠加性关联，因而职业教育内在地具有民生价值。教育扶贫也成为“阻断代际贫困”最长效的机制。“十八”大以后，职业教育积极参与我国脱贫攻坚战略，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七部门制定的《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意见》，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参与精准扶贫工作正式启动。之后各级政府先后颁布了系列文件引导和鼓励职业教育参与教育扶贫工程，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强雨露计划支持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的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开展技能脱贫千校行动的通知》等彰显了职业教育在参与民生保障与扶贫致富工作中的价值，也使职业教育“稳就业、保民生”的功能得以彰显。始于2019年的高职院校“百万扩招”行动计划，连续三年招收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和农民工分别达到116万人、157.44万人与178.9万人，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促进就业、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社会服务职能，为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了职教力量。

最后，构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机制，培育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国际适应性。通过长期建设，我国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职业教育品牌。在高等教育全球化趋势下，新时代的中国职业教育紧紧围绕建设高水平、国际化职业教育这一目标，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自身价值。例如，京、津、浙、桂、冀等省市出台了职业教育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行动方案。2020年底，国内40余所职业院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合作项目，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累计培养培训人员约4.2万人次;中国与中东欧（17+1）的合作已成为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样板之一。至2021年底，我国在全球建成运行“鲁班工坊”20个，推动建成“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共同体”;促成20余所职业院校与东盟国家职业院校合作办学，共享130余项职业教育课程教学标准。

三、当前我国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路径选择

“增强适应性”是我国对职业教育长时间办学规律的经验总结与理论结晶，更是评价和衡量职业教育发展质量的核心指标。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适应性并非片面的、阶段性的或局部的，而是要从办学思想、模式与评价等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链条的适应性，持续推动职业教育达到“最佳适应”状态。

1.以“服务·适配”型办学思想为核心，增强职业教育基点的适应性。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的教育类型，因此，职业教育需要增强办学理念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适配性。办学思想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指南针”，增强办学思想的适应性实质就是增强职业教育基点的适应性。

首先，增强以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求为核心的办学思想导向。不同时代对职业教育适应性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抑或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内涵存在差异。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职业教育必须打破自我封闭的单一系统，扩大眼界，提升政治站位，在服务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重大发展战略中增强适应性。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背景下，以“大职业教育观”为引领，以学校内部实力与外部竞争态势为基础确定自身的发展定位，精准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数字中国”“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持续释放职业教育的本质性力量与内在效能，彰显职业教育的时代价值与现实功能。

其次，树立适合学生生命发展周期需要的办学理念。教育的本质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命发展周期的需要，生命发展包括个人道德、心理品质与劳动技能的获得和发展，即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技术技能人才数量与质量是职业教育功能与价值的外显形式，而人才质量主要有“内适性质量”与“外适性质量”两种质量观。无論哪种质量观都是“适合学生的教育质量”，即为学生提供适合其自身潜质的个性化的职业教育，就职业教育来说，即为学生提供能“就好业”的教育和增强职业生涯发展能力的教育。因此，增强职业教育理念的适应性应该围绕“以学生为中心”来制定人才培养目标，组织教育教学活动，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与解决问题能力，加强对学生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与劳模精神等职业精神的培育，全面养成学生的核心素养。

2.以“模式·要素”改革为突破口，增强职业教育过程的适应性。就我国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现状来看，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关键在于增强职业教育模式的适应性，而增强职业教育模式适应性的核心在于推进职业教育办学全要素的适应性。

首先，优化与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夯实职业办学模式适应性的根基。职业教育的经济特性决定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也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必然路径。虽然党和国家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等政策性文件来促进校企合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我们也看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还存在形式化与表面化等现象，产教融合质量还不够理想。因此，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发力来增强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适应性：一是校企之间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自觉深化产教融合内容。行业企业要参与职业院校从招生到就业全链条的人才培养过程，并在专业设置、课程开发、教学实施、顶岗实习、实习实训等方面发挥自身的主体责任。通过制度来规约企业对职业教育进行资金、技术、设备、人员等全生产要素投入，在校企深度合作中实现“双赢”。二是继续优化和完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体系，特别要构建和落实“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式政策体系，实现产教融合的利益激励。三是优化产教融合的外部市场环境。培育发展供需匹配、服务精准和运作规范的产教融合服务组织，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高质量、专业化的服务保障。

其次，增强职业教育办学全要素的适应性。职业教育办学要素众多，其作用有轻有重，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只要抓住了专业、课程、教师、教学与实习实训等关键要素，就可以提升职业教育的适应性。一是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院校的专业设置应该与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相衔接，必须淘汰落后专业，兴办符合产业发展趋势的新兴专业，构建与区域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链相匹配的专业布局。二是实施教师能力提升工程，制定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制度，使校企之间形成教学骨干与技术骨干的交流机制，提升“双师型”教师的专业素养，以增强师资的专业适应性。三是推动课程改革，以能力化、情境化、智慧化为目标推动教学问题诊断与教学改进，鼓励和引导利益相关者多元参与特色课程开发，提升职业教育课程的时空适应性。四是加强实训基地建设，通过财政奖励政策鼓励校企共建社会化、多功能化与智能化的职业教育实习实训基地，提升基地的服务能力。

3.以“指标·主体”建设为重心，增强职业院校办学质量评价机制的适应性。评价既是一种面向结果，又是一种面向过程的质量保障举措，是职业教育办学适应性的“路向标”与“保障链”。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需要从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主体构成两个方面提升职业院校办学质量评价机制的适应性。

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办学质量评价体系主要分为官方评价体系与民间评价体系，前者主要是通过国家、地方（省级）与院校三个层面的质量发展报告的形式来展现;后者主要是通过第三方办学质量评价来展现，如迈可思、上书房信息咨询、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这些评价机构对职业教育质量的评价体系都没有脱离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暂行办法》《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暂行办法》所设定的框架。例如，官方评价的基本程序是“院校数据填报—国家评估—评估结论”，整个过程基本是在省级和中央级行政部门的监督下进行的。其指标体系包括“订单式学生占比”“技术服务到款额”“政府购买服务到款额”等，遗憾的是缺少“办学适应性”指标，客观上使学校发展的“指挥棒”存在缺损。因此，亟须将“办学适应性”纳入职业教育评价范畴，构建起以“适应性理念”为引领的职业教育办学评价指标体系，才可以引导和增强职业教育发展的适应性。

在“适应性理念”与“适应性能力”还未被纳入外部评价体系的情况下，职业院校可以根据自身条件采用“校本化的适应性” 评估（“自适应性评估”）来改善自身的适应性。“适应性”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外部市场特征，职业教育的办学适应性离不开行业、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参与。因此，强化“自适应性”评价需要构建和优化多元主体参与的质量评价机制，发挥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适应性评价中的主体性和专业性，构建用人单位对职业教育适应性评价的常态反馈机制与交流机制，通过需求侧的评价来“反逼”職业院校的内部改革，以达到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目的。各级政府需要通过制度安排来加强对职业院校办学适应性的监测与建设，采取定期或不定期抽查方式对职业教育的适应性进行评价与监测，并及时公开。同时，职业院校也应该建立自我监测机制和预警机制，提升自我评价与自我监督的意识和能力，以适应性评价来带动职业院校内部的质量管理机制改革，实现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注释]

①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7.

②毛泽东.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33.

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463.

④钱俊瑞.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钱俊瑞副部长总结报告要点[N].人民日报，1950-01-06（3）.

⑤周恩来.周恩来教育文选[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66-67.

⑥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23.

⑦尹鸿祝，李术峰.朱镕基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职业教育要在新形势下取得更大发展[N].中国教育报，2002-07-31（1）.

⑧张东.百年征程映初心——党的教育方针的历史变迁[N].中国教育报，2021-05-27（8）.

⑨毛泽东.论新阶段[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十一册）[C].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17.

⑩张东.百年征程映初心——党的教育方针的历史变迁[N].中国教育报，2021-05-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