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杰

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实现了在特定空间内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胜利抵抗，在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不平衡结构辩证法在中国实际运用的结果。从国际范围来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并成功实现了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胜利;从国内范围来看，“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突破了十月革命中“城市中心道路”的教条主义束缚，并指引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根本性胜利。只有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与世界整体发展相结合，才能全面客观地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

关键词：不平衡结构辩证法;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资本逻辑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2）02-043-008

资本逻辑批判是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议题，不平衡发展不仅是一种历史辩证法，也是一种空间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解释的最经典理论来源之一即不平衡发展辩证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是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1]（P32）这指认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平衡发展的本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实际上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由资本主导的充满着矛盾、不平衡、发展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有机平衡体，这为分析20世纪以来以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在特定空间内对西方资本的胜利抵抗。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一直较为注重解读毛泽东对中国内部情况的分析，而忽视了他正是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作为出发点，把中国看作是西方资本列强与本国力量相互作用下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讲，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型的民族民主革命并隶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围。因此，立足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不平衡结构进行分析，并借助列宁和卢森堡对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与落后地区关系的认识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全面审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属性。

一、不平衡结构辩证法为落后国家爆发革命提供了方法论的可能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的前提条件主要表现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做出了这一指认：“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2]在马克思看来，由生产力发展所引起交往范围的扩大包含了两個方面：纵向维度看，它所引起的是封建所有制生产关系的逐步消除和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是马克思所言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体现;横向维度看，表现为地理空间的拓展将打破各民族间原始的封闭状态，基于贸易的频繁来往而建立起统一的世界市场，并将各个民族联系成统一整体。西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最早、最发达的地域，两大阶级间的对立也更容易激化，这也是马克思将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地点主要定位于生产力发达的欧洲的原因。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且这种矛盾不能通过改良或改革的方式得到根本解决。因此，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破除与生产力不相协调的生产关系，从而孕育更先进的生产关系，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促进整个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事实上，以欧洲无产阶级为主要力量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占据了马克思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无论是他在19世纪50年代发表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提出，中国革命会把动乱转移到西方从而引起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还是19世纪70年代他的态度转变为东西方将同时发生革命，遥相呼应进而争取革命的最终胜利，马克思都认为落后国家并不能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充当主力军的角色，但是落后国家可以点燃或者配合西方革命的进行，极大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并借助于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摆脱资本对自身的束缚与控制。如果完全按照生产力的标准来判定社会主义革命能否爆发，中国抵抗西方列强的社会主义革命则确实有“越位”之嫌，因为当时的中国虽然已被纳入到世界市场之中，但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未在中国建立，具有封建属性的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主体，也就根本不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了。

随着马克思以资本逻辑为核心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认识和批判的加深，他认为不平衡结构与趋势是资本主义体系所固有的特征，中国作为整个资本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这种不平衡结构为中国革命的爆发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以资本逻辑为核心，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运行，并指认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这一总体，但这四个环节并不各自孤立，而是处于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之中，每个环节有其自身的特定功能，且有可能成长为有机体的主体。“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它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它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它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P31）马克思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中，对所有制类型进行了分析，并得出在资本主义这一有机体中，生产处于绝对地位，并主导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进行，资本则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最为明显的是，在封建所有制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逐步消失，资本主义社会把蕴含在封建所有制中的资本萌芽进行了具有充分意义的发展。接下来马克思认为，“把经济范畴按他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这种关系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1]（P32）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对经济范畴的共时性而非历时性考察是认识一个社会内部结构运动的关键，这种对经济范畴的共时性理解与它们在统一体中所占据的位置差异共同决定了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的不平衡性[3]。资产阶级内部结构的不平衡运动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内部辩证运动”有一定相似性，它们都强调在资本积累特性的基础上，最终引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向外扩张，差别在于马克思重点强调由这种不平衡性所构建出来的世界不是平面的，而是呈现出“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这样一种不平衡状态。农村与城市、半开化与开化国家、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不平衡结构组成了世界市场的有机整体。如此一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中占据主导性地位，当非资本主义阶层或者民族被纳入世界市场时，就不得不接受资本对它的控制与规训。尽管在资本运动的具体过程中，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并取得胜利，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但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不平衡辩证法的判定，即每一环节在一定的情况下都可能具备成长为主导性角色的潜力，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东方、半开化国家或者农村地区同样蕴藏着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虽然革命的爆发直接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但不一定必须要等到某一矛盾发展到非常尖锐的程度才会爆发。在资本全球扩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很可能会被国家之间，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矛盾所取代，也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危机借助于对外扩张，通过对外部市场的占有而得到缓和，但同时也把危机和冲突转移到了落后国家，这反而使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在落后国家得以积聚，将生产力不发达的劣势转化为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优势。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不平衡结构与趋势在空间方面表现为非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从属。资本在利润的驱动下对内实现资本家对无产阶级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掠夺，对外则争取对廉价原料、土地和劳动力的占有，当国内盈利空间有限时，资本会自动流向更广阔的市场，使资本家在全球范围内探索廉价原料，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同化与规训，最终使一切生产方式从属于资本逻辑的运行，由此形成了空间上的从属关系，但本质上依然是对资本的从属。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虽然空间中的从属关系已经显露，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来源仍然是西方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矛盾更集中表现为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由此，马克思将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寄托在西方无产阶级身上，但他的不平衡辩证法同时也为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可能。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全球范围内异质性空间对立日益尖锐，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矛盾演变为国际之间的冲突，为落后国家革命的爆发提供了现实的可能，第二国际理论家列宁、卢森堡等人都对此做出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二、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与所处的世界方位为革命的爆发提供了现实依据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处于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疯狂阶段。新旧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更多的市场，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竞争，大量落后国家被迫打开国门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市场，资本的入侵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资本在对非资本主义形态进行侵蚀与同化的过程中加速了实现世界资本主义普遍化的步伐，同时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两种形态的异质性对立也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起。列宁据此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一科学论断。卢森堡则将该时期称之为资本积累的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该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特征的科学认识，帝国主义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武力对落后地区进行资本掠夺，也在实践上最终论证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前夜。

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时期的大量剩余资本在垄断资本家手中不断积聚，这些过剩资本被输入到落后地区从而获得垄断利润。在此意义上，同时期的中国成为西方列强获取垄断利润的主要场所，中国开始了抵抗资本的革命之路。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也对这一现象的出现进行了解答。马克思认识到，自由竞争使生产更加集中，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垄断的趋势。列宁则根据该认识得出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垄断组织在工业、银行等领域大量出现，资本主义已经告别自由竞争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判定。垄断时期最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大量过剩资本向国外市场的输出，“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这种生产方式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国家去，以提高利润。”[5]（P151）资本具有天生的逐利性，当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市场已经饱和、盈利空间逐步缩小时，大量的剩余资本必须通过开辟新的投资场所才能保证资本的增殖和继续积累，且资本家只要获得了对某一地区的垄断权力，便会将该地区的土地、劳动力、市场等一切生产要素纳入到自有生产之中，同时利用多种战略来创造和保护这种垄断权以实现获取垄断利润。在该阶段，新旧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取更多的垄断利润，在全球空间内重新争夺市场，从而获取对某一地区的绝对支配权，开始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以实现对该空间的直接占有，最终形成了在世界范围内瓜分落后国家领土的殖民政策。处于封建所有制下的中国，在资本进行全球性扩张的背景下迅速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的对象，很快被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由一个独立的封建民族国家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成为为西方资本供给垄断利润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廉价的原材料、劳动力、土地等资本盈利所需的一切，在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都可以得到满足，资本天然的扩张性和对利润的追逐，促使其将一切可以获利的因素纳入到自己所控的范围之中，并对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侵蚀与同化，使自然经济在此过程中被逐步瓦解。不同于马克思的是，列宁认为西方国家在进行资本输出的同时也输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理念。西方各国对殖民地的瓜分与占领，一方面加剧了西方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内部之间的矛盾也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不断激化。殖民地开拓的过程并不是遵循温和的和平主义原则，而是充满血腥暴力，具有鲜明的帝国主义特性，在此情况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应运而生。

与列宁将落后地区作为西方获取垄断利润场所的态度不同，卢森堡则将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危机相联系，指认了资本积累的受阻与停滞意味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到来，而非资本主义阶层（地区）是资本主义实现资本积累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最大受害者。由此，中国在帝国主义阶段沦为半殖民地实则是背负了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灾难。“对于资本而言，积累的停顿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扩大发展的停止，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崩溃的客观历史必然性。”[6]（P333）在卢森堡看来，资本积累的实现是顺利进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并不是资本生产的简单循环往复，而是不断追加资本和物质要素投入到生产中实现利润的持续上升，这些都是以资本积累的持续进行为依据。否则，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便失去了可供追加的货币资本和物质要素，资本主义危机也就随之出现。资本积累在卢森堡那里也表現为一种历史过程，且在“在一切方面都是依存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及社会结构形态的”[6]（P289），卢森堡在否定了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示之后，引入“第三者”（即除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外的阶层）作为剩余价值产品的购买者，由此实现了剩余价值由商品形态向货币形态的转化，这是资本增殖以及进行资本积累的重要条件。不管卢森堡强调关于资本积累对于缓解资本主义危机的重要性，还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对于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他都鲜明地提出一个主张，即非资本主义阶层或形态是资本主义得以生存或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资本积累论》一书中，卢森堡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例，解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商品借“和平”“平等”的外衣侵入中国，同时通过军国主义的鸦片战争方式打开了中国通商口岸，使中国大量白银流入西方，成为西方在国外市场进行资本积累的重要步骤。而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由于新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而进入如火如荼时期，西方资本以商品形式的入侵让位于资本输出，西方国家在非资本主义形态地区投资设厂、增收关税保护等措施加紧剥夺和占有剩余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将资本积累直接转移到西方国家，破坏了落后地区（国家）原有的经济形态，且由于资本的转移而阻碍了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中国也由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作为第一个具有传导体功能的经济形态，它以不同的方式整合与驱逐其它一切经济形态。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通过侵蚀与同化非资本主义生产实现自身的资本积累，同时也在此过程中消灭了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这些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恰恰是资本主义进行积累的重要前提。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在整个资本积累过程中既逐步消解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又因为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减少面临着无法继续进行资本积累的困境。通过空间扩张而达到的资本积累并不会无限制地继续下去，在卢森堡看来，非资本主义的灭亡代表着资本积累无法继续进行，即资本也会灭亡，并且在此之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侵蚀导致的国家之间的矛盾也会引起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爆发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中国内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侵蚀而导致的客观产物。

在列宁那里，中国沦为资本主义国家获取垄断利润的主要场所。在卢森堡那里，中国作为殖民地成为西方进行资本积累必然同化与侵蚀的对象。二者无一例外地从共时性角度出发，将中国理解为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的一环。特别是在卢森堡看来，他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角度，采用总体性辩证法强调了作为非资本主义形态的中国对于资本生存的重要性与危险性。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是孤立地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犯的民族抗争，而是隶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范围内对资本主义侵蚀的推翻与抵抗。

三、国内外双重不平衡结构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历史机遇

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程度随着更多非资本主义形态地区（国家）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而加深。在帝国主义阶段，中国被迫处在资本主义体系链条末端，在为列强提供垄断利润的过程中，也化解了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冲突与困境。由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发达程度不同，他们所支持的各派系军阀在中国国内又引起新的矛盾和混战，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世界范围及中国内部的不平衡状况成为中国革命得以爆发的现实依据，也表明了中国革命是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军阀、封建地主阶级等力量相结合的产物，反对以资本主义为主的帝国主义、反对国内的封建势力的革命内容使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新型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承担起的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任务，也是其从属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依据。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半殖民地的过程同时加剧了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与危机，成为爆发中国革命的原因之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论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进行对外扩张的同时，认为资本一方面推动了生产力在更大范围内的普遍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空间中从属关系的生成，例如，农村对城市、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以及未开化民族对开化民族的从属关系等。地理或者民族间的从属关系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形成，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则主要表现为地理空间中的掠夺与控制。在列宁和卢森堡等人对该时期帝国主义现象的分析中，指认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获取垄断利润或者实现资本积累以缓解资本主义内部冲突而在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的行径。资本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它以“原始的不平衡”为前提，在资本逻辑运动下，持续地将非资本主义形态纳入到自有体系之中，成为获取利润、进行积累的源泉。资本主义国家以暴力或者貌似“平等”的交换方式对非资本主义形态进行占领与规训，并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主导落后国家的发展，由此产生出了新的不平衡状态和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矛盾。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行入侵，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环，也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不平衡结构中的一部分。世界资本主义不平衡结构对中国产生的主要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由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已经饱和，面临利润降低的困境，西方国家主要通过武力扩张的方式打开中国市场并将资本进一步输入中国，大量财富的流失阻碍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其二，军国主义式的资本扩张加剧了西方列强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冲突。其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掠夺与瓜分不均，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在中国积聚，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革命的爆发。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视角审视新民主主义革命，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从而提出要从整个世界历史角度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7]（P97）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成为了帝国主义一切矛盾最集中的地方，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最薄弱和最需要的部分。当中国被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一部分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就不仅仅是解决民族資产阶级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还要解决中国与西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驱逐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解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质上属于新型的民族民主革命，并隶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

帝国主义将本属于资本主义内部的危机转嫁到殖民地的同时，加剧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毛泽东由此发现农村是国内不平衡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可以作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突破口。在经济方面，西方资本的强行入侵破坏了中国单一的自然经济基础，多种生产方式的出现加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少数工商业城市的快速兴起与大多数封建落后农村并存、薄弱的现代工业与深厚的小农经济并存、无产阶级的被剥削地位与封建农民的自给自足并存构成了近代中国经济不平衡局面的主要特征。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之间从属或者尖锐对立关系，这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未在中国真正得以建立，体现了不同地域、领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矛盾和冲突的多样性。在政治方面，中国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民族国家，沦为由西方列强通过本国军阀实行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并没有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它保持了中国表面的独立性，实际上却通过支持不同派系的军阀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中国呈现出了派系军阀之间混战的局面。此外，由于西方国家之间力量的不均衡决定了所支持的军阀派系间力量不均等，中国各军阀派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在不断增长与尖锐。“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7]（P97）如果说中国原本仅存在农民阶级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那么帝国主义的加入不仅使矛盾更加尖锐，同时也衍生出了更多矛盾。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资本入侵而生产出的结果，西方列强所支持的不同派系军阀、占领的不同地域、投资建立的近代企业等多集中于沿海城市，而农村则受到资本的影响较小，仍然以小农经济为主，具有独立性并不依附于城市生存，且敌人统治力量十分薄弱，有利于发展坚定的革命力量，可以作为中国革命的突破口。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认识到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与国内特殊力量相互结合的结果，是资本主义不平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存在爆发革命的现实性。此后，毛泽东又根据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捕捉到了发展中国革命的突破口——农村，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既是对马克思不平衡结构辩证法的现实运用，也打破了俄国革命所带来的以城市为中心开展斗争的教条主义束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俄国革命的不同之处在于，毛泽东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不平衡结构辩证法的双重运用。一方面，毛泽东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看到中国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不平衡结构的薄弱环节，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革命承担起了本属于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另一方面，农村作为国内不平衡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却具有爆发革命的空间及动员革命主体等优势，这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取得胜利的关键。

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结构下，西方资本主义内部出现的危机与矛盾通过资本武力扩张的方式转移到世界殖民地区，同时加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正是以此为基点，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才是引发中国问题的根源，将推翻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任务。在此意义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再是简单的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由于抵抗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的压迫而具有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属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具体国情相互作用的特殊产物。从共时性的角度看，中国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获取垄断利润的主要场所。在此条件下，中国革命不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属于新的民族民主革命形态，因为它一方面担负着推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独立的使命，另一方面又承担着推翻封建统治阶级和本国资产阶级的重任。因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根本上从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马克思主义不平衡结构辩证法为中国革命的考察提供了重要方法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不平衡结构辩证法在中国实际运用的结果，只有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与世界整体性发展相结合，才能全面、客观地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8.

[3] 刘怀玉.不平衡发展的“现在”历史空间辩证法[J].学习与探索，2011（06）.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5] 列宁专题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1.

[6] 〔德〕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M].彭尘舜，吴纪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7]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Abstract： The victory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created fundamental social conditions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realized the successful resistance against western capitalism in a specific space. In essence，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unbalanced structure dialectics of Marxism in China.？？From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modern Chinese society was in the weak link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and successfully achieved the victory over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from the domestic perspective， the opening of the revolutionary road of “encircling the cities from the rural areas” broke through the dogmatic shackles of the “city-centred road”taken in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guided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o achieve an ultimate victory.？Only by combining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ith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can we fully and objectively understand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Keywords： Dialectics of Unbalanced Structure;Capitalism;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Capital Logic

責任编辑：杨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