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明确指出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是一部团结带领人民认识共同富裕、聚焦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的百年奋斗史。在认识论上，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初心使命，结合革命、建设、改革实际，与时俱进探索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在价值论上，中国共产党切实发挥人民群众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实践主体、享有主体和评判主体地位，在党性与人民性的良性互动中将共同富裕推向深入;在实践论上，中国共产党崇尚艰苦奋斗和实干精神，团结带领人民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征程中日益取得新的成就、不断迈出坚实步伐。

关键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D25;F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2）02-034-0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研究”（21&ZD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朱文琦（1983- ），男，山东潍坊人，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基本理论研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指引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以史为鉴、勇毅奋进的行动指南。《决议》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指出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1]（P23），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要义之一就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P24）。由此，“共同富裕”为我们深入研究、多维度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提供了基本视角。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恢弘壮阔的百年发展史，就是一部团结带领人民认识共同富裕、聚焦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的百年奋斗史。

一、共同富裕认识论的百年演进

《决议》以大跨度的历史纵深视野总结了党团结带领人民走向胜利的十个方面的宝贵历史经验，其中之一就是坚持理论创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P67）。这不仅高度凝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生逻辑，而且从一个重要方面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内涵的百年探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2]（P214）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突出“抓革命，促生产”实现共同富裕。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就高度关注共同富裕问题。李大钊认识到“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农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3]。陈独秀反对贫富差距过大，认为“贫富之度过差，绝非社会之福。”[4]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矛盾下，人民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革命。马克思早就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5]，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6]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愈发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1]（P4-5）“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7]，由攻打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既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共同富裕思想的新契机。在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8]在1949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9]。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将推动革命与解决农民切身利益相结合，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充分调动农民的革命热情，提出了许多关于共同富裕的原创性思想。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组织起来、依托制度优势实现共同富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发扬自立自强的艰苦创业精神，团结带领人民巩固新生政权，在创造性的社会实践中进一步描绘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蓝图。1953年12月，党中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一系列办法举措“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0]（P442）这是党的文献中第一次简洁明确地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1955年7月，毛泽东同志论及共同富裕时明确地表示，要对我国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造，即通过生产关系的改革再造，逐步消灭农村中的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0]（P437）。在1955年10月召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认为依靠党的领导和制度优势，“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10]（P495），并指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10]（P495）。《决议》中指出，1956年9月党的八大实事求是地研判我国当时的总体形势，分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国家发展的主要任务，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1]（P11）对形势任务的精准把握，体现了党对共同富裕要求及政策导向的与时俱进。遗憾的是，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在一段时期内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思想上、理论上片面地突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使党和人民事业遭遇了挫折。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探索是多层面的，期间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也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强调“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处在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政治清醒和历史自觉深刻认识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1]（P15）。1978年底，邓小平同志在被称为“改革开放宣言书”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提出了经济政策的导向，明确要以先富产生的“极大的示范力量”，推动“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1]（P152）在这里，手段与目标是统一的，允许先富是发展手段，而实现共同富裕才是最终目标。对于市场改革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邓小平同志一方面提醒要避免两极分化、警惕产生剥削阶级，另一方面明确了中国“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12]（P123），“我們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12]（P139）。1990年12月，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并预言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12]（P364）。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论断，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中认识共同富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科学方法论。随着我国市场改革进程加快，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如何让人民更多更公平地享有改革成果，成为时代的呼声和人民的热切期盼。从党的十四大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3]，到党的十六大明确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14]，再到党的十七大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5]，等等，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是一以贯之、渐次深化的，那些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另起炉灶、改弦易辙走向资本主义的错误论调，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探索，是在理性反思历史、直面现实挑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也是在回应人民群众利益需要、构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进程中展开的，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更为系统全面。《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1]（P23）。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为积极主动地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传承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思想的同时，又结合新时代新要求赋予了共同富裕更为系统全面的丰富内涵。概括地说，一是为共同富裕“定位”，即明确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战略地位。“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6]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及“中国式的现代化”论述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共同富裕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17]二是为共同富裕“定标”，即明确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不同阶段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十四五”末、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就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提出了具体要求。[16]《决议》中也强调了党的十九大作出分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战略安排，重申了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1]（P41-42）的宏伟愿景。三是为共同富裕“定法”，即明确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总体思路、遵循原则和实施路径。质言之，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16]

总之，近代以来，中国是被列强裹挟着进入世界历史和现代化进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关于现代化的思维认知和理论导向上存在内部分歧，“干预派”与“自由派”在看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存在明显分野，尽管资产阶级理论家鼓吹、标榜所谓的“公平”“正义”，如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及美国哲学家诺齐克的分配正义言说等，但由于其阶级立场的局限性及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产阶级宣扬的共同富裕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不同，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始终秉承初心使命，结合革命、建设、改革实际，与时俱进探索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这一探索过程充分体现了认识论与唯物辩证法的有机统一。

二、共同富裕价值论的百年聚焦

“为了谁”的问题，不是一个与价值无涉的纯学术探讨，它直接反映政党的根本立场、价值导向和核心追求，深刻昭示政党的政策依据、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是一个政党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要求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18]。在“为了谁”问题上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是我们判断政党属性的基本标准。《决议》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宝贵经验，强调“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1]（P66）。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定人民立场，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切实发挥人民群众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实践主体、享有主体和评判主体地位，在党性与人民性的良性互动中将共同富裕事业推向前进。

坚持将人民群众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主体。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在百年党史的叙事框架中把握共同富裕理论和实践的哲学基础。实际上，在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鞭笞和对未来社会天才般的设想中，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世界、欧文的共产主义试验等思想和实践中，就蕴含着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19]。在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的根源，以唯物史观系统而深刻地洞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论证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与英雄史观等唯心主义论调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实践不仅为人类社会生存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而且为人类精神生产提供不竭动力和根本支撑。恩格斯曾谈到：“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20]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共同富裕思想，立足时代形势和中国发展实际，千方百计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稳步实施共同富裕。《决议》纵览百年历史，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创造了“四个伟大成就”，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既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更确证了人民群众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实践主体地位。

坚持将人民群众作为共同富裕的享有主体。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民对美好生活愿景的不懈追求，如上古文明时期的“天道均平，人道法天”、先秦时期的“损益之道，抑强扶弱”、农民起义主张的“等贵贱，均贫富”[19]等，都蕴含着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基因。同样，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也不乏追寻共同富裕的思想学说，但由于阶级及时代的局限性，我国传统社会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谓“共同富裕”，总体而言仅止步于思想层面，不可能变成现实。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人民群众不仅是共同富裕的实践主体，更是共同富裕的享有者和受益者。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是围绕着满足人民的利益而展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問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2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新的开放环境和发展实际，邓小平同志在反复指出改革之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特别强调“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12]（P139）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2]（P200），要通过更加有效的制度安排稳步实现共同富裕，“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2]（P200）一百年来，从浴血奋战到新中国成立，从奋力争取温饱到稳定解决温饱，从实现总体小康到迈向全面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表1）[22]，党领导人民矢志不渝地走共同富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赢得了人民的普遍称赞。

坚持将人民群众作为共同富裕的评判主体。1991年初，一项针对苏联民众的调查显示，人民对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有13%、不支持率达73%，对苏联共产党的支持率仅有14%。[23]这数据触目惊心，其背后所反映出的民意、民声、民愿更不容忽视。《决议》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决议》还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1]（P71）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述，实际上就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具体来说，党的共同富裕政策对不对、效果好不好，党的共同富裕理论和实践能否凝聚人心、走深走实，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人民才是检验共同富裕的最终评判者。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一是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和愿望，及时了解、帮助群众解决所急所盼，在将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行动自觉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切身利益。二是高度关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团结带领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共同富裕的内容、质量、层次等理解和需求也会有所差别。在党成立后的一段较长时间里，共同富裕呈现出较强的单维性特征，即更多侧重于单一的物质性需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对外交往的拓展，人民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性需求后，对精神文化、民主法治、生态环境等方面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既是从战略高度对党和国家事业作出的顶层设计，也是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出的积极回应。三是对党的历史秉承客观全面、公正理性的基本态度。《决议》“最鲜明的特点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1]（P83）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的百年探索，不是一帆风顺、一路坦途，有成功也有失误，有经验也有教训，但中国共产党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既讲成绩，强调党史的整体性、连贯性，同时也不回避问题。对于前进过程中曾经出现的失误，党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24]。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表现，也是党和人民事业承前启后、走向未来的重要保证。正是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及人民主体地位的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25]（P28）

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谱系中，党性与人民性是统一的。突出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享有主体地位和评判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是决定共同富裕的唯一因素，也不意味着党的领导无关紧要、可有可无，更不是说党性与人民性之间是彼此冲突、相互对立，片面夸大某一方面、割裂二者联系的做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决议》强调：“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1]（P66）这深刻阐明了党性与人民性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百年来，党的初心不改、使命不怠，始终紧紧依靠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反之亦然。

综上所述，无论形势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都始终聚焦“为了谁”这个根本的价值问题，在追寻共同富裕的征途中尊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领导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同时主动接受人民监督和评判。经过坚持不懈地努力，人民对共同富裕的美好期待正不断变成现实，中国人民正以前所未有的历史奋斗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奋力书写着新的发展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

三、共同富裕实践论的百年探索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中国共产党是崇尚艰苦奋斗和实干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优良传统始终伴随着党的百年发展历程。毛泽东同志强调：“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26]邓小平同志强调，必须要下长期奋斗的决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能不提倡和实行艰苦创业。”[11]（P260）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16]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只有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只争朝夕，从实处着眼、用实干考量、靠实绩说话，才能更好地将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再好的规划、再美的蓝图，如果仅仅止步于思想中、滞停在文字上，那也只是水中花、镜中月。一百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取得历史性成绩、实现历史性跨越，是党团结带领人民一步一个脚印、付出巨大牺牲实现的。回望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百年实践探索，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

鸦片战争以后，曾经创造五千多年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及和平发展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列强奴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全面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1]（P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民族独立自主和人民翻身解放，无疑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列宁所指出：“要消灭人民的贫穷，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改变全国的现存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27]在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愈发深刻地认识到，要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愿望，必须推翻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出发，在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中就明确提出了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等重要思想。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并在不同时期因地制宜制定和实施不同的土地政策，最大限度激发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和投身革命的主动性。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农民在政治上翻身作主人，党的政策主张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因时而进，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既减轻了农民负担，又争取了地主阶级的支持。解放战争时期，党制定了更为系统完备的土地改革政策，为恢复农业生产、赢得革命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新中国的成立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为摆脱贫困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28]，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政治前提。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不仅面临在满目疮痍的状况下恢复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历史任务，也要在已有革命成果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新的起点上、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全面推进国家各项建设。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提到了新中国当时面临的严峻挑战，“对于1949年的新中国来说，在世界上站起来谈何容易。当时它贫穷落后，国力军力薄弱，它的意愿和思想还难以令世界上比它富足得多，尤其是那些科学技术上比它先进得多的国家所接受。”[29]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探索共同富裕显得尤为艰难。圆满完成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是由党的指导思想所明确的，也是党的初心使命所要求的。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复杂的国内形势和严峻的国际环境，党紧紧依靠人民，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举措，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升，而且对于国际霸权主义的仗势欺凌敢于迎难而上，使中国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面对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为加快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党领导人民完成了“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华大地得以确立，“为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1]（P10），也“为摆脱贫困、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28]。不容回避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没能完全坚持下去，我国的社会主义探索也经历过曲折。但挫折和失误不应也不能遮蔽成绩，正如《决议》所指出：“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P14）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產党深刻认识到，要提升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追赶时代潮流，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历史和实践也充分表明，落后的生产力不可能实现高水平的共同富裕。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之前一段较长的时期，我们对共同富裕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共同富裕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平均富裕”“同时富裕”“同等富裕”，受诸多因素影响，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实际中，共同富裕总是与平均主义紧密关联。邓小平同志提出：“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12]（P63）他还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2]（P63）尽管在理论上，社会主义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方向指引、制度框架和原则遵循，然而，由知到行、从理论预想到实践成效不会轻而易举实现，共同富裕也显然不能自动变为现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谷时期坚定信念、顶住压力，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笃定前行，确保共同富裕方向不改、性质不变。另一方面，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坚定信心、抢抓发展机遇，分步骤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1]（P22），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团结带领人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旗帜鲜明地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5]（P4）。这既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也向外界表明了党的坚定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具体而言，一方面，在需求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层次更高，而且多元化、细分化、个性化需求日益增长，相较于传统条件下的需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在供给侧，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更为突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针对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及城乡区域发展、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坚持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采取超常举措精准扶贫，努力克服疫情不利影响，使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十二万八千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二〇三〇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1]（P48）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是党领导人民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阶段性成果，集中展现了党领导人民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摆脱贫困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回顾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奔向共同富裕的大道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迈出坚实步伐。展望未来，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我们信心倍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就一定能够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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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3-12-27.

[2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26]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5.

[27] 列宁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2-123.

[28]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講话[N].光明日报，2021-02-26.

[29]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M].胡利平，林华，杨韵琴，朱敬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91.

Abstract：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summarized th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s century-long struggle， and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the new era will be an era in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better life and gradually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The 100-year history of the CPC is a century-long struggle to unite and lead the people in understanding， focusing on and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In terms of epistemology， the CPC has always adhered to its original mission， and explored the conno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by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alities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In terms of value theory， the CPC gives full play to the position of the masses as the subject of practice， enjoyment and judgment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pushes common prosperity further in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arty spirit and the people spirit.？？In practice， the CPC upholds the spirit of working hard and working earnestly， and unites and leads the people in making new achievements and taking steady steps in their journey toward common prosperity. ？

Keywords：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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