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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启示

2022-04-13刘栋

宁夏党校学报 2022年2期
关键词:现实启示延安时期政治建设

刘栋

摘要:延安时期,复杂的革命形势和党的自身发展要求,使得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成为历史必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基础、以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局部执政为实践历练、以严明政治纪律为保证进行党的政治建设。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与复杂的社会环境、党的其它各方面建设以及党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通过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从而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经验;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2)02-074-009

基金项目:2021年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定向探索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基本经验研究”(21lzujbkydx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 栋(1990- ),男,山西长治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兰州大学西北党史党建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党史党建研究。

党的十九大将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設既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科学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自身建设发展的历史逻辑延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1]这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百年历史的深切体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坚定信心。延安时期作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围绕党的政治建设开展了许多生动实践,蕴含着丰富的党的政治建设思想。追溯延安时期党的历史,梳理和总结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对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延安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必然性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后经历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肩负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又面临着异常复杂的社会环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以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从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来看,应对复杂的革命形势需要一支政治素质过硬的党员干部队伍。延安时期,内有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的限制和束缚,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国共产党必须培养和造就一支理想信念坚定、维护党的权威、拥护党的领导等政治素质过硬的党员干部队伍,从而提高党在革命中应对各种危险的能力。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和全民族抗战的广泛展开,中国共产党吸纳了大批新党员,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这为抗战初期党的政治任务的完成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2]这使得党的组织队伍在发展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就组织而言,“许多新建的组织还不够巩固”[3](P245),如某些组织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认真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就思想而言,“广大新党员身上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3](P247),如一些党员干部表现出极端个人主义,不服从组织的分配、调动和决定等。因此,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来肃清党内错误思想,教育党员干部坚定政治信仰、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尤为重要。

从党的自身建设来看,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和革命事业兴衰成败。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经历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长征胜利的坎坷历程,积累了宝贵的政治经验,对党的自身建设和中国革命事业发展有了深刻认识。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在中共中央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虽然遵义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等问题尚未从思想上彻底纠正,尤其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党内还存在分歧。从政治建设的角度来看,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亟待解决,如政治立场不坚定、政治方向不明确、不注重团结统一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张国焘的分裂活动。1935年6月,长征途中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10月率部南下并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该“中央”虽然最终在1936年6月被迫取消,但却暴露了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实行的诱降政策影响下,作为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的张国焘,居然在1938年的清明节乘祭黄帝陵之机脱离中国共产党,投靠国民党并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这种不讲政治的恶劣行径,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伤害,党的政治建设亟待加强。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延安时期,无论是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还是党自身的内在机理都十分复杂,如怎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如何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对逐渐壮大且成分多样的中国共产党怎样有效管理等。这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受到无数相互交错力量的影响,就好比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如果要将各种力量凝聚成一种总的合力,就必然要发挥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风向标”的作用。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的具体实践及基本经验

延安时期,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员政治信仰、党的政治领导、党员干部政治能力等问题,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举措多样,积累了丰富经验。

(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基础,坚定政治信仰

马克思认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P9)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开放的理论,正是依靠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党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取得胜利。任何教条主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土地革命時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造成的重大损失就是明证。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王明等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教条性错误并未改正且延续到了延安时期。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王明从苏联回国,其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右倾错误的一端,并在1940年3月再版其《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进一步为自己的教条主义辩护。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必须从思想上彻底清算这种教条主义错误,否则后患无穷。此外,这一时期大批新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带来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再加上经验主义、宗派主义等严重干扰,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受到影响。要想取得革命胜利,根本上讲,必须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坚定党员政治信仰。

旗帜鲜明讲政治的背后,实际蕴含着党性和信仰的力量。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5](P533)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全党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才能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进而坚定政治信仰,产生源源不断的革命力量。在毛泽东带领下,中国共产党采取长期的学校教育和短期的整风运动相结合的方式,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长期来看,通过创办抗大、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等干部学校来进行思想教育。我们党对学校的教学科目、制度奖惩、考试检查和授课教师等都作了严格要求,特别在课程设置上明确规定要以马列主义为主要讲授内容。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深入学校指导工作并讲课,如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专门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为抗大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中央领导如刘少奇、陈云等也经常进校授课,促进了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从短期来看,通过整风运动的形式加强对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延安整风运动教育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明确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全党通过加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有利地破除了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全党受到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坚定了政治信仰,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二)以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加强党的政治领导

“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6]。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程中,政治组织原则所起最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民主集中制”[7]。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坚持和实行了民主集中制”[8]。全党在经历了长征途中粉碎张国焘分裂党的斗争后,深刻认识到了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为了争取抗战胜利,王明受共产国际委派于1937年11月29日回到延安,但王明在革命中犯了右倾错误,从讲政治的角度看主要体现为:不维护党中央权威;擅自对外发表与中央相违背的言论;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例如,王明在对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搞“家长制”,过分强调“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罔顾党中央权威。

在延安时期复杂的战争环境下,为保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有效开展革命工作,我们党从讲政治的高度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了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性,重申了党的基本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特别强调了全党同志必须坚持“四个服从”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文件,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9]这规定了党从政治上对一切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明确要求各级党委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根据这个决定的精神,中共中央先后建立和健全了在各地区的中央代表机构,从党组织到行政机关,从群团组织到生产单位,各级各类组织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活动,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可以看出,延安时期我们党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过程,既是党的领导核心形成和巩固的过程,也是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加强的过程,更是党的事业发展壮大的过程。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10]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才能牢牢坚持党的政治领导。

(三)以局部执政为实践历练,提高党的政治能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4](P413)就中国共产党而言,无论在实践方面还是理论方面,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具先进性的政党。延安时期,党在全国抗战之初的大发展中增加了七十多万名新党员,但由于这些新党员的阶级出身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党内存在忽视政治、淡化政治等问题,导致国共第二次合作时出现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从党的政治建设角度看,这是由于政治站位不高、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所导致的,是政治能力不强的表现。在革命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面临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如果党的各级各类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强,就能充分领会并有效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顺利开展工作。“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关键是要提高各级各类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11](P1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特殊实际,恰好成为锻炼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政治能力的重要实践机遇。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强大的政治能力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局部执政的十三年,艰苦磨炼各级各类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取得了很大成效。对于各级各类组织的政治能力,我们党通过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提高组织的政治能力,强化各级各类组织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廉洁奉公工作的意识。党的各级各类组织所行使的公共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始终站稳党性立场和人民立场,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我們党以维护公共利益、保障人民权益为目的出台了各项规章制度,主要有:1939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3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干部任免暂行条例》和《干部奖惩暂行条例》等,这些规定对各级各类组织的组织结构、工作职责和廉洁自律等作了详细规定,并且在党的领导下有效贯彻落实,各级各类组织的政治能力在服务人民的实践中得到增强。对于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建设,我们党注重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以提升政治能力。针对这一时期党内存在的各种违反党性原则的错误倾向,如个人主义、分散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状态等,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12]这说明延安时期我们党就严格要求党员干部要增强党性意识,在想问题、办事情过程中一心向着人民,坚决站稳党性立场,在小我融入大我的工作实践中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如今中国共产党要想提高政治能力,同样必须加强长期执政的实践历练。

(四)以严明政治纪律为保证,净化政治生态

纪律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升党的战斗力的重要保证。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集中离不开纪律与权威。列宁在总结布尔什维克成功的条件时曾指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13]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在指导思想、领导阶级等方面具有许多相似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同样离不开良好的纪律。抗战初期,针对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王明领导的长江局与中央分庭抗礼等不维护党中央领导的行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严明政治纪律的重要性。1941年,刘少奇在《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不只表现在他有最高的最明确的原则性上,而且表现在他有最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上。”[14]刘少奇将纪律性作为党性的重要内容,从理论上阐明了严明政治纪律对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作用。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作的报告中谈到了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经验,明确强调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优势在于,“像共产党这样的严肃性和纪律性,是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所没有的”[15]。这表明,严明政治纪律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经验总结,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净化政治生态的独特优势和重要探索。

“在延安时期党的文献中有大量关于政治纪律建设的论述,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纪律建设思想”[16],一个集中的体现就是将严守政治纪律作为个人入党和党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标准,通过严明政治纪律保证党员清正廉洁,从而促进党内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因此,“选人用人是政治生态的风向标”[11](P21)。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5](P527),清晰标示了服从党的纪律这一选人用人的正确导向。1940年,根据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指示,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中指出:“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17]陈云指明了我们党在选拔干部中以“政治”为主的重要标准,而“政治”标准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求党员必须遵守党的政治纪律。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政治考察,这深刻说明,延安时期将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标准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机制,党员领导干部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得到保证,能够为涵养政治生态奠定组织基础。

可以看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民党反动派“围剿”、党内分裂分子破坏等复杂局面时,丝毫不松懈党的政治建设,特殊的革命环境使得这一时期党的政治建设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取得了重要经验。如今,虽然中国共产党已在全国执政并将长期执政,但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复杂国际形势反而对我们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代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党的政治建设经验,充分认识现实中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各方面工作,坚定政治信仰、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党的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通过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从而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三、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对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启示

循着历史逻辑,放眼中国共产党百年自身建设历程,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是党在延安局部执政的十三年关于自身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积累,有着特殊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重温与借鉴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一)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与复杂的环境紧密联系,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历史已经证明,环境越是复杂越需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越需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强我弱的复杂环境中,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不断巩固全党的团结统一,将一切工作的重点放在贯彻实施党中央政治路线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关于党中央的核心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作用,我们从延安时期毛泽东和李维汉的一次谈话中可以深刻体会。李维汉曾在《回忆与研究》中提到,1942年9月中央准备调他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时,毛泽东找他谈话,临别时语重心长地对李维汉说,“罗迈,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李维汉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它的政策影响着英国的众多殖民地。我们当时也有很多根据地,根据地当然不是殖民地,但需要一个‘首都作为政策中心,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18]。这表明在延安时期艰难的革命环境中,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核心是很危险的,毛泽东则是这一时期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发挥着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作用。正是由于这种核心作用的发挥我们党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取得辉煌成就。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5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9]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今世界大势的一个重大战略判断,深刻表明“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20],全党必须清醒认识到,“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有的甚至存在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严重问题”[11](P2)。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告诉我们,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1]置身当今复杂的环境中,如果我们党没有一个核心、没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全党就会一盘散沙,党员干部很容易被各种不良思想蛊惑,丧失政治立场、迷失政治方向。“打铁必须自身硬”,切实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面对新时代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紧紧抓住大变局中的大机遇,牢牢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

(二)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紧密联系,保证全党团结统一

回顾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历程,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政治建设”这一专有名称,但关于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却实实在在地渗透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如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求思想纯洁;在组织建设方面注重选拔和培养政治立场坚定的党员干部,强调对党忠诚;在作风建设方面注重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倡导廉洁政治。如果把党的建设比作一串珍珠,党的政治建设就好比是将珍珠串联起来的那条线,具有纲举目张的作用。毛泽东同志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5](P605)毛泽东同志对党的建设历程的概括,表明政治标准是党的建设的内在要求,深刻揭示了党的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整体布局中的嵌入性存在状态。为了贯彻落实党的政治路线,全党务必保持团结统一,若没有党的政治建设,党的团结统一则难以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党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22]

黨的十九大报告突出强调了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性地位,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新时代党的建设布局中把政治建设放在首要位置,不是挂在嘴上的说辞,不是写在文中的口号,党的政治建设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性,对于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的决定性,必须落实到党的建设各个方面”[23]。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等各方面建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有着相同的政治目标和政治标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要自始至终自觉贯彻和体现讲政治的根本要求,充分发挥党的政治建设对整个党的建设的统领作用。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在新时代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基础上更好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员才能不断保持思想纯洁,党的组织才能坚强有力,党的作风才能清正廉洁,党的纪律才能严明有效,党的制度才能牢固可靠,我们党才能上下齐心发挥出最大合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与党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确保我们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党的这一初心和使命,在党的百年峥嵘岁月中熠熠生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各种挫折、磨难所打垮,而是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强烈使命感是分不开的,而这一时期党的政治建设对党员干部使命感的培养至关重要。例如: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区别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在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同时使广大党员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充分增强广大党员的使命感并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达到了既教育党员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历史使命之间的紧密联系,蕴含着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哲学道理。政治建设是外在的实践,使命担当是内在的力量,党的政治建设是锤炼党员使命感的方法和途径,目的则在于团结全党为实现党的最高目标和历史使命而不懈奋斗。从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看,党的建设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党的历史使命不断实现的过程,进一步讲,党的政治建设始终与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相统一,只有通过政治建设使广大党员始终站稳政治立场、不断增强政治能力,才能使其积极主动地履行使命。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经过革命的洗礼、建设的淬炼、改革的考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事关统揽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11](P2)这鲜明揭示了新时代实现党的历史使命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之间的密切关系,实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而这归根结底要靠党的政治建设来保证。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独特政治使命,又胸怀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最高政治目标,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又是新时代对我们党提出的新要求。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同党的历史使命紧密结合,只有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做到自身始终过硬,我们党才能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才能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这既是对历史的科学总结,也是对现实的深刻审思,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中朝着美好的未来不懈奋斗。

回顾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在挫折中奋起、在失败中成长,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与党的政治建设是分不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24]无论党的建设推进到什么阶段,要确保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政治建设这个根本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当今,我们党所处的社会环境与革命年代大不相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和挑战严峻的国内形势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十分必要。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着力提高党的政治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坚持党的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总布局当中的统领地位,使全党满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饱含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朝着相同的政治方向、秉持相同的政治原则、沿着相同的政治道路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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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Yanan period, the complex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and the Partys self-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made it historically inevitable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ith Comrade Mao Zedong as their chief representative, carried out 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Marxism theory education, requiring themselves to take upholding and improving democratic centralism as the central task, gain som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local administration, and ensure strict political disciplines.?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must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mplex social environment, other aspects of the Party building and the Party's historical mission, so as to make out Party even stronger and more powerful b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Keywords: Yanan Perio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Party Building; Political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春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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