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地图路线看唐宋传奇的行旅叙事

2022-04-08张袁月

西部学刊 2022年5期

摘要：根据小说中人物的行旅路线绘制文学地图后，唐宋传奇呈现出借助路线设置来组织情节与结构的独特行旅叙事方式。唐传奇中的行旅叙事多以两京驿道为路线，并集中在华阴—华山信仰区间，宋传奇则因进京路线的转移而脱离信仰幻设，更倾向于在平淡路途中反映现实。唐宋以后，行旅故事仍大量存在，行旅叙事却因文學中心向江南的移位而产生了新的特征。由此，可从空间维度对古代小说的时代特征、文体流变等作出更深刻的观照。

关键词：文学地图;路线;唐传奇;宋传奇;行旅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5-0168-05

文学地图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文学地理研究方法，它通过将文学要素转化为地图形式，并以之解读文学现象，从而揭示文本中隐含的时代、社会、文化等信息。对于地图而言，距离路线作为制图元素体现着地图最基本的导航功能;对于小说而言，人物静止一地时，曲折的故事很难发生，当人物开始移动行走，才会产生各种奇遇的可能。由此，具有空间转换的古代小说从理论上都可以转换为文学地图，并相应地产生各种不同类型的行走路线。其中，由于需要完成一项事务而离开本地前往他地产生的路线属于行旅路线。比如《红楼梦》中林黛玉在贾府中的移动是行走路线，而从扬州进京投靠贾母则是行旅路线。

行旅叙事是将人物的行旅过程作为推动情节展开的必要因素，并通过行旅路线的地点联结、距离设置等体现特定的空间意义，小说文本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除了起点、终点，还至少有一个途经点;二是途经点有叙事情节发生;三是中途的联结点不可省略，否则会影响到情节的推进。以此观之，唐传奇中的行旅叙事最为典型，宋传奇有所顺承与新变，而到明清则发生了转向。

一、唐传奇：两京驿道上的信仰区间

自唐代科举考试为广大寒俊提供进身之路以来，行旅生活在唐人一生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入仕前，多数人需要不断往返于京城与各地之间赶考求谒;入仕后，基层官员任满须赴京参加铨选，且唐代选调官员，多避开本人籍贯，因此无论选调得官与否，总难逃旅途奔波。即使进入中上层，因唐代官员调动频繁，加之可能落遭流贬，唐人在各地周回往返仍无可避免。因此，由于唐代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唐文人比此前此后各代文人出行在外的机会、时间要多得多”[1]，唐传奇中的行旅叙事也比其他时代的小说更为典型。以文学地图视角来看，唐代小说在路线设置上有着这样的特点：一是多以驿道途经的州县名和驿站名联结路线，二是路线较长，往往跨越数州，因而路线中段一般会出现馆驿旅舍作为联结点，反映出唐代行旅频繁且漫长的时代特征。

关于唐代小说中的行旅故事，近年来已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一般会将驿道和馆驿（或客店、旅舍等）作为场景来讨论故事类型、人物情节等，本文则将其视为人物路线上的联结点来探析它们的叙事功能。仅描述馆驿客店内发生情节而无后续行程的故事不在讨论范围内，如《枕中记》故事发生在邯郸道上的邸舍中，但小说结尾写卢生醒来后再拜而去，并未交代他离开邸舍的后续行程，故属于行旅故事，但不属于行旅叙事。相反，有的小说中馆驿（或客店、旅舍等）并非作为故事情节的主要场景，却是人物路线途中的联结点，如《逸史·李君》中白衣人给李君三封密信是在昭应，但华阴客店是两人初遇相识之处，则将予以关注。

唐代驿道众多，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则有明显差异。连接长安和洛阳的两京驿道作为“唐代之第一大驿道”[2]，不仅产生了大量唐诗，且沿途地点在唐传奇中多有出现，反映出交通干道在文学地图上的重要地位，两京驿道也由此不仅成为一条“真正的‘唐诗之路’”[3]，也成为一条“小说之路”[4]。笔者据袁闾琨、薛洪绩主编的《唐宋传奇总集》对两京驿道沿途主要地名在唐传奇中的出现频率进行了统计排序，列为前三的是华阴、潼关和华州。李朋据李时人编著《全唐五代小说》对两京驿道途经地点对应的小说叙事进行了列表统计[5]，其中数量最多的也是华阴和华州（作者对潼关未作统计）。

华州、华阴、潼关在小说中的高频出现，与它们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华阴属华州，而华州是“京东第一州”，人烟阜盛，邮传馆驿事务至繁;潼关为“长安东道的第一要隘，也是守卫长安的重要防线”[4]，往来人员在此停留聚集。人流量大，产生行旅故事的概率自然也大。不过，如果将地点与路线转换为文学地图后会发现，昭应、新丰等地距离长安其实更近，为何在小说中出现频率不如华州、华阴、潼关？再考察位列前三的这几处地点，会发现它们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临近华山。唐代华山神信仰兴盛，华山庙（华岳庙）位于华山北麓、华阴县城和潼关之间，两京驿道从庙前经过，文士官宦在入京前多在此祈求功名或求祷佑庇，可以说华州—华阴—潼关这一区间笼罩着神灵仙道的氛围，因此神灵阴吏经常出现在这一区间附近的行旅故事中，或为人物卜知前程，或向人物预示未来之事，或帮助人物改变命运等。由于掌辖有界、行走有限，这些神灵阴吏一般不能参与到人物的全部路线中，而只在部分联结点与人物相遇或同行。

例如，卢肇《逸史·李君》写白衣人给李君三封密信，后来每封皆验的故事，宣扬宿命论，本身没有积极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故事发生在李君“自洛赴进士举”[6]580的行旅过程中。从洛阳到长安，走的是两京驿道，而李君与白衣人相识，正是在华阴客店中。后两人同行至两京驿道的东端昭应县，白衣人则中止了行程，李君独自进京。《会昌解颐录》中的《牛生》一篇，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也是牛生“自河东赴举，行自华州”[6]581时遇冥使赠书三封，后皆得验。因华阴南部有西岳华山，小说人物在行经华阴时可能顺访华山，或入华山庙拜谒山神，故在人物行旅路线的联结点上，有时华阴和华山也会同时出现。如李玫《纂异记·浮梁张令》写张令在华阴店中遇到黄衫者，得知自己在死籍册上，于是到华岳庙用千万钱贿赂金天王，又至华山中峰莲花峰，请仙官向上帝奏章为己求情。柳详《潇湘录·郑绍》写商人郑绍“行经华阴，至于逆旅。因悦华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6]982，从而有了皇尚书女向其自求婚姻的情节。

如果注意到唐传奇在路线设置上的这种特点，那么我们可能会从过去被忽略的一些小说中发现隐含的多重信息。例如张读《宣室志·淮南军卒》写军卒赵某在送公书时被金天王抓去送私信的故事，虽非唐传奇名篇，从行旅叙事的角度却有颇多值得注意之处。首先，主人公为军卒，从淮南去京师目的是执行公务，属于行旅故事的典型要素。其次，故事发生在华阴逆旅中，华阴正是行旅故事中频次最高的地点，赵某在华阴客店中被抓到附近的华岳庙见金天王，华阴—华山/华岳庙又是华阴故事常见的“固定搭配”。此外，金天王让赵某去成都送信给女婿萧敬之，而萧敬之则是在赴调京师途中被金天王摄去为婿的。因此，《淮南军卒》实际是在衙将公务的大行旅框架中套入了官员入京选调的小行旅故事。陈少游所派公差与金天王所派私差在赵某身上产生交集，是由于赵某善于行走，一日可行百里，但要同时完成公私差又由于两条路线的方向相反变得不可能，这就造成了赵某的选择困境：若去蜀地，则无法及时送公书到长安，将为死罪;若不去蜀地，又怕得罪金天王，被神灵降祸。最后，赵某还是冒着死罪的危险，去给金天王送信，反衬出华山神在唐代的信仰权威。尽管赵某善于行走，途中也一直在赶行程：“日驰数百里，不敢怠”“昼夜兼行”“得还报，日夜驰行”“径归淮南”[6]771，然而从其行旅路线和距离来看，他必然会误了公务。若无此路线设置，那么《淮南军卒》只是一篇描写善于行走的“异人”之作，而有了这样的路线设置，故事就有了戏剧冲突，并且使赵某作艰难抉择—仍因耽误公务入狱—金天王托梦给陈少游—赵某得以释放且升为裨将的全过程显得情节曲折、跌宕起伏，成为一篇吸引读者的优秀传奇。不少唐传奇也正是这样借助巧妙的路线设置来展开行旅叙事，从而产生一种谈怪述异而又合乎情理的“传奇”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中的地理设置不仅是为了让路线变远从而给赵某制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际上公差和私差两条路线所形成的两个叙事空间“长安—淮南”和“华阴（华山庙）—成都”也显示出了华山神故事所达到的最远区域。这在其他故事中也能得到印证。如《薛二娘》写唐楚州有女巫薛二娘，自言事金天王，能驱除邪厉，楚州恰好属淮南道;《李固言》记西蜀有巫董氏，也是事金天王，祈无不应，西蜀正是淮南军卒私差的目的地，分别反映了华山神叙事空间的东限和西端，“叙事者力图建立一种可信的叙事空间，而这种叙事空间是通过地理真实来实现的。由此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创作意识，是地理构筑叙事的典型案例。”[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淮南军卒》虽因史料价值不高常为研究者忽视，但对文学地理学来说却有着独特的价值。

二、宋传奇：平淡路途中的人间现实

学界通常认为，传奇小说到宋代走向了衰落，因为在取材上，唐传奇取材于生活，宋传奇则多回避现实;在结构上，唐传奇重谋篇布局，宋传奇多病于杂芜[8];在语言上，宋传奇更是过于平实，不如唐传奇精于文采。就行旅叙事而言，宋传奇的情节类型和书写模式主要是对唐传奇的延续，驿道、驿站旅舍仍然是人物行旅路线的主要联结点，这是因为到了宋代，行旅生活仍是宋人一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代表着宋传奇的行旅叙事毫无新变。事实上，当都城的东移使华阴与都城之间原有的内在联系断开，使唐传奇里高频出现的“华阴”在宋传奇少有出现后，宋传奇的行旅叙事反而远离信仰幻设，而更贴近人间现实。

以《泰和苏揆父鬼灵》为例，这篇小说写苏揆任吉州泰和知县时，一名吉州衙将押纲上京回，路上遇到苏揆父亲，与之同行，到洪州时，苏父让衙将先通知苏揆，等衙将见到苏揆，才知苏揆父亲已故去十几年了。如果以故事情节来看，小说似乎并无太多出彩之处，如果去掉最后苏揆自言父亲已亡故多年的情节，整篇小说不过是一篇记录行旅过程的平淡故事，然而从行旅叙事的角度来看，这篇小说却有着多重意味。

首先，小说并非直接以苏父来组织故事情节，而是以一名衙将作为主人公。衙将的行程串起了全文情节：“上京回……行次黄梅县，宿于逆旅中……明日同行……同过渡，至江州……至洪州同宿……至家（吉州）”[9]，黄梅县→江州→洪州→吉州路途遥远，“上京回”更暗示出衙将的实际行程是该路线的双倍距离。过去的行旅故事研究多注意科考举子，但他们毕竟可以客居京城，衙役文吏却不可多作稽留，且正因路途远，才需要他们担负两地间的传递事务，他们是长途行旅叙事中最应受关注却长期被忽视的主体。

其次，小说的主线是人鬼同行。故事的发生，即与苏父的相遇，是在“逆旅”及旅舍中，之后人鬼同行部分行程，这样的设置在唐传奇中也能见到。人鬼行旅路線的叠合反映出行旅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压力，以致在小说设置中，那些已不在人间的鬼灵也难以摆脱旅途奔波，如《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中奔赴长安迎驾皇帝上仙的绿衣阴吏，《纂异记·浮梁张令》中赶往关中递送死籍的黄衫阴吏，《淮南军卒》中追赶善行赵某的无名阴吏等。黄衫阴吏更道出阴间如人间的劳苦：生前为脚力，亡于华阴后“递符之役，劳苦如旧”[6]636。不过，在唐传奇中，鬼灵阴吏的言行和行走方式总会显出与生人不同之处，如《辛公平上仙》中阴吏只能夜间行走、《淮南军卒》中的无名阴吏能追上日行百里的赵某等。但宋传奇不同，苏揆父亲鬼灵在与衙将同行的整个过程中，言行样貌和行走方式都与常人无异。可以说，剥去异人异事的外壳，这些人鬼的相遇、同行、分离，其实就是各种人员匆匆行旅短暂聚散的缩影。

由于《泰和苏揆父鬼灵》的行旅叙事是现实性的，因此人物的行走速度和路程与常人一致，路线与距离设置在情节推进中的作用也更加关键。根据衙将与苏父的行走路线绘制地图，可以直观看到，虽然小说讲述人鬼同行，但濮州→黄梅县→江州→洪州→吉州是符合空间逻辑的现实性路线。从苏父鬼灵自述有儿子在吉州泰和任知县可知，苏揆在苏父生前已到吉州任职。从距离上来看，苏揆的家乡濮州到他任职的吉州路程相当遥远，暗示出远离家乡、音信相隔的无奈。可以推测，因路途遥远，苏揆不能回乡祭拜父亲，也才有了苏父鬼灵欲见儿子的举动，反映出亲人之间的挂念。但最终苏父到洪州不再前行，如果单从情节来看殊难理解，远行之目的是为见儿子，为何走了这么久却突然止步？但在地图上则能够从洪州和吉州之间的地形推知原因：这一带均为连绵山脉，形成了阻隔。苏揆父亲经过了山高水迢，到达离吉州不远的洪州，但父子相见终究还是被重重山川阻隔，那种父亲对儿子想见而无法见到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更能引发读者的感慨与共鸣。也正如此，《泰和苏揆父鬼灵》才未止于一篇“见鬼”的志怪小说，而成为寄托着父子深情和世事悲欢的人间传奇。

将宋传奇《泰和苏揆父鬼灵》与上文论及的唐传奇《淮南军卒》相比会发现，两篇小说均以衙役为主人公，均在路上遇到鬼神，但《淮南军卒》中的赵某本身有异于常人的善于行走的本领，遇到金天王也是在华阴—华岳庙这一唐传奇典型的信仰区间中，而《泰和苏揆父鬼灵》中的衙役只是一个普通人，遇到苏揆父亲鬼灵也是在一个普通的地点，鬼灵在行途中也没有显出像金天王那样的神力，具有宋传奇平淡叙述的特征。如果说唐传奇更善于在跌宕的情节中显出“奇”，那么宋传奇则更倾向于在平实的叙述中突出“异”，因此，宋传奇与唐传奇相比虽有新变，但同时也失却了“传奇”应有的内在文体特征，从而走向衰落。

三、唐宋传奇与后代小说行旅叙事差异

与后代相比，唐宋传奇中的行旅叙事通常都披上神仙鬼灵的外衣。行旅的事务性目的、日程时间限制、行程遥远、路途劳顿，这些都使行人普遍处于身体疲惫和心理紧张的状态，因此，他们所遇到的那些奇闻异事，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行旅心理的曲折投射。这种行途无奈、客思家乡的心理在《纂异记·陈季卿》里有集中反映。这篇小说描写了一个不第举子久视地图而“恍然若登舟”[6]678，回到家乡的故事。在清代小说《聊斋志异·画壁》中也有类似的“注目入画”情节，主人公都是在一种“恍然”状态下进入画中，其实质就是一种久思成幻的心理想象。但《画壁》人物的观看对象是人像画，书生因观画上天女美貌而“意摇神夺，恍然凝想”[10]，进入画中与天女欢会，表达人不可有淫亵之心的教化主题;《陈季卿》中主人公的注目对象则是《寰瀛图》，也就是当时的全国地图，并且一看到地图就在图上找寻江南路，思乡之甚可想而知。地图上呈现的是地点，而主人公在脑海中将它们串联成回家的路线：“得自渭泛于河，游于洛，泳于淮，济于江，达于家，亦不悔无成而归。”[6]678这也是唐传奇中最奇特的一次行旅路线：意识行旅。剥去仙翁以竹叶舟助书生返乡的情节外壳，小说实际反映的是无数游子因返乡路线长而不得不客居外地的思乡与无奈，而《陈季卿》以这样奇妙的情节呈现出来，体现了唐人浪漫瑰丽的想象力。但唐传奇的特点是：既似人间所无，却又遵循现实空间逻辑。在《陈季卿》中，返乡路线的客观距离并未因主观想象而缩短，后文“旬余至家”也印证了这点。因此，这次意识行旅并没有因回家而终止，行旅的终点仍是起点渭水之滨。

而在同样可归为想象性行旅的明代小说《西游记》中，唐僧师徒的取经行旅却在路线和距离上常常与现实空间逻辑相悖。且不说孙悟空一个筋斗直接十万八千里非现实存在，即以唐僧师徒的地面行程来看，也有一些不符合空间逻辑之处。比如，在百回本第十三回中，唐僧自长安辞别唐太宗与众官后，“一二日马不停蹄，早至法门寺”，继之“行了数日，到了巩州城”，“夜往晓行者三日，又至河州卫”[11]。据考证，长安至法门寺的行程至少需要六天，从巩州到河州也非三日可达[12]。在地图上更可以直观看到，唐僧自法门寺西行，却先南下绕道远在蜀中的巩州，再折回至河州，不合情理。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唐宋传奇的行旅叙事虽披着神异外衣，却具有基于唐宋频繁行旅生活的现实内核。

宋代以后，行旅故事仍然大量存在，但行旅叙事特征已发生变化：一是不再像唐宋传奇那样普遍给行旅故事套上神异外壳，而往往直接展现人间的真实旅程;二是由于明清小说篇幅容量的普遍增加，行旅路线的联结点也更加密集;三是衙役文吏在行旅群体中的重要性下降，文人和女性作为行旅主体的比例上升，与之相应的，私人性目的之行旅故事数量明显增加;四是唐宋传奇中的行旅主体常常没有性格特征，甚至没有名姓，很多时候只是作为一个联结各地点的工具性符号，而在明清小说中，行旅主体的性格特征及人物形象，往往就是在行旅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例如，《西游记》可以视为一个群体的行旅故事，行旅过程中唐僧矢志不渝，猪八戒一遇到困难就要回高老庄，师徒四人的西行路线是一致的，却体现出鲜明各异的性格特征。但此时，行旅故事已不像唐宋时那样纯粹，而具有了更多的游历和旅行性质，“行旅叙事”向“旅行叙事”转换。如果说唐宋时以书生赶考、官员赴任、女眷随行、衙将公务、文士谋生等具有事务性目的之“行旅”为典型，到明清则出现不少以游学、访艳等带有休闲要目的之“旅行”。从路线设置来看，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联结点从一般性的行政地名变为多带有地域特征的地名，并设置很多非叙事性的途经点，去掉它们不影响情节的完整性，但加上后会增强小说的地域性。这种现象与古代小说中心向江南的移位有关，也受到了晚明以来兴起的全国性旅游风尚影响。

四、结语

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论述了行旅叙事最典型的唐宋传奇。如果将行旅叙事放置在整个古代小说史中去探讨小说流变，并结合文学地图分析地形地貌、交通路线等对小说情节结构的影响，那么我们将可能揭示出隐藏在文本深层的时代、地域信息，发现被时间线性模式遮蔽的某些文学现象与规律，从而在时空并置的视野中展现更立体的文学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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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袁闾琨，薛洪绩.唐宋传奇总集·唐五代：下[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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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蒲松龄.聊斋志异[M].济南：齐鲁书社，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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