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吐鲁番地区位于新疆中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使其成为中西方不同种群和文化碰撞融合的前沿阵地。从吐鲁番地区遗址考古情况来看，早期铁器时代（公元前七世纪至前三世纪），当地的畜牧业、种植业生产及农产品加工技术有所发展，对动物、植物性食品资源的加工利用达到一定的水平。由此可知，吐鲁番地区先民的生产作业方式由半定居半游牧逐步发展为定居的畜牧业，同时兼有粗放的农业生产，精耕细作的园艺业开始出现。其生产作业方式转变的主要原因是新疆周边各地区的人群和文化因素在吐鲁番汇集，带来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最终因为自然环境的选择，使吐鲁番地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绿洲农业、畜牧业和园艺业。

关键词：吐鲁番地区;生业方式;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87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5-0013-04

吐鲁番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实为天山东部山间盆地，即吐鲁番盆地。该地区处于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东西方文化汇集地。吐鲁番盆地是全球最低的盆地，绿洲为这一地区的居民生产生活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吐鲁番盆地周围山体高耸，盆地内部受热快而散热慢，夏天阳光充足，气温很高，降水稀少，蒸发量是降雨量的百倍甚至是数百倍，由此形成了极为干燥的气候，但丰富的地下水和冰川融水，造就了大大小小的绿洲，在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 （公元前十世纪—公元前三世纪），这里出现了灿烂的苏贝希文化。吐鲁番地区是苏贝希文化的核心地带，主要遗存有：洋海墓地，苏贝希遗址及墓地，加依墓地、胜金店墓地以及盆地西部的鱼儿沟遗址和阿拉沟墓地等。吐鲁番地区的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约为公元前十二世纪至前八世纪的青铜时代晚期，第二个阶段大约为公元前七世纪至前三世纪的早期铁器时代，第三个阶段大约为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二世纪的两汉时期[1]。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玉忠[2]先生就以艾丁湖墓地和阿拉沟墓地为主要依据，对吐鲁番地区春秋至汉代车师人的经济生活状况进行了讨论。近年来，在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和体质人类学等科技考古方法不断进步的基础上，研究者们对各大文化区的生产作业方式研究方兴未艾。吐鲁番地区高蒸发、少降水的气候环境条件，不利于动植物遗存的腐败，使大量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的遗物得以较好的保存下来。因此，针对吐鲁番地区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保存完整动植物材料的相关研究也开始出现。例如：蒋洪恩、李肖等[3]人对洋海墓地出土的植物遗存做了系统研究，发现有黍、青稞和普通小麦三种作物，就此探讨了洋海及其周边地区古环境的状况。李亚、李肖、曹洪勇等[4]人就新疆吐鲁番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粮食作物进行了分析：从青铜时代晚期至唐代，吐鲁番地区生产作业结构以畜牧业为主，以种植黍为主的园圃式农业为辅，规模较小，同时还经营果树园艺。虽然大部分相关动物骨骼分析材料尚未发表，但司艺、吕恩国、李肖等[5]人通过分析洋海墓地人骨的碳、氮等稳定同位素得出洋海先民以肉食为主，并探讨了洋海地区人群组成的变更。以上研究大多针对单个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而对整个吐番地区史前生业方式分析的研究较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出土器物以及相关科技考古成果，依据早期铁器时代（公元前七世纪至前三世纪）吐鲁番地区先民动植物遗存，讨论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并对其中反映的东西方文明碰撞与融合提出初步的认识。

一、吐鲁番地区畜牧业的发展

吐鲁番地区早期铁器时代墓葬中发现的动物遗存以羊头、羊骨为主，用马的骨骼作为随葬品的现象逐渐增多。以阿拉沟墓地为代表的吐鲁番西部地区出现了以马、羊的头部、蹄部作为财产象征的现象，如在阿拉沟东风机器厂附近发掘的41座春秋至战国墓葬中出土了172个羊头、16个马头和大量的羊、马、牛骨骼，其中最多的一座墓葬仅羊头就出土了16个[2]。阿拉沟墓地M3出土1个马头、马蹄和羊蹄各2个[6]。鱼儿沟居住遗址发现的马、羊等动物骨骼，说明马不仅仅是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随葬品，而且是早期铁器时代吐鲁番地区人们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就出土马骨的数量而言，吐鲁番西部地区比中东部地区更普遍。

公元前七世纪至前三世纪，吐鲁番中部地区出土马具所占比例减少，洋海墓地ⅠM1出土有马腿骨一段，洋海第二期墓地中随葬马具的墓葬有45座，相比第一期数量有所增加，但所占墓葬比例有所减少，仅有12%。这说明马作为交通工具的作用不突出，仅为少数人用战争，因此这一时期骑兵武士阶层可能在洋海地区出现。洋海墓地ⅡM127男性墓主人身旁不仅发现了木马镳，而且发现了用两种规格的生牛皮块缝缀而成的皮铠甲，其中一件整件皮甲共用5000余块皮块制成。皮铠甲长109.9厘米、宽75.2厘米，略呈人的上衣状，中前面有缺口，底下皮垫在缺口处上翻成一梯形小块，显示出领部。另一件可能是从上述皮甲上掉落下的部分，残长56.4厘米、宽33.5厘米[7]。这一时期后半段的苏贝希墓地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马鞍辔[8]，加上铜戈这种攻击距离较长的武器出现[9]，说明当时的吐鲁番中部地区已经具备武装骑兵的条件。

洋海墓地和苏贝希墓地中发现大量烤制的羊排、羊肉、羊头等，如苏贝希Ⅲ号墓地M27的下层男性尸骨左侧随葬有烤制的羊腿、羊头和肉块[8]，说明当时动物资源的烹饪加工方式以烤制为主。这一时期吐鲁番中东部地区陶釜作为随葬品出现，并大多带有烟炱，是墓主生前使用的。苏贝希Ⅲ号墓地一共出土了4件陶釜，在其中多盛有羊骨和羊肉[8]。陶釜这种炊煮器的出现，说明吐鲁番中东部地区先民们的饮食方式已经适应了定居的畜牧业生活。

这一时期该地区先民对动物产品的利用方式，除了與第一期获取利用其肉、骨、角、皮毛以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以外，奶产品也成为动物资源加工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洋海墓地采集到一件长35.6厘米、直径0.8厘米，在直木棍一头安装略粗些的短曲棍的搅拌器（04M：39），这是用于搅拌乳制品的器具[10]。早期铁器时代晚段（公元前五世纪—前三世纪）遗存的苏贝希Ⅲ号墓地M27一陶钵中盛有质地坚硬的黑色块状残留物。经检测，其中含有少量牛酪蛋白，为牛奶的特异性蛋白，因此该残留物应该为牛奶制品或者牛奶掺杂物[11]。该墓地M29下层男尸足下的皮囊内装有乳制品[8]。这说明当时居民对牛奶等动物资源的加工利用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二、吐鲁番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农业生产方面，阿拉沟类型的墓葬中几乎不见吐鲁番中东部地区洋海类型墓葬中常见的植物种子及其制品。鱼儿沟遗址F1a东北角的陶缸，仅在其底部发现少量植物种子，但未经鉴定不知是何种类。在F2c中发现9件马鞍形石磨盘，都集中放置在火塘四周。这说明当时的吐鲁番西部先民可能从事少量粗放的原始农业，春天播种而后去草场放牧，秋天放牧归来后收获农作物，在漫长的冬季用石磨盘对农作物进行的加工。在阿拉沟墓地M1的扰土层（被非自然因素扰动过的土层）中发现了少量的桃核、杏核（未经鉴定），应该为先民采集的野生果实遗存[6]。粗放的原始农业不足以满足该地区居民对植物性食品的需求，那么发展采集业会对其有一定必要的补充。

新疆中东部地区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植物遗存，包括大麦、小麦、青稞、粟、黍等农作物的果实及其加工制品。洋海墓地采集到一块直径4.6厘米、厚2.2厘米面饼（04M：64），用磨碎的粟粉团成小饼状[10]。苏贝希Ⅲ号墓地M27出土的陶钵中识别出熟面食，经鉴定其主要由大麦和黍的面粉制成，并含有一定量的乳酸菌和酵母。显微CT表明其内部较为疏松，应经过发酵处理，与今天的发酵面包相似[12]。在M27的另一个陶器盛有重约150克的农作物颖果（禾本科植物特有的果实类型）;苏贝希Ⅰ号墓地M10墓主头部左侧的陶钵中发现有长条形面条遗存;M11出土的陶钵内共有9块长椭圆形点心和26块圆形点心，经鉴定颖果、面条、点心皆为黍制品，且面条、颖果为煮制，点心为烤制[13]。从这些保存完好的植物遗存来看，早期铁时代晚期，新疆中东部地区人们对谷物的研磨更加精细，不见颗粒状的原料，但仍有些谷物的稃片掺杂在其中;面包、粟饼、面条、点心等皆为手制，形状小巧但造型粗糙。这些食品的烹饪方式以烤制为主，因为烤制食品具有口味佳、易保存的特点。对于地处植被稀少、燃料不足的吐鲁番地区的先民来说，烤制食品不用反复加热，便于在外出狩猎放牧时携带。这一时期先民已经掌握了食品发酵技术，面团发酵经过烤制变成与现代面包相似的产品，使食物的口感和营养更加丰富。由此可见，吐鲁番中部地区先民不仅学会了中原地区“粒食”（以谷物为食）的饮食习惯，也保留了夷狄“不粒食”的饮食习惯。

这一时期，在吐鲁番中东部地区农业生产及农产品加工技术有所发展同时，园艺业也出现了巨大进步。洋海墓地M2046（公元前400年—前200年）发现一段葡萄藤，从生长轮来看，已有6年的树龄。吐鲁番地区冬季严寒，需要精心栽培才可能使其存活六年之久[14]。葡萄的鲜果可以直接食用，风干后可做成葡萄干，发酵后可做成葡萄酒，成为洋海地区先民重要的食物补充，丰富了吐鲁番中东部地区先民的饮食结构。

早期铁器时代，吐鲁番地区的先民经营着以畜牧业为主、少量粗放农业经济为辅的生业方式，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园艺业。相较于青铜时代晚期，这一时期谷物类食物在人们日常饮食中得到增加，人们对肉食资源的依赖程度逐渐减少，这与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不谋而和[5]。随着东亚群体向西迁徒的增加，欧洲mtDNA谱系的影响出现弱化的趋势[15]。这一时期吐鲁番地区的人群组成结构以欧洲人种支系为主，蒙古人种支系所占比例增加，并出现两种人种融合的趋向。例如，据考古工作者对苏贝希遗址进行的人类学测量结果表明，欧洲人种支系占68%，蒙古人种支系占16%，混合特征的人种占16%;苏贝希Ⅲ号墓地M17墓的4具人骨中，A和E为欧洲人种的中年男女，C为蒙古人种的中年女性，而B为混合人种的青年男性[8]。这一时期中原“粒食”的饮食习惯和中亚、西亚地区面食的习惯同时在吐鲁番地区出现。这两个人种的融合说明其不仅仅是基因的融合，还有生活方式的融合。

三、结语

早期铁器时代，新疆吐鲁番地区先民的生业方式从半定居半游牧业转变为经营着粗放农业生产的定居的畜牧业，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开始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是吐鲁番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欧洲人种支系和蒙古人种支系的交汇地带，人口的流动性导致了生业方式的不稳定性。青铜时代晚期吐鲁番地区的人种结构以欧洲人种支系为主;早期铁器时代蒙古支系人种增多，尤其是甘青地区的人口西进，并且出现混合人种类型。不同人群的交流融合，为吐鲁番地区帶来了不同的文化因素，如西亚的箜篌，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文化的蜷曲动物纹和后肢反转的动物纹，中国北方地区戎狄文化的虎噬动物纹、双鸟纹等鄂尔多斯式青铜牌饰，甘青地区的彩陶文化，南亚地区的六角花饰等，并成为吐鲁番地区苏贝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吐鲁番地区是不同文化的汇集地，也是各地区先进生产技术及成果的汇集地，如西亚的小麦、葡萄，南亚的棉花，中原地区的粟和黍，斯泰基文化的马具等，都成为吐鲁番地区先民生产作业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吐鲁番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绿洲农业、园艺业和畜牧业。

参考文献：

[1]张仁良，吕恩国，张勇.吐鲁番地区早期铁器时代考古[J].早期中国研究，2016（0）.

[2]张玉忠.汉代以前车师人的经济生活[J].新疆社会科学，19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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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崔银秋.新疆古代居民线粒体DNA研究：吐鲁番与罗布泊[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109.

作者简介：王列成（1993—），男，汉族，山东潍坊人，单位为重庆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新疆地区史前社会生活史。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