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崇粼 翟海涛

摘要：韦拔群同志生于晚清民初的这个特殊时期，各类思潮纷纭交错，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出身于富农家庭的韦拔群曾接受过新式学堂的教育，却并未读书入仕，而是重返家乡，成为乡村知识分子的一员。他变卖家产，四处游历，赴广州农讲所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回到广西开办农讲所，领导农民起义，最终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综观其革命历程，韦拔群由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实践，最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被后人赞誉的红色革命家。追忆壮乡革命风云，韦拔群同志的革命历程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

关键词：韦拔群;乡村知识分子;革命历程;红色革命家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5-0010-03

韦拔群（1894—1932年），广西东兰人，壮族，曾用名韦秉吉、韦秉乾、韦萃。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卓越的农民运动领导人、百色起义领导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者之一。1932年10月19日凌晨，韦拔群被叛徒杀害于广西东兰赏茶洞，时年38岁。2009年韦拔群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本文现就韦拔群从乡村知识分子到红色革命家的革命历程进行研究。

一、韦拔群生活的时代背景

（一）动荡不安的时局

从1840年到1911年这段时期，古老的中国不再安宁。西方列强的入侵，打破了往日里的平和宁静，腐朽没落的清王朝逐渐滑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1894年韦拔群出生，那一年正是中日甲午海战的时候，清王朝在东洋鬼子坚船利炮的轰击下曲膝投降，《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此后，随之而来的是八国联军侵华和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建立了民国，随之袁世凯复辟，陷入了北洋军阀混战的时期，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韦拔群出生于广西，而广西也经历着新旧两系军阀混战之局面，一时可谓兵荒马乱。而后，桂系军阀乘乱而起，对革命力量极力反扑与扼杀。桂系军阀深知广西地处边陲，地理位置优越，把其当作自家后院是极佳的选择，在那里大肆推行反动统治[1]。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广西人民深受着种种压迫，工农革命思想的萌芽开始在有志之士的脑海里形成。韦拔群同志就是他们的代表，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挺身而出，走上了革命之路。

（二）两极分化的壮乡

广西位于我国的西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十万大山将其环绕，自然环境甚是恶劣，韦拔群的家乡东兰县，更是如此。《东兰县志》记载“东兰素称地瘦民贫，生产极其落后，人民生计艰苦……”[2]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壮乡的地主阶层仍然鱼肉百姓，四处敛财，压榨乡民。据《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记载“大土豪韦礼伯占1040亩;武篆的杜瑶甫、梁士训占1000多亩。”[3]东兰壮乡农户多给地主当长工，吃苦受累仍吃不饱饭，过着奴隶般的生活。韦拔群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虽然出身于富农家庭，但却深刻感受到了壮乡的两极分化，他看到地主粮食塞满粮仓，肆意挥霍和欺压良善，也看到乡亲们吃苦受累、忍饥挨饿，在他的心中，同情农民、解救农民的思想开始萌生。韦拔群曾这样义正言辞对地主说过：“你们这些凶神恶煞，我长大了一定打倒你们！”[4]

二、青年韦拔群及其新思想的形成

（一）韦拔群身世经历与民主思想的初成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农历正月初一，韦拔群出生于广西东兰武篆区的一户富裕农民家庭。在韦拔群的青少年时期，就目睹着“三座大山”对人民的压迫，因而在他的心中，常怀着对地主阶层的厌恶与痛恨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随着年龄的增长，韦拔群与地主斗争、为乡亲谋幸福的想法愈加强烈。

1908年，14岁的韦拔群进入了东兰高等小学堂。但韦拔群发现这里的教书先生仍然是清朝的打扮，所教授的知识都是晦涩难懂的经学史籍。年轻的韦拔群认为这些都不能救百姓脱离苦难，他私下里开始读书读报，学习新学。1911年，为了追求新知识，韦拔群选择了省立庆远中学。在庆远中学读书时，韦拔群努力学习新知，接受民主思想。后来，在一位亲戚的介绍下，韦拔群来到了广西政法学堂。但不久韦拔群发现所谓的“政法学堂”仅仅是一个幌子，“其实是旧书院换了一个牌子，还是那些举人、拨贡、秀才把持学校，教学内容仍旧是老套。”[5]曾接受过新知的韦拔群自然不愿与这些遗老遗少们为伍，他希望能寻找到一条光明之路来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故而再次退学。

1914年秋，韦拔群变卖部分家产，开始踏上了寻找救国救民的历程。他曾多次去华南地区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考察。在韦拔群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军阀争夺地盘，政客互夺饭碗，官僚专铲地皮，绅士争食弱肉，田主掳掠农民，富翁盤算贫农，兵灾匪祸。”[6]这次游历不仅开阔了韦拔群的眼界，更让他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理想。1915年末，听闻袁世凯悍然称帝，韦拔群决心举兵讨袁。他在东兰招兵买马，与百名青年赴贵起义，后加入熊克诚的护国军。1920年韦拔群来到广州，决意投靠孙中山，加入“改造广西同志会”。这段时间，韦拔群结识了陈伯民、黄大权等革命战友，并和他们一同建立了“改造东兰同志会”，还进行了反“刘邓捐”以及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在韦拔群的领导下，东兰农民运动开始兴起。三打东兰的胜利更是让农民群众有了信心和勇气，革命的热情高涨起来。通过一系列的革命斗争，韦拔群的思想愈加坚定，此时的他成为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二）成为乡村知识分子的韦拔群

乡村知识分子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能认字读报，也曾走出田间，探索外部世界。韦拔群虽然出身于地处偏远的广西，在信息闭塞的东兰武篆长大，但他早年曾走出深山，到城中求学，先后前往许多城市游历，这让他眼界大开。这些通过游历得来的见识，促使韦拔群日后建立革命武装并进行武装斗争。韦拔群年少时，他经常会读诸如《水浒传》《神人岑逊王》《侬智高》《太平天国革命》这一类的书籍，这些书中主人公心系百姓、为民除害的作风和劳苦人民奋起反抗的斗争精神都对韦拔群有很大影响。而后，他阅读《天演论》《时务报》《新青年》等新学书籍、报刊，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深入其心，他与进步人士共商救国之路，以“愤不平”为笔名来宣传自己的新思想。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历，韦拔群同志眼界、阅历、学识都有了很大提升，成为众多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韦拔群重返壮乡，成为乡村知识分子的他满怀斗志、行动坚定，但由于当时他未能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革命中走了弯路，直到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韦拔群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

（一）韦拔群积极接受并学习马克思主义

面对乱势与危局，先进的仁人志士号召向西方国家学习，他们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去救中国，但在革命实践中却屡屡碰壁，以失败告终。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一种新的思想深入到进步人士的心中，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随马克思主义而来的还有马恩的著作，诸如《共产党宣言》和《阶级斗争》等，中国的先进分子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逐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及学说。马克思主义斗争学说日渐深入人心，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广大劳动群众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明白必须同劳动阶层结成联盟。

韦拔群看到了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矛盾，他开始撰写宣传革命的文章，并把《新青年》等进步杂志带回东兰家乡让人们阅读。同时，韦拔群也明白了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夺取政权。但究竟是要什么样的阶级斗争是摆在韦拔群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他深知还像往日搞农民暴动是行不通的，也深知“散漫的各个争斗是不济事的，必须把各阶级各部分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集中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的反抗力量”[7]。明白了这一点，韦拔群就知道了马列主义的价值和意义。当时广州在开展农民运动，韦拔群听闻即赴广州，加入了当地的农讲所学习。在农讲所，韦拔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的新阶段。

（二）韦拔群掌握运用并传播马克思主义

韦拔群在广州的农讲所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思想，毛泽东对这位农民运动领袖有着高度评价，称他“读了半本马列主义，红了半个中国，他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8]在研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后，韦拔群的思想逐渐改变，悟出了一个道理：在半殖民地半封社会的中国，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农民永远都是被压榨、被奴役的对象，而革命性最强的莫过于这一庞大的群体。他意识到，只有团结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号召农民群众为夺取自己的权利而奋斗，农民群众才会更愿意去投身革命运动，为革命的胜利而奋不顾身。

1925年3月，韦拔群结束了在广州农讲所学习。回到东兰县城，他把乡亲们集中起来，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成立农会，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在韦拔群的积极号召和领导下，东兰的革命运动兴起了，农民的革命热情调动起来了，“到八、九月间，东兰县便成立了七十多个农民协会，拥有会员两万余人。”[9]韦拔群作为“天才的宣传家”，为东兰农讲所的建立和东兰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不仅让韦拔群成为广西各族人民共同爱戴的领袖，也让韦拔群本人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四、韦拔群开展革命实践及向红色革命家的转化

（一）“东兰农案”的斗争及胜利

韦拔群开办的农讲所，使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心中怒火中烧，昔日横行霸道的地主、官僚怎能善罢甘休？他们给韦拔群扣上了“土匪谋叛”的罪名，大肆镇压东兰县的农民运动，造成震惊全国的“东兰农案”。在1926年1、2月间，东兰县被杀害者多达500余人，韦拔群的家也被烧毁[10]。反动军阀企图通过大屠杀的血腥手段来让韦拔群及其领导的农民自卫军退缩，而韦拔群却率农军继续抗争。在西山，韦拔群成立了革命根据地，和反动势力斗争。在军阀团长龚寿仪被调走后，韦拔群率军主动出击，成功地把根据地迁回东兰武篆。1926年9月10日，韦拔群率农军进行反击，东兰知事听闻韦拔群领兵前来即仓皇逃走。这标志着韦拔群重新把东兰县夺了回来，让民众有了更强的信心。韦拔群深受广大农民的爱戴，百姓自发上书政府要求重新审理此案。省政府被迫成立“东兰农案调查组”及“善后委员会”，并发了《俭电》，“承认农运、农军、农讲所合法，拨给农军子弹”“撤职、惩办贪官，没收土豪劣绅财产，交县农会分别赈恤”等[11]。这次斗争胜利的影响巨大，韦拔群不仅赢得了民心，还得到了中央的赞赏：“东兰发生了县长援助劣绅土豪屠杀农民数百人之惨剧，现时经韦拔群同志之努力，又将东兰农民组织好，把土豪劣绅击退至两江之东岸，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为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12]。

（二）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

1926年4月，在中央的指导下，广西党组织开始建设，希望能够发展一批先进分子，以建立右江党组织。韦拔群在入党申请书中说：“吾拔群，愿把五尺之躯交给党，跟党铲除天下不平，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热烈而生，热烈而死。”[13]韦拔群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此时广西的革命形势逐渐好转，党中央派来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来广西，同任广西农协副主任的韦拔群一同商议革命工作。广西省政府也较重视韦拔群的农民运动，赠了一批枪支弹药和武装军队来支持韦拔群所领导的农军发展。

1929年冬，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时任第三纵队司令的韦拔群与战友们并肩作战，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帷幕，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让革命有了新的发展。1930年2月，隆安、平马、亭泗战役爆发后，韦拔群领导的部队在根据地坚守，以保证后备力量的稳定。此外，韦拔群还走进农村、深入乡间，向劳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从而扩大了工农民主政权的影响力。他号召劳动群众加入共耕社，一起来进行土地革命。一时间，右江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为红色革命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1930年11月，红七军继续北上进行革命运动。为了让大部队的力量更壮大，韦拔群不假思索地把精心培育的革命武装编入北上部队，而自己只带一些老弱的士兵。韦拔群这种顾全大局， 处处为了革命利益着想的做法，无不凸显着他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的革命风范。他对战士们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无条件地为工农利益去战斗。我们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革命者处处是家乡。”[14] 此时的韦拔群的思想在向着共产主义的方向转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韦拔群同志革命斗争中以忘我的牺牲精神诠释了中国红色革命的实质与内涵。

参考文献：

[1]黄现璠，甘文杰，甘文豪. 韦拔群评传[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2-35.

[2]东兰县志编纂委员会. 东兰县志[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82.

[3]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127.

[4]杨志功. 韦拔群的人生追求[J]. 传承，2008（5）.

[5]叶季壮. 回忆韦拔群[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79：64-72.

[6]庾新顺，龙丕泽. 东兰出了个韦拔群[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34.

[7]任建树. 陈独秀著作选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8]许欣. 毛主席关怀我广西[N]. 广西日报，1977-11-20（9）.

[9]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 壮族人民的好儿子韦拔群[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213.

[10]陈秀祥. 东兰农民运动（ 一九二一—一九二七） [ M]. 南寧：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45-61.

[11]黎国轴. 论韦拔群[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27-33.

[12]朱仲玉. 韦拔群[M]. 北京：中华书局，1959：112-116.

[13]陈欣德. 广西革命烈士诗抄[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77.

[14]杨军. 中华英魂韦拔群[M]. 南宁：接力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吴崇粼（1998—），男，汉族，河南南阳人，单位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基本问题。

翟海涛（1975—），男，汉族，江苏宿迁人，博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基本问题。

（责任编辑：冯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