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大概除了少数中国史学史专家和部分儒家学者外，已经很少有人读《春秋》了，即使有少数读者，大概也只是把它看作一部“历史书”，“当作一个客观的历史文本”来阅读。而由于《春秋》文本的独特性并不符合史书的一般特点，实难激发普通历史爱好者们的读书兴趣，故即使作为“历史书”，《春秋》的境况似乎也是惨淡之极。即使对于当代新儒家来说，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似乎亦不具有“思想价值”，除了以《公羊学引论》成名的蒋庆先生以外，少有以《春秋》及“春秋学”为其思想资源者。在当代哲学家之中，对“《春秋》的深远寓意”有真切之体会者，亦寥寥无几也。

“春秋”者，春秋时代多数国家国史之通名也，《墨子·明鬼篇》所谓“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即指周朝及燕、宋、齐诸国的史书。鲁国之国史亦称《春秋》，即所谓“鲁《春秋》”。少数国家之史书另有其名，如晋国之史为《乘》，楚国之史为《梼杌》。这些史书其实已全部亡佚，有人说现存《春秋》即“鲁《春秋》”，此说其实大有问题，我们大概只能说现存的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与“鲁《春秋》”之间确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而这种亲缘关系的确立是由孔子在晚年实现的。《史记·孔子世家》曰：“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孔子作《春秋》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大事因缘”，对此我们有几点认识：

首先，《春秋》是孔子自“作”的唯一一本书。孔子晚年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作《春秋》，此中只有《春秋》是“作”出来的！孔子一向坚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原则，但在人生的暮年，“述而不作”的风格似乎发生了改变，他要“作《春秋》”！“作”不是“述”，不是“编”！“作”一定是带着“创生”意义而来到世上的！然而，《春秋》之“作”又似乎是完全以“述”的方式进行的，它似乎只包含单纯历史事件的记述，其中并没有“吉”、“凶”、“好”、“坏”之类的价值评判。然而正是在这种“述”与“作”之间，微妙地开示着《春秋》的“至境”和“大义”。

其次，“仲尼厄而作《春秋》”。司马迁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所谓“仲尼之厄”，其实就是孔子晚年的“绝望忧思”：“吾道穷矣！”“吾道不行矣！”“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何以自见于后世？”此“人生之厄”既是一种所有志士仁人的共同命运，也是孔子个人独有的厄难，而此厄难的解脱途径，不是进入山林之中孤独修炼，而是进入“历史”之中，通过历史之审判，确立家国生命之正道。

第三，孔子作《春秋》和“获麟”有关系。“麟”者，麒麟也。《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锄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又《史记·儒林列传》云：“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馀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按此说法，孔子正是受“获麟”一事的刺激，才开始发奋作《春秋》，而《春秋》之终结于“西狩获麟”，亦因此故。当然，还有另一种说法：孔子晚年归鲁后，依据“鲁《春秋》”写作自己的《春秋》，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西狩获麟”事件以后，对世道彻底绝望，终于不再书写。根据此说，“获麟绝笔”则意味着“对书写不再可能的承认”，意味着“不再有书写和判决历史的权能”。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其中都蕴含着“瑞兽”与“道穷”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春秋》中通篇充斥着的正是这种“内在的紧张”。

第四，孔子作《春秋》与“素王”观念。孟子论《春秋》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谓“《春秋》，天子之事也”，正是司马迁所谓的“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之意。此处之“王”，正是“素王”之“王”。“素”者，空也，“素王”者，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帝王之位者也。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对此似乎只能理解为：“孔子要在《春秋》之中以（新的）天子身份来‘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要在自己的著作中‘翕然‘兴发为至高的圣王，以行天子之事！正因为如此，孔子才会讲‘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样的话。总之，这是个重大的问题。所以我说《春秋》这个文献本身极有特色，絕不止于一本历史书，而是包含了孔子在其晚年绝望之中的奋发一搏、以求自见于后世的关键结构和信息，其中一定有‘孔夫子密码在！”（张祥龙《先秦儒家哲学九讲》）gzslib202204021817

《春秋》之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历鲁国之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共十二公，凡二百四十二年。首句“元年春王正月”，末句“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所记内容包括侵伐、朝聘、会盟、灾异以及其他大事，包括别国向鲁国正式通报的大事。《春秋》之文字极其简约，仅记录事件而不记录言论，对于所记之事亦不加以评论，每年之事件分条记录。以下试举两例：

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定公三年：“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晋，至河，乃复。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庄公。冬，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春秋》的书写方式特点，即司马迁所谓“辞微而指博”或“约其文辞而指博”，说话说得很隐约，但是思想极其博大，内涵极其丰富。从表面上看，它是一部按年记事的史书，但它绝非是王安石所戏称的“断烂朝报”，亦不是今人所谓的“大事记”。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所谓“见之于行事”不同于“记载行事”，“记载行事”是把“行事”只当作特殊的、个别的事实来看待，而“见之于行事”是要从“行事”（在历史中实行出来的事件）中“看见”、“呈现”那深切著明的“人生意义”，展示“张三世”、“通三统”、“大一统”、“当新王”、“改旧制”等一系列回荡于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时义”。实际上，“春秋”一词之中就蕴含着因天体运行而来的“四季”的时间意义，人间的“历史”从来就不脱离“春秋”的自然历史意义。《春秋》的“时义”既在每年的“春夏秋冬”之中，亦在礼乐文化或政治制度的“新”、“旧”嬗变之中。历代“春秋学”家所揭示的“三正”、“三统”与“三世”之说，皆包含着自然时间、历史时间、政治时间和生活时间的集体时间意义，此外还有灾异时间、生死时间、礼制时间等等。《春秋》十二公除最后一公外，每一公都以喜气洋洋的“元春”开始，以“公薨”的悲哀结束，这其中隐含着一种交响乐式的时间结构与动态。而在《春秋》之始的“春王正月”与《春秋》之终的“西狩获麟”的一始一终之间，还有那不可控制与约束的灾变之势，在这种灾变之势中深藏着华夏生存的最隐秘的希望与最深刻的恐惧。

《春秋》除了“经”本之外，还包括各种“传”，流传至今的为“《春秋》三传”，即《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历史上还有过《邹氏传》和《夹氏传》。无论这些“传”是源自孔子自己的讲授还是后人的发挥，却都是《春秋》经本身的义理可能性的实现。张祥龙教授认为所有“传”均源自孔子所说的“原传”，此“原传”以口说或“师徒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并发生变异，最终形成各种“传”。“三传”之中，《左氏传》重在叙述历史事实，《公羊传》和《谷梁传》则重在阐发“微言大义”。汉代以后，以《春秋》经和“《春秋》三传”为基础形成的“春秋学”，尽管其方向奇异多变，但在中华思想中一直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今天阅读和研究《春秋》，当然可以从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角度进行，但对我来说，也许首先应该摆脱的就是这种“学科意识”的限制和束缚，同时，我也不可能本着“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的“素王”理想而读《春秋》。我想在贯通“《春秋》三传”的基础上，进入《春秋》“大义”的至境之中，从而在隐微构成的生存势态中，体会华夏生存的本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