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春秋时期，“师保”是“傅”和“师”的通称，从职位上分为傅、少傅，师、少师;从来源上分“君命”和“私属”两类。诸侯太子之外，庶子亦可有师保，但一般出身低微，甚至等同宾客。师保与所傅者，属君臣关系，命运休戚相关。诸公子争位带来杀戮，迫使师保开始反思旧有的君臣关系。管仲认为，师保当以社稷为重，不应为君主一人殉身。师保为社稷之臣，而非君主之奴仆。在礼崩乐坏之际，身为师保，当具刚正之气，谏诤违礼，又当谦柔礼让，以礼自防。叔向和晏婴为师保，大量引《诗》、赋《诗》，是礼乐文化的传承者。春秋时期的师保，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早的帝王师形象，对社稷百姓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

关键词：春秋;师保;师;傅;教育

作者简介：宋小克，男，暨南大学文学院教师，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3-0134-06

“师保”指太子的教育者，其设置可追溯至殷商时期。据《商书·太甲》记载， 商王太甲云：“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1]（P348）“师保”，是“师”、“傅”、“保”的通称。据《尚书·周官》记载，“师保”包括太师、少师，太傅、少傅，太保、少保等职官。前者称“三公”，后者称“三孤”。[1]（P500）但 “三公”和“三孤”是朝廷执政重臣通称，非专为太子教育而设。至贾谊《新书·保傅》和《大戴礼记· 保傅》才把“三公”、“三孤”（又称“三少”）说成教育太子的职官。《新书·保傅》云：“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2]（P183）从制度设计上看，师、傅、保三者职责不同，但实际上，三者并非一时齐备，职责亦难清晰划分。考先秦典籍，提到担任师保者，或称“师”，或称“傅”，召公之外，罕有称“保”者。故而在春秋时期，“师保”实际上指担“师”或“傅”的人物。《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记述了大量关于“师”和“傅”的故事。本文将以此类故事为中心，考察春秋时期师保的思想、行为、境遇及其嬗变。

一、师保的类别

在春秋时期，“师保”可称“傅”和“师”。师保，既可指太子之傅、师，也可指君主之傅、师。如《左传·襄公十三年》楚共王自述：“少主社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及习师保之教训。”[3]（P1000）又《国语·晋语九》云：“顺德以学子，择言以教子，择师保以相子。”[4]（P449）以上“师保”，指教育太子的职官。师保，亦指辅佐君主之重臣。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定姜批评卫献公，云：“先君有冢卿以为师保，而蔑之。”[3]（P1013）又《吕氏春秋·不苟论》记载：“故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5]（P1609）以上“师保”作为朝廷重臣，可能担任过傅、师之职。

师保职位又有正副、高低之分。春秋时期，师保正职称“傅”或“师”，副职称“少傅”或“少师”。据《左传·昭公十九年》记载，楚平王即位，立建为太子，“使伍奢为之师。费无极为少师”[3]（P1401）。《左传·桓公六年》记载，随国有“少师”之职。杨伯峻注：“少师，疑是官名，其人姓名不可知。”[3]（P110）楚国称师保为“师”，而中原诸侯国称“傅”。据《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载，齐灵公“使高厚傅牙，以为大子，夙沙卫为少傅”[3]（P1048）。少傅、少师，辅助傅、师，共同完成太子教育。贾谊《新书·保傅》称《周官》“三孤”为“三少”，曰“是与太子燕者”[2]（P183）。“三少”是“三公”之副，常陪伴、监督太子。

太子即位前，称师保为“傅”或“师”，即位后尊称“太傅”、“太师”。据《国语·晋语四》记载，晋文公使阳处父傅太子“欢”（晋襄公名）。[4]（P359）《左传·文公六年》记载，赵盾制定国政，“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3]（P546）。阳子，即阳处父。时晋襄公在位，故称阳处父为“太傅”。又如，潘崇为楚太子商臣师，后协助太子弑君篡位。据《左传·文公元年》记载：“穆王立，以其为大子之室与潘崇，使为大师，且掌环列之尹。”[3]（P515）穆王，即太子商臣。商臣即位为楚王，潘崇亦升任楚王“大师”。君主之师保称“大傅”、“大师”，与太子之“傅”、“师”区别。

君主不但为太子设师保，也为庶子设师保。据《左传·桓公十六年》记载，卫宣公既使右公子傅太子急，又使左公子傅幼子寿与朔。又据《左传·哀公八年》记载，陈哀公既立太子偃师，又使公子招与公子过傅公子留。君主使诸公子、卿大夫傅庶子，往往形成与太子争权的态势。卫、陈、周等三国，为庶子立傅，结果都导致了宫廷内乱。

君主任命师保之外，尚有“私属”之师保。春秋时期，嫡长子继承制被破坏，庶子即位的情况非常多。庶子及其母为政治前途考虑，往往私自结交卿大夫，使之为师保。据《左传·闵公二年》记载，鲁庆父弑闵公，成季奉僖公奔邾。《左传》追述云：“成风闻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属僖公焉，故成季立之。”[3]（P273）成季出生时，卜辞预言其将“为公室辅”。僖公之母成风相信了卜辞，将其子嘱托给成季。然而，若此类“私属”行为泛滥，势必造成结党营私之风，破坏正常的继承制。据《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敬嬴（鲁文公次妃）勾结权臣襄仲，使傅其子（公子俀）。鲁文公卒，襄仲遂杀嫡子，立庶子俀为君。[3]（P631）襄仲为维护自己权势，连杀两嫡子，公然违背嫡长子继承制。可见，当“私属”与权力勾结，会给国家和师保制度造成极大破坏。

鉴于此，明智之士非常警惕权臣与庶子结合。据《左传·桓公十八年》记载，周桓王既立太子佗，又命周公黑肩傅王子克。周公黑肩，时为周朝卿士，掌国政。辛伯告诫周公，曰：“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3]（P154）而周公黑肩未纳谏，最后参与篡立被杀。又据《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记载：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车百乘者也，晏子为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将以而所傅者为子。”及晏子，晏子辞曰：“君命其臣，据其肩以尽其力，臣敢不勉平。今有车百乘之家，此一国之权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将以而所傅为子。此离树别党，倾国之道也，婴不敢受命，愿君图之。”[7]（P37）

齐景公无嫡子，故五子皆为庶子。他为诸公子设傅并无不可，但犯了两个错误：其一，向五傅皆许诺立其所傅;其二，五傅皆百乘之权臣。如此，上有君命，下有权臣辅佐，势必导致诸子争立的乱局。晏婴因洞见祸乱之根，故而不敢接受“傅”职。

齐景公为避免纷争，选贵者傅太子，选贱者傅庶子。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秋，景公病，命国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为太子，逐群公子，迁之莱。”[6]（P1505）国、高二氏为周天子所命，世代为齐国上卿，地位崇高。太子之傅地位崇高，而庶子之傅一般则低微。太子即位，庶子迁居国外，其傅亦随之流亡。比如，齐桓公本为庶子，其傅为鲍叔牙。据《管子·大匡》记载，鲍叔受命为傅，非常失望，云：“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贱臣傅小白也。贱臣知弃矣。”[8]（P335）据《史记·管晏列传》记载，鲍叔曾与管仲合伙经商，足见其出身低微。庶子之傅，身份类同宾客，常随诸公子流亡。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襄公诸儿即位，公子纠奔鲁，管仲、召忽从之;公子小白奔莒，鲍叔从之。鲍叔、管仲虽出身低微，但随着齐桓公即位，很快成为执政卿大夫。从这个角度看，嫡长子继承制的被破坏，加速了“士”阶层的崛起。

二、君命与社稷

春秋时期是礼崩乐坏的时期，也是“士”阶层崛起的时期。新崛起的“士”阶层，开始用新的角度审视旧有的君臣观念。

在周代封建制下，师保与太子、诸公子属于君臣关系，尤其是诸公子之傅，甚至带有依附性。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怀公即位，让狐突召回随重耳流亡的二子——狐毛与狐偃。狐突云：“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3]（P403）在周代的封建社会，诸侯与卿大夫是君臣关系，卿大夫与家臣也是君臣关系，而诸侯与大夫之家臣，不构成直接的君臣关系。狐突之子既已“名在重耳”，则构成君臣关系，若再从父亲、晋怀公之命，则属于“挟贰”、背叛行为。

当君位未定之时，师保与诸公子或可同舟共济。若君位已定，甚至所傅之人已死，师保将如何抉择呢？以死殉君，成就名节？还是以社稷为重，成就功业呢？

在周代礼法中，“臣道”尤重“忠敬”二字。《礼记·大学》云：“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1]（P3632）又《论语·八佾》云：“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敬”指严肃遵从君命。“忠”，指尽心、无私。君主任命师保，尤其是临终托孤，更看重师保的“忠敬”品德。据《左传》记载，晋献公晚年想立骊姬之子奚齐，而废弃太子申生。为此，骊姬以毒杀君父罪陷害申生。申生出逃新城，其傅杜原款获罪被杀。《国语·晋语二》载杜原款遗言：

款也不才，寡智不敏，不能教导，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弃宠求广土而窜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无所讼之也，故陷于大难，乃逮于谗。然款也不敢爱死，唯与谗人钧是恶也。[4]（P279）

晋献公早有废申生而立奚齐之意，虽多方暗示，却并未公开表态。故而，杜原款说“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据《左传》、《国语》记载，晋献公废太子之意，朝野皆知，杜原款不能一无所知。但杜原款受命为傅，严守“忠敬”二字，不敢替申生争位，未能为太子鸣冤，致使太子蒙冤自杀。杜原款反省自己，“小心狷介，不敢行也”，可谓切中要害。“小心狷介”成就了杜原款名节，却未能挽救太子性命，也未能避免晋国内乱。

杜原款杀身成仁，随后荀息亦重蹈覆辙。据《左传·僖公四年》记载，晋献公立奚齐为太子，使荀息傅之。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3]（P328）荀息自知骊姬已犯众怒，完全明了事态的险恶，而抱定必死决心。受命托孤之时，荀息提到“忠贞”二字，意谓无论成功与否，将尽全力辅佐奚齐，不失信于献公。荀息果不食其言，立奚齐为君。里克杀奚齐、卓子，荀息遂死之。

杜原款、荀息都成就了“私德”，却失掉君臣之大义，置社稷、宗庙于不顾。当君命与正义、国家利益相冲突时，是以君命、私德为重，还是以正义、社稷为重？在这个问题上，齐国召忽与管仲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据《管子·大匡》记载，齐僖公使召忽、管仲傅公子纠，鲍叔傅小白。管仲以为公子纠必不立，劝召忽将来共辅小白。召忽与荀息的观念一致，坚持辅佐公子纠。管仲则跳出旧有君臣框架，曰：

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8]（P335）

管仲认为，臣的终极使命是“奉社稷，以持宗庙”，而不是君主的奴仆，为一人而死。《礼记·曲礼下》云：“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1]（P2727） 制，即君之教令、命令。士以君命为重，而国君以社稷为重。当君命与社稷利益出现矛盾，自然当以社稷为重。管仲重新阐释了君臣之义， 指出了“士”的更高使命。

管仲的思考和抉择具有示范意义。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崔杼弑其君庄公。有人问晏子，是否“死君”。晏子云：“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3]（P1098）庄公与崔杼之妻私通，遂遭诱杀，可见非社稷之君。崔杼弑君，专杀大臣，亦非社稷之臣。在君主无道时，唯以社稷为重，才能保持人臣的独立和尊严。

然而，管仲不死公子纠，反辅佐“仇人”，引起不少非议。据《论语·宪问》记述：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P5457）

管仲为公子纠之傅，未尽保护之责，不但不以死报君，反而转辅仇敌，可谓不仁。孔子论管仲，没有在君臣之义的框架下，而是放在君子与社稷乃至天下的框架下。在君臣的框架下，管仲为不忠、不敬、不仁者。在君子与社稷、天下的框架下，管仲辅助桓公“霸诸侯”，使礼乐文明避免沦陷蛮夷，可谓大仁。管仲之“仁”，非爱公子纠一人之“小仁”，乃爱天下之“大仁”。孔子反对为“小信”而死，希望弟子以社稷、天下为重。

在君主废长立幼，诸公子争立的情况下，师保难免陷入权力争夺的泥潭。师保的命运已与所傅者捆绑在一起，失去了独立性。管仲做出的努力，即提出社稷重于君，打破了君命不可违的观念。孔子论“仁”，进一步从社稷层面提升到天下百姓和礼乐文明层面。

三、谏诤与守礼

其实，无论是“以死殉君”，还是“社稷为重”，都属极端行为，不合于常道。不辨是非，盲从君命，属于愚忠;背信弃义，抛弃所傅，则属不仁。师保的行为，当行于礼乐之中，合于中庸之道。师保既需刚正之气，犯颜谏诤，又该谦柔礼让，以礼自防。

儒家有“父子不责善”的观念。师保在君主和太子之间，就是担当“责善”的角色：既要替太子向君主谏诤，也要替君主劝诫太子。谏君的风险自不必说，劝谏太子也需要同样的勇气。若太子不善，一旦即位，很可能失敬于师保，甚至报往日之怨。因此，明智之士常视师保为畏途。据《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使士亹为太子傅，申叔时诫士亹曰：“教备而不从者，非人也。其可兴乎！夫子践位则退，自退则敬，否则赧。”[4]（P483）申叔时认识到教育的局限性，认为强行谏诤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招致怨恨、羞辱。

贤君很清楚这一点，故常褒奖犯颜直谏的师保。据《说苑·至公》记载：

楚庄王之时，太子车立于茅门之内，少师庆逐之。太子怒，入谒王曰：“少师庆逐臣之车。”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逾，少君在后而不豫，是国之宝臣也。”[9]（P361）

茅门，即雉门，君主宫门。按楚国法令，群臣、诸公子入朝，马蹄不得踏入茅门。少师，师之副手，常陪伴、监督太子。少师庆，《韩非子·外储说》作“廷理”[10]（P790），盖兼掌外朝之法。少师庆为匡正太子的违法行为，不惜直接触怒太子，可谓刚正无私。

师保之道，亦需刚柔并济，一味刚直则容易违礼。晋阳处父为襄公太傅，位高权重，常强行干涉政事。据《左传·文公六年》记载，晋襄公既立狐射姑为中军帅，阳处父强谏，换成赵盾，引起朝廷纷争：

贾季怨阳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无援于晋也。九月，贾季使续鞫居杀阳处父。书曰：“晋杀其大夫。”侵官也。[3]（P552）

贾季，即狐射姑。按晋国政治传统，以中军帅执政为常。晋襄公既立狐射姑为中军帅，而阳处父强谏，故为“侵官”，即超越职权，干扰国政。据《公羊传》记载，晋襄公随即把阳处父强谏的事泄露给贾季。[1]（P4925）从“君漏言”看，襄公虽未逆太傅之志，却对其“侵官”深怀不满。此前，阳处父早以“刚”著称。据《左传·文公五年》记载，晋宁嬴初欲从阳处父，不久离去，其妻问之，曰：“以刚。《商书》曰：‘沈渐刚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为刚德，犹不干时，况在人乎？”[3]（P541）天之道，刚柔相济，行刚德而不干犯四时。阳处父以刚直为名，却行乱政，违礼之实。

阳处父貌似刚直，实则不知礼。或惩于阳处父之“无礼”，晋国此后任命师保，选择了重礼、守礼的范武子。据《左传·宣公十六年》记载，晋景公“戊申，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大傅”[3]（P768）。士会，封于范，故称范武子。范武子执政，首先制定礼法。据《左传·宣公十六年》记载，周定王宴请范武子，并讲了“享礼”，“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3]（P770）。范武子制礼，在晋国具有深远影响。据《国语·晋语七》记载，晋悼公选百官，云：“武子宣法以定晋国，至于今是用。”[4]（P405）宣，宣明也。法，指制度，涵盖刑法与礼制等。范武子为晋国制礼、立法，也为太子教育制度打下基础。范武子树立的典范，在晋国得到继承。据《左传·成公十八年》记载，晋悼公任命百官，“使士渥浊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3]（P909）。又《国语·晋语七》记载：“君知士贞子之帅志博闻而宣惠于教也，使为大傅。”[4]（P406）士贞子，即是渥浊，范武子同族。帅志，意谓尽心为公，不营私，亦如范武子“言于晋国无隐情”[3]（P1133）。宣惠于教，意谓士贞子之教周遍而和顺。可见，范武子为傅，制礼法，提倡礼让之风，已具有典范意义。

四、诗书与礼乐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卿大夫多不知礼。据《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晋悼公享叔孙豹，奏《肆夏》、《文王》。《肆夏》是天子享诸侯之乐，《文王》是两君相见之乐，因此叔孙豹不敢答拜，而晋侯却浑然不知。

春秋时期的教育，以《诗》、《书》、《礼》为主要内容，本质上是礼乐教育。据《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为太子开出《春秋》、《诗》、《礼》、《乐》等九门课程。[4]（P483）傅作为教育者，首先要博通典籍，具备良好的礼乐修养。

叔向是晋悼公太子之傅，为人博学而正直。据《国语·晋语七》记载，司马侯云：“羊舌肸习于《春秋》。”[4]（P415）羊舌肸，即叔向。又据《左传·昭公十四年》，叔向判叔鱼被杀案，云：“《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3]（P1366）此《春秋》，当为晋国国史，《夏书》为古逸书，盖记述夏朝史书。叔向知《夏书》，习于《春秋》，可见熟悉晋国历史、国情，明于治乱。

晋平公时期，叔向为太傅，常辅佐平公应对诸侯。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齐景公、郑简公如晋，平公享之，叔向相礼：

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3]（P1116）

春期时期，诸侯宴飨间常有赋诗传统。晋侯赋《嘉乐》，取“嘉乐君子”之义;齐侯赋《蓼萧》，喻晋君恩泽诸侯;郑伯赋《缁衣》，言不敢疏远晋国。三方赋《诗》，皆断章取义，若非熟悉掌握《诗》、《书》典籍，必不能担此重任。

叔向的礼乐修养，由其引《诗》、赋《诗》的频率可见一斑。据《左传》记载，叔向引诗五次，分别见于襄公二十一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二年、昭公六年、昭公八年。此外参与赋诗、解诗活动五次，分别见于襄公十六年、襄公十九年、襄公二十六年（两次）、襄公二十八年。娴熟的辞令，源于其深厚的礼乐修养。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范宣子逐栾盈，叔虎党于栾盈，被杀。叔向为叔虎异母弟，有作乱嫌疑，亦牵连入狱。有人讥其不智，叔向曰：“与其死亡若何？《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也。”[3]（P1059）“若何”句，意谓虽被囚，总比被杀好。“优哉游哉”，出自《小雅·采菽》，用其从容、闲暇之义。当生死攸关之际，尚乐天知命，从容赋《诗》，足其深厚的礼乐修养。

与叔向同时，有齐国晏婴，为齐景公太子之傅，亦以俭朴、正直著称。叔向用《诗》多在外交场合，而晏子用《诗》则在讽谏。据《左传》记载，晏子谏齐景公，引诗三次，共五首，分别见于昭公二十年（一次两首）、昭公二十六年（两次三首）。另据《晏子春秋》记载，晏子引诗六次，十一首。可见，晏子熟悉《诗》，且充分用于讽谏。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齐景公问谁将代齐，晏子对曰：“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3]（P1480）陈氏，指田乞，又称田僖子。齐景公时期，陈氏已大，有取代姜氏之势。陈氏“厚施”，看似为君养民，实则与君“争民”。晏婴引《小雅· 弁》诗句，既渲染陈氏深得民心之貌，又警告了景公失民心的危险。晏婴指出陈氏“争民”已属直谏，而引《诗》渲染更加强了进谏的效果。

叔向、晏婴皆名臣，礼乐文化素养深厚，但生于衰世，亦难有作为。据《左传·昭公三年》记载，二人有一段深入的谈话，涉及齐、晋两国现状。晏婴云：“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叔向云：“晋之公族尽矣。”[3]（P1234）当时，国政在卿大夫，国君或成虚位。国情如此，傅、太傅不仅难有作为，自身处境亦陷艰难。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季札告诫叔向：“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3]（P1167）一面是君主“弃民”纵欲，一面是卿大夫的专权、猜忌，使得傅、太傅进退维谷。忌于田氏，晏婴甚至不敢与景公交往过密。据《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景公强行为晏子更宅，晏子不受，并托田桓子求情，让景公收回成命。晏子拒“更宅”，属俭朴作风，而托田桓子求情，很明显在自明无私。春秋时期的教育，本质上属于礼乐教育，身为师保的叔向、晏婴，不仅是名臣、名傅，更是礼乐文化的传承者。

春秋时期的师保，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早的“帝王师”形象。他们产生于礼乐文化，对社稷百姓具有强烈的责任感。管仲以社稷为重的观念，使师保超越“君命”，获得独立的价值，成为谏诤的道德力量来源。范武子制礼，叔向好直，晏婴诗谏，皆非维护君主或一己私利，乃出于对社稷百姓的强烈责任感。师保之职，虽为太子教育而设，却承担了社稷天下责，肩负了传承礼乐的重任。

参 考 文 献

[1] 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

[2] 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

[5]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2.

[8] 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

[9] 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 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1] 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