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盛芳

摘 要：20世纪40年代，《秋海棠》在整个沦陷区引起巨大反响，继《申报》上连载后，被移植为其它剧种，如沪剧、话剧以及越剧，甚至被改编为电影，搬上银幕。如此盛况堪比当年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造成这种连锁反应的原因除了《秋海棠》这部小说本身优秀外，沪剧、话剧、越剧以及电影这几种艺术形式对于《秋海棠》的传播亦是起了一定的推介作用。

关键词：《秋海棠》；《春秋》；媒介；推介

中图分类号： I207.4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1-0098-04

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的言情通俗小说，若是以单部作品论，最为轰动的，无疑是秦瘦鸥1941年开始连载于《申报》副刊《春秋》的《秋海棠》。张赣生称之为“民国南方通俗小说的压卷之作”[1]，顾正秋在回忆黄桂秋时，称那是一股“秋海棠旋风”[2]。即使后来周瘦鹃写了一本《新秋海棠》，并又由中旅剧团在绿宝剧场公演，那也是盛极一时。《秋海棠》在当时引起的反响可谓是巨大的，它还被誉为“民国第一悲剧”、“民国第一言情小说”。为什么《秋海棠》会取得如此大的成效，造成万人空巷的景象。除了作品内容本身好，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感染了一大批市民读者之外，又有哪些因素促成了它的成功？本文就媒介的角度来分析《秋海棠》在20世纪40年代的传播。

一、《秋海棠》与《申报》的副刊《春秋》

《秋海棠》的成功问世，是经历了多年的浮沉，才最终得以在《申报》的文艺副刊《春秋》上连载，与读者见面。据秦瘦鸥在《〈秋海棠〉的移植》中所追述：“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作者以过去十余年内自己所看到，听到，以及熟知的（甲）军阀的荒淫史，（乙）平剧伶人的私生活为题材，通过‘小说反映现实的原理，构成《秋海棠》全书小意。二十六年七月，在上海爱多亚路大公报馆二楼与胡政之先生会晤，商讨《大公报》副刊发表《秋海棠》事，胡先生因事匆匆北行，接着就是‘八一三事变的爆发，这件事便无法再谈，写作的计划也就搁下。”由此可见，秦瘦鸥早就有计划写这样一个故事，并预计发表在《大公报》副刊上，只是因为战乱而搁置。后来“三十年一月，因《申报》编辑周瘦鹃的约写长篇小说，便决定实行原计划，正式着手写《秋海棠》”；“三十年二月至同年十二月，连续在《申报》副刊‘春秋栏目发表，全书分为十七节。”[3]215

《秋海棠》在《申报》上连载的情况，堪比20世纪30年代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在《新闻报·快活林》上连载的盛况。它们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亦是如此相似，都是立刻出版单行本，并被移植为其它的剧种，还被搬上银幕。《秋海棠》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在丰富了其它剧种以及发展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同时，这些剧种，如沪剧、越剧，还有电影，甚至《申报》，它们为《秋海棠》能在20世纪40年代“以一篇作品压倒全场”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秋海棠》能够与读者见面，《申报》起了一定的桥梁作用。当然《大公报》没有刊载《秋海棠》，而《申报》得以连载，也不代表其它的报纸杂志就不会选择刊载，也并不代表《秋海棠》会石沉大海，不为读者知晓。但是，在这样一个连载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份报纸，一份杂志所起的媒介作用，同时一份杂志的威望对于作品的成功与否，也有一定的影响。据记载，“《申报》是我国近代发行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创办于上海，至1949年5月在上海停刊，历时77年。”[4]《申报》的副刊《春秋》则是后来史量才在《申报》的基础上，另辟的一文艺副刊，由周瘦鹃主编，于1933年1月10日创刊。《春秋》在当时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为《春秋》撰稿的作家群，还是以前期《自由谈》的鸳鸯蝴蝶派名家为主，如周瘦鹃、张恨水、包天笑、孙了红等。战乱造成《申报》一度停刊，但于1938年10月10日，《春秋》随《申报》一起复刊。复刊后，此时《春秋》已另有人编辑，只能让前来复职的周瘦鹃编辑《儿童周刊》和《衣食住行》。但周瘦鹃仍在《春秋》上编发一些作品，如1940年连载于《春秋》的包天笑的《雨过天青》就是由周瘦鹃编发。周瘦鹃特别惜才，在秦瘦鸥初入文坛时，对其的作品就赞誉有加，大力推荐当时并不出名的秦瘦鸥的翻译作品。当时能在《申报》上连载小说，非要是名作家的著译不可，而秦瘦鸥在当时并不出名。最终秦瘦鸥翻译的《御香缥缈录》于1934年4月中旬起在《申报》的副刊《春秋》上连载。“最初刊登时，编辑部同仁还有人认为秦瘦鸥不是小说名家，贸然刊出这样一篇长稿，有损《申报》报格。不料连登二十天以上，读者的反应良好，纷纷到报馆来补报，发行部、广告部都向报馆当局反映，最好能从每天刊载一千字，扩展到一千五百字左右，从此秦瘦鸥三字，一举成名。”[5] 而后来连载在《春秋》上的《秋海棠》更使秦瘦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秋海棠》成功的背后，有一架桥梁，是《春秋》；还有一个伯乐，那就是周瘦鹃。《春秋》作为《申报》的副刊，它的性质首先是一份报纸，其次才能打上“综合性文艺”的标签。“报纸是一种群体的自白形式，它提供群体参与的机会。报纸可以给事件抹上一层偏见的色彩，因为它既可以借用事件也可以完全不借用事件，然而，正是由于许多新闻和事件并列于报端使公众每天耳濡目染，才使报纸具有令人感兴趣的多重性的广阔范围。”[6]234 报纸作为一种媒介，连接着读者与作品、作品与作者。作为当时影响力很大的《申报》，自然是受到群众的关注，而通俗文学一直与市民阶层关系密切，视“读者”为生存的血液。故此，作为媒介的《春秋》刊载《秋海棠》，使之能够出现在大众的眼里，《春秋》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周瘦鹃作为《春秋》的编辑，对于《秋海棠》面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秦瘦鸥尚未出名时，周瘦鹃能力排众议，力推秦瘦鸥的翻译之作《御香缥缈录》，就足见他高明之处。而20世纪40年代初，秦瘦鸥早就蜚声文坛，再次刊登他的作品也就要相对容易得多。周瘦鹃向秦瘦鸥邀稿时，收到了秦瘦鸥的三篇故事梗概，并选择了其中的一个。这一个就是后来引起巨大反响的《秋海棠》。可见，周瘦鹃目光如炬。作为一个编辑，其作用，或许没有报纸那么直接，但是对于“媒介的内容”却起着重要的作用，也相当于一个间接性的媒介。埃斯卡尔皮在其《文学社会学》“发行”一章就论述了出版活动中出版者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可以把出版者的作用比作助产士的作用：出版者虽不构成生命的起源，也不是生命的孕育者和提供者，但没有他，一部构思好了的、并已脱稿的作品就不能真正作为作品而存在。”[7] 1942年7月上海金城图书公司出版单行本。以及后来的多次再版，都说明了一个出版者之于作品的重要意义：助产士的作用。

二、《秋海棠》移植为其它剧种以及改编成电影

《秋海棠》的问世，掀起了一股“秋海棠旋风”。当小说在《申报》上连载完之后，《秋海棠》不仅出版单行本，数次再版，而且还被移植为其它的剧种，如沪剧、话剧、越剧以及弹词。并于1943年12月23日，电影版的《秋海棠》在上海大光明、南京以及大上海三个电影院同时首映。

首先来看《秋海棠》被移植为其它剧种的情况。《秋海棠》最先被搬上舞台的是沪剧的舞台，据秦瘦鸥在《戏迷自传》中所述：“1942年6月8日，文滨剧团在大中华剧场首演此剧，抢在了上海艺术团尚未排演完成的话剧《秋海棠》前面。[8]”话剧版的《秋海棠》于1942年12月24日在上海卡尔登剧场公演，由费穆、顾仲彝、黄佐临共同导演，石挥饰演秋海棠。关于话剧的演出情况，在《关于〈秋海棠〉的移植》一文中，秦瘦鸥有详细交代，他说：“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三十二年五月十一日，由本人及顾仲彝先生共同努力，将本书改编为舞台剧本，由费穆、黄佐临先生联合导演，交与上海艺术剧团在派克路卡尔登大剧院演出，历时凡四月又半，共演一百五十场，参加演出的演员有石挥、乔奇、英子、沈敏、张伐、穆宏、史原、严斐、白文等。”[3]215 话剧版的《秋海棠》在4个多月期间，一共演出150多场，相当于每天至少演出一场，足见《秋海棠》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是多么大。据陈存仁在《抗战时代生活史》中记载：照卡尔登普通售座的常例，预售票三天为限，但是《秋海棠》上演之后，天天挂出一块牌子，写着今、明、后三天满座，这种盛况，真是向所未见。[9]甚至后来《秋海棠》停演之后，还有一些人想看这本戏，就举行一次票友客串性演出。这次客串性演出也是座无虚席。1946年，《秋海棠》又搬上越剧的大舞台，由尹桂芳、戚雅仙、竺水招联袂在九星大戏院演出，引起了反响和轰动。

从沪剧、话剧到越剧，《秋海棠》的移植是十分成功的。由于当时敌伪对于剧本的检查较书报更为严格，所以在舞台上演出的《秋海棠》，其内容较之小说是很单薄的，完全成了一出恋爱悲剧。但是这也并不妨碍《秋海棠》形成戏剧的繁盛，尤其是成为话剧史上最特殊的篇章。沪剧、话剧、越剧之于《秋海棠》而言，就是一种传播的形式。在这里，内容和形式是相互作用的，内容既促使了形式的发展，形式反过来也促进了内容的传播。张爱玲在其散文《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提到《秋海棠》时，如此说道：“《秋海棠》一剧风魔了全上海，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京戏气氛的浓。紧跟着《秋海棠》的空前成功，同时有五六出话剧以平剧的穿插为号召。[10]”从这段话里，不仅可以看出《秋海棠》当时的盛况，也可见话剧这种形式对于《秋海棠》的影响。张爱玲认为，话剧版《秋海棠》的成功是与其穿插了平剧有关。不能否认有这个原因，但是这也恰恰证明了形式之于内容的作用是很大的。

1942年12月23日，马徐维邦所编导的《秋海棠》影片摄制完成，在上海大光明、南京以及大上海三所电影院同时开映，至1943年1月29日停止，总共放映100余场。“自1905年《定军山》拍摄成功，‘电影这一综合艺术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众文化与商业属性的融合，使电影不断散发迷人光芒。”[11] 但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电影市场是十分萧条的，而且作为沦陷区的上海，其电影市场受到日军的控制。日军入侵上海之前，上海电影院主要放映的一直是美国电影。“孤岛沦陷”之后，电影产业继报刊书籍之后受到冲击。“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租借的当天，日方的中华电影（社长川喜多长政）便接收了由日本军部强行军管的八家美国电影发行公司及六家一流电影的经营权（除大华一家为中国人经营外，其余均属美国）。而这一行动是蓄谋已久的。”[12] 日本对上海电影产业的入侵，直接导致国产片在上海地位的沦丧。而在1942年末至1943年初这个阶段，电影版《秋海棠》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放映场次多达100余场。足见《秋海棠》的魅力之大。同时也说明了“电影”这一形式所带来的冲击。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对“电影”这一媒介做如此分析：电影不仅是机械主义的最高表现，而且它提供的是魔力四溢的消费品即梦幻，乍一看这似乎是矛盾的。电影给穷人提供了财富和权力的角色，这超乎穷人的梦想。而且“作为一种形式，电影最圆满地实现了印刷术那种分割方法的巨大潜力。”[6] “电影”这一形式带给观众的冲击是强烈的。《秋海棠》的故事本就取材于真实的故事，一则20年代天津某军阀杀害戏子的新闻。十余载的酝酿，最终于1941年发表。小说里面深刻的社会控诉唤起了民众的悲愤之情。秦瘦鸥就《秋海棠》的写作作过简单的介绍，他说：作者从环境上得到觉悟，无论如何不该让这一部所谓“长篇创作（？）跟时代离得太远，因此决定再在原有的主题以外加上另一种专为鼓励并慰勉沦陷区同胞的意义进去。那就是把《秋海棠》写成这个中华民族性格底影子。”[3]216 从文字上，张弛有度的情节以及深浅适宜的思想，就使作品赢得了广泛的读者。而“电影”这种形式，它储存和传递了大量的信息。“它瞬息之间表现的由许多形体组成的风景，需要几页散文才能描绘出来。”“相反，作家却没有办法用囫囵一团或完形整体的形式，将大量的细节奉献给读者。”[6]328 1943年拍摄的《秋海棠》尽管还只是部黑白电影，但是影片把《秋海棠》小说中许多仅以文字描述出来的画面，真切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引起观众的共鸣。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带来的不只是一层涟漪，而是迭起的波涛。

三、总结

从纸质版的小说连载到舞台和银幕上的演出，从静态到动态，这样一个转化的过程，《秋海棠》是成功的，它不仅成为旧派言情小说的里程碑之一，更是如一股旋风，席卷了整个上海。“1942年2月，上海金蕾烟公司更推出‘秋海棠牌的香烟，配‘罗湘绮打火机，广告词‘秋海棠烟味芬芳，罗湘绮旖旎风光。由上海先施、永安、新新、丽华等七大百货公司同时销售，从物质层面将‘秋海棠引入人们的日常生活。”[13]“秋海棠”已经从生活层面侵入人们的生活，这不仅因为《秋海棠》这部小说本身的精彩，还有一层因素，那就是各个剧种的移植以及电影的改编。

不同的形式所起的效果是不同的，《申报》上连载的《秋海棠》让人至情之深；舞台上的《秋海棠》让人感同身受；银幕上的《秋海棠》让人义愤填膺。但是不同的形式所演绎出的不同感觉的《秋海棠》，让《秋海棠》在整个沦陷区甚至全国都声名远播。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杂交释放出来的新的力量和能量，正如原子裂变和聚变要释放巨大的核能一样。”[5]67虽然《秋海棠》的传播没有让话剧与越剧，电影与沪剧这样杂交，但是在话剧里面插入平剧这一简单的举动，就已造成很大的轰动。总而言之，《秋海棠》在20世纪40年代的成功传播，是离不开这些媒介的作用的。

参考文献：

[1]张赣生. 民间通俗小说论稿[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1：155.

[2]季季. 休恋逝水——顾正秋回忆录[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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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白寿彝总主编. 中国通史（第12卷近代后编：全两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17.

[5]陈存仁. 秦瘦鸥的两部清官小说[J].（香港）大成，1957， （18）：20. 转自范伯群.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200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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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247.

[10]张爱玲. 流言[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7.

[11]胡敏. 秦瘦鸥《秋海棠》的版本研究及其传播与改编[D]. 苏州：苏州大学， 2013：57.

[12]邵迎建. 张爱玲《秋海棠》及其它——没有硝烟的战争[J]. 书城， 2005， （12）：38.

[13]邵迎建. 张爱玲《秋海棠》及其它——没有硝烟的战争[J]. 书城， 2005， （1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