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兵娟 李涵

【内容摘要】本文考察了当代大学生对中国传统礼文化的内容认知、价值认同和实践倾向，揭示了大学生整体礼文化认知水平并不理想的现实，并对认知情况与价值认同、实践意向等的正相关性进行了验证和说明，据此提出了通过增强礼文化认知提升当代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的传播路径。

【关键词】大学生;中国礼文化;认知;态度;行动

礼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体现着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与民族内涵。大学生如何在多彩的文化传播中看待自身的传统文化，是否愿意遵循传统礼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并视此为民族精神的基础，是否愿意为传承和传播该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研究想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当代大学生对中国传统礼文化的认知情况如何，这种认知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价值认同，能否帮助其形成基于本民族价值取向的文化自信，礼文化的传播与传承能否以大学生为主体在当代社会继续进行，从而延续中国人的立身之本。为探讨上述问题，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大学生礼文化认知情况进行调查，进而探究大学生群体在新媒体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通过对中国礼文化、文化认同等相关概念、理论的梳理，本研究细分了中国礼文化的内涵与意义，以及文化认同考察的向度，以便确立可测量的考察变量。

首先，对中国礼文化含义的细分，主要用于形成问卷的具体项目，包括日常礼仪、节日礼俗、人生仪式，国家礼治、礼文化精神等。

其次，对文化认同的分析，主要用于形成考察的角度。该部分以心理学和传播学中对认同和态度的有关论述为基础。心理学将认同与态度相联系，将态度分为认知、情感、意向三个方面。认同作为传播活动的一种结果，属于传播效果的研究范畴，效果在传播学中被认为体现在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

综合以上两方面，本研究将中国礼文化划分为礼仪、礼俗、礼治等方面，将文化认同的考察细分为认知情况、情感态度和行为意向三个方面，具体考察当代大学生在中国礼文化不同方面的知行现状。在此基础上，尝试分析影响该现状的可能因素，对其进行相关验证。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提升当代大学生对中国礼文化的认同。

（二）研究問题与假设

本问卷旨在考察当代大学生对中国礼文化的认同现状，分析影响其认同行为的可能因素，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在大学生群体中形成学习、践行、传播礼文化的良好氛围。

根据所研究的问题，本问卷将考察内容细分为下列方面：

第一，人口统计学因素与礼文化认知水平，主要涉及学历、学科门类与礼文化认知的关系。

第二，礼文化认知情况与认同态度之间的关系，对礼文化相关内容的高认知是否意味着高认同。

第三，礼文化认知情况与行为转换的关系，高认知是否能顺利转换成对礼文化的践行与宣传。

第四，礼文化认知水平与获取渠道的关系，多渠道宣传与推广是否能带来礼文化认知水平的提升，哪些渠道在礼文化传播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根据上述问题，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学历与礼文化认知水平成正比。

假设2：文科学生比其他类别学生礼文化认知水平高。

假设3：认知与态度成正比，礼文化认知水平越高，对礼文化的认同度越高。

假设4：认知与行为成正比，礼文化认知水平越高，转化为实践和传播礼文化行动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5：认知与渠道有关，获取礼文化知识的渠道越多，礼文化认知水平越高。

（三）样本抽取与测量

1.抽样方法

为确保样本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本研究在全国范围的高校收集样本，兼顾各省市区，综合考虑性别、年龄、学历、学科、政治身份等多种人口统计学因素。实际操作过程中，研究者从身边出发，以郑州大学在校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为起点，向外扩散，采用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推荐等方式向外扩散发放问卷。

2.预调查情况

信度与效度测试是衡量问卷质量与可行性的重要指标。本问卷所涉及问题及指标，大部分出于相关文献，结合与团队成员的讨论，做出适当修改，最终确定问卷测量项目。

为了检视本问卷相关指标和问题的量化效果，提高调查水平，本研究事先随机发放了50份问卷用以检验信效度。经SPSS软件分析，alpha系数为0.7387，问卷设置有效。

3.正式调查情况

本研究采用网络发放问卷的方式，以郑州大学在校生为中心向外扩散，辐射全国高校，最终共获得827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如漏答题目在25%以上，所选答案前后矛盾等，得到有效问卷736份，有效率约为89%，达到了预期数量。

（四）指标量化与数据测量

本问卷大体分为五部分：人口统计学因素考察、礼文化认知情况考察、礼文化态度考察、礼文化践行实践考察、礼文化传播与获取渠道考察。题目设置与赋值如下：

1.人口统计学因素的确立

人口统计学因素由1-5题考察，为单选题，考察指标有：性别、年级、政治面貌、学科门类、学校所在省份等，据以描述样本对象的基本情况。

2.礼文化认知情况的描述

对礼文化的认知情况由6-15题考察，其中6、7题为多选题，列举对礼文化的基本观点，每选一项计1分;8-15题为单选题，选取难易程度不等的礼文化知识，考察调查对象对礼文化基本知识的了解情况，每题计分规则为答对计1分，答错或未回答计0分。

上述10题的得分之和，计为调查对象在礼文化认知方面的总分，用以反映其礼文化认知水平。

3.礼文化观点态度的倾向

对礼文化观点态度的考察由17-19题完成，均为五级量表题。选取礼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几种形式、孝礼文化和总体文化认同三个方面，分别设题，考察调查对象在对礼文化认同态度方面的表现和倾向。

本部分采用计分制，由“完全同意”至“完全不同意”分别计5至1分，依次递减。各问题得分之和，用以反映调查对象对礼文化态度的倾向。

4.礼文化践行实践的抉择

20-24题主要考察调查对象在礼文化践行和行动方面的意向问题。其中，第20题为多选题，每选一项计1分;21-24题为单选题，由A到C，分别计3、2、1分。上述五题得分之和，用以反应被调查者在礼文化践行方面的抉择。

5.礼文化获取渠道的选择

该方面借由16道题考察，为多选题，每选一项计1分，计算总得分，表示调查对象获取礼文化知识和宣传的渠道接触情况。

此外，本问卷在第25-30题部分，分别从国家、学校、媒体、家庭等层面，考察了调查对象对礼文化接触和学习的期待渠道，以及影响礼文化传播传承的可能因素，用以对研究问题进行补充。

二、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次研究共收回问卷736份，多数调查对象得分在15-19.9分区域，为429人，可见多数调查对象的得分仅为总分一半，多得分为10-14.9分区域，有164人，20分以上者为142人，可见高分区域人员分布较少，另有1人得分在5-9.9的低分区间。现将样本的基本情况做简要描述，结果如下：

1.人口统计学因素的描述

本次调查所考察的人口统计学因素包括性别、年级、政治面貌、专业类别、学校所在省市区五项。从结果看，各类群体分布较为合理。其中，性别方面，男性占比38.72%，女性占比61.28%;年级方面，大一同学占比最多，为25%，大一至博士人数占比依次递减;政治面貌方面，共青团员占比接近半数，这也较为符合现实情况，同时群众和其他政治面貌的受访者也有涉及，调查对象较为全面;在学科专业方面，文科生在受访者中占据41.71%，理工农医各类均有分布;学校所在省市区方面，包括港澳台在内的34个省市自治区均有受访学生，样本较具有代表性。相关数据如下：

2.不同考察层面的描述

在有效问卷量N=736的状态下，礼文化认知、情感态度、行动趋势及接触渠道等四个考察层面的得分情况如下：

（1）礼文化认知得分情况

礼文化认知的考察涉及6-15题，得分区间为0-16分。根据相关统计可见，样本得分多集中在5-8分区间，多数被调查对象的得分低于平均分8分。题目的正确率与难度有很大关系，涉及到儒家语录、传统节日、四书五经、“五常”等较为常见的礼文化知识的题目正确率较高，但在一些较生疏问题上，例如“释奠礼是什么”“五礼”的分类与意义等，正确率分别仅为27.17%和19.29%，得分较低，说明大学生对于礼文化的认知，还停留在较为浅显的尝试层面，并没有深入的了解。

（2）礼文化态度得分

礼文化态度倾向的考察通过第17-19题考察，得分区间为27-135分。上述统计可见，多数调查对象得分集中在95-135区间，但53-94得分区间的对象也不在少数，高分区域较少。由此可见，被调查大学生群体对礼文化的认同倾向于正面态度，但也存在情感态度负面的倾向。

（3）礼文化践行抉择得分

對礼文化的践行与传播由20-24题考察，得分区间在0-16分。其中，调查对象得分多集中在9-12分区间，高于平均分8分，可见72.96%的被调查大学生在认同的基础上愿意传播和践行礼文化。但是，高分区间人数占比为20.65%，说明具有强烈行动意愿的调查对象仍然不多。

（4）礼文化接收渠道得分

该部分由16题考察，设置了家人、学校、媒体、书本和政府等礼文化传播渠道可供选择。其中“媒体节目与广告”的选择人数占比为61.96%，超过半数，可见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之大。紧随其后的是“学校教育与讲座”和“书本知识”两个渠道，均超过了50%。但是，五项渠道全选的调查对象仅为3.8%，可见受众在进行礼文化内容接收时，存在特定的渠道倾向。

（二）交互影响分析

1.人口统计学因素与礼文化认知情况的分析

（1）礼文化认知情况与所处年级的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检验（one-Way ANOVA），对年级在认知得分上的差异进行分析，见表1。

调查问卷将样本年级分为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硕士和博士。由表1可知，年级在认知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

对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进行事后的多重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大一的认知得分分别显著大于大二、大三和大四;硕士的认知得分分别显著大于大二、大三和大四;博士的认知得分分别显著大于大二、大三和大四。

（2）礼文化认知情况与专业类别的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检验（one-Way ANOVA），对专业类别在认知得分上的差异进行分析，见表2。

调查问卷将样本专业类别分为文科、理科、工科、农科和医科。由表2可知，专业类别在认知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

对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进行事后的多重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文科生的认知得分分别显著高于理科生、工科生、农科生和医科生的认知得分。

2.礼文化认知与情感态度、践行可能及接收渠道的分析

由于认知得分、态度得分、行为得分、渠道得分均可看作连续变量，故采用双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认知得分、态度得分、行为得分、渠道得分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认知得分与态度得分、行为得分、渠道得分的显著性值均小于0.05，且Pearson 相关性系数均大于0，表明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认知得分分别与态度得分、行为得分、渠道得分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即认知得分越高，态度得分越高;认知得分越高，行为得分越高;认知得分越高，渠道得分越高。

三、假设验证与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可见，假设均被证实，具体结论如下。

（一）认知、情感、行动的单项验证

首先，在认知层面，大学生的总体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第一，当代大学生对礼文化的认知情况不如想象那样充分。对于浅层常识性礼文化较为熟悉，但对于稍微深奥或不常提及的礼文化知识则较为陌生，如，超过半数的受访者不知何为“释奠礼”，或不知“五礼”的分类和意义。第二，礼文化认知水平受到年级因素影响较大，具体体现为博士和硕士被访者的礼文化认知水平高于本科生，这与普遍认知与学历水平基本一致。但是，博士被访者的认知水平稍低于硕士，可能是由于博士所接触学科知识更为专业化细致化，对通识性教育的礼文化内容关注不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科生被访群内部，年级与认知水平高并不呈正相关，而是大一被访者的礼文化认知水平高于其他三个年级，这可能与大一同学刚刚完成高考，对高中相应文化知识记忆仍然较为清晰有关，也可见大学教育在礼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方面仍存在不足。第三，专业差异对礼文化认知水平影响较大。文科被访者在认知部分的得分远高于理、工、农、医等专业，这与预期状况和专业情况基本一致。

其次，在态度与情感层面，当代大学生对以礼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具有较强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但这种情感倾向的极端性并不明显，需要不断强化，且仍存在少部分被访对象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可度低的问题。

再次，在行为实践层面，多数大学生存在践行礼文化的行动意愿，但是具有强烈意愿的大学生占比不高，且仍存在低参与度和实践度的受访群体。

（二）认知-情感-行动的交互验证

在認知-认同、认知-行为的交互关系和相关转化方面，大学生群体对礼文化由知而信、由信而行的转化较为成功。

第一，认知与态度的交互分析显示，大学生礼文化认知水平直接影响到其对礼文化的认同程度，且两者呈正相关，这为我们通过加强认知教育提升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认同等方式提供了依据。第二，认知与行为的交互分析显示，大学生对礼文化的认知水平与其付诸实践的可能性呈正相关。可见当代大学生具备将所知所学转化为行动的自觉性，因此，加强礼文化认知教育依然处于认知-认同-行动过程的重要环节。此外，接收礼文化内容的渠道也会影响认知水平，渠道越多越广泛，认知水平也会越高。因此，基于礼文化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也需从上述路径加以提升。

四、文化认同的生成与文化自信的树立

（一）由认同产生到共同体形成

1.认知的同化产生认同

“认同”一词，最初出现在哲学、心理学中，弗洛伊德是较早使用该词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认同是指个人与他人、群体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即社会群体成员在认识和感情上的同化过程。后来，埃里克森进一步指出“认同”实际上是关于“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①从个体层面来看，认同是个人对自我的社会身份的理性确认;从社会层面而言，认同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自己所属群体的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有与分享。

文化认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文化认同，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认同是文化固有的基本功能之一。拥有共同的文化，往往是民族认同、社会认同的基础。而个人对社会的认同，主要体现在个人的社会化，即对社会所创造和拥有的文化的学习与接受。人们之间在文化上的认同，主要表现为对对方的文化背景、文化氛围等的相互承认与接受。

此次研究将大学生的礼文化认知作为基础，由认知出发，进而考察其价值认同和行为趋势，这既符合传播效果中认知-情感-行为的发生逻辑，又符合心理学中由内到外的驱动过程，也体现了“认识的同化产生认同”这一概念界定。研究结果可见，当代大学生对中国传统礼文化的认知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并不如预期的高。这一认知水平是后续形成认同的基础，因此，在这种意义上，需要加强大学生的礼文化教育，提升其认知水平，为后续价值和情感认同的形成打下基础。

2.认同为共同体形成提供基础

德国学者滕尼斯在1887年率先从社会学角度定义了“共同体”。他认为，“共同体”旨在强调人与人之间基于情感、恋念和内心倾向形成的紧密关系，是具有共同精神、较强归属感、认同感的社会团体，是人自主存在和选择的结果，符合人类本身需要的组织化存在形式。②共同体是由两个以上的个体构成的既作为一个整体又不能完全丧失每一个体各自的独立性的有序群体，整体统一和个体独立缺一不可。

文化共同体注重不同个体在文化方面的共存、吸收与相对独立。“文化”本身就可以作为动词来理解，意在强调不同个体之间的“文”以“成为主导的、稳定的状态、方式”产生合力，其实质是超越原始的、自然的、本能的状态。③本质上说，人类形成国家、民族，其连结纽带或划分依据，正是文化的共同特征、对相同文化的认同，即人们生活中的讲究，包括制度的、宗教的、习俗的内容。中国礼文化所蕴含的内在力量潜移默化地在中国人心中形成与生俱来的集体无意识，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这一认知和认同被不断强化，最终形成基于礼文化认同的中华文化共同体。

综上所述，认同的产生，尤其是民族认同的形成，是共同体凝聚与划分的必要条件，也是区分“我”与“他者”的重要标志，这种认同感、归属感，通过共同体这一形式不断得到强化，形成鲜明又强烈的自我意识、集体意识，从而产生文化自信，强化群体的向心力。当大学生对中国传统礼文化的价值认同得到不断强化并趋于高度一致时，他们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和自我标识的共同体。

（二）由礼文化认同到中华文化自信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礼”无所不包，规定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前人所踏，后人所从，是一种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一般认为，“礼”是一整套的制度、典章、仪节和价值规范，是依靠国家权力机器推行的教化，是社会规制力和个人道德修养共同来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一种治理架构，一个文明的制度体系。④根据社会学的研究，一切民风礼俗都起源于人类生活的努力，礼文化也不例外，它依托于古代农耕文明，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春秋后期战乱不止，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象，孔子作为中国礼文化的集大成者，主张复兴周礼以维护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使得礼文化成为古代中国公共生活秩序和教养的根基，以及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和精神的文化原型。⑤礼文化融入到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中，同时，也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中华文明的躯体之中，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灵魂与核心。礼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和基础，也是其一以贯之的根本特征。

礼文化不仅于中国人是重要的，其所倡导的规则性、有序性、和谐性等智慧，于当代社会的国际交往也是有益的，在塑造文化认同与自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韩流”“美剧”等外来文化的影响，我们应反思自身的民族文化与认同在新媒体时代该如何形成与维护，如何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优秀性，释放礼文化的力量，真正“由知而信”。从文化认同到达文化自信。这其中，大学生群体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五、结语

当下是一个技术和媒介高速发展的时代，新兴媒体层出不穷，互联网络无所不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也愈发频繁。当代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面对多样文化的交错和呈现，其价值认同和情感倾向容易被左右拉扯而无法坚定。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强化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增进民族认同、形成文化自信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路径，也对礼文化内容认知-价值认同-行动意向这一传播效果的逻辑路径进行了再次验证。

注释：

①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②王涛、郑建明：《试论中国数字文化共同体的塑造》，《数字图书馆论坛》2017年第2期。

③孙永富：《文化共同体对共同生活的意义》，《人文杂志》2004年第5期。

④张兵娟：《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礼文化与认同建构研究》，《新闻爱好者》2017年第2期。

⑤王冠：《论儒家礼乐文化的形成与建构及对当下的意义》，《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作者张兵娟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李涵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8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