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君

【内容摘要】本文选取10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红色口号，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对这些口号进行了解读，指出了这些红色口号在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征程中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红色口号;政治传播学;作用

一、引言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百年的伟大征程。在百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这些奇迹的取得，离不开红色动员。在红色动员的过程中红色口号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站在两个“一百年”的转折点上回望过去的一百年，从政治传播学的视角对过去的一百年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高瞻远瞩所提出的众多口号加以研究，是一项既有意思更有意义的课题。

二、研究对象及其入选理由

过去的一百年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无数政治口号，这些政治口号对于中国革命与建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限于篇幅，笔者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口号加以研究。这些有代表性的口号应该至少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应该能够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核心诉求。

基于这样的考量，笔者分别选取了十个政治口号，这十个政治口号分别是：

“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土豪，分田地”“三個‘坚持’，三个‘反对’”“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扎实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上述这些政治口号对应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十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这些历史时期党的核心工作并不完全相同，可以说每个时期党都有自己的核心任务与核心使命。上述政治口号对于确保这些核心任务与核心使命的完成与达成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对这些政治口号加以研究，有助于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红色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三、对于十大政治口号的政治传播学解读

上述十大政治口号在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些政治口号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下面，笔者拟从政治传播学的视角分别对其加以解读。

（一）政治传播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增信”——对于“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政治口号的政治传播学解读

关于“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政治口号的问世时间，社会上曾经有过不是十分准确的提法。比如，在2021年一度曾经热播的电视剧《中流击水》中有一个情节，展现的是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在南湖红船上开完会后每个人都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情节虽然很是鼓舞人心，但却与真实的历史并不完全吻合。根据专家考证，“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政治口号准确地说是问世于1922年7月16日，最早见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份政治文件，这份政治文件叫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这份“宣言”中，党的领导者们正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政治口号。①“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个口号的提出，是政治传播学上的一个成功的范例。我们都知道，政治传播有很多目的，其中之一就是“增信”。这里所说的“信”至少有两个语义指向，一是指“自信”，一是指“他信”。“自信”与“他信”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所谓“有区别”，是指其行为主体并不相同，说它们“有联系”则是指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生相助的。“自信”是“他信”的基础，正因为有了强烈的“自信”，才有可能引发相关行为主体以外的其他人对相关行为主体或者其所在的团体、组织、机构的相信和信任。从另外一个角度考量，广泛的“他信”又可以增强相关行为主体的“自信”，进一步增强相关行为主体的信心。“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口号就是一个“自信”与“他信”完美结合达成“增信”政治传播诉求的一个成功范例。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一口号是怎样彰显“自信”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引进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一个是“时间维度”，一个是“数量维度”。所谓“时间维度”，是指要注意到这个口号的提出时间是在1922年，而不是在2021年。所谓“数量维度”，是指这个口号是和“194”这个数字，而不是和“将近1亿人”这个数字联系在一起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口号提出时当时的中国仅有中国共产党党员194人，而不是2021年的将近1亿人。一个诞生只有两年，成员只有不到200人的政党，就敢于提出自己组织的奋斗目标是“万岁”，这如果不是自信的话，我还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是自信。当然了，“自信”往往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自信，另外一种则是与客观情况不符的自信。“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个口号就是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自信。我们前边曾经提到“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口号出自《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这篇政治宣言中，党的早期领导人并不是简单地提出这一口号，而是在提出这一口号之前，做了一番像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SWOT分析那样的严谨分析。以“宽广的世界视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是当时中国苦难的根本原因”在“充满了对人民大众的真挚感情”的基础上指出了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挽狂澜于既倒。②这种科学的分析，再加上在科学的理论武装下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实践，使得“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口号所呈现出的“自信”建立在了非常科学的基础之上。说完了“自信”，我们不妨再来看看“他信”。有专家研究发现，“他信”是由“好感”引发的，而“好感”往往是在“好奇感”的基础上形成的。纵观“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个政治口号，我们不难发现，从“好奇感”到“好感”，再到“他信”这样一个不断上升的轨迹。首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政治口号是怎么样引发人们的好奇感的。虽然有专家学者考证说“万岁”这个词最早乃是人们相互之间的祝酒词，谁都可以用，隋唐时代甚至还有一般人用它作为自己的名字。比如说，隋代就有一位大将军名叫“史万岁”，但是至少从宋代开始，“万岁”这个词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专属名词，只有皇帝才可以称“万岁”。北宋时代有一个大将叫做曹利用，他有一个侄子叫曹讷，有一次喝醉了酒“令人吁万岁”，结果被皇帝下令乱棍打死，由此可见一斑。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在20世纪前两个十年，当时的中国几乎所有人都没有考虑将“万岁”这个概念与一个组织或者一个团体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创造性地将“万岁”这个词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团体联系在一起，确实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之感，这不仅引发外界的好奇感，并进而上升到对这个组织的好感，从而最终达到政治传播所追求的“他信”的效果，而且从某种意义上也给组织内部所有成员以一种自信：每个忠诚于组织的人其个体的生命都将永垂不朽！因为其所在的组织将永续长存！这也就是夏明翰烈士临终前写所写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深刻内涵之所在。

（二）政治传播的重点之一也是难点之一就是如何妥善地处理好“已知”与“未知”之间的关系——对于“打土豪，分田地”这一政治口号的政治传播学解读

这里所说的“已知”和“未知”从理论上说至少有三种关系，一种是“已知”和“未知”之间不发生任何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会认为“已知”和“未知”存在于不同的时空场域中，没有必要将二者联系起来，二者之间虽然不能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也可以做到“鸡犬之声相闻，人民老死不相往来”;第二种关系就是“已知”和“未知”之间只重其一，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开展政治传播的时候，或者是只重视“已知”，或者是只重视“未知”，前者是绝对的保守主义，后者则是历史虚无主义。“文革”期间，“四人帮”提出的某些口号就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传播;第三种关系就是在“已知”的基础上导出“未知”。所谓在“‘已知’的基础上导出‘未知’”，实际上就是要在充分认识、了解、把握、消化“已知”的基础上，借助传播对象都很熟悉的“已知”来导出传播主体想要传播的“未知”的新的传播诉求或者传播内容。要想达到理想的政治传播效果，就应当而且必须采用第三种方式，也就是在充分认识、理解、消化、把握“已知”的基础上，借助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已知”来导出传播主体想要传播的“未知”，在这方面“打土豪，分田地”这一口号确实是一个成功的尝试。我们都知道，“打土豪，分田地”这一口号是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同志率领起义军转战井冈山途中提出来的。这一口号恰恰符合了当时的中国革命的需要。当时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农民问题，谁赢得了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谁就赢得了中国革命。而要想赢得中国农民，首先就必须满足他们最核心的诉求，也就是对于土地的诉求。针对这个非常急迫的现实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早期领导人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对以往的“已知”作了认真的检索，分别从包括但不限于孔子、孟子的“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思想以及包括但不限于“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农民起义口号，还有包括但不限于彭湃同志等在内的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袖开展农民运动过程中提出的相关口号中汲取了营养，创造性地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这一政治传播口号。这里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打土豪，分田地”，不是对“已知”的简单继承，而是对“已知”的一种创新性发展，因为它既区分了“打击”的对象，又言简意赅，前者使得它区别于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的相关口号，后者使得它区别于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袖们提出的相关口号。③

（三）政治传播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要“善假于外物”——对“三个‘坚持’，三个‘反对’”的政治传播学解读

所谓“善假于外物”，乃是先秦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在其传世佳作《劝学》篇中提出的一个理念。“善假于外物”就是要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外部力量达成相关行为主体的相关诉求。在开展政治传播的过程中“善假于外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首先，“善假于外物”者本身必须在言行方面经得起所要影响对象们的推敲。“善假于外物”中的“外物”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需要“假借者”努力才能够“借”来的。正像荀子在其《劝学》篇中所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里所说的“登高”和“顺风”都是隐含相关行为主体只有通过努力才能够达到目的的含义。笔者认为，这些努力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观察”，其次是“发现”，第三是“争取”，第四才是“共行”。所谓“观察”是指相关行为主体要对其所处的时空场域做一番尽可能的扫描，在扫描的过程中应尽可能不要挂一漏万;所谓“发现”是指相关行为主体在充分“观察”或“扫描”的基础上，对所观察到的组织、团体、个人做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梳理，找出那些可资借助的对象，要寻找到这些可资借助的组织、团体和个人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行的路径往往应该是求同存异，相关行为主体可以在“地缘”“业缘”“学缘”等方面着手，发现相关行为主体中的某些与寻找者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可以是习惯、爱好，也可以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在发现这些相同点之后，还有一个是将“圈子划大”还是将“圈子划小”的选项。从理想的角度说，在开展政治传播的过程中当然是要寻找和自己完全志同道合的行为主体一起来进行传播。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往往却很骨感。在现实生活中，对于那些与自己并不完全志同道合的行为主体采取什么态度？往往决定选择者所在的组织、团体能够走得多远，这方面是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的;在寻找到共同点的基础之上还需要做好争取的工作。所谓“争取”，就是要向可资借用的相关组织、团体、机构指出其与寻找者的共同点，然后争取对方一起加入到政治传播主体的政治传播行列中来，至少要认同政治传播主体的部分传播理念，然后借助他们的平台一起“共行”开展相关的政治传播。在这方面，“三个‘坚持’，三个‘反对’”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所谓“三个‘坚持’，三个‘反对’”是指“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个口号是毛泽东同志1939年在接见三位来自当时的国統区的新闻媒体记者时提出来的。这个口号在当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之所以能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其传播的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巧妙地借助了一切可以借助的外力开展政治传播，前面提到的那三位来自国统区的记者及其所在的媒体就是一种“外力”——这三位记者两名来自当时的国民党主办的媒体，分别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和国民党主办的《扫荡报》，一位来自民主人士主办的报纸《新民报》，三名记者都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不一定都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理念，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要诉求却存有某些共同之处，至少在“抗日”这一点上是可以“求同存异”找到共同点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才在百忙之中拨冗接见他们，借助他们及其所在的媒体平台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宣示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决心、不忘团结的初心、反对倒退的决心。

（四）在借助口号开展政治传播的过程中，对于相关口号提出时机的精准把握非常重要——对“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政治传播学解读

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新闻宣传要把握好“时、度、效”。其中的“时”，就是指“时机”。如果“时机”把握得不好，就有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过早”，一种是“过晚”。前者极有可能会使提出者所在的组织过早地暴露在竞争对手的视野之内，引起他们过早的关注，甚至有可能招来其过早的打击，使得相关口号提出者所在的组织在尚未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遭遇到重大挫折，后者则有可能会使得相关口号错失最佳时机，在最需要相关口号开展政治宣传鼓动的时候，而没有及时地提出相应的口号，拖了组织和群众的后腿。很显然，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应当的。那么，怎样才能对政治口号的提出时机加以精准的把握呢？在笔者看来，至少应当把握好以下这“四情”。这里所说的“四情”，包括“己情”“彼情”“舆情”和“别情”。所谓“己情”就是指政治口号的提出者所在的组织以及其成员的相关情况。从历时性的角度看要特别关注新的变化，看看这些新的变化是不是足以支撑提出相应的政治口号等等。所谓“彼情”是指政治对手一方的情况，从历时性的角度看要特别关注政治对手所在组织与以往相比是否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未来走向看这种变化是否还有可能持续下去，这种变化是不是有利于传播者一方;所谓“舆情”指的就是社会大众的相关舆论，尤其是一些意见领袖们所进行的相关议程设置，对于“己方”与“彼方”的关注度、满意度、美誉度等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是不是已经朝着有利于己方的发展，或者存在着朝有利于己方发展的可能性等等;所谓“别情”，则是指除了上述所说的三种“情况”以外的其他一些情况，“蝴蝶效应”④其实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中，许多看似不相关的情况也有可能间接影响到政治活动。只有在充分把握了上述诸种情况的基础上，才能精准地把握时机，提出振聋发聩的政治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政治口号的提出，时机就把握得非常精准。熟悉这一口号的人想必都知道，这一口号是1947年提出的。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已经从发动内战之初的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被迫转向所谓的“重点进攻”，而且，在其所谓的重点进攻战场山东和陕北，也都实际上接连败北。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内战之初的被迫防御，而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标志，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已经从抗战胜利之初对蒋介石国民党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清醒过来，转而日益强烈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内战，从而在国统区开展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在国际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两大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中国至少提供了道义上支持的可能性。正是基于包括但不限于对于上述情况的充分把握和考量，毛泽东同志才在其亲笔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高瞻远瞩、石破天惊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政治口号！这一口号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明了奋斗的方向，也为全中国人民描摹了一个可以预期的光明愿景，同时也是对全世界的一种宣示，宣示未来的中国将往何处去！

（五）一个好的政治口号应当能够妥善地处理好“要他做”与“他要做”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一口号的政治传播学解读

“要他做”与“他要做”分别代表了政治传播的两种诉求和所达到的两种境界、两种层次。前者也就是“要他做”，代表了政治传播的最广泛诉求也是最低层次的诉求。所谓“最广泛的诉求”，指的是所有的政治传播者在通过相应的政治口号开展政治传播活动的时候，无非都是想要借助一些具有宣传性、鼓动性的话语来推动其宣传鼓动对象，按照政治传播者的想法开展相关的行动。所谓“最低层次的诉求”，指的是这种场景中的“他要做”的“他”只是一个外力驱动型的“他”，或者用哲学的术语加以表述的话只是一个“自在”的主体，而不是“自为”的主体，不依靠外力驱动就不一定能够主动去开展相关的活动。而后者也就是“他要做”，则代表了政治传播中的一种理想的诉求或者叫做一般人往往难以企及的诉求。之所以说它是一般人往往难以企及的诉求，是因为很多政治传播者在提出相关口号的时候，可能压根就没有想到还有这样一种境界，或者是虽然想到，但是他们并不愿意要达到这种境界。在这些政治传播者看来，所谓传播，就是“我传你受”，是一种“传者本位”的事情，你那么主动了还要我这个传播者做什么？！在这种理念的驱使下，他们根本不愿意去想如何将传播对象从“外力驱动型”转向“内力驱动型”，从而更好地去做传播者希望他们去做的工作。一般人往往难以企及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指相关的政治传播者虽然知道有这样一重境界，但是怎样才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却往往难得其门而入。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从“要他做”到“他要做”借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惊险的一跃”。要实现这“惊险的一跃”就要尽可能激活目标对象心目中的集体荣誉感，促使其将其自身与其所在的社会、所在的民族、所在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并且产生一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一种“整体荣誉感”，使其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在此基础上才能够真正激活他们的“内生动力”，使得他们真正发自内心地去愿意为所在的国家和民族而奋斗。在这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一口号就做了非常成功的尝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个口号的提出者非常高明地将“万岁”这个词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某一类人的专属，⑤拓展到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专属，使得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中的所有人都有一种“与有荣焉”之感，使得他们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他们可以做出不懈的奋斗努力，甚至不惜流血牺牲。

（六）一个好的政治口号应重视所用词语的排列组合，通过相应的排列组合达到所要追求的理想传播效果——对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口号的政治传播学解读

一个政治口号一般来说往往都是由相关词语构成的。构成相关口号的词语如果是两个及以上的话，排列起来至少可能会有三种传播效果，分别是“1+1=2”“1+1<2”和“1+1>2”。所谓“1+1=2”就是政治口号所用词语排列起来后不会引发政治传播对象们的任何联想。就像说“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3+1=4”一样，这样的政治口号往往是正确的废话，没有什么意义;那么所谓“1+1<2”是指政治口号所用的相关词语排列组合起来可能会让人产生联想，但是这个联想往往是负能量的。比如说当年推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有关人员提出的诸如“农村想不穷，少生孩子养狗熊”之类的雷人口号;⑥所谓“1+1>2”就是政治口号所用的相关词语排列组合起来，能够引发充满正能量的联想。这应当是借助政治口号开展政治传播的理想和初衷！“1+1>2”的路径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应当是对于口号提出者所在社会、民族和国家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序良俗的充分尊敬！因為政治口号的传播对象并不仅仅只是生活在当下，还都是历史的继承人，都对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序良俗具有一定的熟悉感和亲切感，倘若将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序良俗做“当下化”的价值转换，并且融入到传播者想要提出的政治口号当中，可能就会达到传播者想要达到的传播效果。人们通常所说的“古为今用”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在这方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口号就做了非常成功的尝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口号的提出时间是1950年，这一年的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场发生在新中国周边的战争，给当时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领导人们提出了诸多难题，其中之一就是入朝帮助朝鲜人民作战的中国军队该提出什么样的口号去参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政治传播智慧。据相关史料记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口号最早是以“抗美援朝，卫国保家”的形式出现的。⑦后来之所以采用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词语排列顺序，就是充分考虑到中华民族对自己以外的人伸出援手时经常会“设身处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将“保家”调整到“卫国”之前，虽然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词序调动，但却充分激活了这一政治口号的每一个传播对象内心深处的情感，让他们能够将“保家”与“卫国”联系在一起，从而高呼这个口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冰天雪地中与武装到牙齿的所谓“联合国军”英勇斗争，最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七）一个好的政治口号应当能够告诉其传播对象如何正确地对待历史——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口号的政治传播学解读

“历史”这个词至少有两重含义，其一是指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客观事实;其二是指相关行为主体，也就是历史学家或历史工作者对这些历史的记录和评价。清代的郑板桥曾经有一篇文章谈如何画竹子，他在那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变，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这段话虽然说的是如何画竹子，但用来形容如何正确地对待历史也未尝不可。在如何正确地对待历史方面中国古人是既有经验又有教训的。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正是鉴于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历史人物的经验与教训，所以任何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在提出一个涉及到如何正确对待过去历史的政治口号的时候，肯定都要教育想要影响的群体要正确地对待过去的历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口号就是教导当时的全中国人民要辩证地对待过去的历史。具体怎么对待呢？这个口号的提出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给出了答案，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他在相关讲话中提到的话语加以表述就是，对于毛泽东同志要辩证地看待，必须承认“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还没有胜利”，所以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对于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应该怎么看待呢？这就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实践来检验，而不是通过本本来检验。⑧应当说，这个口号对于如何正确地看待历史，如何正确地、科学地结束那段历史、告别那段历史，确实都发挥了难以估量的重大作用，这也是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八）一个好的政治口号应当妥善地处理好与社会风气之间的关系，并且积极引导社会风气向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对“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这一口号的政治传播学解读

从理论上说，一个政治口号与其提出者所在社会的社会风气之间至少可能存在着三种关系：第一种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也是一种关系）。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从理论上说是存在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很少，因为任何政治口号的提出者，他们的诉求之一都是要尽可能地通过自己的口号去影响自己所在社会的风气，或者说至少是与其所在社会的风气之间发生一定的关系;第二种关系就是“追随关系”。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他们对于改善其所在社会的风气，往往怀有三种心理，这三种心理可以用三“不”来加以概括。这三“不”分别是“不敢”“不愿”和“不会”，所谓“不敢”，就是他们往往认为社会风气虽然看起来是无形的，但是却有着非常强大的惯性，在这种强大的惯性面前，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倘若想要扭转其方向，弄不好会有很大的风险，所以他们不敢去做;所谓“不愿”是指虽然这些人认为改善社会风气不会有多大的风险，但是他们往往认为通过提出并实施相关政治口号改善社会风气其投入产出的“性价比”不是很合理，就是“产出”可能远远小于“投入”，所以他们在内心深处并不具备改善社会风气的内驱动力;所谓“不会”是指相关行为主体既不缺乏胆量，也不缺乏愿望，但是却缺乏相关的本领，不得其门而入，不知道如何通过影响社会风气去引领社会风气，并最终达到改善社会风气之目的。正是基于这三种心理，他们往往在社会风气面前随波逐流。第三种关系就是“引领关系”。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往往都会认为，以政治口号为抓手的政治传播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成风化俗”，所以，应该而且必须通过提出相应的政治口号来影响社会风气并改变不良的社会风气。要做到这一点至少应当具有三“有”：第一要叫做“有眼光”，第二叫做“有胆量”，第三叫做“有路径”，“有眼光”和“有胆量”就不用说了，“有路径”就是要寻找到相关的方式方法，做到“有想法”和“有办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这个方面“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这一口号就做出了非常好的尝试。这一口号是1995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一些社会风气不正的问题，如何引导社会风气往执政党希望的方向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找到了一个抓手，就是通过“讲学习”，增加全体党员和社会各界的相关知识储备，通过“讲政治”来明确全体同志的奋斗目标，最终达到使社会风气进一步端正的目的。恰如专家所言，“讲正气是讲学习、讲政治的具体体现，同时又反作用于讲学习和讲政治。”⑨

（九）一个好的政治口号在倡导发展的时候，必须特别强调发展的科学性——对“扎实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政治传播学解读

所谓“强调发展的科学性”，就是要至少妥善地处理好以下三组关系：这三组关系分别是“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当下”与“未来”的关系以及“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所谓妥善处理好“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就是要从辩证的角度，充分认识到“整体”是由“局部”构成的，并不存在着离开“局部”的“整体”，而“局部”则是因“整体”而存在的，二者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离开了“局部”的“整体”和离开了“整体”的“局部”都是不可想象。从而避免在发展过程中或者只重视“局部”不重视“整体”，或者只重视“整体”而不重视“局部”的情况出现，努力避免发展的“不均衡”“不协调”等畸轻畸重问题;所谓妥善地处理好“当下”与“未来”的关系，是指要充分认识到从时间的一维性流动属性加以考量，任何“当下”都是要趋向“未来”的，而任何“未来”，都是由一个个“当下”按照时间的一维性流动属性逐渐发展而成的。既要强调发展是应当一步一步进行的，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避免好高骛远，又要强调发展必须树立长远目标，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谓妥善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就是要既重视“数量”更重视“质量”，努力避免只重视“数量”不顾“质量”，避免由此引发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问题。在这方面“扎实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一政治口号应当说做了非常好的尝试。这一政治口号是胡锦涛同志200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当时的情况是，经过1978年以来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有了相当大的规模，但是，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来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因为发展的不均衡、不全面、不协调等引发的。有鉴于此。当时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才审时度势，提出了“扎实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口号，为確保中国经济的均衡、全面、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指引。⑩

（十）一个好的政治口号应能够妥善地处理好“同”与“异”的关系，以便“将支持我们的人变得多多的，将反对我们的人变得少少的”，从而努力“寻找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口号的政治传播学解读

20世纪40年代，当时在八路军总部工作的胡耀邦曾经向毛泽东同志请教“什么是政治”，毛泽东同志语重心长地回答说，“所谓政治，就是将支持我们的人变得多多的，将反对我们的人变得少少的”。毛泽东同志的这几句话虽然简短，但却意味深长，可谓道出了政治活动的真谛！其实，岂止政治活动是如此，以口号为抓手的政治传播也理应如此。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将支持我们的人变得多多的，将反对我们的人变得少少的”呢？相关的路径肯定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妥善地处理好“同”与“异”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同”与“异”既指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的“同”与“异”，也指传播对象内部不同的传播对象之间的“同”与“异”。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加以考量，我们不能不承认，传播者和传播对象之间、不同的传播对象之间都是有“同”有“异”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怎么样看待这些“同”与“异”，可能就彰显出不同的行为主体的政治眼光，而如何处理这些“同”与“异”则彰显出相关行为主体的政治智慧。为了实现伟大的目标，就必须妥善地处理好“同”与“异”之间的关系，就应当努力“求同存异”，而且必须“求大同存小异”。这里所说“大同”的“大”，至少有以下几种语义指向：既指其所能够吸引和影响的传播对象数量上的巨大，又指吸引和影响传播对象的吸引力之大，还包括为了实现相关共同目标所尽的努力之大，同时也包括相关目标达成之后，对于口号提出者所在国家、所在社会、所在民族、所在世界的影响之大等。在这方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可谓树立了政治传播的光辉典范。这一口号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非常巨大，乃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共同梦想，它可以凝聚起无数中华儿女超越职业、身份、种族、区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个目标一旦达成，它的影响将非常巨大，将会使得中华民族进一步更好地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个目标当然不可能马上实现，所以，必须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它的影响将超越时空，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为实现这个伟大号召而不懈奋斗！

注释：

①刘捷：《石库门里第一次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上海党史与党建》2017年第7期。

②赵军：《初心有别 命运迥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份宣言》，《炎黄春秋》2020年第2期。

③比如，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袖之一的彭湃就借助广东海陸丰一带流行的歌谣创作了一首有关土地革命的民谣“田仔做到死，田公吃白米。田仔打田公，田公唔（不）知死。田仔团结起，团结起来干革命，革命起来分田地。你分田，我分地;有田有地真欢喜”，这首歌谣虽然很形象，但却因为语句过多而影响力不是很大。详细请参见王树人《用红色歌谣教育农民的革命烈士彭湃》，《党史博采》2018年第6期。

④卢昌海：《有趣的“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人才资源开发》2018年第15期。

⑤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万岁”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7%E5%B2%81/712106。

⑥相德宝：《人口计生标语口号存在的问题与改进策略》，《人口与计划生育》2008年第3期。

⑦吴宏亮、孟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泽东出兵朝鲜艰难决策的背后》，《史学月刊》2013年第10期。

⑧白钰：《邓小平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新西部（理论版）》2016年第14期。

⑨刘浩、赵蕾：《论江泽民关于讲正气的思想》，《才智》2009年第21期。

⑩杨玉成：《以宽广眼界认识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2年第2期。

詹国枢：《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中国经济周刊》2013年第8期。

（作者系中国教育电视台《教育传媒研究》编辑部总编辑、三级研究员、教育部、中宣部高校与新闻单位互聘交流“双千计划”中国政法大学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