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图像之所以能够创造一定的“现实”，本质上是修辞作用的结果，其中的视觉编码“语言”主要体现为视觉修辞“语言”。修辞学的研究重点则是要正视人的存在本身，尤其是要在修辞学意义上理解人的主体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相应地，视觉修辞研究需要超越图像本身的表征世界，聚焦于图像再现的观看结构和修辞实践，一方面关注观看结构本身的生产方式及其权力运作逻辑，另一方面探讨主体实践深层的视觉修辞语言，尤其是人在修辞意义上的存在方式。概括而言，视觉修辞研究的未来使命，就是要勇敢地面对视觉文化，回应视觉性问题，破译并打开视觉文化逻辑的修辞密码，进而为视觉文化研究提供一种修辞认识论。

【关键词】视觉修辞;公共修辞;修辞性;视觉性

修辞作用的常见方式，并非仅仅体现为创造了什么图像，更为重要的是创造了何种观看结构。由于这种观看结构总是受制于某种霸权话语的隐性支配，视觉领域正在经历一场普遍的“再现之殇”。①通过对既定的意义规则的策略性使用，视觉修辞实践生产或再造了一套看似自然而然实则携带劝服欲望的形象体系。如果说图像是具体的、可见的、现实的、物质性的，那么形象则作为图像的一种抽象形式，驻扎在认知领域，它是抽象的，是非物质性的，是有生命力的，是可以在图像之间进行复制和流动的。一种符号形式之所以可以承载意义，容纳情感，富有生机，根本上是因为它以“象”的方式存在，并且在“象”的维度上影响并塑造了一个时代的观念体系。

一、流动的形象及其生产装置

当代媒介系统制造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景观”世界，然而“景观”得以持续性再生产的底层动力装置则是一套通往视觉话语的“形象”系统，如文化系统层面的视觉意象和认知结构层面的视觉图式。今天的诸多意指概念（ideographs），往往存在一个可供辨识的形式之维，或者说已经逐渐被图像化表征了。②为什么一提到“自由”，以往的人们往往总是习惯性地联想到那尊矗立在美国纽约海港内的雕像——自由女神像，或者说，为什么是自由女神像而非其他事物最终演化并成为“自由”的一般符号形式？这是因为，经过美国大众媒介工业的渲染、叙述和全球传播，自由女神像作为一种跨媒介叙事符号频频流动于不同的图像形式之间，被有意识地接合到“自由”的话语世界，成为“自由”话语的形式载体，从而完成了从“图像”到“形象”的飞跃。当自由女神像成为“自由”的形式意象时，它便在视觉意义上重构了人们关于“自由”的想象体系，这一作用过程无疑是压制性的，是支配性的，是生产性的。至此，自由女神像的写实性和物质性内涵被掏空了，它上升为一个具备了意识和灵魂的视觉形象，最终制造了一场始料未及的形象霸权。

如果一种公共话语开始与某种既定的视觉形象发生关联，并且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牢固的、排他的勾连结構，那么往往会产生两种可能的文化后果：一是社会认知层面的形象依赖，即形象在无意识维度上铺设了人们的认知方式;二是形象霸权，即形象以一种排他性的视觉方式建构了某一话语的合法性。反观今天的图像世界，我们是否追问过这样的问题：有多少公共话语，是在视觉维度上被建构和生产的？有多少视觉形象的生产与解释权力，牢牢地掌控在某些利益群体手中？又有多少形象体系，悄无声息地塑造并影响了人们把握世界的阐释图式……其实，大凡我们和形象打交道时，就已经毫无防备地进入一个文化释义结构之中，那些顽固的、流动的、增殖的形象自由地穿梭于图像和图像之间，最终“以话语的方式”建构或重构了一个新的“现实”。当形象获得了生命，拥有了欲望，携带了意识形态时，我们便进入了威廉·J. T. 米歇尔（William J. T. Mitchell）所说的“纯粹形象统治世界”③的图像时代。视觉修辞研究只有正面回应社会文化维度的形象问题，才能有效地拓展视觉文化研究的批评视角和路径。

当各种形象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时，形象不再是普通的视觉形式，也不再是简单的视觉印迹，而是作为一个时代支配性的“话语方式”，提供了一种理解现实世界及其合法性的视觉框架。按照米歇尔的观点，形象赋予了既定的形式以“剩余价值”。④具体而言，不同于一般的图像，形象是一种有灵魂的、有生命的、有情感的视觉形式，它悄无声息地建构了人们的认知模式，也建构了认知模式深层的话语合法性。例如，消费话语为什么有能力定义并阐释“美”的标准，是因为大众媒介通过对身体的反复打量、涂抹和干预，最终制造了一套通往“美”的形象。正是通过“形象的生产”，图像拥有了意识和灵魂，最终完成了从“形象”到“话语”的神话再造工程。纵观今天的视觉系统，存在于其中的不仅有图像，还有各种流动于图像之间的形象体系。尤其是在政治场域，世界各国的宣传体系越来越多地诉诸图像，尤其是诉诸形象，通过形象的生产、编织与赋能，再造了一系列合法的权力话语。

实际上，今天的形象问题研究远远不足以揭示形象背后的复杂“图景”，形象背后的话语问题、修辞问题、文化问题迫切呼唤更为系统的学术研究。形象并非沉默的、静态的存在物，亦非止步于对事物的模拟和反映，而是作为修辞实践的构造物，尝试接管并定义事物的意义，进而通过“形象的生产”来重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和观念体系。其实，形象之所以能够伪装在日常生活经验之下，是因为其在视觉修辞维度上策略性地激活或使用了一定的意义规则。换言之，当人们在疯狂地制造形象时，形象已经忘却了“来路”，它紧跟着话语的步伐，流动于图像之间，打破了图像与话语之间的认知壁垒，不仅意味着权力生产的“果实”，而且扮演着权力运作的“媒介”和“工具”，深刻地作用于一个时代的劝服与认同实践。显然，只有批判性地反思那些弥漫在我们时代的形象系统及其生产机制，人与形象之间才能保持一种从容的、和谐的、对话的生存关系，而视觉修辞学无疑提供了一种检视形象生产及伦理问题的批判视角和方法。

二、通往公共修辞的视觉沟通体系

实际上，传播的真正目的是跨越种族、阶级、性别等一切人为构造的区隔系统，推动人类终极意义上的交流和对话。然而，当前社会存在的各种制度的、话语的、符号的社会“壁垒”，已经影响甚至阻碍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机器之间的自由交流，而且这种交流的困境已经延伸到人与符号的层面，其显著特点就是人们越来越难以理解、占有并支配自己亲手制造的符号系统，如人们乐此不疲地制造了各种形象，但最终却困于形象之中，动弹不得。如何借助视觉修辞的图像途径与方法搭建人类沟通的“视觉桥梁”，成为视觉修辞研究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命题。

只有明确视觉修辞意义上的“图像何为”命题，才能真正在视觉意义上提供一套促进人类沟通与对话的“视觉方案”。纵观视觉文化时代的符号生产，各种携带着偏见、歧视、霸权的视觉形象体系，正在以一种隐蔽的、匿名的、复式的方式被生产出来，它们的思路和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在视觉维度上构建一套话语运行的组织结构及生产系统，进而在既定的权力规约下重构一个新的“现实”。如果说形象层面的话语问题相对較为复杂且难以识别，那么，即便是那些标榜“事实原本如此”的摄影照片，依然未能对事实和真相给出完整的表征承诺，而这一趋势在后真相时代显得尤为突出。

如何在修辞维度上构建一套视觉沟通体系？公共修辞（public rhetoric）无疑提供了一个弥足珍贵的价值坐标和伦理方向。所谓公共修辞，主要指的是以公共利益为根本修辞对象和目的的修辞学观念与实践。公共修辞抛弃了传统修辞与生俱来的工具主义倾向，更多地强调在公共性维度上建立一种普遍的修辞伦理和实践方案，其基本的价值落点是求真、向善、明理、促进对话等等。在具体的视觉修辞实践中，公共修辞意味着赋予修辞活动一种公共的、对话的、平等的、人类的视角和价值，即将图像及其深层的形象视作沟通的“媒介”而非劝说的“工具”，从而使得修辞行为真正服务于对话的目的，如消除偏见、刺破谎言、促进理解、捍卫真理、推动文化交融、解决共同危机、追求人类共同福祉等等。

令人欣慰的是，基于公共修辞的视觉实践已然铺开，历史上的诸多图像行为已经并且正在证明：人类在视觉维度上的对话体系构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1937年，日军轰炸上海火车站，一个孩子坐在废墟上哭泣，摄影师王小亭拍摄了这一瞬间《血色星期六》。照片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刊登后，美、英、法等国家爆发了大规模游行，抗议日本侵华罪行。1985年，美国《国家地理》封面上的图片《阿富汗少女》记录了一位阿富汗女孩充满惊恐的眼神，这张被称为“第三世界的蒙娜丽莎”的照片直接将阿富汗妇女和儿童问题推向全球关注的视野。2010年，英国《卫报》的数据新闻图像《伊拉克战争日志：每一次死亡地图》通过数据化和可视化的方式，讲述了伊拉克战争以来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英国从伊拉克战场撤军的步伐。2015年，叙利亚难民危机中的图片《沙滩上的男孩》，唤醒了人们对“远处的苦难”的关注与同情，进而推动了全球在人道主义上的高贵对话;同年，中国天津滨海新区发生了“8·12”大爆炸事件，起初网络上出现了大量针对消防队员的攻击性言论，后来一张记录了消防队员“逆火而行”的图片浮出水面，迅速引发了全社会的集体共鸣，也化解了人们的误解和偏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湖北，全国各地医务工作者积极支援湖北防控一线，医务工作者们的脸上被护目镜和口罩压出了深深的勒痕，记者用镜头记录下“最美逆行者”的“最美印痕”。这些布满勒痕的肖像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地标建筑、交通枢纽等大屏上滚动播出，点亮了每座城，温暖了每颗心……

三、“生存观”视域下的视觉修辞研究使命

纵观修辞学史，修辞的观念也处于变化之中。不同的修辞观定义了不同的修辞内涵，揭示了不同的修辞功能，也赋予了修辞学不同的学术使命。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种基本的修辞学观念：一是古典修辞学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劝服观”;二是新修辞学的代表人物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提出的“认同观”;三是约翰·班德（John Bender）与戴维·威尔伯瑞（David Wellbery）提出的“生存观”。⑤20世纪90年代，班德和威尔伯瑞重新反思修辞学，认为修辞学的使命与担当不能仅局限于纯粹的“技巧”问题，而应该在终极意义上回应人类的生存问题。基于这一宏大的学术使命，班德和威尔伯瑞将修辞学的中心概念确立为“修辞性”（rhetoricality），指出修辞学必须面对“现代主义的回归”（modernist return）这一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修辞学的“生存观”。班德和威尔伯瑞指出，“不同于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框架（cultural frame），并且正在以一种热情的姿态呼唤修辞学的振兴”，而修辞学振兴的基本思路是重返社会交往的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在修辞学意义上重新审视话语实践的根基问题，进而在现代主义所铺设的问题框架中实现修辞研究与话语实践研究的深层共振。⑥

按照修辞学家道格拉斯·埃宁格（Douglas Ehninger）的观点，人是依赖修辞而存在的动物。⑦相应地，修辞学的研究重点则是要正视人的存在本身，尤其是要在修辞学意义上理解人的主体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基于修辞学的生存观，视觉修辞如何回应“人的生存条件”？卡拉·A.芬尼根（Cara A. Finnegan）强调视觉修辞研究必须植根于当前的视觉文化语境，尤其是超越传统意义上对视觉文本的静态分析，进而探寻一种理解视觉文化的修辞视角（rhetorical perspectives）。按照芬尼根的观点，在视觉文化时代，当“视觉性”逐渐成为当代文化的主因时，视觉修辞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视觉文化产品（artifacts of visual culture）的修辞分析层面，而是要在修辞理论层面回应更大的‘视觉性’问题”。⑧纵观视觉文化的生成谱系，“‘视觉性’不是指物的形象或可见性，而是指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世界的图像化’，是使物从不可见转为可见的运作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既包括看与被看的结构关系，也包括生产看的主体的机器、体制、话语、比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还包括构成看与被看的结构场景的视觉场。”⑨概括而言，视觉性并不是指观看对象的物质状态或实在状态，也不是指图像符号所具有的某一属性或特征，而是强调观看如何成为一种文化实践，文化运作为何存在一种视觉逻辑，以及观看行为和视觉实践何以成为文化意义上的一种可能。因此，视觉性的核心结构是看与被看的关系，核心命题是文化运行的视觉逻辑，核心问题是观看结构如何被生产出来？观看行为如何被正当化？世界图像何以能够自成体系？视觉如何成为文化的主因？普遍的图像化何以成为一种生存方式？

生存观视域下的视觉修辞的研究对象超越了简单的视觉文本，而是直指视觉文化时代的视觉性。相应地，视觉修辞的根本命题就是探讨如何在视觉修辞维度上开展视觉性分析与批评，以及如何为视觉文化研究提供一种修辞认识论。长期以来，视觉修辞研究更多地聚焦于文本分析，未能对文化的总体性加以系统考察，亦未能提供一种考察文化逻辑的方法论。尽管修辞批评涉及宏观意义上的文化、权力与意识形态问题，新修辞学也在文化与交际层面考察普遍意义上的象征实践问题，然而不得不说，相关研究主体上是以文本为分析基础的，视觉修辞介入文化分析的深度远远不够。进一步讲，视觉修辞研究的未来使命就是要勇敢地面对视觉文化，回应视觉性问题，破译并打开视觉文化逻辑的修辞密码。芬尼根通过梳理已有的学术文献，对视觉修辞的研究现状表示深深的忧虑，“视觉修辞不能毫无批判地引进视觉研究的各种教条，而是要探索‘视觉性’如何影响、挑战或改变我们对修辞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修辞理论。”⑩当视觉性被纳入视觉修辞的研究视域时，视觉修辞便承载着更大的文化认识使命，即探寻图像作为人们的生存条件之可能性与现实性，尤其是人们在图像意义上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方式。

只有当视觉性与修辞性的作用关系成为一个学术命题时，视觉修辞才能获得一个更大的理论建构视野和空间，并且有可能上升为一种阐释视觉文化运行逻辑的认识论。那么，视觉性与修辞性的相遇，究竟会回应什么样的学术问题、打开什么样的学术空间？如果说视觉性对应的是图像时代视觉文化存在与生成的视觉逻辑，而修辞性回应的是人在修辞意义上的生存方式，那么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可以简单地概括如下：人类生存建立在修辞维度的象征行为（symbolic action）之上，因此象征构成了人类存在的前提。然而，視觉文化时代的象征问题及实践，越来越多地诉诸图像化的文本、表征、经验、行动和实践，这使得人类生存的象征实践存在一个普遍而深刻的视觉之维。相应地，如何理解和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化逻辑，既存在一个通往视觉文化分析的修辞认识向度，也存在一个通往修辞文化分析的视觉认识向度，即修辞性和视觉性之间具有内在的对话基础，二者共同构成了理解视觉文化逻辑的“一体两面”。

概括而言，如果无法厘清修辞性与视觉性的对话逻辑，就难以真正回答“视觉修辞何为”这一问题。视觉修辞如何才能打开视觉文化研究的修辞视角，关键是要将视觉性和修辞性统摄在一个总体的分析框架之中，既要关注视觉文化研究的修辞认识论，也要关注修辞文化研究的视觉认识论。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视觉性和修辞性的关联和接合？如何才能在修辞意义上把握人的“图像化生存方式”？面对这些亟待解决的视觉修辞问题，生存观视域下的视觉修辞研究只有不断探索一切可能的切入视角和分析路径，才能真正拓展视觉修辞学的理论方向和实践使命。我们不妨以“元框架”（meta-frame）作为一个切入视角，揭示视觉修辞回应视觉性问题的一种可能的理论路径。框架是人为构造并加以组织化而形成的一套理解事物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结构。人们之所以会形成既定的理解方式，往往是因为框架的作用，因此人必然是依赖框架而存在的动物。对认识框架的运行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人在修辞学意义上的生存方式。任何框架的生产与激活往往对应相应的修辞实践，即借助一定的修辞发明（rhetorical invention）来赋予事物既定的认知方式。而在人的“框架化存在”中，元框架是一种基础性的、根本性的框架依赖。所谓元框架，就是解释框架的框架，本质上指向框架实践的释义系统。范畴铺设了一切释义行为发生的元框架，而每一种范畴都意味着一套相对独立的逻辑推演系统，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框架的发生逻辑和意义系统。话语实践中普遍存在四种基本的元框架形态，分别是定义框架、知识框架、情感框架和价值框架。因此，如何开展视觉修辞意义上的视觉性研究？其中一种可能的研究路径是探讨元框架运行的视觉修辞逻辑，即探讨图像及其象征实践如何作用于认知体系中的定义框架、知识框架、情感框架和价值框架。概括而言，立足元框架这一认识视角，我们不仅可以把握视觉文化生成的修辞框架机制，还可以把握修辞文化生成的视觉框架机制，这不仅使得视觉文化和修辞文化拥有共通的框架模因，也使得视觉性和修辞性之间的交汇与对话成为现实。

总之，相对于古典修辞学的“劝服观”和新修辞学的“认同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修辞学逐渐转向“生存观”，即在视觉维度上审视人的生存条件，进而考察人在修辞意义上的生存方式。只有回到不同的修辞传统中，我们才能真正把握“视觉修辞何为”这一理论与实践命题。劝服观的中心概念是“劝服”，视觉修辞的核心功能是视觉劝服，强调“以图像的方式”实现某种劝服性话语的生产;认同观的中心概念是“同一”，视觉修辞致力于在图像维度上促进不同主体的协商与对话;生存观的中心概念是“修辞性”，视觉修辞的主要使命是回应视觉性问题，揭示视觉性和修辞性之间的作用方式，进而阐释图像及其象征实践如何构成人们的生存条件。如何在视觉维度上审视人的生存条件和存在方式，并构建一种可能的沟通体系，成为生存观视域下视觉修辞研究亟待突破的学术命题，也是视觉修辞理论体系创新亟须回应的知识命题。

注释：

①刘涛：《视觉修辞与社会对话的“视觉之维”》，《教育传媒研究》2019年第6期。

②刘涛：《意指概念：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探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③④〔美〕W. J. T. 米歇尔：《图像何求： 形象的生命与爱》，陈永国、高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2页、第82-115页。

⑤实际上，修辞学的“生存观”也可以归属于新修辞学知识范畴，之所以将其单列为一种修辞观念，主要是考虑到其与“认同观”回应的学术问题存在明显差异，而“生存观”本身的观念内涵值得深入研究。

⑥Bender， J. B.， & Wellbery， D. E. （1990）. The ends of rhetoric：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5.

⑦Ehninger， D. （1972）. Contemporary rhetoric： A reader's coursebook. Glenview， IL.： Scott， Foresman， pp.8-9.

⑧⑩Finnegan， C. A. （2004）. Review essay： Visual studies and visual rhetoric.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90（2）， 234-256， p.235， P245.

⑨吴琼：《视觉性与视觉文化——视觉文化研究的谱系》，《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刘涛：《元框架： 话语实践中的修辞发明与争议宣认》，《新闻大学》2017年第2期。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视觉修辞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7ZDA29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