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虎平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200062）

地区安全公共产品是指针对某一特定区域内国家的安全需求，由特定国家单独或联合提供的产品和服务。①See Mancur Olson.Increasing the Incentive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1,Vol.25,Iss.4,p.867;Kindleberger C P.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Exploitation,Public Goods,and Free Rider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81,Vol.25,Iss.2,p.244.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受到中美俄三国的地区战略目标以及彼此间安全互动的影响，因各自地区战略目标冲突而导致的安全博弈是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加剧的直接原因。加之中亚地区缺乏一个单一的域内供给中心，大国竞争供给在增强中亚国家战略自主性的同时，美俄主导供给的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私物化”和次优性问题凸显,更是降低了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效力。

一、大国博弈与中亚地区权力结构

苏联解体将中亚带进了多极时代。基于各自不同的地区战略目标，美俄展开安全博弈以维持和强化在中亚的战略影响力，中亚地区权力结构随之发生变化。中亚国家推行的多元平衡政策增强了战略自主性，提高了在中亚地区权力结构中的地位。

（一）中美俄的中亚战略目标及安全竞争

中亚是俄罗斯建构欧亚联盟和重构地区等级体系的关键节点②See Dmitri Trenin.True Parterners?How Russia and China See Each Other,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2012,p.7．，被俄罗斯视为其“战略后院”。苏联解体后，受自身经济实力下滑和战略空间被大幅压缩等复杂因素影响，俄罗斯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时期。③参见〔俄〕普京《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6页。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对中亚采取了“忽视”态度，中亚地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被俄罗斯“遗忘”。普京执政后，中亚成为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俄罗斯开始着力维护其在中亚地区的特权地位。④See Andrei Tsygankov.Russia's Foreign Policy: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National Identity,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2007,Vol.9,Iss.3,p.86.为确保俄罗斯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和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⑤参见〔俄〕普京《普京文集（2002—2008）》，张树华、李俊升、许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页。，俄罗斯加快拓展和深化其在中亚的战略影响力。

“9·11事件”后，反恐这一当时中亚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地缘政治难题将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再次紧密联系在一起。①See Lena Jonson.Vladimir Putin and Central Asia:The Shaping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I.B.Tauris,2004,p.73.俄罗斯借助反恐展示并强化了其在中亚的领导地位，建构起由俄罗斯主导的地区安全等级体系，重构了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安全依赖关系，并成功将美国从中亚的军事基地中排挤出去。2014年美国开始在阿富汗撤军为俄罗斯深化与中亚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拓展地区影响力找到了一个正当理由：收拾美国军事干预后留下的“烂摊子”。②See Alexander Cooley.Russia and China in Central Asia,Norweg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NUPI),2015,p.2.俄罗斯迅速填补美军撤出引发的军事权力真空，中亚出现俄进美退的博弈态势，俄罗斯对中亚的影响力上升。乌克兰危机以来，美欧等西方大国加大对俄遏制力度，俄罗斯加快整合中亚的步伐。当前，俄罗斯是中亚地区唯一拥有直接军事存在的大国，由俄罗斯主导建构、中亚国家普遍参与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下简称集安组织）增强了俄罗斯的安全竞争能力，强化了俄罗斯在中亚的领导权威。

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在于从根本上削弱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板块，进而迟滞俄罗斯的地区一体化进程，遏制中国发展”[1]。“9·11事件”后，中亚成为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前线和在阿富汗展开军事行动的战略基地，美国在加强与中亚国家军事安全合作的同时，大力实施分化战略，于2005年提出“大中亚计划”，试图打造以阿富汗为中心、连接中亚和南亚的新地缘政治板块。2011年美国出台“新丝绸之路计划”，加大将中亚“分离”出俄罗斯“后院”的力度。民主化是美国实施分化战略的重要手段。③See Enayatollah Yazdani.US Democracy Promotion Policy in the Central Asian Republics:Myth or Reality?,International Studies,2007,Vol.44,Iss.2,p.143.通过向中亚各国输出民主价值观，美国试图将其改造为亲美的民主国家，弱化对俄罗斯的向心力，遭到俄罗斯的强烈反对。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和同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2010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二次革命”，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于1999年和2012年两次退出集安组织都与美俄博弈息息相关。④参见曾向红《欧亚秩序的套娃模式：地区分化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5期，第50页。然而，“颜色革命”引发中亚国家的安全担忧和对美国的疏远，美国被迫暂缓推进分化战略，寻求恢复在中亚的战略信誉。⑤See Pinar Ipek.Challenges for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sia:What can the United States do?,Middle East Policy,2007,Vol.14,Iss.1,p.98.

随着美国在阿富汗撤军，为弥补因撤军而来的在中亚军事影响力的弱化，美国深化与中亚国家的军事政治合作，加大财政、军备支持力度，试图通过影响军队，使其接受西方理念，激励他们继续推进民主。⑥See Sebastian Engels.Military Professionalization Programs in Kazakhstan and the United States:How to Implement and What Will We Gain,Connections,2017,Vol.16,Iss.2,p.103.此外，美国着力构建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2015年10月，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Forbes Kerry）与中亚五国外长在乌兹别克斯坦会晤，“C5+1”多边合作模式初步建立。2020年2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Richard Pompeo）出访中亚，参加了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C5+1”会谈，“C5+1”多边合作模式逐渐成熟。⑦参见杨双梅《美国与中亚五国“C5+1”合作机制的发展与演变》，《国际论坛》，2020年第5期，第72-73页。

中亚是中国优化周边安全环境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点区域。2013年3月，“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以及快速推进提升了中亚的地缘战略地位，中亚地区安全稳定直接关系到“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否顺利推进和可持续化。⑧参见李建民《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与中俄合作》，《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5期，第10页。当前，随着美国在阿富汗撤军的完成，“原本被压制和隐藏的一系列安全隐患开始浮出水面，塔利班武装加快扩张、‘伊斯兰国’重新崛起并向中亚地区渗透、跨境贩毒有增无减持续恶化中亚地区安全环境，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的顺利推进形成直接挑战”[2]。

中国在中亚影响力的上升引起了俄罗斯的警戒。⑨See Younkyoo Kim,Stephen Blank.Same Bed,Different Dreams:China's'peaceful rise'and Sino-Russian Rivalry in Central Asi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3,Vol.22,Iss.81,p.15；侯艾君《中—俄—美战略三角与世界秩序》，《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98页。俄罗斯担心中亚国家与中国安全合作的深化将会导致中亚国家降低对其安全依赖和对集安组织安全效力的认同。同时，俄罗斯期望与中国加强合作以遏制美国在该区域的势力扩张。①See Stephen Kotkin.The Unbalanced Triangle:What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Mean for the United States,Foreign Affairs,2009,Vol.8,Iss.5,p.136;Andrea Kendall Taylor and Jeffrey Edmonds.Addressing Deepening Russia-China Relations,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August 31,2020.基于培育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和顺利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考量，中国坚持平等合作与不干涉内政原则，以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为安全依托，持续深化和域内外国家的安全合作，为中国西部边疆安全和“丝绸之路经济带”顺利推进创造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也为维护中亚和平稳定注入了新动能。②See Aijan Sharshenova,Gordon Crawford.Undermining Western democracy promotion in Central Asia:China’s countervailing influences,powers and impact,Central Asian Survey,2017,Vol.36,Iss.4,p.453.2020年7月，中国与中亚五国正式成立“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机制，③具体内容参见《“中国+中亚五国”举行首次外长会晤》，中国政府网，网址：http://www.gov.cn/xinwen/2020-07/17/content_5527593.htm，访问日期2021年2月20日。成为深化地区安全合作、维护中亚和平稳定的又一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综上所述，美俄的中亚战略目标异质性较大，结构性矛盾突出，对抗性色彩浓厚。中国尊重俄罗斯在中亚的主导地位，中俄战略合作稳步推进。中美俄在中亚形成的“战略三角”既有竞争也有合作。“9·11事件”后，中美俄三国加强安全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随着反恐的深入推进和取得重大成功，尤其是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开始，维持中美俄在中亚合作的这一粘合剂的作用急速下降，防止中亚安全局势继续恶化甚至“阿富汗化”成为当前中美俄三方加强安全互动的新的安全关切。④参见赵会荣《对中亚安全形势的观察与思考》，《世界知识》，2016年第21期，第48页。然而，美国对中俄战略遏制正在制约合作潜力。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俄视为其直接战略竞争对手，持续加大对中俄遏制力度。2020年美国新中亚战略更是肆无忌惮地排斥中俄在中亚的影响，⑤See United States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2019－2025:Advancing Sovereign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U.S.Department of State,February 5,2020,网址:https://2017-2021.state.gov/united-states-strategy-for-central-asia-2019-2025-advancing-sovereignty-and-economic-prosperity/index.html，访问日期2021年2月20日。加剧大国竞争，增大了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削弱了中亚和平稳定。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影响力，“美国维护霸权的决心更加坚定、态度更加坚决”[3]。

（二）中亚地区权力结构

中美俄三方安全竞争和中亚各国与大国的安全互动共同造就了中亚地区多层级的动态权力结构。中亚国家与中美俄任一大国权力的不对称保证了这一权力结构的稳定性。中美俄三国处于权力结构的顶端，拥有即使中亚各国加起来也不可比拟的实力优势，集安组织、上合组织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下简称欧安组织）作为大国推进地区战略和供给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重要战略工具，对中亚安全事务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亚国家安全自主能力和意愿普遍提高，对外政策的差异性更加明显，各种“C5+1”小多边合作机制快速发展。⑥参见王术森、曾向红《大国中亚地区外交新态势》，《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0期，第49页。

对中亚地区权力结构变化最为关注和敏感的莫过于中亚各国。作为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直接消费国，除寻求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之外，中亚各国领导人更重视本国政权安全⑦See Scott Radnitz.Between Russia and a Hard Place:Great Power Grievances and Central Asian Ambivalence,Europe-Asia Studies,2018,Vol.70,Iss.10,p.7.，反对干涉主权和“颜色革命”。中美俄三方安全竞争为中亚国家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安全选择，其国内精英推行全方位外交，从大国竞争中获利，哈萨克斯坦经常宣称：“我们的幸福就是建设多条管道，”⑧See Sally Cummings.Kazakhstan:Power and the Elit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135.乌兹别克斯坦认为：“平衡政策是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最佳方式。”⑨See Kuryłowicz M.Uzbekistan'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Russia,Kraków,2014,p.113.中亚国家战略自主性的增强也表现为更多的“竞标”行为，如，吉尔吉斯斯坦同时为美俄两国提供军事基地，在要求美国退出玛纳斯空军基地的问题上同俄罗斯讨价还价。中亚国家对外政策的日益差异化要求大国加大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力度以吸引中亚各国，逐渐改变了中亚国家被动依附态势，提高了中亚国家在地区权力结构中的地位。①See Stephen Blank.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Central Asia:An American View,Parameters,2008,Vol.38,Iss.1,p.78;Avinoam Idan,Brenda Shaffer.The Foreign Policies of Post-Soviet Landlocked States,Post-Soviet Affairs,2011,Vol.27,Iss.3,p.253.

针对2014年美国开始在阿富汗撤军后出现的中美俄三角战略“失衡”现象，中亚国家在继续与俄罗斯深化安全合作的同时，积极强化与美国、欧盟、伊朗等域外势力的双边关系，平衡俄罗斯日益上升的影响力，防止出现战略失衡乃至俄罗斯独霸中亚的局面，“主动平衡”成为中亚各国外交的主基调。②参见李建荣、韩隽《2018年中亚：巩固发展强化平衡》，《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26页。美国在阿富汗撤军也开启了中亚各国加强域内合作的新进程，中亚地区一体化的整合力量开始向内部倾斜，用一个声音说话逐渐成为中亚各国的共识。自2018年3月召开第一届中亚首脑峰会后，中亚五国于2019年11月、2021年8月举办了第二届和第三届首脑峰会，试图再次联合自强，中亚一体化取得新进展。③参见何金科《安全合作与中亚互惠共同体的构建：基于共生理论的研究》，《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6期，第169页。

二、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与供求矛盾

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竞争供给与合作供给共存。美俄战略博弈忽视或漠视中亚各国的安全需求，由其主导供给的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与中亚国家安全需求相脱节，供求矛盾突出。

（一）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是中美俄三方地区安全战略目标的直接反映。一方面，中美俄依据其各自不同的中亚战略目标设定，加大对中亚的安全投入力度，扩展地区影响力。另一方面，基于对拥有共同的利益关切和无法单凭一方解决问题这一认知，中美俄三方加强安全合作，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当前，中亚存在大国主导供给、大国合作供给与混合供给三种模式，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是具体代表机制。

首先，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为代表的大国主导的联盟供给模式历时最长、影响力最大。集安组织是由俄罗斯主导建立的以维护其在后苏联空间传统权威的重要战略机制，也是俄罗斯推进中亚地区军事一体化和强化对中亚安全事务主导权的安全支柱。俄罗斯不仅借助集安组织在中亚建立了军事基地，而且加快了对中亚成员国军事力量的整合，成立了快速反应部队。④See Nikitin A I.Post-Soviet Military-Political Integration:The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EU and CSTO,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2007,Vol.5,Iss.1,p.35.自2012年起，集安组织每年举行“战斗兄弟情”系列联合军事演习，对内震慑分裂势力，对外表明集安组织的能力和决心。随着“后阿富汗战争时代”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影响力下降，俄罗斯和集安组织在中亚的安全权威进一步提升。

其次，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俄大国合作供给的典范。上合组织的前身是1996年成立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旨在解决中国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的边界划分问题，后扩展到打击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加强经济合作等领域，其本质是中俄共管。⑤See SinemÜnaldilar Kocamaz.The Rise of New Powers in World Politics:Russia,China an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9,Vol.16,Iss.61,p.3.上合组织坚持不结盟、不干涉内政、平等合作与协商一致的组织原则，安全公共产品的契合度更高。同时，上合组织秉持开放、包容的合作态度，欢迎域内外国家加入上合这一大家庭，共同为中亚和平稳定贡献力量。2002年以来，上合组织多次举行双边与多边联合军事演习，“联合”“和平使命”与“天山”等系列军事演习逐渐常态化、机制化，成为维护中亚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也为成员国深化合作、加强战略互信搭建了平台。

最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是大国混合供给的重要安全机制。欧安组织是一个以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主体，囊括前苏联国家、加拿大和蒙古在内的跨区域组织，虽于1992年就已经将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吸纳为正式成员国，但受俄罗斯强烈抗议和内部认知不一等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在中亚取得实质性进展。“9·11事件”后，欧安组织以反恐为契机加强了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在边界争端、水资源争夺等安全问题中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受内部决策冗长缓慢与美俄分歧等的影响和制约，欧安组织扮演着一个非常无力的代理人的角色”[4]。此外，“欧安组织谋求通过监督中亚国家的选举、对普通民众进行‘选举’培训等形式‘软介入’中亚，推进中亚民主改造进程”[5]。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郁金香革命”与欧安组织有很大的关联，引发中亚国家的安全担忧和不满。①See Roberts S R.Doing the Democracy Dance in Kazakhstan:Democracy Development as Cultural Encounter,Slavic Review,2012,Vol.71,Iss.2,p.317.随着美军在阿富汗提前撤离，欧安组织在中亚的安全影响力被大幅削弱。

（二）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

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关系受到安全公共产品供应链中供应方和需求方的共同影响（见图1）。供应方基于其在地区权力结构中地位的考量和对其地区战略目标的认知，尤其是当该地区存在多个供给中心且自身经济实力相对下降时，为维护自身利益，供应方加大安全竞争力度，需求方在地区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不断弱化，安全需求被供应方整合进地区安全战略之中的可能性随之增强，导致供求脱节。如，2020年美国新中亚战略从美国自身战略利益出发，不顾中亚国家将阿富汗视为安全威胁来源地的认知，单方面将阿富汗和中亚捆绑在一起，忽视了中亚国家的安全需求，引发中亚国家不满。②参见曾向红《美国新中亚战略评析》，《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第50页。同时，即使该地区只存在一个供给中心、只有一个主导国，拥有实力优势的供应方在供给内容选择方面拥有优先权和倾向性，只有当供应方的地区战略目标与需求方的安全需求高度契合时，才会出现供求平衡，这显然与各需求方安全需求的异质性很难对接。

图1 安全公共产品供应链

供应国方面，作为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传统供给大国，由俄罗斯主导供给的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一直是中亚国家重要的安全保障来源。然而，受俄罗斯绝对权力与相对权力衰落的影响，由俄罗斯主导的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因其自身供给能力相对不足和外部大国竞争等因素出现弱化趋势。③See Blank S J.Central Asian Security Trends:Views From Europe and Russia,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US Army War College,2011,p.28.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美国、中国等域内外势力持续介入中亚，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中心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俄罗斯供给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能力不再表现为相对于中亚各国的实力优势，而是转化为与其他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应国之间的相对供给能力和相对实力优势，供给优势进一步弱化。

一方面，国家经济力量是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基础。与中美两国相比，俄罗斯自身经济实力较弱（见表1），1995年到2015年20年间俄罗斯经济增长不超过1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和中国增长了近10万亿美元，是俄罗斯的10倍。军费占比方面，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俄罗斯维持着高昂的军费支出，且呈上升趋势，2015年俄罗斯军费占比高达4.86，是同期美国1倍多、中国的2倍多。武装部队人数方面，与美国经济实力和军费投入相差较大的俄罗斯维持着与美国相差不多的武装部队人数，较高的军费占比和较多的武装部队人数对俄罗斯相对较弱的经济力量带来了挑战。俄罗斯经济的低增长对与其安全相依存的中亚国家产生了破坏性效应，一个软弱而非强大的俄罗斯成为中亚各国担忧的主要原因。④See Ara Stepanyan,Agustin Roitman,Gohar Minasyan,et al,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Russia's Economic Slowdown on Neighboring Countries,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5,p.18,网址: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dp/2015/eur1501mcd.pdf，访问日期2021年2月15日。

表1 1991—2019年间中美俄经济、国防投入、武装部队人数

另一方面，作为大国推进地区安全战略的重要依托和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机制，中亚地区主要安全组织在参与国、地缘覆盖、功能及目标方面存在重叠、冲突（见表2）。美俄战略博弈激烈化与美国对华战略遏制使得由美俄主导的地区安全组织成为相互遏制与博弈的工具，由其供给的地区安全公共产品带有浓厚的排他性和对抗性。2013年6月上合组织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年度联合反恐军演后，美国于10月联手哈萨克斯坦等国继续在哈萨克斯坦举行联合反恐军演，对抗意图明显。①See Stephen Blank.Russia:Anti-Drug Trafficking Light Goes on in the Kremlin,But It's Low Wattage,Eurasianet,February 4,2013.2017年3月，继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举行联合军演不久，美国和塔吉克斯坦同样在塔吉克斯坦举行联合军演，试图抗衡和冲抵俄罗斯军事影响力。美俄战略冲突降低了中亚地区安全治理成效，除打击恐怖主义之外，双方在其他安全问题如跨国毒品犯罪等问题上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②参见苏萍《中亚反恐安全合作类型化探略》，《新疆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80页。此外，美俄安全竞争忽视甚至漠视中亚国家的安全需求，中亚国家的安全需求退居次位。2010年6月，俄罗斯及其领导的集安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发生暴乱后的不作为使得中亚领导人相信：“我们不应该指望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或其他地区组织，我们只能依靠自己，”[6]也“挑战了中亚国家将自身安全‘外包’给俄罗斯、放弃区域一体化这一安全路径，降低了对集安组织的权威认同”[7]。

当前，伴随美国在阿富汗提前撤军、塔利班重新掌控阿富汗和中亚地区安全局势日益复杂化，中亚国家不得不独自承担更多的安全成本，或是从其他渠道获取等值的安全公共产品以应对安全威胁。加之中亚各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不一，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直接与阿富汗相邻，更容易受到阿富汗“乱局外溢”的影响，③See Krambs T A.Central Asia and the Afghanistan Security Dilemma:Amelioration,Retrograde,or Status Quo?Central Asia's Role in Regional Security Regarding Afghanistan after 2014,Connections,2013,Vol.12,Iss.2,p.21.安全需求异质性较高。首先，“后阿富汗战争时代”中亚地区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严峻，且相互交织，阿富汗安全威胁外溢、“伊斯兰国”扩张持续恶化中亚安全环境。其次，美国将中亚国家置于遏制中俄与阿富汗重建两大战略之下，由美国提供的地区安全公共产品无法满足中亚国家安全需求，引发角色期待超载，④参见杨双梅、曾向红《国家角色间冲突的应对——以美国参与中亚区域治理为例》，《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5期，第161页。也提高了中亚国家分享由美国主导供给的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风险。最后，部落家族政治、政治利益集团博弈以及外部“颜色革命”这些影响中亚各国政权安全的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且影响较大，2019年7月土库曼斯坦总统“失踪”、2020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突变以及2022年1月哈萨克斯坦多地发生骚乱等都表明中亚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双重压力。中亚国家在着力提升安全自主能力的同时，与域外大国加强安全合作仍是维护自身安全的常态化举措。

表2 中亚地区主要安全组织及其成员国

三、中国参与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选择

中亚直接关系到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稳定，是中国推进周边外交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战略区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既要发挥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比较优势，提高供给效力，也要加强和美俄等域内外国家的安全互动，加快构建新型区域合作供给模式，优化地区安全环境。

（一）增强身份认同，打造中亚安全共同体

维护中亚和平稳定是中国参与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关键原因之一。打造中亚安全共同体，既是对接中亚国家安全需求的需要，也可维护中亚地区安全稳定，优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亚安全共同体是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安全支柱，没有安全共同体的命运共同体是脆弱的。①具体内容参见王义桅《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安全观——中国的安全文明及其对西方的超越》，人民网，网址：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829/c388583-25566556-3.html，访问日期2021年2月15日。

首先，安全共同体的核心是共同认同。②参见王江丽《非传统安全语境下的“安全共同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3期，第56页。打造中亚安全共同体、构建中亚命运共同体的首要在于增强中亚国家对中国的身份认同，中国必须创新合作理念，减少中亚国家对中国崛起和参与中亚事务的疑虑与担忧。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明确指出：“中国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8]中国严格遵循不干涉他国内政和多边协商一致的原则，以互惠、共赢为合作导向，尊重中亚各国主权独立，提高由中国参与供给的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公共性，增强中亚国家对中国的认同。

其次，以中亚国家安全需求为供给导向，提高由中国参与供给的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与中亚国家安全需求的契合度，以实际行动消除中亚国家的疑虑。中亚国家是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直接消费国，需要发挥中亚国家的主体性，提高中亚国家在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为防止上合组织扩员后组织议题泛化和中亚成员国对中亚中心地位可能被弱化的担忧，中国需要强调中亚在上合组织安全治理中的地理中心不会动摇，继续拓展和深化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安全合作。③参见陈小鼎、王翠梅《扩员后上合组织深化安全合作的路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3期，第129页。同时，加强全方位、多层次的理念宣传，除扩大政府顶层交流之外，也要加大对公共外交的投入力度，增进双边社会民间联系，提高中亚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同度。

最后，阿富汗是影响中亚地区安全稳定的一个系统性因素，打造中亚安全共同体不可忽视阿富汗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当前，中亚安全问题愈发受到域内外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阿富汗本国安全威胁的外溢，不能将阿富汗问题与中亚安全问题完全割裂开来，忽视其在中亚地区安全问题解决进程中的作用，④See Kristin Fjastad,Heidi Kjærnet.Performing statehood:Afghanistan as an arena for Central Asian states,Central Asian Survey,2014,Vol.33,Iss.3,p.320.必须加强源头治理，将阿富汗纳入到中亚地区安全治理体系中，积极发挥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小组①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小组成立于2005年，是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建立的定期磋商机制，曾于2009年中断，2017年恢复。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方面的作用。

（二）分享收益，欢迎中亚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

中国参与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是一项持久工程，需要坚持安全共享原则，处理好由中国参与供给的地区安全公共产品“自利”与“公共”之间的关系，防止被贴上“私物化”的标签，提高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吸引力。

作为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主要供应国之一，中国必须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欢迎中亚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主动承担、多承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2014年，习近平主席先后在中阿合作论坛、蒙古国国事访问期间以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北京峰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将推动通过对话找到各方关切的最大公约数，为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公共产品，”[9]“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10]，“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新倡议、新设想”[11]，表明了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态度。

不仅如此，作为国内政策的延伸，区域公共产品往往是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内公共产品在区域层面的投射。②参见樊勇明《从国际公共产品到区域性公共产品——区域合作理论的新增长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期，第150页。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亚各国的安全需求已由独立初期的保障本国独立生存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已成为各国的优先事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凸显了中国的供给优势，欢迎搭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和分享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成为当前中国扩大供给优势、深化多边安全合作的关键路径。中国需要深化与中亚各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帮助中亚各国补缺发展短板，使得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一道成为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双引擎”，为中国与中亚国家深化安全合作注入新动能。

（三）加强安全互动，优化地区安全环境

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是中美俄三国博弈焦点所在，加之没有任一国家仅靠自身实力就可实现完全供给，其本身就蕴藏着合作的潜力，继而为大国缓和竞争、降低冲突和优化地区安全环境提供了合作空间。

中国与美俄两国在中亚的安全互动直接影响到由中国参与供给的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效力和可持续性，也直接关系到中国的中亚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其中中俄战略合作是重中之重。一方面，中亚既是俄罗斯的“战略后院”，也是中俄“共同的周边”，需要继续深化中俄两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合作，共同维护中亚地区和平稳定。另一方面，中亚是美国重返亚太、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端口，需要谨防美国分化中俄，形成拉俄制华局面，优化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有助于缓解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挤压。

中美俄三方和平共处本身就是对中亚安全的一大贡献，三方安全联动共同构筑起中亚安全的防火墙。加强与美俄安全互动、培育政治互信是保障中亚和平稳定常态化的关键。加强安全互动，必须发挥地区安全公共产品是大国安全竞争缓冲剂的作用，以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为切入点，以开放包容的方式实现安全公共产品的互补供给，降低由各自主导供给的安全公共产品的竞争性和排他性，防止出现过度竞争或直接对抗。当前，在美国持续推进“印太战略”与对华战略遏制升级的背景下，阿富汗安全威胁外溢导致中亚安全局势持续恶化，任一国家无法仅靠自身力量就可完全解决这一安全问题成为中美俄三方加强安全互动的连接点，也是各地区安全机制发挥所长、分工协作的利益契合点。

四、结 语

中美俄等域内外势力的持续介入深刻影响了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基于不同的地区战略目标，美俄两国主导供给的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不可避免的带有“私物化”倾向和次优性，甚至中亚国家安全需求被整合进美俄的地区安全战略之中，供求矛盾日益突出。为保障本国政权安全和维护地区稳定，中亚各国在奉行多元平衡政策、提升安全自主能力的同时，“后阿富汗战争时代”地区安全局势日益复杂化，安全压力陡增，安全需求随之增加。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疫情互动影响下，中国发展愈发受到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遏制，周边安全环境不断恶化。中亚既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前沿，也是中国打破其战略包围圈的突破点。中国需要加快构建新型区域合作供给模式，深化上合组织这一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加大对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在内的“三股势力”等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共同安全需求的投入力度，打造中亚安全共同体。新型区域合作供给模式以维护中亚和平稳定为建设目标，加强和深化与域内外大国的安全互动，将中亚国家纳入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之中，强调阿富汗在中亚地区安全治理体系中的作用，重视中亚国家安全需求的异质性，提高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与中亚各国安全需求的契合度，继而增强中亚国家对中国的身份认同，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稳步推进创造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