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红飞

摘 要：新疆与苏联的中亚地区有漫长的边境线，双方百姓文化、语言和习俗相近，经贸文化往来频繁，每年有大量的新疆居民到苏联中亚地区经商务工学习，两国有迫切的需求在各自地方设立使领馆，保护本国居民的利益，方便双方的正常交往。民国时期，新疆都督杨增新抓住苏联国内革命的机会，改变了中俄双方不平等的政治地位，在苏联中亚地区建立了五个使领馆，本文旨在探讨当时这些使领馆建立的原因，并简要分析这些使领馆对民国新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新疆；苏联；中亚地区；使领馆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3-0149-02

中国新疆地区与苏俄中亚地区交往的历史悠久，特别是近代以后，双方的人员、经贸往来频繁，交往更加密切，特别是在中俄双方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后，俄国在新疆地区逐步建立了五处领事馆，深刻影响了新疆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同时，民国以来，新疆地方政府也在对方——苏俄的中亚地区建立了五个使领馆。关于苏俄驻新疆的领事馆国内已有很多论述，而对新疆地方政府驻苏俄中亚的使领馆研究涉及很少，本文旨在探讨当时这些使领馆建立的原因，并简要分析这些使领馆对民国新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

一、近代以来中国新疆地区与俄国中亚地区外交关系建立的过程

中国新疆地区与俄国原本并不接壤，随着沙俄在中亚地区的侵略扩张，双方开始有了人员贸易的接触，特别是俄国新兴的资本家极力想扩展在中国的贸易市场，为了更好地保护俄国商人在新疆的人员贸易往来，俄国政府于1851年8月趁中国国力衰弱之际强迫中国政府开放新疆的伊犁和塔城地区，签署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其中规定“两国商人互相贸易，虽系自定价值，不能不为之设官照管，中国由伊犁营务处派员，俄罗斯专派管贸易之匡苏勒官照管。遇有两边商人之事，各自秉公办理。”[1]78当中的匡苏勒官就是俄国派往新疆地区管理俄国商人贸易的官员，这可以说是中俄两国在新疆建立的最早官方关系，虽然只是管理商务贸易的官员，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承担着俄国政府在新疆的外交职能。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俄国又强迫中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取得了在新疆喀什的通商权利，同时条约规定“俄罗斯国可以在通商之处设立领事官等，以便管理商人，并预防含混争端，除伊犁、塔尔巴哈台二处外，即在喀什噶尔、库伦设立领事官。中国若欲在俄罗斯京城或别处设立领事官，亦听中国之便。”[1]151从中可以得知俄国正式将设在新疆伊犁和塔城的商务官员升格为领事官，同时还在喀什也取得设立领事官的权利。这标志着俄国与中国新疆地区正式外交关系的确立。特别要指出的是该条约还规定中国政府也有在俄罗斯设立领事官的权利，但当时的中国国力衰弱，并没有在与新疆相邻的俄国中亚地区设立领事官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

1881年中俄双方就伊犁地区的交还问题签署《中俄伊犁条约》，俄国又取得在新疆吐鲁番地区设立领事官的权利，并且于哈密、乌鲁木齐和古城等处在将来商务兴盛后也可设立领事官。后来由于新疆建省，经济政治中心转移到乌鲁木齐，俄国又在乌鲁木齐设立了总领事馆，这样俄国就在整个新疆地区建立起广泛的外交关系，掌握着新疆的贸易、政治等特权。相反，新疆并没有在俄国中亚地区取得相应的权利，双方的外交关系是不平等的。

二、民国时期中亚五个使领馆设立的国际背景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规定“凡不愿意执行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农民苏维埃代表所规定的签订合约之政策者，当立即离职，将公务交给同意服从苏维埃政权的下属机构人员，不管其职务的高低，要求各驻外使领馆立即答复。”[2]40这样那些设立在中国的俄国使领馆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中国政府陆续接收了在各地的俄国领事馆，其中就包括设在新疆的五处领事馆，交由迪化外交特派员会同各地长官接收。这就标志着原先代表旧俄政权的领事馆丧失自身的功能，中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

十月革命后俄国大批旧资本家外逃，特别是与新疆邻近的俄国中亚地区持续动乱，使得中亚地区与俄国内地的联系中断，因此刚刚建立的中亚苏维埃政权迫切需要建立与新疆的通商贸易关系，以此来缓解国内的危机。苏俄中亚地方当局多次致函喀什和伊犁的地方长官要求就通商事务展开会谈，新疆省政府趁此时机提出废除原先俄国商人在新疆的贸易特权，双方建立平等的贸易关系。1920年5月新疆地方政府与苏俄中亚政府在伊宁签署《伊宁会议定案》，后报北京政府批准。其中“中国得设商务兼交涉机关于俄国七河省岁尔内城，俄国得设商务兼交涉机关于中国伊犁伊宁城，为利益之交换。”[3]77这是中苏两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平等的协定，废除之前俄国商人在新疆取得一切特权，新疆与苏俄中亚地区建立了平等的外贸关系，为今后双方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新疆省政府根据协定派遣了第一任驻苏俄中亚地区的商务专员赵国梁，并在苏俄中亚的阿拉木图建立正式的机构管理本国商人的贸易，这可以说是后来新疆在苏联中亚地区五个使领馆的前身。

1923年苏联派代表到省城迪化要求新疆“进一步开放通商，建立外交关系，将伊宁商务办事处改为领事馆，并增设迪化、喀什、塔城、阿尔泰四处领事馆，”[4]298但是当时中苏两国建交谈判还未完成，新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不能单独与苏联中亚地区建立外交关系，只同意就通商事宜进行谈判。到1924年双方进入实质谈判阶段，草拟了《新苏临时通商条件草案》，草案的第1条规定“为保护商务往来安全起见，缔约双方各准于自己领土以内设立对方之外交员公署。新疆外交员公署应设于塔什干城、安集延城、阿拉木图城、斜米巴拉廷斯克城及宰桑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外交员公署应设于迪化城、伊宁城、喀什城、塔城及阿尔泰山道尹驻在地。”[4]298这可以说是最早提及新疆要在苏联中亚地区设立五个类似使领馆的外交员公署，并且具体指出要在哪五个地区设立使领馆。可是后来由于苏联政府忙于和北京政府谈判中苏建交的事宜，搁置了这一草案没有最终的批准。1924年5月，中蘇两国政府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中并未提到新疆与苏联中亚地区互设使领馆的事宜，但其中第3条指出“两缔约国政府同意在前条所定会议中，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暨一千九百十九与一千九百二十年苏联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约、协定等项。”[3]423据此条款新疆省政府与苏联就互设使领馆一事举行谈判，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同意相互对等在苏联中亚的塔什干、安集延、阿拉木图、斜米巴拉金斯克及宰桑和中国新疆的迪化、伊宁、喀什、塔城及阿尔泰设立使领馆，新疆派遣刘长炳为首任总领事驻斜米巴拉金斯克办公。从中我们可以得知新疆驻苏联中亚地区使领馆的设立与俄国十月革命及后来苏联的建立有密切联系，没有俄国革命新疆就不能取得和俄国中亚地区外交对等的权利。

三、民国时期中亚五个使领馆设立的国内因素

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新疆都督杨增新就注意到要在俄属中亚地区建立使领馆一事，他于1917年向北京政府上呈《呈請在俄属设立中国领事》一文，在此文中他详细分析了新疆省政府要求设立使领馆的缘由，主要是“新疆南北两路毗连俄国，蒙哈回缠人民岁赴俄属贸易佣工者不可悉数……该民等侨居彼邦无领事保护，遇有口角细故或债务争执，俄官不秉公理，动辄拘执囹圄，罚作苦工，含冤负屈，莫可伸诉。其尤惨酷无人理者。此次哈喇湖俄哈变乱，该处华侨俄官并不照约保护，反将中民枪毙至四千人之多。”[5]2202-2203从中可知当时新疆百姓尤其是维哈蒙回等少数民族在俄国中亚地区经商务工者数量极多，但由于缺少中国政府在当地使领馆的保护导致在俄中亚地区遭受不公平的对待，特别是1916年沙俄政府为了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军队人口的大量伤亡，强征中亚地区的哈萨克等民族参加俄军部队，导致发生当地民众的不满和起义，“民国五年，俄政府在哈拉湖一带哈萨克游牧民征兵，哈族不从，捕杀其头目数人，遂激成公愤”[6]330俄国政府征压哈拉湖起义时，不分国籍将大量中国无辜百姓杀害。正是中国百姓的悲惨遭遇引发新疆统治者要求在俄属中亚地区设立使领馆保护本国居民。

还有一个原因是新疆统治者有强烈要求希望废除中俄之间不平等的外交关系，根据前面引述《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中国政府也可在俄国首都或其他地区设立使领馆，但是后来只看到俄国政府在新疆境内设立多处使领馆，而中国新疆却不能在俄属中亚地区设立使领馆，“中国独负遵守条约之义务而不能享权利，俄国独享权利而不负遵守条约之义务，世界各国安有此不平等之事。”[5]2204中国原本就有在俄国中亚地区设立使领馆的权利，只是在清朝时由于执政者的失职没有设立，现在民国的新疆省政府想挽回这一不利的局面。

最后新疆省政府设立使领馆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经济利益的诉求。在清朝时期，新疆的财政主要来源在于各省对新疆的协饷，但后来随着清朝自身国力的衰弱，特别是《辛丑条约》的签订，需要给各国政府支付庚子赔款，各省给新疆的协饷逐年减少。到“中华民国”成立后，各省更是断绝协饷，这对严重依靠协饷的新疆财政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当时新疆自身经济落后，所能征收的税收有限，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统治者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对外贸易方面。当时新疆对外贸易的主要国家就是俄国及后来的苏联，中俄两国于1881年签订的《改定条约》中规定“并准俄民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及关外之天山南北两路各城贸易，暂不纳税。俟将来商务兴旺，由两国议定税则，即将免税之例废弃。”[1]383-384这样俄国商人就取得在新疆贸易免税的权利，新疆省政府就失去最大的一块财政收入，为了挽回这一损失新疆省政府也努力过，但俄国政府均予以拒绝，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新疆省政府与苏俄中亚政府在伊宁签署《伊宁会议定案》，正式废除俄国商人在新疆贸易不纳税的权利，要参照中国商人一体纳税，并且还在对方设立商务代表行使权利。因此新疆省政府强调与苏俄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在对方互设使领馆，其重要表现还在于双方之间贸易关系的平等化，给新疆和苏联中亚地区的贸易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增加新疆省财政的收入，维系新疆省政府的有效统治。

四、中亚五个使领馆的设立对新疆政局的简要影响

当时的新疆统治者杨增新在俄国十月革命之际能冷静分析俄国国内局势，中立地对待俄国新旧两党的力量，并且在全国率先与苏俄政府接触，废除了旧俄时期在新疆的种种特权，与苏俄中亚地区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给当时新疆的发展和稳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更好地保护了在苏俄中亚地区的华侨华人合法权益。但随着苏俄力量的逐渐增强，这种新疆地方政府与苏联政府直接交往的方式，造成日后苏联对新疆政局干预的加深和新疆省政府对中央政府的疏离。同时，在这些使领馆担任过领事的官员在新疆对苏的关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使领馆的领事们多次参与新疆与苏联关系的重大事件，如在金树仁时期总领事牟维潼就负责与苏联联系提供支持的谈判，后来新苏双方秘密签署《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在盛世才夺取政权的关键时刻，为寻求苏联的支持派出担任过领事的陈德立前往苏联进行谈判，最终取得苏联政府答应出兵帮助巩固政权的承诺，为盛世才最终完全统治新疆立下汗马之劳。 还有锡伯族领事先后带领数十名锡伯族青年前往苏联留学，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带动本民族文明的进步，提高了民族的整体素质，使得锡伯族在新疆长期处于文化领先的地位。

参考文献：

[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2]薛衔天，金东吉.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3]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4]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5]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二[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

[6]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M].台北：兰溪出版公司，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