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明，朱金鹤

（1.石河子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0；2.克拉玛依区发改委，新疆 克拉玛依 834000）

一、问题的提出

党中央强调：“要考虑国家安全因素，增强边疆地区发展能力，使之有一定的人口和经济支撑，以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1]实现新疆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变，从而凝聚人口，既是贯彻党中央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也是推动新疆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更重要的是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考虑。得益于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性重大战略的实施，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甚至差距在继续扩大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20世纪90年代，西方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资源丰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反向关系。1993年，Auty提出了“资源诅咒”假说，认为“资源型国家或地区通过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发展资源型产业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是停滞。”[2]新疆作为我国资源富集的省区，国家大规模的投资开发建设，依靠要素和投资的驱动给当地带来了经济红利，为新疆的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新疆特殊的产业结构使其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在增大，与西南地区的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经济发展效率的差距也在扩大。新疆资源粗放式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效应，存在产业结构单一、产业层次不高、抗风险能力不强、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下降，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而产业和人口的涵养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人口的流动与区域的兴衰、产业的更替和社会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资源开发对经济发展的“诅咒”研究已被拓展至更深的维度。新时期，新疆的资源开发如何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效率与质量，在经济发展中是否经历了“资源诅咒”？资源开发如何影响新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通过研究新疆“资源诅咒”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找到规避“资源诅咒”的有效路径，促进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资源富集的新疆意义重大。

二、研究综述

（一）资源诅咒

“资源诅咒”总体是讲资源型区域经济增长与资源丰裕度之间呈现反方向的变化，资源丰裕的地区往往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出现速度变缓甚至停滞的现象。从外在表象上看，“资源诅咒”主要体现在：“荷兰病”（也称“反工业化”现象）、“尼日利亚病”、生态环境破坏、经济发展滞缓等。

“荷兰病”模型主要指“初级产品开发引起的资源配置导致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进而影响到经济本身，初级产品大量出口导致的实际汇率上升，而造成制造业工业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下降”[3]。“尼日利亚病”与“荷兰病”既有联系又有不同，主要指的是因资源开发而引起的一些社会问题，既存在“荷兰病”，又出现了诸如寻租、腐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等，资源开发因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造成开发效率低下，浪费现象严重，最终国家发展被丰裕的资源所拖累，长期陷入政局动荡不安的局面。生态环境破坏是资源开发过程中负外部性的集中体现。在缺乏环境补偿机制的情况下，这种负外部性带来的影响更大。近些年技术的进步，资源探明储量增大，延缓了资源衰竭，生态友好型技术措施的采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态环境难题，但从根本上难以达到对生态环境的根治。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环境补偿机制，减少资源开发的负外部性。

“资源诅咒”假说认为自然资源的开发短期内可以刺激经济发展，但长期资源丰裕的区域经济增长反而会降低。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资源诅咒”的客观存在，Sachs和Warner通过研究证实，“资源产品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每提高16%，经济增速下降1%”[4]。还有学者对全球65个资源丰裕的国家研究发现，“资源性产品在国家社会总产出中所占比重每升高10%，经济发展增速则会下降1%，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5]。后来学者在研究中把“资源诅咒”扩展深化到经济增长之外多个领域，凡是资源开发带来的负面影响都可以归到这一范畴，例如反工业化、对人力资本的挤出、就业和收入差距扩大、寻租腐败等现象。

这一假说提出以后，中外学者在跨国层面、国别内部区域层面开展了系列实证检验。Sachs和Warner等人使用截面数据模型检验两者之间的反向联系，这一做法被后来学者纷纷沿用。Papyrakis，Gerlagh，Freeman，Gerard将此研究引入美国国内，对美国国内州际层面是否存在“资源诅咒”现象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资源丰裕是导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阿拉斯加州等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证实了“资源诅咒”假说的成立。①See E·Papyrakis&R·Gerlagh.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7,51,4:1011-1039.中国学者围绕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是否存在“资源诅咒”开展了丰富的实证研究。其中，徐康宁、邵帅等学者较早对国内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在中国区域层面存在“资源诅咒”问题。②参见徐康宁、韩剑《中国区域的资源诅咒效应：地区差距的另一种解释》，《经济学家》，2005年第6期，第96-102页。武芳梅通过比较山西省和全国其它省（自治区、直辖市）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情况，证实山西省发生了“资源诅咒”。③参见武芳梅《资源诅咒与经济发展：基于山西省的典型分析》，《经济问题》，2007年第10期，第24-27页。但景普秋认为“虽然煤炭开发在山西省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山西并没有发生资源诅咒”[6]。邵帅通过1991—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能源开发进行了计量检验，发现西部地区能源开发带来了显著的“资源诅咒”。④参见邵帅《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第147-160页。李强、徐康宁、魏巍在控制经济发展水平、投资、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人口密度等因素后，分析资源开发和地理区位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资源诅咒”假说在我国省级层面显著成立。⑤参见李强、徐康宁、魏巍《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与经济增长：基于2000—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251-257页。不同学者因变量的选取不同或者方法不同而导致实证检验结果的不同，但是资源型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上显著落后于非资源依赖型区域，资源型区域出现的反工业化等现象却是无可争辩的现实。

对新疆“资源诅咒”的系统研究不是很多，单独以新疆为主题的研究较少。现有成果中，多数学者通过研究支持新疆存在“资源诅咒”。肖春梅认为新疆“资源诅咒”的表象为资源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低端不完整、人力资源挤出、创新乏力，通过资源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才能帮助新疆走出“资源诅咒”。①参见肖春梅《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新疆资源型产业集群的升级与转型》，《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第十三届学术会文集》，2009年。陈维青采用武芳梅的方法，利用快速聚类方法，对全国范围内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了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速，然后确定“资源诅咒”分区，证实新疆存在“资源诅咒”。②参见陈维青《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资源诅咒效应研究》，《新疆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4-17页。周晓唯认为新疆存在“资源诅咒”，发现“荷兰病”效应是新疆“资源诅咒”主要传导路径。③参见周晓唯、宋慧美《新疆经济增长和能源优势的关系——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分析》，《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11期，第7-12页。刘丹从金融视角出发研究了新疆破解“资源诅咒”的路径。④参见刘丹《基于金融视角的新疆资源诅咒破解研究》，新疆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努尔夏提基于能源价值建立真实储蓄模型，研究证明“新疆经济不断增长，但是新疆的真实储蓄率却在慢慢下降，对新疆发展的可持续性造成挑战，这是新疆资源诅咒的重要原因”[7]。但也有个别学者对新疆存在“资源诅咒”提出了质疑，王生年、范俊逸认为“新疆地处内陆，没有陷入中心外围理论的困境，新疆资源开发的主体在国家，对新疆本地的影响不大，新疆不存在资源诅咒”[8]。新疆社会科学院王宏丽认为“新疆的能源结构不合理，能源产业的支撑能力较弱、效率很低，但是新疆尚没有出现资源诅咒效应”[9]。

（二）经济发展质量

中外学者分别从效率、公平、可持续等方面以及五大发展理念的角度探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杨伟民认为，“高质量发展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基础，创新是第一动力、协调是内生特点、绿色是普遍形态、开放是必由之路、共享是根本目的，实现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可持续发展”[10]。陈云贤强调“以人为核心的理念，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断需求，同时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联动，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11]。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以高效率高效益生产方式为全社会持续而高水平提供高质量产出的经济发展”[12]。

党中央曾提出，认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推动国家战略的转型。梳理学者相关的文献，许多学者将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贡献作为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或转换的标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原因。⑤See BAI J H,WANG L D.Does the innovation drive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to economic growth quality.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s,2016,34(11):1725-1735.盛来运等学者都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将成为未来决定地区差距的主要因素。⑥参见盛来运、郑鑫、周平、李拓《我国经济发展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管理世界》，2018年第9期，第16-24页。邓忠奇等认为“2015年底开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成功的，使得经济增长方式从资本拉动型向TFP拉动型转变”[13]。目前学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郭晨、张卫东、张月友等学者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表征经济发展质量。⑦参见郭晨、张卫东《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基于PSM-DID经验数据》，《产业经济研究》，2018年第2期，第78-88页；张月友、董其昌、倪敏《服务于发展与“结构性减速”辨析——兼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2期，第23-35页。本文借鉴郭淑芬和郭金花等学者的做法，将资源消耗与主要污染物排放等环境规制的要素纳入到TFP中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GTFP来表征经济发展质量。⑧参见郭淑芬、郭金花《“综改区”设立、产业多元化与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产业经济研究》，2019年第1期，第87-98页。

（三）资源诅咒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矿产资源的自然属性和资源型经济区域的特征，矿产资源本身不可再生，资源依赖型的城市随着矿产资源的衰竭，其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矿产资源本身价格的周期性波动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周期性风险，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冲击；资源依赖对制造业的挤出，对区域工业化的正常进程产生抑制，加之对人力资本的挤出，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缺乏技术和创新的支撑；生产要素锁定在资源部门，巨大沉没成本增加了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成本；资源开发所带来的负外部性造成资源型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绿色发展受到一定抑制。此外，矿产资源属于上游资源、战略资源，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特征，会有寻租空间，对区域制度质量带来冲击。这些大都通过消费支出效应、挤出效应、锁定效应等进行传导。

本文的分析框架为：

图1 分析逻辑框架

（四）研究述评及可能创新点

总结以往学者的研究，有五个方面需要重新审视。一是部分学者在度量一国或地区资源丰裕度或依赖度指标时，用资源性初级产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出口量的基础是生产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产业结构下，矿产资源的需求弹性不大，2016年前，我国资源税的征收是从量而不是从价计征，用一个地区的资源生产量占当年该国的资源生产量来度量一个经济区域的资源丰裕度是否更科学。部分学者还用矿产资源储量占全国储量的比重来度量某经济区域的资源丰裕度，现实不具有实际操作性。从经济学涵义上讲，只有当矿产资源被开发出来后才会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产量指标是更具有实用价值的经济学指标，而储量指标仅仅具有资源环境学和地理学意义。二是随着技术手段的提升，沿海地区部分省份海上油气田的发现和开采使得我们对中国省份资源丰裕度重新审视。例如，广东省近几年石油天然气的产量就位居全国前列，以往研究仅重视陆域矿产资源量而忽视海疆资源量。三是对部分省份“资源诅咒”的研究需要放在更长的历史视阈下开展实证研究。过去一些学者对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等是否存在“资源诅咒”有很大争议，尤其是部分学者认为山东省是唯一资源丰富但不存在“资源诅咒”的省份，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山东的发展绩效，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四是研究新疆“资源诅咒”问题时，现有成果大多是基于横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分析，样本量小，模型分析的有效性存疑。五是对“资源诅咒”的研究维度需要继续拓展，现有文献对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注较少。

基于此，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综合以往学者研究，将资源产量指标来度量资源丰裕度和开发程度。在省份横向对比中，将海疆资源纳入计算，用资源产量占全国的比重来表征各省份的资源丰裕度和开发程度，在研究新疆时，用相关城市的人均资源产量来度量；二是在研究中，基于新疆部分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论较为科学有效；三是在研究视角上，既立足于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效率之间研究的传统视角，又对新疆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对比，依据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理论和“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研究对中介效应控制变量进行选取，找到资源开发对新疆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

三、初步统计观察与判定

（一）指标确定

徐康宁等学者在计算各省份的资源丰裕度指数（R AI），主要按照各省份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储量占全国储量的比重来比较各省份资源丰裕度的差别。本文根据中国科学院能源能量转换公式，能源产量=原煤产量×0.714t/t+原油产量×1.43t/t+天然气产量×1.33 t/1 000 m3。确定各省份能源产量比重（Energy Output Proportion）如下：

其中，E O Pi表示各省份某年能源产量，EO Po表示当年全国能源产量，T表示年限。因全国各时期物价水平基本一致，在比较中国国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时，首先用传统的研究方法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来度量经济发展效率，剔除人口规模因素的影响。确定人均GDP增长速度PG D PR公式为：

其中T为增长的年限，Pgd pi表示2019年某省份人均GDP，Pgd po表示2000年某省份人均GDP，ln表示自然对数。

（二）计算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的样本空间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时间选取为2000年至2019年。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根据以上公式，计算结果如表1。

表1 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GDP增长率与资源开发强度（丰裕度）指数（2000—2019年）

初步计算结果表明，全国除个别省份如陕西之外，表现出一个较为明显的现象，即资源开发（丰裕）指数越高，人均GDP增长率越低，如山西、黑龙江、山东等，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如湖北、江西、江苏、福建等地发展较快。进入21世纪以来，新疆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排名没有大的变化，但人均GDP排名却由全国第12位下降至第20位，人均GDP增长速度显著落后，低于全国近1个百分点。新疆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或称略有下降，但新疆资源开发的强度呈逐年上升趋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呈下降趋势（如图2）。

图2 新疆GDP占全国比重、资源丰裕度指数与人均GDP增长率（2000—2019年）

从整体上来看，散点趋势图先期有微弱上升但最终的趋势是呈现下降姿态，初步说明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资源开发强度与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是一种负相关，新疆资源开发存在引发“资源诅咒”的可能性。

四、资源诅咒的实证检验与分析

在初步统计观察中，本文把新疆放在全国的宏观视阈进行了判断，为详细分析新疆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笔者建立相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在研究新疆的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中，以往学者采用的大多是时间序列数据，样本数据量较小，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其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存疑。因此，本文在借鉴Sachs和Warner、Papyrakis和Gerlagh以及邵帅、齐中英等模型基础上，对模型做了一些改进，因部分地州数据不可得，选取2000年至2019年20年间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哈密市、吐鲁番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石河子市8个地州市数据，原始数据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数据库、前瞻数据库及部分地州市的年鉴和统计公报等，对部分年份个别城市的数据缺失进行了插值处理，为避免极端值影响，借鉴部分学者做法，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建立以下面板数据基本回归模型。

本文主要考察新疆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 FP表示经济发展质量，公式y表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考察广义技术进步的指标，表示为G TF P。本文借鉴朱金鹤等学者做法，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考虑综合环境约束下各年度新疆部分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①参见朱金鹤、王雅莉《中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15页。GT FPt-1表示前一年即滞后一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控制各年份的差异，削弱经济发展滞后效应对分析结构的影响。E表示资源开发的强度，Z表示其它控制变量的合集，t表示年份，i表示各城市的截面单位，a0表示常数项，a1、a2、a3表示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表2 变量解释及说明

鉴于前文所述，在单独研究某一省份时，本文用人均能源产量来表示资源开发强度或丰裕度，表示为EOP。对于控制变量Z，根据相关经济学理论和发展常识，该项指标应该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市场环境、经济开放度等多个方面。本文将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来度量物质资本投资，表示为INV，将每千人中大学生数量来度量人力资本的存量水平，表示为E D U，将人民币表示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度量经济开发程度，表示为O P E，将私营经济就业人口占总的就业人口比重来度量市场环境，表示为PRI。用剔除科技和教育支出之外的财政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来度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即制度环境的好坏，表示为G I。

对面板数据模型开展设定检验是建立面板数据应用模型的前提，本文通过BP朗格拉日乘数检验和豪斯曼检验，求得各模型的残差平方和，然后计算检验统计量，对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本文通过MW（modified wald）检验完成。

回归模型为：

（二）实证检验

分析结果显示，能源开发强度EOP前面系数为-0.007 824，在10%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新疆的资源开发对经济发展质量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效应。度量制度环境的政府干预度GI前面系数为正，这与经济常理不符，可能因为中国自然资源的开发权和所有权主要归属于中央政府或特大型央企，“对于一个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并长期处于和平的国家而言，对制度质量的度量与解释缺乏合理性”[14]。其它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合一般经济规律。

表3 模型整体性检验效果①表中数据由Eviews8.1软件计算得出，括号里面的数值t值，*、**、***分别表示15%、10%、5%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为进一步详细探讨新疆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采取逐步依次添加向量集里面的各个变量，从而分析各个变量对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质量两者之间效应的影响。详见表4。

表4第1列显示E O P的系数为负，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经济发展质量呈现负相关。加入固定资产投资即物质资本变量之后第2列显示，IN V对经济发展质量呈现正向影响，E O P的系数仍旧在5%显著性水平下为负，但是E O P系数的绝对值有了微弱的下降，这说明新疆资源开发、大量物质资本的投入对“资源诅咒”的效应产生了一定的掩盖作用。随后，我们继续引入对外开放度的变量，EOP系数虽然仍旧为负，但已经有了显著下降，提升新疆经济开放度显然是应对“资源诅咒”的一个重要方面。私营经济是保持经济活力的重要手段，能够提升企业家精神，第4列引入表征私营经济发展水平的PRI变量后，与预期的效果一致。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第5列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后发现，EOP系数有了显著下降。财政支出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政策手段，但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会影响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和要素配置效率，从而对经济发展带来阻碍，该项变量引入后与预期效果不一致，除前述原因之外，国家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和援疆省市的支援，新疆本地的财税收入水平远小于外部输入应是重要原因。所有控制变量被引入之后，能源开发的系数仍旧为负，表明新疆“资源诅咒”存在，资源开发强度或丰裕度每增加1%，经济发展质量下降0.007 824%。

表4 回归分析结果

（三）传导机制研究

为进一步掌握导致新疆资源开发对经济发展质量几种作用机制的影响程度和路径，本文在前文分析基础上，建立回归方程，通过考察各个变量与资源丰裕变量之间的关联情况，找出资源开发对经济发展质量的传导路径。

回归方程如下：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表示资源丰裕或开发强度与物质资本投资和对外开放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说明资源开发可以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增加，进而推动经济高速发展，资源产业的发展同时又会带动对外贸易的发展，提高整体经济开放度。而人力资本投入和私营经济发展比重与资源开发或丰裕度之间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说明资源开发通过对人力资本产生挤出和对市场环境产生破坏，从而对长期经济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表5 传导机制回归结果

资源型产业大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大规模的开发必然会带动国家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资源开发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较低，其产业关联的程度、技术更新和科技创新一定程度上对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产生了挤出，对资源产业的大规模投资也必然会影响到对制造业的投资，新疆经济发展中就会体现为内外贸易的发达，但实际是发达地区进出口产品的“通道经济”而非产业基地模式。

五、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资源诅咒”假说对新疆的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进一步对资源开发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定量分析，从回归结果来看，新时期新疆经济发展遭遇了“资源诅咒”。“资源诅咒”通过人力资本的挤出、市场环境和经济开放度的负向作用等传导路径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抑制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阐述资源开发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本文旨在提醒要注意资源开发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充分条件，从而在资源开发的制度设计方面寻求更大的突破，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本文的政策启示主要有：

一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高度重视人力资本。要研究制定更为系统的政策，吸引留住高素质人才，同时加强对南疆富裕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将南疆富裕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承接东部地区产业的转移，为边疆安全凝聚更多人口，提高人口收入水平，推进城镇化建设，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动力。新疆工业基础较好、财政收入较高的资源型地区、市，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克拉玛依市，长期以来辖区内高校数量少，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需要引导与支持。

二是要提高经济的开放度。一方面利用好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契机，将新疆自身开放纳入到国家整体开放的布局，组织新疆资源型企业走出去，完善与周边国家的跨国物流网建设，培育更多的外贸主体，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鼓励引导东部沿海地区的资源型企业在新疆建立基地，尤其是制造业基地。

三是改善新疆的市场环境。鼓励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到煤炭油气领域的开发，引导民营企业参与资源型国企的混改，壮大新疆民营经济实力，改善新疆营商环境。新疆国有企业比重较高，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巩固新疆优势产业地位，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四是设立资源可持续发展基金。在资源税等方面寻求国家支持，让资源开发的更多红利惠及新疆，从资源开发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设立资源开发可持续基金，改善资源型区域价格弹性和供给弹性低的现状，调节资源型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风险。建设能源大宗产品的储备基地。尽快解决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的消纳难题。

五是做大天山北坡城市群，做强乌鲁木齐市城市圈。有学者认为，“存贷比能够反映区域性中心城市对产业的集聚能力，近几年乌鲁木齐市存贷比大于1，说明其产业集聚能力不强”[15]。提高乌鲁木齐市人口承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做大乌鲁木齐市都市圈，通过更大的集聚效应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空间支撑。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发力，构建天山北坡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动力基础。

本文存在的不足，新疆地域广袤，城市之间的差异性很大，未考虑城市行政级别对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