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与1948年的敦煌艺术展览会

2022-03-28赵大旺

敦煌研究 2022年1期

内容摘要：1948年在南京、上海两地举办的敦煌艺术展览是敦煌学史上的重要事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关于此次艺术展览的相关档案揭示了艺术展览幕后的筹备过程。从最初未被批准到后来获准展览，展示了常书鸿为宣传敦煌文化所付出的艰苦努力。结合当时的媒体报道，介绍此次敦煌艺术展览的空前盛况，以及展览所引起的巨大反响。

关键词：敦煌艺术展览;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朱家骅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2）01-0150-09

Chang Shuhong and the Dunhuang Art Exhibition of 1948

ZHAO Daw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The Dunhuang Art Exhibition held in Nanjing and Shanghai in 1948 wa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Dunhuang Studies.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from 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regarding this exhibition reveals that the behind-the-scenes process of preparation that finally produced the event was extremely complex. At first，the exhibition was not approv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but its ultimate approval indicatesthat scholar Chang Shuhong went to considerable lengths to promote Dunhuang culture. By combining historical records with contemporary media reports， this paperprovides 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he struggle that brought about this unprecedentedly grand exhibition， and evaluates the general acclaim it achieved among the public.

Keywords：Dunhuang Art Exhibition; Dunhuang Art Research Institute; Chang Shuhong; Zhu Jiahua.

1948年的敦煌藝术展览是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成绩的第一次集体展示，也是首次大规模较系统地向国人介绍敦煌艺术，在敦煌学史中应占有较重要的意义。目前关于此次展览的举办经过，除当事人的相关回忆外，还缺乏深入、专门的研究，相关资料的披露也较少{1}。因此，学界对此次展览的举办经过不甚清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有几件档案揭示了常书鸿为举办敦煌艺术展览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当时的媒体报道也透露了此次艺术展览的许多细节，笔者根据这些材料梳理1948年敦煌艺术展览举办的幕后经过，展现常书鸿先生为弘扬敦煌艺术所作出的努力。

一常书鸿争取举办艺术展览的活动

常书鸿在《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中回忆说：“为了宣传敦煌、介绍敦煌、保护敦煌，1948年初，在完成了十几个专题的编选和临摹工作后，我们选了壁画摹本800多幅准备展览。我打报告给教育部，希望这些作品能在各大城市巡回展出，然后再出国展览。直到1948年7月，才接到通知，让8月在南京展出。”[1]

常书鸿提到给教育部打的报告，报告的具体内容至今未见公布。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教育部档案中发现了1948年2月21日常书鸿致教育部的签呈（全宗号：五，案卷号：12053），应当就是常书鸿提到的给教育部打的报告。今将其公布于下：

敬签呈者，窃查属所自三十二年筹备创始迄今，倏经五载，此五载中属所因偏处边徼，在人力财力两感困乏之实际情形中，仍一本属所成立之宗旨，极力从事保管与研究二项目标之推进，关于修建工作，钧座去秋所拨之专款对于洞窟之修建整理已完成全部必要之工程;关于绘制工作，属所仝人因鉴于过去敦煌艺术之介绍，多侧重于主观临摹，未能将敦煌艺术真相，介绍于社会人士之前。为纠正此种不正确介绍起见，仝人一本忠实介绍之旨，按历朝壁画作风之变迁，作有系统之研摹，五年以来，集有成绩一仟八百余件，专门著述二十余种，（另附览品目录）拟乘属所成立五周纪念之期，在国内外大都市中举行敦煌艺术巡回展览。

窃查敦煌艺术上迄魏晋，下逮宋元，六朝时代虽经变乱频存，而在佛教艺术上之成就，为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后转变期中之异范，开李唐文艺盛世之先河，宋元各朝在敦煌壁画整个观感上，虽已趋衰微，但仍保持其统一装饰之格调，一并具有介绍发扬之价值……在国外方面，过去英国罗士培先生曾与傅孟真先生及职面洽有邀请赴英展览之议，当时正值政府复员工作纷忙之际，复以属所准备未周，故未呈请钧长，即行婉辞推却，最近法国大使馆亦来函有同样之建议，凡此种种似足以说明国际文化界对于敦煌文物之重视，而有向外宣扬之必要，同时感觉属所今后关于敦煌壁画彻底之保管与整理，似须采取欧美科学之办法（如英、法、德、意、埃及印度诸国对于壁画之保管，均有专门技术与人才），此次乘宣扬展览之机会，作实际切合之考察，期以一年之时间完成是项使命，至于展品成绩，如有可能亦拟择尤在国外印行，以为更广大普遍之宣扬……

关于经费方面，拟呈请准予拨给一次足够职及助手一人一年间全部旅费，并装裱运输展品等经费之外汇。至于展出用费及购置参考图书、研究器材以及修理保管敦煌壁画费用，拟在各地展出时酌收门票之盈余，挹注百分之五十作修理敦煌壁画用途，百分之五十作为购置参考图书及研究器材用途，一切展览门票费之收入，国内由各省市教育厅局指派会记人员负责经理，国外由各使馆派员负责经理，除必要开支外，其盈余数由职负责造具收支清册，依照上项规定分配支用、报销。如蒙俯允，拟即补充材料，并着手编制全部展品目录及详细说明，此项工作约在本年八月底即可全部完竣，九月初离敦来京面聆指示后，十月初在南京展出，十月半在上海展出，依次开始国内各大都市之展出，约于本年十二月中……展览及考察，期于三十八年十二月返国，离职期间所中职务另委仝人兼代，可否之处，敬祈鉴核示遵，谨呈

部长朱。

职常书鸿谨签。二月二十一日①

常书鸿的签呈，首先说明敦煌艺术研究所临摹壁画不同于前人的主观临摹，而是忠实介绍敦煌艺术真相;随后从国内民族文化建设和国外的宣传合作，以及中国艺术史的角度介绍敦煌艺术展览的必要性;最后提出请教育部给予经费支持，并希望将展览门票收入用于敦煌石窟保護与研究。签呈中关于敦煌艺术的一些观点，如敦煌艺术对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意义，早在1946年发表《敦煌艺术与今后中国文化建设》一文中就已经提出了[2]，因此上引签呈中予以节略。

根据原档盖戳，该签呈于3月10日到达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在给教育部递交签呈的同一天，常书鸿还给当时政、学各界要员去信，请其促成敦煌艺术展览的举办。其中就包括时任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同一卷号还收有2月21日常书鸿给杭立武的信，其信内容如下：

立武次长勋鉴：不获侍教倏经两载，遥望台光，曷胜依依。近维政祕绥吉，动定戬榖为颂。敬启者：查敦煌艺术上起魏晋，下逮宋元，为中国二千年文化结晶，第以远处边域，久经湮没。自光绪廿六年石室藏经发现后，虽渐次为国内外学者所注意，但无保管办法。迨卅年秋，于院长巡视西北，参观石窟之后，始提请中央于卅二年设立本所，蒙大部聘高一涵先生与书鸿负责筹备成立，其间因漠北生活惨淡，交通阻梗，人力财力俱感困乏之环境中，五年以来，虽极尽绵薄，愧无建树。兹当本所成立五周年纪念之期，拟集合所中同人历年成绩，在国内外巡回展览，借以稍尽宣扬敦煌艺术之责。盖过去若干私人临摹敦煌艺术者，大体以主观作风为片段之表现，其于介绍敦煌艺术之功能，实至浅鲜。本所同人鉴于此种现象之非，是故平日互相箴戒，务必以忠诚之态度作比较详尽、克实、有系统之临摹，例如历代图案集、历代舟车集、历代山水集，均以一定大小之纸张在各朝壁画中收取资料，缩临而成。一旦同时陈列，即可窥见各朝各代作风蜕变之阶段，实为研究中国艺术之宝贵资料。今拟集纳五年来本所同人全部作品一千八百余件（另附展览品目录）呈请大部准予拨给展览经费，作国内外巡回展览，并拟借展览会门票之收入以百分之五十作为修补敦煌石室之用，以百分之五十作充实研究所研究设备之用，敬仰台端对于敦煌艺术向量赞助，用敢不揣冒昧，恳请鼎力向有关当局进言襄助，俾有所成，不胜感祷之至。肃此仰臆，顺颂勋祺。

常书鸿谨启。二月廿一日。

同一天，常书鸿还曾去信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该信现存北京大学档案馆，荣新江先生曾录文公布[3]，信中恳请胡适“向有关当局进言襄助”。细比较这两封信，信首、信尾寒暄语略有不同，由于杭立武教育部次长的身份，本函中的“大部”在致胡适函中写作“教育部”，其他部分内容基本相同，仅个别字词有所差别。显然，常书鸿是将同一封信抄写多份，分寄多人的。从后面公布的材料可知，常书鸿这封信还同时寄给了时任立法院长孙科、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等人。

王世杰、孙科、张治中等人接到常书鸿的信后，相继致函朱家骅、杭立武，请其帮助促成敦煌艺术展览。常书鸿的签呈于3月10日到达教育部，教育部尚未开始处理，又相继接到王世杰、孙科的信函。王世杰的信是3月11日写给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的，写在“外交部用笺”上，也保存在同一卷宗中，其内容为：

立武吾兄惠鉴，顷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兄二月二十一日来书，略谓拟于该所成立五周年纪念之期，集合所中同人历年成绩在国内外巡回展览，借以稍尽宣扬敦煌艺术之责，并拟借展览会门票之收入以为修补敦煌石室及充实研究所研究设备之用等语，并附出品目录一份阅。已呈请贵部核办。事关我国文化事业，用特转请詧核为荷。耑布，顺颂时祺。

王世杰敬启。三，十一。

孙科的信写于3月13日，其用纸为“立法院用笺”，是写给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信件在概述常书鸿函大意之后，说：“关于该所请求拨给展览经费作国内外巡回展览原呈，想贵部业已收到。此事为发扬敦煌艺术，似应准予所请，特函转达，至希查核，惠予玉成其事为荷。”在接到孙科、王世杰等人的信函之后，3月19日，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开始着手上报此事，并于3月20日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英千里具名签呈朱家骅，其内容为：

谨签呈者：案据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签呈，及孙院长哲生、王部长世杰先后笺函到部，略以拟乘该所五周年纪念之期，在国内外大都市举行敦煌艺术巡回展览，请拨给二人（内助手一人）一年间全部旅费及装裱运输展品等经费之外汇，并拟以酌收门票之盈余，以为修理敦煌壁画及购置参考图书之用等情;查敦煌艺术为我国二千年文化结晶，该项展览，尚属需要，如在国内举行，所需经费，除拟由本司及高等司酌予补助外，似可以酌收门票方式，以资挹注。至拟出国展览一节，因目前请结官价外汇困难，宜否从缓之处？敬祈部、次长核示。

职杨清贵敬签。三月十九日。

孙绍谦

英千里。三，廿。

同一天，朱家骅在这份签呈的页眉批示：“在此生活高涨、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之时，国内展览亦非易，姑先将预算呈核。朱。三，二〇。”朱家骅批示认为国内展览尚属不易，更遑论国外展览，要求敦煌艺术研究所先将预算呈报，再行决定。在完成批示之后，朱家骅又接到时任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写于3月17日的信函，该函写在“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用笺”上，其内容为：

骝先先生大鉴：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先生来函，以奉派从事敦煌艺术研究工作，瞬届五周年，过去若干私人临摹敦煌壁画者，大都以主观作风，为片段之表现，不足以绍介敦煌艺术。该所同人五年来以极诚实之态度，从事工作，网罗周备，所得作品，足以表现各朝代艺术之真相，兹拟以全部作品一千八百件携赴国内外巡回展览，除签呈教育部外，请向有关当局进言，俾有所成等语。此项工作，对我国古代文化之发扬与介绍，具有重大之意义与价值，实有必要，拟请赐予核准，如何？专此顺颂勋祺。

弟张治中谨启。三月十七日。

3月24日，朱家骅回复张治中：“接奉本月十七日手书，忻聆种切。敦煌石室在艺术与历史上之价值，弟素重视，并曾亲往参观。前当减政紧缩之时，有人主张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裁撤者，弟复力主维持，以迄于今。现该所拟将历年成绩在国内外巡回展览，自属甚善，原应尽力赞助。无如本部经费困难已达极点，在此时期即为极力设法而款无所出，专案呈院亦难获准，只有稍缓办理，想兄亦当谅察也。专此奉复，顺颂勋绥。”本档所藏该信为朱家骅所拟草稿，但页眉有批语：“复后交社会司。”可知给张治中的复信就是照此回复的。

常书鸿签呈教育部请求举行敦煌艺术展览的消息还在媒体上有所报道。上海发行的《新闻报》1948年3月10日报道《敦煌研究所呈请举办国内外展览》说：“国立敦煌藝术研究所，为集合五年来同人全部作品，呈请教育部拨款拟作国内外巡回展览……本市教育局李局长熙谋对该研究所之建议，非常赞同，已代向有关当局进言，冀能达成愿望。”[4]可见，常书鸿可能还给上海市教育局长李熙谋去函商请进言协助。《申报》1948年3月17日《文化界小新闻》也报道：“敦煌壁画研究所所长常书鸿，最近签呈教育部长，要求拨款举办国内外敦煌壁画巡回展览会。国内先到上海，国外先到日本。”[5]

此时正值“三大战役”爆发前夕，国共双方兵力对比已发生重大变化，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西北战场转入被动，中原战场也连连失利。军事失利的同时，国统区也面临经济的压力，军费急剧增加引起财政赤字直线上升，物价飞涨，经济陷于崩溃。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教育部经费也非常拮据，如不久后的4月14日，朱家骅在国民政府举办的国民大会作教育报告指出，“现在教育经费，因为物价腾贵，用于学生膳食和教职员生活费的，已占百分之五十三点七。在事业本身方面，还是感觉非常困难。”[6]因此，朱家骅在致张治中函中说教育部“经费困难已达极点”，并非虚言。在这样的情况下，敦煌艺术研究所举行展览当然困难重重，难以获准，从朱家骅给张治中的信来看，其对举行敦煌艺术展览是委婉拒绝的。常书鸿在《敦煌艺展目录》所附《写在敦煌艺展之后》中也说：“原先计划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展出。这事情并且承蒙各院部会首长的同情和协助。”[7]从王世杰、孙科、张治中等人给朱家骅、杭立武的信可见，常书鸿所谓“承蒙各院部会首长的同情和协助”确是事实，这些国民政府要员都曾为敦煌艺术展览的事向教育部长朱家骅、次长杭立武进言。但由于经费的原因，常书鸿的展览计划最终并未实现。

二南京、上海两地的敦煌艺术展览

常书鸿关于敦煌艺术展览的报告没有获准，那么，1948年8月到9月在南京、上海举办的敦煌艺术展览是如何实现的？常书鸿的回忆只是笼统地说1948年7月接到通知，让8月在南京展出，并未详细道出此事具体经过。

7月17日，《申报》记者宋麟到达莫高窟，并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交流[8]。《申报》1948年7月21日发表题为《敦煌画家临摹忙·千佛洞陈列馆不日落成·常书鸿回京商公开展览》，全文如下：

〔本报玉门记者宋麟十九日电〕今日千佛洞经国立敦煌研究所数年之整顿，已非往昔荒凉可比。新洞迭有发现，已达四七〇窟。窟前绿杨抽新，清溪潺潺。“灵隐路”上今春兴建“陈列馆”，不日落成。馆额镶典雅之唐砖浮雕图案，内为西式，宽敞明朗，各窟重号标明洞口，（P，C旧号并列）连日打扫流沙，研究所十余男女同人，终日潜伏黑窟内，临摹壁画，远古之石窟内，不时飞出英法语歌声，记者与该所助研员段体仁剪灯畅谈莫高窟艺事。据云：该所已临得各代壁画三千余幅，常书鸿所长周前飞京，即向教部商洽在国内外公开展览事，并拟征集国内古今国画名作，携回陈列，俾与敦煌美术作比较观摹。常女沙娜随父飞京，即将赴美学画。该所辑就“莫高窟图录”因套色困难，亦拟在美印刷。该所现每月拓捐莫高窟碑拓片五〇张予敦煌县中学，售得二五〇〇万元，悉作教育基金[9]。

从本篇报道可知，常书鸿去南京是为了“商洽”展览，而非准备展览工作。此外，常书鸿赴南京的目的还包括送常沙娜赴美学习，还计划接洽出版“莫高窟图录”等事。

在《敦煌艺展目录》的前面有朱家骅撰写的《敦煌艺展与中国文艺复兴》，其中说：“最近本部所属敦煌艺术研究所常所长书鸿，携带一部份该所仝人临摹工作以示余，余以其临摹态度之忠实与收集材料之扼要，乃决定整理公开展出，使内地从事艺术之专家学者，不特能在此次展览会中获得深刻之印象，而能更进一步引用于今日中国已达衰落之艺坛，重新获得再生之力量。”[7]3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常书鸿在出发去南京之前并未获准举办展览，他在南京将临摹作品带给朱家骅看后，朱家骅认识到这些临摹作品的重要价值，因此决定予以展览。

常书鸿到南京的时间是1948年7月，夏鼐在7月10日的日记中说：“下午常书鸿君来谈，新由西北来京。”[10]此时尚未提到举办敦煌艺术展览的事。7月14日，常书鸿在南京致朱家骅的签呈（台北“国史馆档案”藏：019000001392A）说：“目前为展开所属业务，远道晋京，业于前日谒见钧长时，面聆训示及赞助……此次职自敦晋京述职，即拟积极充实研究工作人员，在京沪一带设法延聘专家。”[11]从这份签呈可见，首先，常书鸿此次到南京并非为开展览会来的，而主要是来述职，并延聘专家，丝毫未提及展览会的事;第二，常书鸿在递交签呈的前日，即7月12日见到了朱家骅，向其展示壁画摹本应当就在此时。在这份签呈中，常书鸿还专门申请教育部补助其此次进京及返回敦煌的旅费：“职本人自敦煌来京，即受此□物价暴涨之影响，困守西安，后经友人借垫，方克抵京，会后回返敦煌之新聘职员及待运公物，即需巨款专款，为此拟请钧长准予一次拨给补助，俾得早日偕同新聘职员返敦工作。”常书鸿在2月21日申请举办展览会的签呈中已经提出申请“一次足够职及助手一人一年间全部旅费”，正是由于该签呈未获批准，所以此次签呈再次申请敦煌至南京的往返旅费。签呈的最后还附有《临时费预算》，其中开列“新聘人员及所长旅运费”共6000万元。朱家骅应该是看了壁画摹本后即决定举办展览。7月16日，朱家骅在常书鸿7月14日签呈上批示：“准予分别照办”。7月21日的夏鼐日记说：“上午常书鸿君来，为已得教部批准在京开一展览会。”[10]196当天的《“中央日报”》也发布消息《敦煌文物将在京展览》，其内容如下：

〔“中央社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数年来努力研究所得之一部份工作成绩，亦即敦煌艺术之精华，顷由晋京述职之该所所长常书鸿随带来京，颇为当局称赞。教育部特拟在京、沪、杭、平诸地举行展览，俾内地人士对于僻处边塞之先贤圣迹，文化宝藏，有所了解。展览会内容包括自敦煌壁画中搜集之各种专题介绍，如历代服饰、佛传图说、历代装饰图案、历代舟车、历代山水人物等，总共六百余幅。南京展出正积极筹备中，约本月底或下月初即在鸡鸣寺“中央研究院”公开举行。[12]

这一报道也证实了常书鸿此行赴南京本为述职，行前并未获准举办敦煌艺术展览，当朱家骅看到常书鸿所携带的壁画摹本后，“颇为当局称赞”，才决定公开展览的。

常书鸿在《写在敦煌艺展之后》中说：“这次的展出，限于一小部分原来想携京出版的稿本，与临时凑合起来曾经在本所工作过的同人如罗寄梅、刘先、顾廷鹏、潘絜兹、李浴、董希文诸先生的作品，及常沙娜小姐逐年在敦煌工作所得的一些成绩。”[7]78常书鸿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携带临摹作品寻求出版。常书鸿回忆说：“当时上海的出版情况还不错，我想利用展出机会，将展品中较好的作品彩印出版。由于教育部没有经费，一些热爱敦煌艺术的进步人士愿意私人投资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就是其中一位。他希望这些摹本能够出版发行，但他只能承担出版黑白版，考虑敦煌摹本的色彩价值，我希望出彩色片，因而当原上海建业银行经理黄肇兴提出他愿意出资出版全部彩色版时，我同意了。”[1]129《益世报》（上海）1948年9月19日报道《敦煌艺展延期一日·文化界拟出画集》说：“关于敦煌艺术出版印刷方面，已由沪上金融界与文化界联络合组敦煌艺术出版社，专事精制敦煌艺术色彩画集。”[13]段文杰先生在《解放前后的莫高窟》一文中回忆说：“1948年这套展品曾在南京、上海举行过敦煌艺展，全面地系统地介绍了敦煌艺术，受到当时学术界的好评，并于解放后出版了敦煌壁画选集一册。这本书的投资者是上海一位资本家黄启兴。制版以后，接着就是上海解放，时局动荡无法出书。解放以后，郑振铎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花了人民币10000元把版买回来，直到1957年才出书。”[14]黄启兴应为黄肇兴之误。195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壁画集》共收入段文杰、常沙娜、董希文、欧阳琳、黄文馥、李承仙、范文藻、钟贻秋、张定南、薛德嘉等人临摹的69件作品，常书鸿在篇首撰写了《序言》，概述了各个时期敦煌壁画的内容和特点，但没有提到这个壁画集与1948年敦煌艺术展览的关系[15]。

从常书鸿等人的叙述来看，敦煌艺术展览中所展出的作品大多原来是打算携带到南京、上海寻求出版的，并非专为展览准备。其他罗寄梅、刘先、顾廷鹏、董希文、潘絜兹、李浴等人的作品则是他们离开敦煌时带走的，这次为筹备展览，“临时凑合起来”。展览中常沙娜的作品占了很大比例，达百余件，这也并非专为展览带来的，而是打算携带去美国的，据常沙娜回忆：“叶丽华提出，我赴美时要随身带去我临摹的一百幅敦煌摹本，对此爸爸犹豫过，但经过考虑还是答应了。他非常谨慎、非常认真地给大大小小每一幅要带走的画都盖上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图章，一个章是中文的，一个章是英文的（其实那些画并不属敦煌艺术研究所，都是我个人学习画的），与叶丽华的签约也包括了‘随身带去沙娜的敦煌临摹本一百幅，回国时随身带回，不得在美国出售’的条款。”[16]

在常书鸿2月21日签呈后，附有《敦煌艺术巡回展览目录概要》（简称《概要》），经过与《敦煌艺展目录》（简称《目录》）进行比較，可以发现两者间有较大差距。从总数来看，《概要》总计36类1860件，《目录》共21类740件，数量不及前者之半。从类别来看，《概要》中列出的“莫高窟最近测绘全图”“莫高窟模型全境”“莫高窟写生”“莫高窟石室内容测绘”“石室结构图例”“各朝修凿洞窟比较表”“石室壁画内容统计”及洞窟编号对照表等具有较高价值的资料并未展出，这也证明常书鸿携带资料以出版壁画图录为目的，测绘图及各种统计、表格等均未携带到南京。此外，《概要》中有“石室代表作摄影”300件，实际上也未展出，《目录》中“照片”一项仅有罗寄梅提供的39件作品。《概要》中“其他有关敦煌文物”包括敦煌经卷、幡画、壁画等150件实物同样未能展出。但《目录》也有多出《概要》的几类，包括“龛楣图案及其他”18件、“边饰图案及其他”43件、“历代碑碣拓本”10件等，此外，“元魏力士图录”8件为常沙娜预备携带赴美者，“创作选”9件为已经离开敦煌的董希文、潘絜兹临时提供，这些均不在原来的展览计划中。原计划展览的“石室各朝服饰集”共50件，但《目录》中记录实际展览作品达94件，其中有50件为潘絜兹提供，也不在原来展览计划中。总之，从以上对比可知，原计划展品很多没有实际展出，而实际的展品很多是常书鸿到南京后临时征集凑起来的，也有很多是常沙娜准备携带赴美的，并非专门为展览带到南京的。

从参与艺术展览筹备的人员来看，常书鸿赴南京仅携带常沙娜一人，并无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陪同，也就没有筹备艺术展览的人手。所以在得到展览的通知以后，不得不求助夏鼐推荐人手帮助筹备艺术展览，8月12日的夏鼐日记说：“展览会已展期至21日预展。常君欲人襄助，乃荐王化君明日前往助理。”[10]198从以上均可看出，常书鸿离开敦煌时，并没有得到举办展览的允许，也没有提前为展览作准备，直到在南京见过朱家骅以后，获准举办展览，才开始展览的筹备工作。

1948年8月21日，敦煌艺术展览预展会在“中央研究院”举办。夏鼐在当天的日记说：“今日敦煌艺展开预展，要人如于右任、孙科、邵力子、朱家骅等都来参观，颇为热闹。”[10]1998月22日的《“中央日报”》报道：“教长朱家骅、次长杭立武、田培林分邀各界人士参观，中枢要人孙科院长、于右任院长、邵力子委员、张道藩委员等先后到会，文化界及各国使节外宾到得很多。朱部长、常所长偕所中服务的研究员均殷勤地招待嘉宾。”[17] 8月24日，蒋介石冒雨参观敦煌艺术展览，《“中央日报”》次日报道了蒋介石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人参观展览的消息[18]。常书鸿后来也回忆说：“开幕之日，外交部与教育部还联合邀请了当时驻华外交使节来参观，有司徒雷登、法国大使戈斯默等。8月28日，蒋介石冒雨前来参观，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傅斯年等均来参观。”[1]128

除以上国民政府要员到场参观外，普通市民参观的热情也很高涨。《益世报》（天津）报道8月22日南京展览开幕当天的盛况说：“大雨中前往参观者仍甚踊跃”[19]。常书鸿回忆说：“在南京展出后，展览又移至上海展出。在上海大新公司楼上展出的一周，参观的人比南京多了几倍，报刊的宣传介绍也很热烈。”[1]128《益世报》（上海）1948年9月15日发表《敦煌艺展第一日·作品琳琅满目格调别具·常书鸿亲自讲解阐述展览意义》报道敦煌艺展在上海开幕情形，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主办之敦煌画展，昨为开幕后第一日，全日参观人数至为踊跃。全部作品因场地不敷并非全数展出，分以朝代的先后或壁画的格调类别之。”[20]上海的敦煌艺术展览从9月13日预展开始至18日，展览五天，后来因为参观人数过多，19日延展一天。常书鸿致朱家骅签呈（台北“国史馆”档案019000001392A）称这次展览“前后六日参观人数之多，为沪上近年任何艺展所未有，各报章杂志对此次展出均有好评。”[11]606可见，南京、上海两地群众参观艺术展览的热烈气氛。

为配合敦煌艺术展览的举办，扩大敦煌艺术的影响，常书鸿还在南京、上海两地公开演讲、解说敦煌艺术。《“中央日报”》1948年8月24日报道常书鸿演讲：“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中华文艺作家协会联合举办之暑期文艺讲演会……今（廿四）日下午八时半由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所长主讲，题为‘敦煌艺术’。”[21]在上海的艺术展览现场，常书鸿亲自为参观者解说，“他对记者说：敦煌壁画的出土，对全世界的绘画工作者都将有重大的影响，要从‘人’里面去看‘宇宙’，在‘生活’中找‘题材’。敦煌艺术是一部永生的艺术史，是一座巨大的美术馆，那里面包含着的各时代无数杰作，也就是目前我们正去探寻着的汉唐精神的具体表现。他原打算出国展览，但因为教育部没有批准经费作罢论。”[20]

余论：1948年敦煌艺术展览的影响

1948年的敦煌艺术展览是敦煌艺术发现以来首次大规模的系统展览，在当时引起较大的轰动和广泛的影响。展览期间各大媒体关于敦煌艺术展览的报道很多，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勤孟说：“敦煌艺展在沪举行，盛况空前，关于艺术部分，诸家渲染赞扬者已不止数百篇。”[22]《大风报》报道称：“此项大规模展览，向所未有。较之过去所见，胥属一鳞半爪，绝不可同日而语。”[23]《今日画报》专门为敦煌艺术展览出版增刊《敦煌艺展特辑》，刊印了参展的部分壁画和照片。南京出版的《国际文化》月刊第1卷第4期以敦煌为主题作为封面，并发表《千佛洞史略》和敦煌千佛洞插图。

不少艺术界名人看完艺术展览后也撰文给予好评，如宗白华在参观展览之后撰写了《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其中写道：“这次敦煌艺术研究所辛苦筹备的艺展，虽不能代替我们必需有一次的敦煌之游，而临摹的逼真，已经可以让我们从‘一粒沙中窥见一个世界，一朵花中欣赏一个天国’了！”[24]傅抱石认为，这次展览“所展出者，具见规模宏达，煞费苦心，不斤斤于眩俗人之耳目，所作分类研究，若飞天、藻井……之属，一一依赖为之比傅，览者可供比较，此种意义之深，均前此所难睹者。”[25]1948年底，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期间举办了“敦煌考古工作展览”，《敦煌艺展目录》就陈列其中，体现了北大校长胡适和展览主持人向达、王重民等学者对1948年这次敦煌艺术展览的重视[3]88-89。

除了引起报刊媒体、艺术界的关注外，展览更激起了国人对敦煌艺术的向往与热爱，展览中有些人直接带着纸笔到现场临摹壁画摹本[26]。《“中央日报”》报道说：“敦煌艺展的消息从南京倒流到兰州后，大大地掀起此间人士的敦煌热，大家都想找机会到敦煌去看一看。”[27]此外，对敦煌艺术的热爱还反映到日常生活用品中，常书鸿回忆说：“展出不久，敦煌图案的风格和样式已经在上海新出品的轻工业品中反映了出来。”[1]128

1948年的敦煌艺术展览是敦煌艺术研究所五年工作成绩的集体展示，“既是一次成果汇报，也是一次系统的资料公布;既宣扬了敦煌艺术的价值，引起各界重视，同时也有利于敦煌艺术研究的进一步展开”[28]。常书鸿为此次展览付出巨大的努力，虽然展览的规模和范围相比于原计划还有差距，展览的准备工作也较为仓促，但这是敦煌壁画艺术第一次大规模的系统展览，在敦煌学史及中国艺术史都应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常书鸿. 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28.

[2]常书鸿. 敦煌艺术与今后中国文化建設[J]. 新思潮，1946，1（2）：36-38.

[3]荣新江. 关于北大所藏常书鸿致胡适的一封信[C]//敦煌研究院. 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85-91.

[4]敦煌研究所呈请举办国内外展览[N]. 新闻报，1948-3-

10.

[5]文化界小新闻[N]. 申报，1948-3-17.

[6]王聿均，孙斌.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M].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242-243.

[7]敦煌艺展目录[M].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8：78.

[8]敦煌石室之夜[N]. 申报，1948-8-9.

[9]敦煌画家临摹忙·千佛洞陈列馆不日落成·常书鸿回京商公开展览[N]. 申报，1948-7-21.

[10]夏鼐. 夏鼐日记：第4卷[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