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无价国宝为何满目疮痍，岌岌可危？留学法国的青年画家怎样被几张照片改变人生？神秘的敦煌莫高窟如何起死回生，再创辉煌？家庭破碎，生死劫难，这位敦煌研究院的创始人，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

因为一本发黄的画册，常书鸿毅然回到祖国

常书鸿，1904年生于杭州。1928年，24岁的常书鸿在亲友的资助下，远渡重洋，考入法国的里昂国立美术学校，主攻油画。不久后，他的妻子陈芝秀也前去和他团聚，并学习雕塑。1931年，常书鸿的女儿出生了。他以里昂的一条河LaSaone为她取名—常沙娜。此后不久，常书鸿就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入了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深造。一家人在巴黎第十六区塔格尔路安下了和睦、温馨的小家。

命运就是这样，当它骤然改变的时候，总是悄无声息而又猝不及防。1935年的一天，常书鸿像往常一样穿过巴黎圣杰曼大道，漫步到塞纳河边。这里的—个旧书摊，是他汲取营养，获得灵感的好地方。就在一刹那，一本厚厚的、已经发黄的画册吸引了他的目光。这本画册上有几个大大的法文，它是一个中国的地名——敦煌。

1936年秋天，常书鸿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就在他寻找机会前往敦煌时，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打响。常书鸿被迫随学校向后方转移。在此期间，妻子陈芝秀和女儿常沙娜也在他的催促下回到了国内。1941年，常书鸿一家终于抵达重庆，并迎来了长子常嘉陵的诞生。辗转4年有余，历尽种种磨难，常书鸿离他的敦煌梦仿佛还是那样的遥远。但就在这时，转机出现了。1941年秋，国民政府检察院院长于右任视察河西，被莫高窟满目疮痍、流沙堆掩的惨状所震惊，回到重庆后立刻提议将莫高窟收归国有，并建立“敦煌艺术学院”。1943年1月18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正式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终于获得担任筹委会副主任的机会。1942年底，常书鸿不顾妻子的反对，只身前往兰州，并于1943年2月，和陈延儒、刘荣曾、辛普德等同事一起，坐汽车再转骑骆驼前往令他一往情深的敦煌。

文弱书生面对的重重困难

1943年3月23日，经过了一路的颠簸，常书鸿乘坐的骆驼终于来到莫高窟。如果说莫高窟这座瑰丽的艺术宝库，让常书鸿如梦如醉，那么很快，残酷的现实，则让他不得不清醒过来。在常书鸿来到敦煌之际，莫高窟还在以惊人的速度腐朽、败落。肆虐的黄沙、雨水的渗透等自然因素造成的开裂、剥落、起甲，一口一口地吞噬着壁画和雕塑的生命。在常书鸿的自传中经常出现这样令人不安的文字：“昨天458窟唐代彩塑的通心木柱因虫蛀突然倒塌”“今天159窟唐塑天王的右臂大块脱落下来”。

除了自然因素，人为的破坏更加惨不忍睹。无人管理的莫高窟，俨然成了一些人的免费旅馆。南来北往的商客、游人、淘金者以及赶庙会的香火客们在洞窟内举炊做饭，生火取暖，甚至肆意破坏。从美国人文森特拍摄于1948年的照片可以清晰的看到，壁画上刻满了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游客的胡乱题记，对壁画造成了严重破坏。此外，还有附近居民散放的牛羊，也随时威胁着洞窟的安全。如果就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莫高窟就会成为一片废墟。看到这些景象，常书鸿下定决心，要像当地的红柳一样，把根深深地扎下去，在敦煌干上一辈子。

常书鸿到莫高窟后，认定当务之急就是对石窟进行保护，而首要任务就是垒立起一座围墙，不仅将种种人为危害隔离于墙外，更是向世人宣示，莫高窟不再是无主之地。但就在常书鸿向敦煌的陈县长表达自己的想法，要求援助时，却遭到了拒绝。困难还不止于此，为了对洞窟进行保护，要尽快对其进行调查和标记。可这些洞窟分布高低错落，有的还开凿于绝壁上，这是怎么上去的呢？在当地，有一种“蜈蚣梯”，是仅仅用一根杨树干做成的，长度可达30多米。就是这种极为原始和危险的工具，几乎要了常书鸿的命。当常书鸿和同事们爬上这座离地30多米高的石窟时，意外发生了。用来上下的“蜈蚣梯”不慎被碰落，栽倒在地。人们就这样困在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前后找不到人的洞内长达数个小时。在几次自救行动都以失败告终后，一名年轻同事冒着生命危险爬上崖顶，然后用粗麻绳把常书鸿等人—个—个拉了上去。对文弱的常书鸿来说，时刻潜伏的危险，难以下咽的饭菜，苦行僧般的生活，的确是巨大的挑战，但在莫高窟，最折磨他的却是一种更可怕的东西。莫高窟四十里内没有人家，只有数不尽的石头、沙子。与世隔绝的孤寂成了这里最可怕的东西。在如此重重困难面前，—个文弱书生，他能挺得过来吗？

带领年轻画家临摹壁画，保留敦煌文化的种子

农历四月初八，是佛教中佛祖诞生的日子，也是莫高窟最热闹的时候，因为一年一度的庙会将会在这里举办。通过这些法国探险家伯希和拍摄于1908年的珍贵照片，我们可以依稀体会到当时的热闹景象。

经过反复协商和五十多天的施工，一道l公里长，2米高的围墙竖立起来了。围墙的建立标志着莫高窟不再是无主之地，也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开了一个好头。

正所谓否极泰来，经过李丁陇、张大干、于右任、王子云、向达、夏鼐、常书鸿等人的不懈努力和广为宣传，莫高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而常书鸿的个人力量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从1943年夏天开始，常书鸿曾任教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们陆续前来投奔。董希文、张琳英、张民权、李浴、周绍淼、乌密风、潘絮兹……这些年轻的、科班出身的生力军给研究所带来了勃勃生机。在常书鸿和同事们的努力下，1944年2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至此，莫高窟结束了数百年几乎无人看护的状态，正式收归国有，受到政府的保护。研究所的成立，让所里的年轻人情绪格外高涨，在常书鸿的领导下，初出茅庐的他们都想干出一番事业。风沙肆虐，他们就种树以阻挡风沙;食物短缺，他们就开垦荒地，亲手种菜;没有住的地方，他们就把皇庆寺的马厩改造成职工宿舍;颜料不足，他们就用本地的红泥、黄泥研磨成颜料。在这段时间里，研究所的工作陆续展开，比如测绘石窟图、除沙、修葺洞窟等等，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临摹壁画了。

从那时开始，对壁画的临摹工作一直延续至今。几十年来，大量精心临摹而成的作品不仅通过交流、展览，让更多人了解、喜爱上莫高窟艺术，同时也作为重要的历史档案得以保藏。一些壁画由于时间的流逝，无可挽回的消失了。但在画纸上，它们的生命得以延续，甚至更加鲜活灵动，生机盎然。

资金短缺、食物不足，极差的卫生条件，还有交通闭塞，都在时刻考验着研究所里的每个人。莫高窟距离敦煌县城有六十多里，往来只有靠毛驴、牛车甚至徒步。从县城买来的牛羊肉或豆腐在路途中就变质、发酸了。1944年，董希文和妻子张琳英的—个孩子就要生产了，但在危急之際，却只能用两只毛驴驾着一副担架往县城里送。虽然经过一番挣扎，好歹母子平安，但仍然阵阵后怕。令常书鸿最不能忘怀的，是一位得了重病的同事，当常书鸿要用所里唯一的牛车拉他去县城看病时，他这样哀求道：“所长，我恐怕不行了，我死了以后，可千万不要把我埋在沙子里，一定要埋在泥土里啊。”病愈后，由于身体虚弱，他不得不离开了敦煌。就这样，在忘我的工作和与大自然的搏斗中，时间进入了1945年。当一切仿佛在跌跌撞中走入正轨时，一场变动，悄悄地向常书鸿逼近。妻子离他而去，但他毅然选择坚守

对于这场变动，常书鸿在他的自传《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中是这样写的：“开春以来，大家都开的上洞工作。但我发现陈芝秀的工作热情下降了，她说她有病，坚持要马上去兰州医治。我因所中工作繁忙，没法抽身陪她去。4月19日，我送她进城坐车与友人一起离敦煌东去，而她走后多日，却—直没有音信。”

送走陈芝秀后没有几天，常书鸿去洞窟里临摹壁画，下午四五点钟，他的学生董希文约他一同回去。当常书鸿讲到陈芝秀走后没有音信的事情，忽然，董希文低声对他说：“师母可能不会来信了。”常书鸿顿时觉得蹊跷。在他的一再追问下，董希文才把一封陈芝秀的信交到他的手中，原来陈芝秀已经移情别恋，这次去兰州，再也不会回来了。此刻，常书鸿气得悲痛欲绝，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不久后，兰州传来消息，陈芝秀已经登报，宣布与常书鸿离婚。妻子的出走，把常书鸿的生活打乱了。然而，另一个坏消息接踵而至。

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突然宣布撤销敦煌研究所，并将莫高窟交与敦煌县政府管辖。这对常书鸿和所有同仁们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如果真的把敦煌艺术研究所交给县里，后果不堪设想。妻子走了，研究所也被撤销了，常书鸿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孤家寡人。常书鸿神色凝重，孑然而立。此时的他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是遵从命令返回内地，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还是选择留下，做一个心甘情愿的无期囚徒呢？近40年莫高窟的铃声已经深深地种在他心里

1945年，常书鸿卖掉了西装、皮鞋等几乎所有还算值钱的家当，筹备资金和儿女一起前往重庆求援。在兰州和重庆，常书鸿父女举办的敦煌画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唤起了很多人保护敦煌的呼声。在重庆，常书鸿联络了向达、徐悲鸿、陈寅恪、梁思成等敦煌卫士，在报纸上发表舆论，保卫研究所。也许是对敦煌的一片痴情感动了上天，几经周折后，常书鸿得到了拜会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的机会。令人惊喜的是，傅斯年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决定恢复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纳入中央研究院管辖，同时还解决了经费、编制等等问题。一场大劫难终于平安度过。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敦煌艺术工作人员招聘处”的招牌，立在了常书鸿下榻的旅馆。他亲自对每一位报名者一一面试。不久后，郭世清、刘缦云、凌春德、范文藻、霍熙亮、段文杰等一大批年轻人陆续投身敦煌事业。一年后，孙儒僩、黄文馥、欧阳琳、薛德嘉、萧克俭、史苇湘等有志青年也纷纷前来投奔。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把一生奉献给了敦煌这颗丝绸之路上最璀璨的明珠。1946年6月中旬，常书鸿和儿女们带着成功的喜悦从重庆出发，返回敦煌。

1949年IO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次年8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1951年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仍担任所长。此时的敦煌，—片春意盎然，焕发着勃勃生机。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3年后，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的的敦煌研究所已经成长为集石窟保护、敦煌学研究、文化弘扬等多种业务为一体的综合性机构。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一个个拔地而起。饱经磨难的敦煌石窟再也不用担心遭到破坏，辉煌灿烂的敦煌文化艺术已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982年，常书鸿78岁了，在领导的关心下，卸任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受聘为国家文物局顾问，赴北京居住。此时，他已经听了近40年莫高窟的铃声。那铃声已经深深地种在他心里，再也离不开了。于是，他在家里挂了很多这样的小铃铛，只有听着这铃声，他才睡得安稳，睡得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