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釜沉舟”

1943年2月20日，六個跌跌撞撞的背影和一支驼队在鸣沙脚下出现，从兰州到敦煌1200公里的距离，常书鸿一行六人整整走了一个月零四天。

初到敦煌时，石窟的惨象令常书鸿倍感辛酸。在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宝藏被劫已经三四十年了，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却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做淘金人夜宿的地方。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残垣断壁中，随处皆是。我不胜感慨，负在我们肩上的工作，将是多么艰巨沉重。”面对这种情况，他暂时放弃了画画，义无反顾地干起了既非艺术又非研究的石窟管理员工作。

原本拿画笔的手开始挥动铁锹，常书鸿开始带领大家清理积沙、修筑防沙墙。为了禁止人们随便进入，破坏林木和进出洞窟，首先要做的事是修建一道围墙。没有经费来源，常书鸿不断地给国民政府打报告，可是半年过去了，仍毫无音信。常书鸿只好给梁思成发去电报，请他代为交涉。第三天就接到回电，告知“接电后，即去教育部查询，他们把责任推给财政部，经财政部查明，并无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预算，只有一个国立东方艺术研究所，因不知所在，无从汇款。”显然，是财政部的官员不知道“敦煌”为何物，把它误为“东方”了。经过梁思成的奔走，经费终于汇出。

为方便研究人员进入洞窟，开始洞窟的编号和普查，逐渐开展重点壁画的临摹。但多数洞窟当时上不去，他们就使用一种相当危险的名为“蜈蚣梯”的独木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