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美伊 王宙川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无疑是中国和世界最为动荡的时代，封建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相互碰撞。工业革命解放了生产力，开启了全新的时代，大量闻所未闻的工业新产品被生产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让世界秩序重新洗牌，也迫使中国打开尘封已久的大门。也许正是所谓时势造英雄，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各界诞生了许多杰出的精英人物。清朝末年，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选择出国留学，寻找救亡道路。在艺术领域，也有一部分有志青年选择留洋学习，他们成为将西方艺术引入中国的先驱者，其中就包含徐悲鸿、林风眠、常书鸿等人。

常书鸿在1936 年归国后，在艺术领域因卓越的绘画能力，迅速成为艺术界的重要人物，并且在第二届全国美展中以作品《裸妇》获第一名，他几次在国内的画展也都大获成功。1942 年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时，徐悲鸿为他题了序“……于是素有抱负，而生怀异秉之士，莫不挺身而起，共襄大业。常书鸿先生亦其中之一，而艺坛之雄也”，给予了他高度的专业评价。

一、常书鸿简介

常书鸿（1904—1994），满族人，出生于浙江杭州。他是敦煌研究所的创始人，也是敦煌学的重要奠基人，更是被人誉为“敦煌守护神”，同时，他也是非常著名的油画家和艺术理论家。1904 年惊蛰，常书鸿出生，辛亥革命爆发后，常书鸿一家失去了官饷，一家二十几口人被迫开始自谋生计，在谋生的过程中，常书鸿开始接触绘画。常书鸿的三叔是一位残疾人，但是掌握一定的绘画技能，经常画一些节日用的贺卡来卖钱补贴家用，常书鸿也时常帮着填色、摹画。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常书鸿萌生了对绘画与艺术的向往。

随着年龄的增长，常书鸿对绘画的喜爱愈发浓郁。高小毕业后，他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电机科。入学后，常书鸿一直对绘画念念不忘，再加上数学成绩不好，第二学期便转入了染织科。在染织科学习之余，常书鸿还经常参加由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还经常外出写生。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常书鸿被留在母校担任预科美术教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常书鸿对西方艺术越来越沉醉，尤其喜欢西洋油画。因此他自学法语，终于在1927 年，踏上了前往法国的旅程。常书鸿先是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绘画及图案染织，而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升入油画系学习，并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被保送至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在新古典主义画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劳伦斯（Paul Albeu Laurens，1870—1934）的画室深造。常书鸿在劳伦斯的影响下，很快成了油画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的许多油画作品多次参与法国沙龙展，先后共获得金奖三枚，银奖二枚，其中《病妇》《裸妇》还被里昂国立美术馆收藏。

1935 年秋，常书鸿如往常一样在塞纳河畔散步，在路边的一个旧书摊上，他发现了一本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编辑的《敦煌石窟图录》。当他看到这些毫不逊色于任何国家艺术形式的中国彩色绢画，不由得萌生了归国的念头。后来，常书鸿又参观了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收藏的敦煌彩色唐代绢画，最终下定决心去敦煌复兴和保护祖国的传统艺术。

1936 年，常书鸿让妻女留在巴黎，只身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回国后，受当时教育部次长王世杰的邀请，先是从教，任北平艺专西画系主任、教授，工作之余参加筹办了第二届全国美展。但常书鸿并不安于现状，因为在内心深处还有敦煌的召唤。终于在1942 年，教育部成立敦煌研究所，并邀请他任筹委会副主任，这与常书鸿多年来的夙愿不谋而合。

1942 年冬，常书鸿启程敦煌，一路上艰辛波折。从兰州到敦煌的一千公里，从汽车到骆驼到最后徒步，常书鸿终于到达了这个令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从此，常书鸿便开始了与敦煌相伴的50 载春秋。为了保护与研究敦煌艺术，常书鸿几乎倾尽全部精力与生命。常书鸿将这些暴露在风沙中的艺术瑰宝用他的生命保护起来，并且和同事们将这些壁画、雕像系统地编号研究，使敦煌研究的体系框架正式建立。后他又奔走于国内外，宣传来自东方的敦煌艺术，让世界看到在中国还有这样一种令人惊叹的艺术。可以说，没有常书鸿就没有今天的敦煌。

1994 年6 月23 日，常书鸿逝世于北京，享年90 岁，遵照常书鸿的遗愿，家人们将他的骨灰葬于敦煌，那个他倾注一生心血的地方。

二、常书鸿艺术思想探究

（一）追求古典风格，反对形式主义

常书鸿自从接触绘画开始，就对能够表达人物光影的西洋水彩和油画颇有兴趣，这也是他前往法国学习绘画艺术的原因之一。在常书鸿留学法国的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巴黎，正是西方现代艺术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霾刚刚消散，艺术家开始寻找能够代表时代的新风格。一时间艺术流派纷杂，从观念、形式、材料对传统艺术发起挑战，绘画的形式主义倾向愈趋严重。常书鸿在他的自传中曾讲到：“当时，对于我这个盲目崇拜西洋艺术的中国人来说，每天沉沦在西洋现代‘五花八门’的艺术流派的海洋中，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尽管现代艺术纷杂，然而在法国高校中依然还是遵循着传统的艺术教学。在法国，常书鸿认真地从基础的素描开始学起，他在里昂的老师窦古特（Georges Décôte，1870—1951）是一位忠实维护大卫（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以来传统画院教学的画家，第二位老师劳伦斯是以严谨简练画风著称的新古典主义权威画家。因此，毫无疑问，常书鸿一直以来接受的都是正宗的学院派教育。从常书鸿这一时期的一些绘画习作就可以看出他受到了新古典主义的影响，如《人体》，画面中描绘了一个西方男性的身材，人物在运动中形成的肌肉光影在常书鸿的笔下充满着力量之美，是常书鸿古典写实绘画的具体呈现。

与此同时，在国内受到西方的文化入侵，也包括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留洋海外归国的画家，为中国画坛带来了新鲜气息，加之五四运动的影响，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愈发激烈，主要内容就是否定中国传统以写意为主的文人画，以及引进西洋写实主义的绘画来改造中国画。西洋现实主义绘画被认为是能够表达真实的、科学的艺术风格。在当时国内外的时代背景和常书鸿自身对西洋油画热爱的双重前提下，常书鸿到了法国就开始了能够表现真实的古典写实风格油画的学习。因此，常书鸿早期的艺术思想与当时欧洲的艺术运动思潮是相悖的，他喜爱的是古典主义的写实画风。他在《真与美及其现实》中提出“艺术的本体是真是美是善”，强调作为艺术的“真”的价值和意义。

（二）学贯中西艺术，强调洋为中用

常书鸿认为的“中国新艺术”是中国艺术精神的表达，而不只是对西方绘画形式的盲目崇拜，是能够体现民族的、时代的艺术形式，这是他的艺术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

常书鸿在留学生涯的后期，就开始思考探寻一条将西方油画的写实技法与中国传统绘画相结合的中国新式油画之路。1933 年常书鸿与刘开渠、王临乙、吕斯百等艺术家组织了“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常书鸿为召集人。他们在一起讨论艺术问题，探讨中国艺术发展的前途等，并在孙福熙创办的《艺风》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文章，不仅对中国当时的艺术现状进行了批判，还提出了中国艺术发展的新思路，将欧洲绘画艺术介绍至国内艺术界。尽管当时国内各界对中国传统的东西几乎抱着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希望通过西方先进的思想、技术来改变当时死气沉沉的中国，但是，常书鸿长期的留学生活反而能够让他更理性、辩证地思考中西方绘画的关系。

在《巴黎中国画展与中国画前途》一文中，常书鸿的老师劳伦斯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民族是富有天才的民族，我很希望你们这些青年画家不要遗忘你们祖先对于你们艺术智源的启发，不要醉心于西洋画的无上全能！只要追求着前人的目标，没有走不通的广道。”常书鸿通过老师对中国绘画的评价也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此后，常书鸿在艺术上的尝试不只在古典主义的领域中，而是尝试从其他的艺术形式中寻找借鉴，中国传统艺术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来源。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常书鸿为纾解心中对祖国的忧思，以妻子为模特创作了油画作品《乡愁曲》，刻画了一个沉寂忧郁正在吹笛的东方妇女形象，这也是常书鸿将西方绘画技巧与中国元素结合的最初尝试。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常书鸿遇到了改变一生的转折。在巴黎的街头，常书鸿第一次接触敦煌艺术，这令他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在此之前，常书鸿一直都在尝试寻找中国绘画的未来道路，但是如何找到正确的方向，哪些传统艺术是值得发展和借鉴的，什么才是“中国新艺术”的发展方向，这些问题一直都困扰着他。直到看到敦煌厚重精深的艺术，他似乎看到了黎明的曙光，这也使他萌生了回国的念头。

（三）保护敦煌遗产，宣扬民族风格

回到国内之后，常书鸿短暂地投身于艺术教育事业，但是心中仍然无法放下敦煌，最终决定前往戈壁滩里的敦煌千佛洞追寻自己的毕生理想。

到敦煌之后，常书鸿面对这些在风沙中毫无保护的被破坏的艺术瑰宝，感到痛心惋惜，当即组织人员对壁画实施保护措施。同时，为了能够更好地研究敦煌艺术，常书鸿和研究员们开始了对壁画的修复和临摹。在此过程中，除恶劣的生活条件之外还面临着颜料的紧缺和极其有限的照明条件等问题，有时常书鸿和研究员们甚至要在洞窟中拿着蜡烛，用劣质颜料画上一整天。到1948 年，常书鸿带领研究员们先后临摹壁画800 多幅，并举办展览将这些临摹的壁画展示到全国，让更多人认识并了解敦煌艺术。

在研究中，常书鸿发现，虽然敦煌艺术是以宣传佛教文化为出发点，但是在艺术风格上却体现着浓厚的汉唐风格。他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唐代是中国古典艺术现实主义传统发展的高潮”，二是“作家对现实生活有深刻的体验”，也就是融合当地已有的本土元素让外来文化更易被接受。这也使常书鸿有了新的思路，即以本民族的文化为根基，再选择性地接纳外来文化，并融合发展出新的风格。常书鸿于1947 年创作的《敦煌农民》，是以河西走廊的农民为创作原型，得益于常书鸿多年来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在人物处理上，他很好地抓住了人物的神态，将一个敦煌农民的敦厚、朴实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以春耕的场景为背景，透露着浓厚的敦煌当地的本土风格。

常书鸿将这种对敦煌艺术的研究总结为一种代表时代与民族的艺术风格，也就是艺术创作不仅要能够反映现实生活，还要表现本土风格和时代精神。因此，在创作过程中，常书鸿进一步突出了作品所处的时代特征及本土风格，并且在绘画技法上更追求写实的表达，选材也更贴近民众的生活。

在归国前期，常书鸿也像大多数人一样投身于美术创作中，并且在当时一同归国的艺术家中，他的艺术造诣也称得上是个中翘楚，但是对敦煌的热忱，使他渴望将这个遗落的瑰宝带出戈壁滩走向世界。最终，常书鸿决定放弃原本一帆风顺的事业与生活，毅然前往荒凉的戈壁沙漠。在与敦煌相伴的日子里，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常书鸿总是身先士卒，不但从始至终都对敦煌有着满腔热血，更是组织专业人员对敦煌壁画临摹、编号，将临摹稿进行全国展览，最终成功建立敦煌学研究的基本体系，并带领敦煌艺术逐步走向世界。

常书鸿所到达的艺术高度和无私奉献是无法用常规方式衡量的，他的这种为了敦煌艺术的传承与保护舍弃自身的艺术精神，值得所有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学习，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敦煌守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