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林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315800）

实施“双高计划”，引领职业教育类型化高质量发展，是继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骨干校、优质校）建设之后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又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双高”建设是产教融合迈向更高水平的新起点和重大契机，而校企“命运共同体”是“双高”建设的重要任务和终极目标。本文深入分析“双高计划”对校企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新要求，系统性地梳理现阶段校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现实困境，并以地区和实践为例，提出解决思路，以期对现在及未来进一步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借鉴。

一、关于校企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追踪

“共同体”（德语Gemeinschaft）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857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1]和1887年费迪南·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2]。上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将“共同体”翻译作Community，之后出现了各种国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新释义。

在我国，早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16年，在第四届世界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2019年，在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之际，习总书记提出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脉相承的“海洋命运共同体”。同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提出：“厚植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的社会环境，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之后，《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教职成〔2019〕5号）（简称“双高计划”）颁布，并对“校企命运共同体”进行全面阐述。

“校企命运共同体”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从上世纪末的“校企合作”到“产教融合”，再到校企“命运共同体”，产学皆迈向了更高层面、更深层次的合作。在学术领域最早提出“校企共同体”为叶鉴铭[3]，其内涵是一种“政府、高校和企业三方以合作共赢为基础，以协议形式缔约建设的相互开放、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利益实体”，并阐释了校企合作过程双方关切的“共同愿景、共同组织、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特征[4]。田红磊等[5]分析了校企命运共同体视角下职业院校的主体责任以及落实主体责任的有效措施；詹华山[6]、黄蘋和陈时见[7]、辛宪章[8]、葛晓波[9]分别分析了新时期我国建设产教融合共同体的逻辑主线、内涵特征，以及基于命运共同体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路径。下文将结合高职教育“双高计划”对校企命运共同体的要求，以宁波地区和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探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实现困境和正在迈出的探索之路。

二、“双高计划”对校企命运共同体的要求

教育部“双高计划”是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重要举措，提出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在建设原则和任务中数次提及校企“命运共同体”，并相继出台了涉及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1+X”证书制度、高职扩招专项工作、现代学徒制、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等多项配套措施。

（一）在“双高计划”的基本原则下强调“命运共同体”

“双高计划”针对引领我国职业教育的优质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发展，提出坚持中国特色、坚持产教融合、坚持扶优扶强、坚持持续推进、坚持省级统筹五个基本原则。在深化产教融合下，强调“创新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运行模式，精准对接区域人才需求，提升高职学校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推动高职学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为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可见，命运共同体是校企合作渐进深入的“终极目标”，“双高”鼓励学校和企业无限接近“合二为一”，使得校企间的效益、利益与公益产生同频共振，校企双方由“合作关系”升级为“共生关系”，最终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实现“1+1＞2”的“一体双赢”成效。

（二）在“双高计划”的发展任务中诠释“命运共同体”

“双高计划”在改革任务中明确了加强党的建设、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等10项改革发展任务。在提升校企合作水平的发展任务下，强调“与行业领先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社会服务、就业创业、文化传承等方面深度合作，形成校企命运共同体；把握全球产业发展、国内产业升级的新机遇，主动参与供需对接和流程再造，推动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相适应”。在这一发展任务中，“双高计划”再次强调了根植区域、根植产业打造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并提出校企合作的多种形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以及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并推进职教集团的实体化运作，实现资源共建共享。

三、高职教育实现校企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困境

（一）高职人才培养难以快速适应实体经济产业布局和发展需求

我国职业教育从上世纪90年代倡导“工学结合”至今，已经持续了近30年，为各地产业建设培养了大批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然而，过去20年，各地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就学生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瞬息万变的市场让职业学校很难快速为市场产业布局提供人才，因此难以“命运共同”。以宁波地区为例，2008年兴起电子商务，2012年国家批准宁波成为第一批跨境电商进口试点城市，地方支持兴建电商园区，彼时各高校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尚未获批设立，由于市场急需的外贸电商人才供不应求，企业不惜大量聘用英语专业及国际贸易人才转型跨境业务。市场瞬息万变，2016年后跨境业务形势急转，教育反应却明显滞后，直到2018年前后，宁波高校才陆续批准建立跨境电商专业，因为学生3年后毕业，此时跨境电子商务已经出现了部分垄断竞争及供过于求，学生就业渠道及适应市场能力也会打折扣。因此，从整个专业和课程的设置来看，原有师资知识结构的惯性和教育系统对专业和招生指标的把控，致使绝大多数高职院校缺乏快速响应市场的机制，培养的人才很难快速适应产业布局发展需求。

（二）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市场利益平衡点不均

由于高校“育人导向”和“非盈利导向”的主体特征，难以实现“市场最优化”，校企双方利益平衡点难以有效保证，从内生动力上难以实现命运共同体要求。对大部分有学位授予资格的公办学校而言，职业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学校收入来源主要包括财政性教育经费、学费收入等。近些年，无论生均经费拨款和学杂费收入都跑不过通货膨胀，人口红利消失后越是发达的城市优质生源就越发短缺，导致不少高职院校将大量的精力放在抢夺生源上，实际用于教育投入的经费有限。高职院校运行中一方面需要响应市场，稳步提高科研水平、师资实力、教师待遇等，办学经费更加紧张；另一方面，行业企业与学校合作中，依旧追求的是市场效益和“利益最大化”，懂市场却不懂办学。因此，在校企合作中，往往企业和高校都觉得“不对等”，企业经济利益难以得到保证，虽合难融”普遍存在。以宁波为例，实际当地制造业产业升级对新工科有迫切的人才需求，但由于工科人才培养的生均支出远超文科，而生均经费、学费文理科却几乎持平，导致学校受经费限制无法快速响应市场需求，行业企业和学校的利益平衡点不均，难以“命运共同”。

（三）校企合作机制不健全，相关配套体系不完善

目前，我国校企合作相关的政策、法律支持体系还不完善，校企合作机制不健全、缺乏制度标准，学校在办学中仍灵活性不足，“命运共同体”缺乏制度保障。以写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混合所有制办学为例，混合所有制是对原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一次全新的变革，是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在产教融合实践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实际上是校企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必由之路，政府也渴望借助此项改革撬动社会资本投资高职办学，增加学校经费，减轻财政负担。但我国目前现行的教育法规对混合所有制的法律表述尚属空白，甚至部分规定与学校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要求不适应。如“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后可能致使高职院校既无法适用针对公办院校的法规和政策，直接面临国有资本流失和审计困境，又可能因其含有国家财政性经费的参与而不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院校的定性，处于非公又非民”的尴尬地位[10]。由此可见，目前公办高校由于行政化的管理倾向使混合所有制办学难度倍增，而企业也担心进入长期被国有资本垄断的教育领域后，法律地位和投资收益难以保障。校企命运共同体的最终实现必须由法律保驾护航。

四、“双高计划”下校企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思考

2019年底，“双高计划”建设名单颁布，全国共有56所高职学校入选高水平学校，141所高职学校入选高水平专业群，各地“双高”项目相继正式进入建设阶段。绝大部分院校结合自身和本地特色，均提出了不同形式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方案，但在初期的实践中，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和可以借鉴的经验，面临着上述多样的困境。及时总结，创新合作，以下对“双高建设”中校企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实践进行简要探讨与思考。

（一）政府“掌舵”下的院校主导是命运共同体实现的前提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政府的正确引导和“指挥棒”无疑对当地的教育与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在“双高建设”下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其关键核心是迈出教育资源学校与企业“混合所有”、共同参与的第一步。然而，在现有法律制度和政策框架下，基于原有的高职教育办学体系，真正要做到“命运共同”，无异于一次全新的“创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诸多困扰。好在“双高”强调“形成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和“形成一批有效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标准”。此次职业教育的重大改革创新，也只有依靠政府发挥“掌舵”人的作用，带领“双高”所在城市按照自身特点做好顶层设计，循序渐进地推进试点工作的开展；营造舆论环境，给予率先探索试点的院校一定的财政支持；同时，“双高”院校也必须完善内部治理，建设吸收现代企业制度的现代学校制度，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体系；尊重市场参与方“资本逐利”的天性，并以税收优惠等形式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展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这是确保命运共同体实现的前提。

以宁波为例，2018年9月，宁波市政府与香港科技大学李泽湘团队合作共建“两院一园”，由李泽湘团队、政府、宁波工程学院和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四方合作推进，旨在通过智能技术人才培养、产业推广和创新孵化，推动宁波智能技术产业发展，构建国际领先的机器人“政产学研资用”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这项创新首要是政府的高瞻远瞩，涉及的海曙区和北仑区都给予了关键的支持。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了中德智能制造学院，并牵手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当年即引入德国IHK培训证书体系。试点需要重金投入，中德学院学费收取与其他学院持平，但人才培养生均实际支出为普通在校生的3—4倍，第一批人才培养已进入企业实习阶段，并深受好评。可见，政府“掌舵”并为政校企行的改革创新“背书”，对职业教育提升迭代将起到重要的“方向”指引作用。

（二）职教现代化的“区域性”是命运共同体运行的重要特征

职业教育由于其来源于市场和直接服务于市场的根本性原因，其教育“市场属性”浓厚，同时，由于职业教育学制短，学生主要来源于本地或区域市场（研究表明，70%的中职毕业生[11]和60%的高职毕业生[12]在县市就近就业），这与本科教育在人才的流动性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庄西真[13]指出职业教育现代化“在不同区域内必然会呈现不同的特征，在不同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候兴蜀[14]提出“城教融合”是教育和城市同步发展的理想状态和高级模式。“双高”明确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高职教育必须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真正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产业升级和地区经济发展，正是着眼于高等职业教育明显的“区域性”和“阶段性”特点。有两种“接地气”的做法值得提倡，一是立足于区域发展建立动态专业调整机制，保持专业对产业引导的前瞻性，精准服务区域产业升级；二是迈开步子组建“职教集团”“企业大学”“产业大学”，探索多边合作的长效机制。

在“城教融合”和立足于共同体的探索上，宁波也率先迈出了改革创新的一步，近几年来，在高校和龙头企业分别成立了一批以行业企业为主体的产业大学（学院），出现了服务型高等教育发展的“宁波新现象”。例如，与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办学的“海天（产业）大学”，正相继成立或筹备成立的“航天云网工业互联网产业大学”“拓普汽配模具产业大学”“博洋家纺创新创业大学”“模具行业协会宁波模具产业大学”等。除了产业大学，中型规模企业与高校共同组建的职教集团发展势头良好，如由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发起，联合近200家当地智造企业组建的宁波市智能制造职教集团，打通产业链、人才链和创新链，在产业服务型高等教育上做了一系列新尝试，2019年被评为省级示范性职教集团。下一步，宁波也将引导推动服务型高等教育这一“宁波新现象”，转化为服务型高等教育“宁波新模式”，切实解决高等教育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不足的问题，依托优势特色行业企业教育资源，走出一条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特色之路。

（三）结合自身特点找准“瓶颈”是命运共同体开拓的有效途径

从职业院校自身角度上来说，并非任何企业都可以作为职业教育的合作对象[15]。大部分专业都希望找到能够提供就业岗位、实训基地、教学技术人员的“深度合作”企业。实际合作中，一方面，由于企业处于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很难提前一年或者三年计划出足够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职业院校往往希望企业提供有技术含量的关键技术岗位，而从企业来说，关键技术岗位必须确保操作者为熟练人员，因而企业通常只会让学生接触技术含量极少的生产岗位。同理，企业提供的技术指导人员参与学校教学也面临诸多困难，一是技术人员规模有限，往往知识仅局限在有限的领域内，可能缺乏教学经验；二是企业派出的一般技术人员满足不了院校所需，而高素质技术人员将大量精力用于企业管理和发展无暇真正投入学校教育；三是市场竞争比较激烈，企业普遍担心技术秘密泄露，在参与教学中也比较保守。鉴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与一家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存在着各类信息不对称，“双高”专业建设则明确要求，各学科都要结合自身的特点找准解决问题的“瓶颈”。

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由于学校所在地为“模具之乡”，对模具技术工人有极高的市场需求，但由于模具企业的规模往往不大，用人需求不稳定，企业技术员工（师傅）有限，实训场地有限，很少企业能达到上述“深度合作”的要求。针对这些“瓶颈”，模具专业早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了对策，从单一企业合作调整为与模具园区的整体合作，开设模具“1：N”的订单班，即一个模具订单班同时为园区N家企业提供模具人才，学生实训实习可以选择N个企业，减轻了企业实训场地和实训师父的压力，学生毕业拿到相应的上岗证书后可以到N企业中的任意一家上班，增加了学生选择弹性，避免了对单个企业的岗位依赖。这一模式一经推出就获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和配合，模具专业的知名度在当地拥有一流的口碑，该创新也斩获多项“国家教学成果奖”。由此可见，解决校企合作“卡脖子”瓶颈的方法需要因时、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地方发展规律的产教融合是逐步实现校企命运共同体的有效途径。

（四）国际化交流与合作是命运共同体探索的特色之路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职业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推进职业教育校企命运共同体国际化发展，逐步融入世界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已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特色。“双高计划”中12次提及“国际”，在总体目标中，提出2022年“双高”学校和专业“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并于2035年“一批高职学校和专业群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发展任务中，强调研制“国际可借鉴的人才培养方案”，培育“国际有影响的专业群建设带头人”，逐步参与“制定职业教育国际标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开展“国际职业教育服务”，打造“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品牌”，足见构建职业教育校企命运共同体与中国职教的国际化发展具有内在的契合性。秉持校企命运共同体的人才开放培养战略，构建“中方、外方院校+跨国企业”的协同联盟[8]，探索新的人才培养尝试，可能是大部分“双高”校都在努力推进的特色选择。

在第一批“双高”院校中，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在国际化教育上是当之无愧的标杆。学校从2007年起承办国家商务部援助发展中国家项目，也是全国首个非学历一年职教援外培训项目，迄今为止，已承办了120期发展中国家港口管理、汽车产业、职教管理等研修班，累计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训产业官员、职教官员和教师3000余人，学员来自全球近120个国家。2014年，学校联合浙江天时国际集团、贝宁CERCO学院，共同筹建“中非（贝宁）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开创浙江高职院校海外办学先河，正式宣告开启产教协同走出去”的新路径。2016年，学校牵头全国18所高职院校、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等10家国内标杆企业和行业协会的代表成立了“一带一路”产教协同联盟，重点服务企业“走出去”、推进职业院校国际化、搭建国际科研合作平台与促进丝路文化交流等，走出了探索国际化命运共同体的特色之路。

五、结语

当前，校企命运共同体已然成为高职院校探索产教融合的最终目标。积极构建校企合作命运共同体，既是地区产业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职业院校自身良性循环、健康运营、紧跟市场的需要。在“双高计划”的引领下，各地校企命运共同体必然呈现出特色鲜明的“地域性”和“阶段性”特征，很难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构建体现区域特色的职业教育现代化柔性评价体系，可能是下一步教育主管部门的难点工作，而鼓励区域职业教育现代化、国际化发展模式的多元探索，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