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芳，潘雨婷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1）

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能在城市寻找底层工作，虽然经济水平可能好于其父辈，但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该群体有多种称呼，如新生代农民工、农业转移劳动力等，来源农村，农村户籍，“80后”出生，进城从事非农职业，教育水平低、收入低，处于社会底层等，是对该群体特征的简单描述。从发展的视角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同样有谋求美好生活，提升社会地位的需求与权利。中国农村人口阶层分化的研究综述已体现从“生存”到“发展”的诉求转变的趋势[1]。从发展的角度看，社会地位是衡量个体的综合指标，据研究，成人成熟的社会地位发生在35岁左右，在此之前，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如何实现向上社会流动，职业教育在此过程中能为其提供何种助力，是教育服务个体幸福的本质追求，也是职业教育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转向”与对职业教育的“新要求”

（一）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地位是“发展取向”视角下的新转向

1.增强幸福感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阐释“中国梦”时说“让人民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李克强总理讲“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就是能拥有平等对待的权利，在城市、农村都能获得不断发展的机会与和谐共生的地位。而其阶层认同感，直接与幸福感、城市和谐稳定相关。城市的接纳与尊重，地方政府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提升他们的阶层认同感，从而提升群体的幸福感。

2.人的城镇化的需要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已是国家战略与现实所需，农民工的身份已成为阻碍其城镇化的障碍，弱化农民工身份，使其参与到正常的城镇阶层体系中，逐渐融入，成为城市人，是人的城市化的路径。相关政策也均着眼于此，如户籍政策放开，允许有条件的农民工落户，从户籍上实现无差别化。户籍放开，户籍接纳，只是结果性的政策，而决定其是否能落户，愿意落户，能否在城市生活得下去的因素很多，如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等，这些才是深层决定因素。

从经济上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已获得较大提高，相较于父辈从事的低收入职业，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职业分化明显，相当一部分人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却没有取得相应的中产阶层社会地位。那是因为收入只是决定社会地位的一项因素，而社会地位是一个综合的衡量指标。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收入与地位不相匹配，不利于橄榄型社会结构的构建，不利于社会稳定，也将影响人的城镇化进程与效果。因此，向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中产阶层流动的制度性、经济性、社会性支持的空间，十分必要[2]。

3.治理城市凸显问题的需要

据顾东东、杜海峰[3]调研发现，从流动状况上看，农民工通过进城务工社会地位上有所突破，但社会封闭和阶层固化现象始终显著，技术理性绩效原则未能占据社会流动的主导地位，则极易诱发下层社会特别是草根精英的不满。毛哲山[4]、唐若兰[2]均提出由于制度、技术等因素，农民工存在阶层固化的现象。

鉴于如上考虑，让新生代农民工愿意留下，能留下之外，还得考虑其融入状况，使其能在本代，乃至下一代实现完全与城镇居民融合，改变城乡居民二元的分化结构。解决的途径有：平等用工权、社会资源共享权、社会交往融入权、信息获得权、教育公平资源获得等。这里有制度的问题，有社会的问题，还有技术技能的问题。教育渠道是公认的路径渠道，而职业教育是目前阶段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最相匹配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在促进群体社会流动上可以有何作为，值得深入研究。

（二）职业教育促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地位提升的现实困境

基于个人地位取向的需要，探索职业教育的服务路径，首先需要了解社会地位提升的影响因素，由影响因素反推职业教育的可行之处。

1.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因素

社会流动的类型有赞助性流动与自发性流动。赞助性需要他人经济上、劳力上的帮助；自发性则是自身能力的提高。广义的社会流动，包括代际流动，代内流动（通常指职业流动）和地域间的流动。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源可利用率不高，对于其社会向上流动的帮助不大，因此在此主要分析个体因素与社会因素，忽略家庭等亲缘、业缘因素的作用。

（1）个体主义角度：个人社会流动的分析视角，着眼于自身能力的提高。从资本分类来看，便是取得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文化资本各资本维度的提高，通过资本积累，实现个体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上的地位提升，从而取得阶层序列中地位的上升。自发性社会流动更加重视人力资本这一技术技能水平的提升对社会地位的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渠道便是教育。通过教育，增加技术技能、学术知识积累，从而获得人力资本提高，进而提高经济收入，这是较为直接的个体主义角度分析社会地位提升的路径。

俞林[5]、许多多[6]指出人力资本获得是收入提高及社会地位提高的手段与途径。大学教育，其中职业技能教育相较于其他学术教育的人力资本因素获得的意义重大。华昱[7]、杨栋和张晓静[8]从学历对工资的影响角度考虑，进而得出学历教育、成人教育对阶层提升的重要性结论。

当然，教育对其他资本的积累意义同样不可小觑，对此研究也很多，但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目前考察人力资本，以此撬开其他维度的考量，从而综合评价职业教育的社会流动意义是重要的，也是较为可行的、较易接受的分析视角。

（2）社会机制角度：城镇化使农民有了向城市流动的结构性机会，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下的必然产物，因此有了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可喜成绩。社会变革与产业结构变动，职业类型变化，使大家普遍获益，单纯的结构流动并没有改变一个社会机会分配的机制和模式，所以社会流动需要同时考量“量”和“质”的维度[9]。“职教20条”明确指出，要逐步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特别是技术工人收入水平和地位，优化技术技能职业的社会分配机制。

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发展路径，使国民普遍受益，“量”的提升是肯定的，但相对的“质”如何？这里便需要考量新生代农民工与城镇职工间的平等、效益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技能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分配平等问题，农民工在付出劳动的同时，其劳动是否收获同等的回报。同工是否能同酬？实际中，用工差异十分普遍，同工不同酬现象普遍，导致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

2.职业教育社会流动功能弱化

通过生源分析发现，基础教育阶段已经对学生进行筛选，普教与职教分流，不自觉变成“一流”和“二流”教育的分水岭，职业教育沦为低端教育。职业教育的功能弱化问题，张济洲等[10]、庄西真[11]、谢志平等[12]均有深入的阐述。通过分析，不难发现，职业教育不仅仅关乎就业问题，同时关乎地位问题，因此职业教育不仅仅是“生存的教育”，也可以是“身份的教育”[13][14]。

二、职业教育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地位的必然选择

（一）职业教育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地位的可行性

1.职业教育的群体匹配性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基础弱，以技术技能培养为目标的职业教育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高教育。从政策层面来看，国家近两年要求职业院校对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社会生源提供教育机会，并把社会招生情况作为职业院校“双高”评选的指标之一，鼓励开放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正规学历教育之外，职业教育培训也是新生代农民工技术技能积累的途径。在财政政策上，国家为有培训意愿的农民工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因此职业教育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匹配教育被确定下来。

2.职业教育促高质量就业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地位提升的主要因素之二，是经济地位与文化地位。由于该群体人力资本积累少，城市就业从事低端职业，工资低，工作负担重，因此经济地位差，无法在城市定居；一些文化习惯与城市格格不入，容易受其他市民歧视。而教育是高质量就业的有效途径。以往职业教育社会流动弱化主要原因便是职业教育无法实现高质量就业。职业教育应在如下方面系统设计，确保高质量就业。

（1）职业教育，一种类别教育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被认为是低层次教育，因此分数低的学习差的学生进入职业院校学习，直接导致了职业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弱化。近些年，国家开始为职业教育正名，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别，围绕这一定位，职业教育社会美誉度逐步上升。未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打通学历立交桥，真正实现应用型教育类别的定位。

（2）职业教育，一种高质量教育

导致之前职业教育社会流动功能弱化的另一个原因是教育质量不高，特别表现在毕业生的质量不高，无法满足社会用人需求。职业教育发展力求改正这种状况，狠抓教学质量，为社会培养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国家引导社会尊重技术技能人才，给予其一定社会地位，从而使职业教育对应的职业岗位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为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职业教育获得相应职业进而提升社会地位提供可能。

3.职业教育促文化素质提升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地位低的另一个原因是文化地位低，其文化习惯被城市人所歧视，因此提升其文化地位，培养良好市民素养，为市民化做准备，进而为全方位融入城市做准备。职业教育“三育”教育，以工匠精神为代表的德育教育提升其文化素养，将为技术技能类职工赢得社会赞誉，为较大程度提升职业教育毕业生文化地位提供可能。

（二）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需求，职业教育的新要求

职业教育在现阶段确实存在社会流动功能弱化的现象，但并不能因此否认职业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根据职业教育社会流动功能弱化的症结所在，找寻职业教育可期变革之处。付雪凌和石伟平[15]提出，期望能通过一系列政策、制度、理念的改变可以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促进弱势群体实现社会流动。要促进职校学生向上社会流动，就必须提高人才的竞争力。

1.重新正视职业教育社会流动功能

教育是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有时是正向的，有时是负向的，有些是符合期望的，有些又是出乎意料的。职业教育导致阶层固化便不是预先设计的，问题已然发现，如何解决，首先，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政府、学校都应关注这个问题，而后谋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某种程度上，教育已经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高考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一考定终身的问题如何破解，基于终身学习的理念，如何平衡阶段性分流与长期机会均等。因此，职业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应该予以重视，并纳入政策、方案制定的考虑范围，有计划地解决目前职业教育阶层固化的问题，使职业教育成为社会流动的有效渠道，从而打通社会流动的渠道，为所有人群提供社会流动的可行途径。

2.增强职业教育人才竞争力

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把这种观点称作“教育的技术—功能理论”，其概括的基本观点为：由于工作的技术要求在不断提高，因此正规教育或在专门技能方面或在一般能力方面提供训练是必需的，并且教育年限在提高。为了适应社会发展，提高人才竞争力是必需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职业教育是相对于学术教育的一种教育类型，本身并不存在高低贵贱，解决平等问题的根源仍在人才竞争力。通过职业教育，增加受教者的各种资本积累，特别是人力资本，通过职业路径，谋求向上流动的机会，是一条可行路径。

3.打破职业教育固定刻板印象

职业教育是低于学术教育的一种教育类型，这种印象并不是凭空而来，也是现实因素的产物。首先是生源，高考分流下，低分考生进入职业院校。其次是招生批次，学术教育院校拥有优先选生权。从学历层次看，学术教育拥有本、硕、博梯次，而职业教育本科为最高学历；从教育资源来看，职业院校软硬件资源均不如学术教育，财政投入也低一个层次。各种因素，导致了职业教育是低端教育的社会印象，从而导致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不高，传递到受教者身上，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经常受到社会歧视。这些现象均不利于职业教育社会流动功能的实现，如果希望通过职业教育的渠道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向中层流动，必须改变社会的这种刻板印象，加大受教者的教育收获，从而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资本积累增加砝码。

4.重视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

首先是重视地区差异与均等。地理环境（一个区域职业教育对学生社会流动的影响）和地区差异（处于不同城市的学生的社会流动能力差异）都需要关注。职业教育地区发展不平衡，各地职业教育与地区产业的结合程度不一，导致毕业生的市场接受度不一样，因此，为了使各地的职业教育社会流动普适性，必须重视职业教育均衡发展问题。

其次是重视职业教育类别差异与均等。职业教育包含正规学历教育与社会培训两种类型，不管哪种教育类别均需重视，平衡发展，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多样渠道，匹配各种市场教育需求。职业院校需继承开创各种教育渠道，适应对象群体的教育需求，平衡各种教育类型间的规模、质量与路径。

5.重视职业教育育训并举

育训结合是中国职业教育的特色，也是为了适应对象受教群体学历教育与继续培训的教育需求。充分发挥标准、项目、平台三要素在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职业技能标准与专业教学标准动态优化、培训项目与教学项目相互转化、平台教学功能和职业培训功能一体化，保证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同步高质量发展，落实育训并举法定职责，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强化社会服务功能方面做出贡献；以该模式为平台，探索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扩大职业教育服务面向，助力其在能力、素养、技能等方面全面提升，为阶层流动打造良好基础。

三、职业教育促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路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可以依赖与之知识水平、职业需要相匹配的职业教育，而职业教育也需不断完善教育体系，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提供有力支持。以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为关注点，基于如上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要求，职教领域的实现路径，可以围绕增强受教者各方面资源储备展开；围绕提升各方面资源储备，在开发教育渠道、适应的教育产品、教育模式上改革，宣传可行职业发展规划，吸引进城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继续职业教育。

1.提升职业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资源储备的作用力

围绕学生综合能力标准，提升其在技术技能、知识能力、政治社会素养、心理健康等方面的积累。为培养高技能、高素养中产阶级做准备。提高综合能力，为进入就业市场相关岗位做好准备。从而有效提升其收入水平、职业升迁能力。在学生高技能、能力、素养加持下，逐步提高市场、用人单位对受职业教育学生的认可度，逐步实现与学术类毕业生、城镇职工的同等竞争权。

逐步转变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开放蓝领入白领、蓝领入中产阶层的机会与渠道。首先，需要提高群体的整体能力与素养，使其与社会地位相匹配。其次，由于工业社会技术更新换代快速，新生代农民工需要不断更新掌握的技术技能种类与类别，而无法一劳永逸，更加需要接受持续培训，避免由于产业技术更新而导致阶层下降的风险。

2.关注社会流动需求，做好群体职业规划宣传与引导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虽然主观上有追求美好生活、长留城镇的愿望，但是缺少实现愿望的路径。因此，可以考虑为该群体提供社会流动的指导与服务，通过主流媒体、社区、企业宣传，使新生代农民工明晰自己的人生规划与职业规划，其中最主要的便是为其畅通有效的信息传递、接收渠道，使其接收有用正面的引导，将其从无止境的、无所裨益的娱乐信息中吸引过来；树立典型的主流的社会流动案例，给新生代农民工指引可行的向上流动渠道与努力方向。

职业院校要着眼于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从社会阶层变迁的视角设计培养方案，针对目前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的现状，为其树立人生、职业规划，树立未来感与希望感，是破解目前职业院校学生阶层固化个体维度缺憾的方法之一。

以社会流动的视角分析职业教育，是较综合的分析视角，以此全方位布局职业教育的发展设计，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教育产品与培养模式的设计。

3.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需求，设计对应教育产品

首先是教育形式类别，从是否学历教育看，“职业20条”已明确职业院校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的法定职责，按照育训结合、长短结合、内外结合的要求，面向在校学生和全体社会成员开展职业培训。从教育专业类别看，紧跟产业发展趋势，使教育、培训内容不断适应市场发展要求，这对职业院校与社会大系统高度融合提出的更高要求，需要各方主体参与，是解决由于技能更新换代而导致技术技能工人向下流动的应变之策。

其次是教育层次类别，职业教育之所以有阶层固化的印象，其中一个因素便是教育层次较低，中高专的学历层次，普遍认为较低，缺乏市场竞争力。在职场发展过程中，职业院校毕业生要想获得学历提升，只能通过学术教育学历晋升途径，而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在教育侧重点上有明显区别，导致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缺乏竞争力。唯学历的思维定势使走技术技能路径的群体在职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为了消除这种现象，需要为持续努力、不断进取的群体提供学历、技术技能认定的证书，首先是学历证书，打通应用型教育的学历高架桥；其次是要真正落实“职教20条”提出的畅通技术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鼓励其持续获得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职业培训证书。

4.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色，应用不同培养模式

新生代农民工在教育上面，至少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其生活压力大，需要工作以维持生活开销；二是知识能力水平差异较大，有些初中毕业，有些已是高职毕业。因此，针对其群体特色，教育模式上需要考虑两个要点：一是满足工作与学习同时进行的可能性；二是适应不同知识能力水平，对应不同的教育产品与培养模式。

兼顾工作与学习，必须要在时间上予以配合，这里离不开企业、政府的支持。走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路径，调动企业参与员工教育培训的积极性，政企校共同合作协商，为新生代农民工持续受教育提供支持。另外，教育的成果得到认可与回报，才能不断激发群体持续学习的动力，因此，教育在提升受教者技能技术的同时，需要企业落实相应薪酬福利，提高教育的回报率。真正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最好的方式便是在工作活动中学习或在工作场所中学习[16]。

此外，根据不同学习基础，灵活匹配相适宜的学习内容与学习方式，兼顾现场教学与网络教学，教师授课与自学的学习方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育系统与企业教师相配合的教学方式，从而创建灵活但质量优良的教学模式与学习模式。

新型城镇化的要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需要为新生代农民工开拓社会流动的渠道，这是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社会本位向以人为本转向的新趋势。也是以人为本理念下，“生存导向”向“发展导向”新转向的体现。近几年的职业教育扩招100万计划，面向群体包括农民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社会招生获得学历教育，或通过企业、政府购买职业技能培训，期望提高其综合竞争力，但是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亟待改进优化。通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需求分析，反思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要求与支持路径，导向明确、多措并举，为新生代农民工构筑实用驱动、能力本位、灵活多选、质量优良的职业教育支持系统，从而实现社会和谐、个人发展共赢的目标，是职业教育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促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必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