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斜阳》是日本无赖派作家太宰治于战后1947年发表的一篇中篇小说。这篇小说运用私小说的手法展现了和子、直治、母亲、和上原二郎的生活實景与情感纠葛，除此之外，在小说通常叙述的文段中还加入了和子写给上原的三封信件和直治的遗书以及日记，大大加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其思想意识深刻，创作出的人物形象鲜活且富有魅力，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了一副当时日本旧贵族势力走向衰落，破灭消弭的悲戚图景。“陌生化”理论起源于前苏联的著名文艺学家和作家维克托·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之手，同时，“陌生化”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主要中心理论，其主张在于通过艺术的“变形”来帮助人们恢复对于事物的感知力，强调增加文学作品中艺术感受的难度，从而延长审美时间。

拙论将从陌生化理论的视角出发，立足于文本中心论的观点，探究太宰治是如何通过陌生化处理来增大语言的张力从而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审美体验，更深化小说的主题的。

关键词：《斜阳》;太宰治;陌生化理论;审美体验

1.绪论

《斜阳》是日本无赖派旗手太宰治的创作后期中最具有国民性、时代性的一部中篇小说，作家于1947年的2月开始执笔创作，同年6月末完书，并于7月在日本文坛久负盛名的《新潮》杂志上进行连载，直到10月份全部章节连载完毕。同年12月，由新潮社出版发行的《斜阳》一举成为当时日本最为畅销的小说，而在小说面世后不久，甚至涌现出了大量以“斜阳族”自称的日本民众，掀起了一时期的思想热潮。

登场于《斜阳》中的主要人物共有四个，以“我”的口吻和视角进行叙述的和子，“日本最后一位贵妇人”的和子的母亲，和子的弟弟——直治和以直治的“老师”的身份出现在小说当中的上原二郎。日本对于该部作品的研究远远早于我国，在小说出版的当时便有不少文学评论家对其文本进行剖析和解读，在20世纪50年代后更有以奥野健男、养庭孝男为首的太宰治学者对其作品展开文学批评活动，而据资料显示，我国首版《斜阳》的译作由张嘉林担任翻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于1981年，显然，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相比日本要滞后许多。

在阅读和学习了中国知网上现有的六十余篇相关论文可以发现，目前，我国针对《斜阳》的研究方法的主流已被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文学研究占去几乎全部，且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语言语用学的角度出发，对《斜阳》的“女性独白体”及其中出现的敬语使用进行文本整理分析，例如苏笑寒（2019）发表的《礼貌原则下的〈斜阳〉语言实践分析》和李洲颖（2016）发表的《太宰治作品〈斜阳〉的敬语分析--以女性独白体和人物形象的关系为中心》;一类则是结合社会历史事实或作家本身的创作经历后而对小说进行的“传统批评”，其中出现了对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意象“蛇”的象征意义分析，也不乏对小说中登场人物的人物像分析，除此之外，也有利用西方成长小说理论进行分析的成长主题解读和对于太宰治的“破灭美学”而进行的美学分析。

可是针对小说文本本身艺术性、文学性的分析成果较少，因此笔者期望站在文学本体论的基盘上，从陌生化理论的视角出发，以现代主义取代现实主义的思路，对《斜阳》中的出现的陌生化处理和其带来的极具艺术冲击力的审美体验进行探究和思考。

2.正文

2.1陌生化理论的简单阐释

“陌生化”一词最早是在俄国的“白银时代”期间由文学批评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其认识成为了俄国形式主义诗论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也为其理论提供了强有力且新鲜的框架支撑。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曾在1917年发表的文章《艺术作为手法》中这样写道：“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觉，为了感觉到事物，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存在着一种名为艺术的东西。艺术的目的是提供作为视觉而不是作为识别的事物的感觉;艺术的手法就是使事物奇特化的手法，是使形式变得模糊、增加感觉的困难和时间的手法，因为艺术中的感觉行为本身就是目的，应该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的制作的方法，而‘制作成功的东西对艺术来说是无关重要的（末句加粗部分为原作者所加）。”[1]

简而言之，陌生化理论，在俄国形式主义的历史语境下倡导的是一种关乎“本体”的文本中心论，多以对作为语言下层的艺术形式和语言结构为对象开展文学批评。

现在国内对《斜阳》开展的文学批评中，学者大多将当时日本特殊的历史环境作为该小说独特艺术形式、“反常”的叙述方法、“奇异”的女性独白体、具有“阻滞感”的叙述时间的主要原因，那么这样是否出现了新批评理论中作为批判和预防对象的“意图谬见”——即就是混淆了文学作品和文学作品产生的过程呢，是否忽略了太宰治为了使他的作品具有迷人、崭新的“可感受性”而做出的陌生化努力呢？如果将这充满创作智慧和不懈努力、源发于作家主观能动性的一切紧紧封锁于社会历史主义的铁笼中，只是含糊其辞地为之戴上“特殊的历史环境便催生了这样奇特的作品”的帽子却不去深究其中匠心独具的成因，是不是有些暴殄天物且自以为是了一些呢。笔者想要探明太宰治是如何写就《斜阳》这一小说的。

2.2“奇特”的小说形式

《斜阳》整部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述方式，也就是通过主人公之一的“和子”之眼去统一观照，这种叙述视角在日本文学作品当中非常常见，也因此有一个独特的称谓方法——私小説（わたくししょうせつ）。在太宰治的创作生涯中，以私小说的叙述方式进行叙述的小说可谓是数不胜数，在这一点上《斜阳》也并不例外，可《斜阳》是采用“女性独白体”的方式进行私小说叙述的，即就是作家太宰治作为男性却借由女性人物形象进行叙述，而这便是“陌生化”的标志之一。

太宰治一生共创作了16篇女性独白体的作品，分别是《十二月八日》、《女学生》、《叶樱和魔笛》、《蝈蝈》、《皮肤和心》、《谁都不知道》、《灯笼》、《耻》、《等待》、《维荣的妻子》、《女仆》、《千代女》、《雪夜的故事》、《货币》、《斜阳》、《响应夫人》。而《斜阳》便是太宰治于战后写出的最为有名的作品。

且齐藤明美指出太宰治更换文体的原因是“前期作品中太宰治如实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遗憾的是读者并不接受。所以他改变了话体，描写一般市井人的生活。女性独白体很适合表达作为现实社会失败者的太宰治的心情，也得到众多读者的支持。”[2]传统的男性视角作品充斥着日本文坛这一事实，也正反映着那个时期文学创作的重心正倾斜于男性作家一边，太宰治在其创作前期受阻后，敏锐地察觉到这一事实，他另辟蹊径，转而采用女性独白体进行小说的创作，从社会地位低，已沦为男性附属的女性视角出发，描写市井生活，自然也就获得了读者的欣赏和追捧。这种文体的改变可称得上是太宰治在“陌生化”处理上尝到的第一个“甜头”。

太宰治颇为擅长的女性独白体之长处在于它与作者失败感、颓废的心境相吻合，易于抒发自身充满艺术敏感力的感受性，通过断续的小句，倾诉者一般的语气便能迅速地在读者的心中刻画出一个真实又同时具有太宰艺术特质的人物形象，拉近读者于书中人物的距离，令读者易带入作品当中，也使情感换位的难度降低了阈值。可与此同时，“女性独白体”也同时存在着明显又无可规避的弊端，即无论小说发生发展的情节，还是对其情节的评价，都局限于小说叙述者的智力因素，受教育程度，个人喜好，政治倾向的影响，更无法准确地向读者传达出其它人物的心理活动或思想变动而只能进行推理揣测。而这无疑对情节的推动和其它人物形象的塑造，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但太宰治明显是深谙“陌生化”之道的。他在深知女性独白体局限性的基础上，在《斜阳》中加入了三封和子写给上原的信件、直治的日记——《夕顔日誌》以及他的一封遗书。在直治的日记和遗书中，太宰治又化身为这个内心敏感、极度绝望的精神贵族，以第一人称展开了自我剖析和叙述，通过这个方法，太宰治便打破了女性独白体的叙述视角限制，使得读者和和子都可以得知直治颓废荒诞行径背后所隐藏着的苦闷、无助的心情，也能够了解直治虚无感的真实来源。

“思想？都是假的。主义？都是是假的。理想？都是假的。秩序？都是假的。诚实？真理？纯洁？全都是假的。”[3]直治在他的日记中，通过一连串的自问自答透露出了对思想、主义等一系列社会性质的概念均投出了不信任与反对的一票，足以可见他的精神压力已经到达了极限，奄奄一息的贵族精神已经趋于灭亡。

在女性独白体的叙述视角下，还镶嵌了其它人物的日记和遗书等内容，补齐了原本的短板后，太宰治通过精心设计出的小说整体结构使得《斜阳》的艺术性已经远非其它的女性独白体作品可比，充满了令人舒服的“棱角”。

2.3“層叠环绕”的叙述时间

在《斜阳》中，故事的发生发展既不是类同于好莱坞商业电影那样平铺直述，也不是单纯的“回忆式”，甚至在叙述上，其“视角”和“声音”也有所不同。

众所周知，小说中的视角是小说人物决定的，而声音才是叙述者的，在斜阳中，虽然是由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和子兼任了叙述者的人物，可“视角”和“声音”之间还是没有完全重合“在《斜阳》中，视角是当时的和子，而叙述者则是故事发生后的和子”[4]。文中不乏有这样体现出时间错位的例子，现进行简单的例举和说明。

[ああ、何も一つも包み隠さず、はっきり書きたい。この山荘の安穏は、全部は偽りの、見せかけに過ぎないと、私はひそかに思う時さえあるのだ。]

[恋、と書いたら、あと、書けなくなった。][5]

这里两句的意思分别可以译为：“啊啊，真想毫不遮掩、清清楚楚地写出来。我有时竟隐秘地觉得这个山庄的安稳，全部不过是虚饰的外表而以。”以及“一写到‘恋这个字，余下便什么也写不下去了。”

由此可见，作为“声音”的和子与正在体验故事作为视角的和子并不重合，仿佛有另外一个和子站在事件发生之后回顾这一切。

“太宰治女性独白体作品的视角与声音的差异体现在时间上。主要通过回忆性语句体现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的差别。叙述者站出来进行议论或抒发感情也显现了叙述自我的存在。”[6]

而《斜阳》的前三章中的叙述时间更是充满了精妙的设计感，作家从故事发生的中间部分开始叙述，利用倒叙的手法在其中加入对中间部分以前的回忆——例如父亲的死，烧蛇蛋事件等等，再者，作者直接从开端时间开始叙述故事，利用倒叙手法回溯到开端时间以前进行叙述，由此这般，故事的发展便不再是简单的直线推进，而是呈现出收放、推拉的曲线型来，在阅读中造成了一定的阻滞感，延长了读者的感受时长，是为作家在叙述时间上进行的另一种“陌生化”处理。

太宰治通过过去式、回忆性语句、与故事情节关联性不强的评价、描述性语句在小说的世界中又规划出了若干与情节中正在发生着动态变化的世界隔绝开来的“小世界”，冷静、客观地进行着记述，而这种“独白中的独白”更会给予读者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也在原来的基础上，大大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感。

2.4“反常”的语言使用

《斜阳》除了拥有是一部以作家性别相对的女性口吻来书写的小说这一特点以外，小说中的遣词用句也处处透露着太宰治正贯彻着“反常化”“奇异化”的艺术理念。这里笔者将举出小说文本中的几例进行说明。

[そんな野蛮な仕草も、お母さまがなさると、可愛いらしいばかりか、へんにエロチックにさえ見えるのだから。]

这一段可以翻译为：

“即便是那样粗鲁的吃法，放在妈妈身上来看后，岂止是令人心生可爱，甚至有些情色的感觉。”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李月婷的译本：

“那样粗鲁的吃法，如果是妈妈的话，不仅让人看上去觉得可爱，而且还异常迷人。”

这里笔者将“エロチック”翻译为了“情色的”，而这个单词在三省堂大辞林第三版中的注解为：性的な欲望、感情を刺激するさま。肉感的。

请注意这里词义上的矛盾性，作家先用了“粗鲁”一词，后又使用了“可爱”，接着又以递进的语气使用了“情色的”。对于这样一个可以称得上“真正贵族”的“母亲”，太宰治接连使用了“粗鲁”“情色的”这样具有负面意味的词语，不禁给读者产生了一种错位和怪异的美感，即就是无法摸清作者倒底期望如何去描写书中的角色，无法明晰作者对于这个角色抱有怎样的看法，将读者置于孤身一人，无法从作家的角度去观照和预测故事的情节以及人物的命运，即可说是产生了“感受上的阻滞”。

除此之外，相信凡是读过《斜阳》的人都会对书中母亲在胡枝子丛中小便的情景记忆尤深吧。在前文中，作家挥洒了大量的笔墨用于勾勒出一个与常识中的“贵族”大有不同的“真正的贵族”的母亲形象，可紧接着便在后文用极为奇异的笔触，描绘出了一个面容娇美，高贵优雅的女性在胡枝子丛中站着小便的情景，其中，母亲与和子之间还产生了对话。

[かず子や、お母さまがいま何をなさっているか、あててごらん]とおしゃった。

[お花を折っていらっしゃる]と申しあげたら、小さい声を挙げてお笑いになり、

[おしっこよ]とおしゃった。

这段的译文为：

“和子，猜猜看妈妈现在在做什么？”

“在折花。”我回答说。

母亲却轻轻地笑出声来说：“我在小便呀！”

如此短短几句，便让一幅颇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在读者的面前铺展开来——负有“真正贵族”之名的母亲在月银星辉的庭院中，在翠绿的胡枝子的掩映中，站立小便的场景。

“母亲是‘最后的贵族，却不拘泥于贵族的礼仪，遵从自己的内心，过着高尚

優雅的生活。”[7]“像母亲在庭院花丛中小便的场面和漫不经心的回答 ，在我们普通人看来也许有点害羞 ，难为情 ，但是那正好体现了母亲的天真烂漫、真实、纯粹的心。”[8]如前文所引用的观点，国内的学者大都认为这种“反常”“出格”的行为是出于母亲对自我内心的遵从，是纯粹的，不守繁文缛节约束的精神贵族的象征，这种说法的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且笔者也赞同这种观点，可是学者们是否忽略了母亲这个人物形象本身蕴含着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呢，要知道，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作家经过不断地构想、设计出来的，因此我们有理由去研究作家是如何创作出这样的人物，甚至其原因是什么。

对于这样一个在夜晚的庭院中站立小便的贵族母亲形象，笔者认为，正是作家在小说中语义的层面也倾注了颇厚的匠心，扩大了语言的张力，才能构造出这样令我们耳目一新、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文学语言语义的陌生化，是建立在文学语言本身的含混、隐含、蕴含、模糊、朦胧、多义、复义、暗示和不确定性上面的。亦即我们通常所讲的语言的张力，语言的张力愈大，其艺术魅力就愈大。”[9]

就如前文中举出的“エロチック”这个单词一样，作家抓住了人们对“贵族”一词的固有认知，巧妙地选取新的、陌生的、具有距离感的词义附于其上，这样，一个区别于日本其它虚有其表的贵族的“真正的贵族”母亲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了。

2.结论

《斜阳》是太宰治创作后期的一部代表作，其文学地位自不言而喻，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同样也是不可估量的，小说通过描写贵族和子一家在战后生活的变化以及和子为了与旧的社会道德体系进行对抗而实施她自己的“道德革命”来展现出日本战后贵族阶级的陨落以及他们的生活风貌。国内对于《斜阳》研究的重视程度已经越来越高，近年来相关论文发表数量的提高正说明着这一点，而在目前的研究进展中，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占去了大多数，拙论从陌生化理论的视角入手，希望调谐学界对《斜阳》的非文本性因素的关注，促进对小说本身的文学性研究，陌生化理论始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新批评中也被给予了丰富的内涵，虽然完全的“文本中心论”在如今的研究环境已经不具备先进性，但笔者认为，对文本自身的研究绝不应该过时，拙论仅作为抛砖引玉，从陌生化理论的视角出发对小说的形式、叙述时间、语言使用三个方面结合文本进行了分析并浅析了太宰治的陌生化手法是如何应用在小说当中的，阐释了陌生化处理后的小说是如何减缓了读者解构小说的速度，并重新刺激读者的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茨威格·托多罗夫.《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M]蔡鸿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2]齐藤明美.太宰治の文体国文学解釈と鑑賞二十一世紀旗手·太宰治[C].至文堂.2001年.34頁

[3]太宰治.《斜阳》.李月婷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34页

[4]蓝春敏. 论太宰治的女性独白体[D].中国海洋大学，2011年.

[5]太宰治.太宰治集[M]筑摩書房.1971年.21頁

[6]蓝春敏. 论太宰治的女性独白体[D].中国海洋大学，2011年.

[7]章莉人.太宰治后期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以《冬日烟火》和《斜阳》为例[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8年，39（08）：71-72.

[8]饶秋玲.论《斜阳》中的母亲形象[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7（01）：37-39.

[9]李胜利. “陌生化”理论及其文艺学意义[D].西北大学，2004年.

作者简介：闫赓（1997.8—），男，陕西省渭南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黑龙江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9级 硕士 研究方向：日本战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