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涵

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医药业经济不断增长，伴随而来是相关医疗改革。2016年国家颁布的两票制政策给医药企业带来巨大影响。为探求两票制政策对医药企业的影响，以A股上市医药企业为样本，采用2016—202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两票制政策、监管力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证明，两票制政策对医药企业绩效有负作用，与此同时，两票制政策能够提高监管力度。此外，监管力度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关键词：两票制政策;监管力度;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0.7;R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2）05-0007-03

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药品流通领域实行传统的商业购销模式，其发票流向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流通商业单位—药品配送商业单位—医院—患者。这种多环节的药品流通模式，导致商业单位层层开票，灰色利益链不断发展壮大，最为典型的是涌现出“医院代表”等隐形交易主体。与此同时，由于药品流通服务领域缺乏有序监督和规范化管理，不仅仅给个人造成了极大损失，更是给社会造成了极大损失，因此药品流通领域形成了“多、小、乱、散、差”的局面。流通链条过长、流通层次过多、流通秩序混乱等问题积弊已久，已经无法再通过医药市场的自我调节来解决，而必须由政府重拳出击，进行医疗改革。2016年12月26日，国家发布《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这标志着两票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正式施行，药品流通领域将全面进入两票制时代[1]。两票制政策的出台，减少了多个流通环节的层层加价，进一步优化了药品的流通環节，不仅降低了虚高药价，而且打破了医药行业许多潜规则[2]。

随着我国医改不断深入，无论对国家、企业或个人来说，医药政策的治理效能都显得尤为重要。两票制政策实施后，对药品生产企业而言，无论是销售方式还是定价行为都受到约束，不合规的商业单位将被挤出销售渠道。然而，错综复杂的流通链条依旧存在，只是从显性转为隐性。在两票制实施后，流通层次减少对医药企业影响甚重，部分医药生产企业从原来低价开票模式转变为高价开票，同时佣金返还模式，不仅仅影响流通时销售价格，更考验公司内部的财务管理水平。与此同时，监管部门加大对企业的监管力度，更考验医药企业的商务管理能力以及财务处理能力。因此，评估两票制政策对医药企业的绩效影响为每个医药企业所关注，具体体现在流通渠道与财务管理方面。本文参考相关文献提出以下假说：两票制对医药企业绩效有负向作用;监管力度与医药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两票制的实施加大了监管部门对医药企业的监管力度。本文运用实证方法来验证两票制政策对医药企业绩效的影响，同时验证本文的假说。本文的创新点在于运用实证计量方法，不同于大部分学者的定性分析，在理论基础上给出定量分析，扩展了评估两票制政策效果领域。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药品从生产企业卖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而流通企业卖到医疗机构再开一次发票，此为两票制。两票制政策诞生于我国独有的医药市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国外对其研究并不多见。而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两票制实施后宏观层次对医药行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为微观层次对医药企业的影响。

在微观层面对医药企业影响的研究中，尤谊[3]等人认为，两票制规范药品流通渠道，一方面，消除了层层加价的现象，挤掉了不规范的医药代表;另一方面，也给医药企业带了新的挑战，渠道的减少导致将原代理商或经销商承担的风险转移到医药企业，不利于企业的绩效提升。张芳芳[4]等人研究发现实施两票制后，医药企业为了严格把控产品流向增加费用支出，从而造成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减弱。基于此，提出假说1。

假说1：两票制对医药企业绩效有负向作用。

证监会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具有很大的自主权，会根据政策变化进行监管。古朴[5]等人通过对证监会换届的研究发现监管力度能够通过融资成本间接影响企业绩效，进而影响企业盈余管理。基于此，提出假说2。

假说2：监管力度与医药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两票制实施之后，低开票模式变成高开票模式，虽然当年的销售收入成倍增长，但是其销售费用也水涨船高，进而需要纳税的款项也相应大幅增加。而医药企业在进项税变化不大的情况下，采取高开的形式大幅增加医药企业的纳税额[6] 。返还佣金模式将风险和压力转移给了公司财务，增加了财务管理的工作量与压力。财务的工作不再是简单做账，更要考核其能否依据国家政策合规运营。寻找发票抵扣税额的做法势必会加大监管部门对医药企业的监管力度。基于此，提出假说3。

假说3：两票制的实施加大了监管部门对医药企业的监管力度。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意见》颁布后，两票制才在全国大范围正式实行。此外，由于2016年5月1日我国进入全面营改增时期，为了排除营改增对医药生产企业的影响，故样本选取时间为2016年6月至2020年9月，分界点为2017年。

本文样本选取A股市场的医药制造业板块上市公司，根据证监会行业规定的公司划分标准一共选取252家企业，剔除ST与ST*以及数据缺失值的公司，共选取160家公司18个季度的2 880条数据，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二）变量选择

企业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常用指标有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以及托宾Q值。托宾Q值易受股权结构、流通股占比等因素干扰[7]，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ROE）衡量企业绩效。解释变量为两票制政策的实施（Policy），2017年前取0，否则取1。参考古朴等人的研究，本文另一个解释变量为监管力度（Pen），采用证监会当年对医药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处罚次数衡量。本文选取公司规模[8]、资产负债率[9]、企业成长性[10]、每股净资产作为控制变量。

（三）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中，监管力度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3，均值为0.046 2，表明监管力度差异较大。其次，资产负债率最大值为0.751，最小值为0.041 8，均值为0.316，极差不是很大，这也符合医药行业特性。每股净资产差异较大，表明不同的企业对于企业发展重视不同。

（四）模型设计

参考尤谊的做法，本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来验证假说：

其中，β0为常数项，β1为回归系数，Controls为相关控制变量，ε为样本随机误差。

三、实证分析

（一）两票制对医药企业绩效的影响

如表1所示，以R0E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1）中两票制政策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为-0.026 6，这表示两票制对医药企业绩效有负作用，假说1成立。这也与目前已有的研究结论相符合。两票制在净化医药行业流通领域同时，流通层次的减少使得医药企业并没有完全准备好迎接政策的变更，不仅仅是中间经销商，也有生产企业。销售渠道扁平化使得原来的医药生产企业更加深入地结合销售市场，使相应成本增加，同时担当了原代理商所具备的角色并承担相应风险，因此，其企业绩效下降。医疗企业必须转换销售模式，用质量代替流通方能更好的生存。

（二）监管力度与企业绩效

由表1回归结果（2）可知，监管力度的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为-0.038 7。这表示，监管力度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监管力度越大，企业绩效越差，假说2得到支持。证监会的监管力度增大使得企业违规成本增加，不仅仅是从财务上，还体现在品牌价值、顾客忠诚度等方面。因此，医药企业要想提高绩效，要更多付出在监管层面，加强内部监管，减少违规成本。

（三）两票制与监管力度

表1回归结果（3）显示，以监管力度为被解释变量，两票制的实施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两票制的实施加大了监管部门对医药企业的监管力度，假说3得到支持。两票制实施后，财务管理难度大大提升，大额度的税额无法再通过寻找发票来冲销，与一些合同销售组织或咨询公司签约的医药企业数量越来越多 [11] 。部分中小流通企业直接转型为合同销售组织，这一现象备受监管。两票制规范药品流通领域，同时也加大了监管部门对医药企业的监管力度，因此，企业要努力提升自身的财务水平及管理能力。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两票制政策、监管力度和企业绩效关系的稳健性，本文采取以下方法进行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将每股收益（eps）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见表1中第（4）、（5）列。由稳健性检验结果可知两票制与监管力度的回归系数均为显著，验证了假说1与假说2。

2.替换解释变量。将采用证监会当年对上市公司违规线索受理数的自然对数（Pen1）衡量监管力度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如表1稳健性检验第（6）列，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验证了假说3。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2016年6月至2020年9月A股市场医药制造业板块为样本，对两票制政策、监管力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两票制政策实施后，流通层次的减少使企业承担原来经销商的风险，对企业绩效产生了负作用。第二，监管当局加强监管力度，医疗企业的违规成本无论是从显性还是隐性都会上升，降低了企业绩效。第三，两票制实施后大大增加医药企业财务管理难度，增加了财务造假的成本，暴露了税收管理的环节，使得监管部门大大加强了监管力度。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医药公司需要调整其销售模式。在两票制的背景下，以往多层中间商的销售模式受到严重冲击。“重流通轻研发”的销售理念已与改革的潮流背道而驰，只靠流通这单一手段的经营模式再次证明在新医改的背景下行不通。为此，医药公司需要合理分配自己的留存收益，提高研发费用的比例，从根上解决问题。

第二，加强医药公司财务管理，完善财务制度，降低其财务风险。

第三，医药公司需要完善自我监督制度。自我监督是监督的最高层次，医药公司加强自我监督可以减少额外支出，增强公司凝聚力及向心力。只有这样，上市医药企业才可以在新医改的环境下稳步前进、愈走愈远。

参考文献：

[1]   于虹.兩票制药品流通领域的影响与对策分析[J].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2019，48（6）：4-5.

[2]   霍志远，魏民，邢悦，王浩.两票制背景下医药企业销售费用税收管理分析[J].税收管理，2020，（6）：126-129.

[3]   尤谊，徐谈春雯，唐颖凯.医改目标下两票制治理效果评价——兼析两票制对医药生产企业绩效影响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8，（5）：147-150.

[4]   张芳芳，张秋.两票制对医药行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J].医学与社会，2018，31（12）：22-24.

[5]   古朴，翟士运.监管不确定性与企业盈余质量——基于证监会换届的准自然实验[J].管理世界，2020，36（12）：186-202.

[6]   郑宏亮.两票制对医药工业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J].纳税，2019，13（18）：90-91.

[7]   张祥建，徐晋，徐龙炳.高管精英治理模式能够提升企业绩效吗？——基于社会连带关系调节效应的研究[J].经济研究，2015，50（3）：100-114.

[8]   赵曙明，孙秀丽.中小企业CEO变革型领导行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绩效——HRM能力的调节作用[J].南开管理评论，2016，19（5）：66-76.

[9]   綦好东，刘浩，朱炜.过度负债企业“去杠杆”绩效研究[J].会计研究，2018，（12）：3-11.

[10]   魏峰，朱千林.CEO诚信与中小企业成长：组织氛围和企业规模的效用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9，40（2）：55-67.

[11]   王茂林，张建华.基于欧盟经验的我国药品两票制流通监管模式创新研究[J].卫生软科学，2019，33（6）：3-5.

[责任编辑   柯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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