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兰

（云南师范大学，昆明 650500）

冯至散文集《山水》①收入1930年至1944年写的散文十四篇，加上《重印〈山水〉前言》与《后记》，共计十六篇。作为冯至20世纪30～40年代的艺术结晶，《山水》与其同时期的诗歌集《十四行集》相比，学界对其研究并不算多。目前学界对《山水》的研究多集中在分析冯至的自然观上，他们结合里尔克、歌德等人对冯至的影响多角度地对《山水》中所涉及的自然、人生、死亡等命题进行深入探析。②不可否认，学界已经注意到了《山水》中冯至的独特自然观以及对生命的存在之思，同时也看到了里尔克、歌德等人对冯至的深远影响。那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冯至全身心投入到无名的山水中，他所感受到的，所要追寻的那份慰藉心灵的力量是什么？在笔者看来，山水中的“原始生命力”正是冯至奋力追寻的事物。在《山水》中，这份原始生命力在自然景物、人类与动物之间均得到呈现。一旦失去这份原始生命力，无论自然还是人类均会处于失衡状态。

一、《山水》中原始生命力的呈现与消隐

在《山水》中，原始生命力在无名的山水、无名的人物、笨重的动物之间显示“在场”。而在名胜古迹、动物园、现代都市人之间，原始生命力则处于“缺席”状态。

《山水》中的原始生命力率先表现在无历史负担与人工点缀、寂静、朴素的无名山水中。《赤塔以西》写于冯至前去西伯利亚的途中。面对窗外各种各样的树木以及色彩斑斓的叶子，冯至想到了原始的世界。在这里，自然万物肆意生长，无人干扰。到1932年3月时，冯至迁居至柏林郊区一处名为爱西卡卜的村庄。这里健康的松林、朴素的花草使冯至别时恋恋难舍。在给友人的信中，冯至曾感叹道：“不过对于‘爱西卡卜’您却无法想象。这是一处恬淡的地方，挨着树林和湖，离城市不远，但却毫不奢华和骄横，像乡村，却没有乡村的狭隘。”［1］166在爱西卡卜村，冯至感受到了放松与舒适。与之相似的另一地点是特精省。在此，窸窸窣窣的蝎子声无边无际，成群结队的壁虎爬来爬去，还有各种水果以及各类植物，一切都好似故乡的乡间。在《一个消逝了的村庄》中，原始森林与原始草原中遍地浓绿浅绿、溪水、菌子，每个幽隐之处都有小生命在发出细微的声响。自然中一切原始的植物都在焕发出原始的生命力量，它们在仅属于自己的小世界里，自然生长。在原始自然中，这一切无名山水所呈现的生命力莫不使冯至感觉身心愉悦、受益良多。其次，在冯至的散文里，原始生命力在小人物身上被不断地扩写和颂扬。对他们而言，原始生命力则表现为朴质、担当、超越死亡。无论是面对爱情与悲哀都含蓄隐藏的鲁钝而又朴质的蒙古人，还是十年凿出宛转小路的石匠，亦或是不顾一切修建灯塔的人，又或是准时缝衣的平乐裁缝，无一不显示人的本真与坚韧。他们在偌大的世界中，勇于担当起那一份社会责任，勇气与忍耐使得人性的光芒重新焕发出无限的生命活力。面对死亡，他们毫不胆怯，将其视为自然规律之一，这种超越死亡的态度不仅是对自然秩序的和解和尊重，更是对个体生命的审视和释然。最后，原始生命力在动物身上也得到凸显。在《一棵老树》中，笨重的水牛拖着庞大的身躯，在草地上迟缓地走着。在冯至的眼里，水牛“像是古代的生物，原始的力还存留在他身上”［2］62。在此，原始生命力中粗野、强大的一面被强调。

冯至在不遗余力地赞美这些原始生命力旺盛的动植物与人物的同时，又看到了原始生命力在现代社会的衰颓与丧失。“当社会不断向前进步，文明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人类精神也会随之被奴役、人的生命会被异化从而丧失个人意志和自由。”［3］作为洞察力极强的作家，冯至从原始生命力的角度去观照现代社会。他注意到：在名胜古迹、动物园亦或现代都市人之间，原始生命力则处于“缺席”状态，面临消隐危险。

冯至在看到老牛因无法将整个身子卧在水池里，不禁感叹：“它那焦渴的样子使我们觉得这个水渐渐少了的世界，真有点对不住它。”［4］62在此，冯至具有超越性的眼光。他切身感受到了周围自然环境的改变对动物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在《后记》中，面对支离破碎、糟粕堆砌的西湖，冯至深感无奈与愤恨。在冯至看来，过多的历史负担与人工干预的风景只会破坏自然的本来面目。他主张人类应该减少对自然的干预，尽可能还原山水的本来面目。看到被关在铁栏内的动物，没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存“背景”，冯至同样感到惋惜并引起深思。在《动物园》一文里，透过老猎人的讲述，冯至展现了原始动物与猎人充满力量的一面。不幸的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压抑，原始动物失去了草原与森林的存在“背景”，从而丧失了奔跑以及其他原始能力，致使生命本质渐渐改变，只能一天天等待慢慢衰老下去。只有让其回归到未被开发，未被文明世界所完全浸染的充满原始意味的原野之上，或许才能重新寻得野性的力量，以及生命的最初活力。对现代都市人而言，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竞争加剧，从而导致信任和理解出现了危机。竞争加快了人类的生活节奏，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精神却变得荒芜和颓废。冯至曾多次在散文及日记中提到，对于大城市不能很好地适应。尤其是20 世纪20 年代他在哈尔滨工作时期，人际关系的复杂使他想逃离如此混乱不堪的社会环境。到了国外后，他也仍然不免感叹：“在大都市住久的人，会一天比一天地变得小家子气。”［5］49时常生活在都市的现代人与原始自然中的人相比，会变得疑心多虑，对时间极其敏感，做事节奏快。而原始自然中的人，时间不那么重要，一切都在缓慢中进行。如特精省、爱西卡卜村的人们，不慌不忙，悠闲自在。如此对比，现代都市人的原始生命力面临消隐的危险。

在《山水》中，冯至立足于现实，看到了现代社会所处的困境以及都市人所面临的危险。城市缩小了他们的自由生存空间，最终拉大了他们与自然的距离。于是，冯至开始在山水间感受自然界的谦逊、不卑不亢，开始在“小物小人”之间追寻那份现代社会所缺的原始生命力。而这份原始生命力，则包括多重含义。

二、《山水》中原始生命力的重要内涵

原始生命力内涵十分复杂。罗洛·梅曾认为：“原始生命力是能够使个人完全置于其力量控制之下的自然功能。性与爱、愤怒与激昂、对强力的渴望等便是主要的例证。”［6］诚然，在一般意义上，原始生命力意味着勇猛、粗犷、野性的生命力量。这也是《山水》中原始生命力的重要内涵之一。不过，在此刚性生命力的基础上，冯至在散文中同样表现出对柔性生命力的关注。这就使得《山水》中的原始生命力内涵得到扩大与延伸，更加丰富与复杂。

（一）构筑理想家园

在《山水》中，冯至构筑着一个理想家园：充满爱与自由，生活缓慢、平静、和谐。《山水》中无处不透露着冯至对人世间爱的赞美。所谓爱，在乡村中则显示为一种人际关系和谐的状态。在特精省，人们之间没有欺骗，没有虚伪，没有阴险，没有陷害，生活松缓随便。在平乐，裁缝在凌晨为“我们”赶制出衣服，这不仅是信守承诺，也是人与人友爱的证明。没有爱，人会沦为“生命的空壳”。在这种爱的氛围中，浸染着自由。“只有在这爱西卡卜村中才能呼吸一点自由的空气”“这里的空气的确是自由的。”［7］39冯至享受这种松散自由的空气，享受与他人随心相处的时刻。

原始生命力的另一重要含义是慢。在爱西卡卜村，P 先生的最大特点就是慢。他慢慢地梳洗、慢慢地吃早餐、慢慢地散步、慢慢地切面包。冯至也在文中直接强调慢的力量。他说：“城市和人一样，要慢慢地生长；生长太快了，就未免有些地方不实在。”［8］34由此可见冯至对慢的追求。在特精省，人们不慌不忙等邮差盖邮戳。冯至在文中花费了大量笔墨记录人们在公交车上等待邮差的过程，这与快节奏的严肃的大城市生活形成强烈反差。在《一棵老树》中，冯至描述老人和水牛“同样拖着一个迟钝在这灵巧的时代”［9］62。老人与水牛是原始的象征，他们的慢与时代的快同样形成鲜明对比。在塞纳河畔无名的少女眼中，她不知道外界在匆忙发生什么，她只沉浸于自我的世界。她的慢足以反映外界的快。由此，冯至对慢的向往已不言而喻。此外，冯至还渴望和平与寂静的生活常态，他在文中写道：“宇宙初创的第七日，和平、寂静”［10］101，这是冯至脑海中的宇宙原始的状态，同时也是他理想的社会形态。

（二）呼唤野性力量

冯至在追求原始生命力的过程中强调友爱、缓慢的力量，但不意味着他就忽视野性力量。对野性力量的呼唤同样是他追寻的原始生命力的重要内涵之一。最能凸显这一主题的是《动物园》一文。文中老猎人曾常常游走于森林与草原间，他追杀老虎、射击野猪，他身上充满着原始的狂野与粗糙。而作为曾经生活在旷野的动物，如今被关闭在动物园内，毫无生气与野性，甚至连原始的吼叫与逃跑能力都将丧失。面对原始生命力即将消逝的危险，老猎人感到痛苦。文章末尾，突如其来的战争“释放”了动物园内的动物，可它们却不能肆意撒腿逃奔，太久的囚禁已使得它们丧失了许多原始生命本能。这样的场景唤醒了老猎人的心，他似乎又穿梭在沙漠、沼泽、森林中间。然而当他转身回去取枪，却发现自己居住的楼房已被炸毁。这一看似突兀却又必然的结局，隐约透露着冯至对原始生命力的矛盾悲观心理。一方面，他极力呼唤这种力量；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要想唤回这种野性十分困难。

早在《塞纳河畔无名的少女》中，冯至就曾透露出这种矛盾心理。文中雕刻家看到了少女身上的超越喜悲的微笑，她的笑容里没有世俗的嫉妒与自私，是一种理想的“人”的状态。但雕刻家始终雕刻不出像少女这样完美的天使模型，为此雕刻家开始崩溃，而少女也觉得在这里无法寻得幸福，于是走向水里，脸上仍然带着那永久的微笑。在此，冯至清楚地意识到要想达到这种理想的“人”的状态可能性很小，因此雕刻家注定雕不出完美的模型，而少女也只能走向死亡与毁灭。当少女走向水里的时候，她感到水里的星影灯光在向她眨眼，向她招手，而在此之前，她从未受过这样的欢迎。这一切表明，少女的存在与世俗的人亦或是与现代社会步调不同，她注定只能返回到自己原本的家园。少女走向水里这一结局，也许暗含了这一切原本就是雕刻家的一个幻影，或者说，也许是写作者，即冯至的一个幻影。这个故事原本为冯至受到一篇短文启发而写，本身带有一些虚构成分。但少女的面模确是真实事件。冯至曾购买过一个少女模具，在战乱年代，跟着他辗转多地，在他颠沛流离的生活中给过他不少精神上的支持和慰藉。［11］28总之，少女的微笑形象代表的是一种理想的“人”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是冯至追求的，同时却又是难以实现的。这种矛盾的带有悲观色彩的心理更加促使冯至在寂寞中忍耐，一步步朝着理想的状态逼近。

在《山水》中，冯至书写了许许多多无名人物，这些“小人物”鄙弃一切浮夸，孑然一身担当起整个大宇宙。冯至颂扬其尽责、忍耐品质，这是他呼唤人的野性力量的重要方面之一。在《人的高歌》中，冯至写到了两个无名人士。一是凿路石匠，一是修建灯塔者。石匠孤身一人，不论刮风下雨，忍受寂寞，十多年如一日，一锤一锤凿出西山峭壁上那条宛转小路。修筑灯塔者四处募捐，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手指，最后成功修建灯塔，照亮后人，使家乡人不再受难。这种鄙弃浮夸，低调行事的风格与谦逊的大自然的品格何其相似。这种默默付出、勇于承担一份社会责任的精神正是现代社会所缺失的。在行动与承担中，人的原始生命力被彰显。

三、《山水》中原始生命力的追寻路径与民族精神建构

《山水》是以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排版，循此足迹，可以看到冯至追寻原始生命力以及建构民族精神的过程。

本文之所以选择2019 年出版的《山水》（该版本是1989年版本的重排版），是因为这个版本中增加了冯至写于1930 年的《C 君的来访》。在该文章中，不易看出其与山水的关联，甚至它与其他13 篇散文相比格格不入。然而，细读文章会发现，此时的冯至已经开始显露出对原始自然的向往。他在文中写道：“我现在也觉得人生的惟一妙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上穷碧落是研究天文，下黄泉是弄地质。这两件事都同‘人’不大发生关系。”［12］4在写此文章之前，冯至有一段时间曾长期处于苦闷之中，他曾在信中说道：“我现在真是渴望着‘自然’，渴望得非常切迫；在都市里再也住不下去，无处不引起反感。”“我怎样地需要从这个混乱的境地里跳出来！我从来不能接受自然的抚育，现在我非常地要到它的怀里去认识一点高尚的情绪。”［13］85由此可看出冯至当时对于世俗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感到烦乱，想投入到自然中去寻得一份力量。三个月后冯至写下《蒙古的歌》，文中他通过唱歌人的话语明白了鲁钝而又质朴的蒙古人所特有的魅力。在此，蒙古人身上所散发出的性格特征恰是原始生命力的一部分。

出国后，冯至在路途及生活中见识了许多朴素低调的原始山水与平凡淡然的友人，更重要的是此时他开始深受里尔克影响，由此开始逐渐建构起他的自然观以及对原始生命力的理解。在去西伯利亚的途中，冯至看到色彩斑斓的叶子，看到少行人、少牲畜的旷野，他开始想到原始的世界。事实上，这并不是冯至对原始世界的最初想象。早在1925年的时候，冯至就已经在梦中对西伯利亚有所想象：“我梦见，我们原定好了，你在奉天省城等我，我们一同上西伯利亚的长途。我一个人坐火车，出了山海关，两旁都是高标的白杨，四方无一人，不知是沙还是雪，点染着塞外的风光。”［14］69这可视为冯至对原始世界向往的起点，也可视为他开始追寻原始生命力的契机。在国外，随着对里尔克的深入了解，冯至对自然的看法开始改变，他说道：“自从读了里尔克的书，使我对于植物谦逊、对于人类骄傲了。现在我再也没有那种没有出息“事事不如人”的感觉。同时里尔克使我“看”植物不亢不卑，忍受风雪，享受日光，春天开它的花，秋天结它的果，本固枝荣，既无所夸张，也无所愧恧……那真是我们的好榜样。……所以我也要好好锻炼我的身体、我的精神，重新建筑我的庙堂。”［15］121而后在1935年写的《两句诗》中冯至想“体验体验自然的美景，与人的纯理性是否能够在同一境界内融会起来。”［16］30此时的冯至还不太明确人是否可以用“原人式”的观察去看待自然。渐渐地，随着在爱西卡卜和特精省的生活体验，使得冯至真正开始意识到爱、慢、自由的重要性。他开始享受并追求这份力量，这也贯穿到他日后的山水体验中。在国外的生活体验以及在里尔克、歌德等人的影响下，冯至逐渐丰富完善自己的自然观，其原始生命力的内涵也不断得到扩充。

1938 年武汉沦陷，冯至随着三所高校一起南迁到昆明。在这里，冯至的自然观得到深化，其原始生命力内涵也得到进一步确证。昆明对于冯至而言，意义非同寻常，以至于他后来说道：“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17］341而昆明的山水在冯至看来，更与他处不同：“昆明附近的山水是那样朴素，坦白，少有历史的负担和人工的点缀，它们没有修饰，无处不呈露出它们本来的面目：这时我认知了自然，自然也教育了我。在抗战时期最苦闷的岁月里，多赖那朴质的原野供给我无限的精神食粮，当社会里一般的现象一天一天地趋向腐烂时，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给予我许多启示，在寂寞中，在无人可与告语的境况里，它们始终维系住了我向上的心情，它们在我的生命里发生了比任何人类的嘉言懿行都重大的作用。我在它们那里领悟了什么是生长，明白了什么是忍耐。”［18］114-115可以说，昆明乃冯至的第二故乡，冯至在此找到了自我的主体性。在国外住得越久，冯至“越觉得是在‘生疏的外国’”［19］138，而在昆明住了六年多，他却“从不曾以为是客”［20］327。在杨家山林场居住的日子里，洁白谦逊的鼠曲草，高大挺直、喜爱蜕变的尤加利树，无一不在冯至的生命里留下深刻的印记。他将它们写在自己的诗歌中，写在散文里。如诗歌《鼠曲草》《尤加利树》，散文名篇《一个消逝了的山村》等。

尽管冯至曾表示：“我的确没有为抗战而写作。我一走近那两间茅屋，环顾周围的松林，就被那里自然界的一切给迷住了。我前边提到过，抗战把沉睡中的昆明摇醒，昆明醒了，我自己是不是又入睡了呢？”但在动荡的抗战期，冯至又怎会沉睡呢？随后冯至又补充道：“不，在醒了的昆明我是不会入睡的。只要我回到城里，和朋友们交往，和同学们接触，看到目所能及的现实，我还是警醒的。”［21］356尽管冯至在不断地描写和赞美自然及人类的原始生命力时，并非刻意去为抗战服务宣传，但不可否认，对于生活在战火中的冯至而言，要想完全避开战事似乎很难做到且不符合事实。在同时期创作的《十四行集》中，《原野的哭声》一诗便是对战事的侧面描绘。作为在战争时期成长起来的《山水》，不可避免地透露出对战时现实的反思。文中对原始生命力的呼唤恰从侧面道出了当时民众普遍缺少野性力量，缺乏承担精神的事实。

事实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对于原始生命力的呼唤以及呈现是一类不容忽视的文学存在样态”［22］。如张爱玲便曾在《倾城之恋》中歌颂被现代社会压抑的原始生命力。她借范柳原之口说出觉得白流苏很不自然，想将其带到原始人的森林里去。［23］这一希望与冯至感觉生活在都市十分不适，大城市里的人太狡猾、太聪明，渴望回到宁静和谐的乡村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动物园》一文中冯至对于野蛮力量的呼唤不仅可以让我们感知原始生命力的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可以体会其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冯至早在书信中感叹：“在我们中国几十年来很难找到青年对现状不满的这样的时代。中国的青年只为舒适的文明所迷惑，并屈从于残忍和浅薄。当然，根本无法知道，我们的国家将如何走向衰落。”［24］153由此可知冯至对中国青年忍气吞声、精神麻木的现象感到十分不满，希望他们能有所作为。在此，冯至与沈从文一样，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25］。这一理念在闻一多那里同样得到了呼应：“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26］由此可知，冯至与同时期的作家的共性在于都在强烈呼唤原始生命力中那份纯净、朴素却又充满野性的力量。冯至在散文中对于原始生命力的不断追寻，尤其是对野性力量的呼唤与对尽责、忍耐精神的赞美，对战时民族精神的建构具有重大意义。

四、结语

总之，冯至在《山水》中所呈现的有关原始生命力的内涵十分复杂且丰富。它一方面包含原始粗犷、勇于担当的刚性生命力，另一方面又包括平静和谐、自由友爱的柔性力量。在这种双重交叉的内涵中，可以发现人性的复杂性、生命的丰富性以及生命的本真魅力。冯至所追寻的这种原始生命力正是当时中国社会普遍缺少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维系着人类蹒跚前行、传承文明的纽带。就该层面而言，冯至对原始生命力的追寻，无论是对当时民族精神建构还是对当下时代塑造民族品格都有着深远意义。

注释：

①1943年9月，《山水》由重庆国民出版社出版，收入冯至1930年至1942年写的散文十篇。1947年，由上海生活文化出版社再版，增加散文三篇：《山村的墓碣》《动物园》《忆平乐》，此外还增加了《后记》。1989 年，由台湾大雁书店重印，又增加了一篇散文：《C 君的来访》。同时，还增加了《重印〈山水〉前言》。本文使用的版本为北京出版社，2019年版，该版本为1989年版的重排版。

②参阅：解志熙《“灵魂里的山川”之写照——论冯至对中国散文的贡献》，文艺研究，2016年第1期。陈邑华《灵魂里的山水——论冯至散文集〈山水〉》，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吴武洲《山水映照下的存在之思——论冯至散文集〈山水〉的哲学意蕴》，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2期。杨枝煌学位论文《诗人和哲人的美女——冯至〈山水〉散文集》，福建师范大学，2003年。